从文艺评论的价值观念角度看，尤为重要的是：“文学价值观念体系从其内在结构来看，是以价值思维方式为基础, 以基本评价标准为‘硬核’，包括许多要素在内的一个观念体系。价值思维方式是主体据以形成一定的文学价值观念的思维准则和评价方式。基本评价标准作为文学价值观念的‘硬核’，是文学价值观念的生长点、聚汇点。每一个民族或社会的文学价值观念体系内部都有这么一个‘硬核’，并以这个硬核为中心，直接或间接地派生出一系列文学价值观念来。”[1]那么，如何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文学价值观念体系？这些价值观念体系形成了哪些价值评价主体？这些主体内部的思维准则和评价方式有什么差异？我以为这是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基础性问题。

笔者认为，20世纪以来从西方学者提出大传统小传统（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理论，到我国台湾学者借鉴这些理论用“雅俗文化”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解释，都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中国文化的一些深层问题，尤其是不能解释中国古代帝王、士人、市民三个不同阶层在文艺活动和文艺评论活动中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所以，本文以笔者提出的中国传统文化“三段说”为理论基础，将帝王、士人、市民这三个不同的社会身份类型作为解读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切入视角。[2]中国古代文艺评论基本评价标准这个文艺评论价值观念的“硬核”之所以会发生动态变化，是由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帝王、士人、市民这三个主要文化阶层群体在文化舞台的主次角色变化所决定的。

本文的基本看法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从进入文明社会开始，按照文化的社会属性划分，大致分为帝王、士人和市民三个时段。这三个时段和相应主体既是中国社会文化色块交错更替的历时进程，也是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社会基础和评价主体的主要构成。（1）

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体系庞大，硕果累累，其中不乏含有价值评价的要素。这些价值评价要素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诉求。所以，对这些价值评价要素的梳理，需要从不同评价主体的价值评价异同切入。帝王、士人、市民这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构成了几千年中国文化的社会基础，同时，也构成了三个不同的文艺评论价值评价主体。这是由于其文学价值观念主体差异性所决定的，同时，由于评价主体各自社会地位和文学观念的不同，在评价要素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分析性评价和价值性评价的比重也有很大差别。所以，从三个评价主体渠道分析中国古代文学评论中分析性评价和价值性评价差别，寻找其各自在二者关系中实现兼容和自洽的程度，也不失为一条有效渠道。

帝王文化的核心是政治文化。帝王文化背景下的文艺评论，其价值评价“硬核”的出发点，具有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为目的的价值取向。其价值评价要素从内容到形式都带有明确的政治功利目的，主要表现在以是否具有“载道”内容和是否具有“教化”功能为基本价值评价条件。所谓“载道”，主要包括“忠君”“颂圣”“修齐治平”等政治社会观念，就是要以此观念去教化世人，这是中国文化最初的本意。在这个基本内核规定下，帝王文化的文艺评论价值要素有着相当严密而有效的评价机制和操作程序。在文艺评论价值观念的表述上，作为评价主体的帝王文化有三种具体评论渠道。第一是帝王粉墨登场，直接表述代表帝王文化内核价值观念的文艺评论言论。第二是帝王与官僚文人君臣组合，共同探讨设计帝王文化文艺内核价值观念。他们一方面为“载道”的文学价值观念不断变换包装，反复向世人强调和凸显“载道”价值观念的地位，一方面身体力行，利用自己的显赫地位身份，从批评理论和文学创作本身的实绩来引领帝王文化背景下的“载道”价值观念导向。第三是动用国家权力机器，直接参与和掌控文学艺术的价值肯定和否定评判。以帝王评价为主体的价值诉求，其主要特征表现在：价值取向偏向政治统治和道德教化，价值陈述比较笼统直接，价值评价的行政灌输甚至暴力渠道多于学理分析。从中可见，帝王文化背景下的文艺评论，其价值性评价大于分析性评价，因而二者的兼容和自洽也就难以顺畅实现。

士人文化的核心是审美文化。士人文化及其文艺评论的出现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门阀士族作为一个具有独立经济、政治、文化和人格实力的社会阶层崛起，二是文学艺术作为独立的文化精神活动从其他实用性社会文化功能（尤其是政治礼教功能）中分离出来。这两个前提的出现，既保证了士人作为独立文艺评论价值评价主体的实体存在，又为文艺评论价值评价内核发生的时代性转换，以及分析性评价和价值性评价之间的兼容和自洽创造了必要条件。士人文化文艺评论价值要素的呈现方式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关键的节点是人物品藻活动从人物品评向文艺评论过渡的嬗变承接。魏晋时期由于士族文人崭露头角，几乎垄断了社会舞台从经济、政治到文化的所有市场份额。从文化方面看，士族文人的人格独立和文学艺术自身独立这双重因素决定他们有足够的影响力来左右和引导当时社会的文艺评论价值导向。人物品藻活动不仅大大开掘了社会对人物美的认识层次，而且还把对人物美的品评方式和评价标准移用于自然美和艺术美的评价，实现了审美性人物品藻标准向山水诗创作和文艺评论价值标准的移植转换。相比于帝王文化背景下文艺评论以“载道”“教化”为基本内核的价值评论标准和主要通过官方行政渠道进行价值评价标准宣传的方式渠道，士人文化背景下文艺评论价值评价的内核转而为审美，方式则主要集中在人物品藻基础上的审美鉴赏。同时，士人文化背景下的文艺评论价值评价框架有较强的体系感和科学性，基本上是从学理研究分析的角度进行，相比于帝王文化背景下某些越过学理直接用政治褒贬进行文艺评论价值判断的方式更具有真理性的含量。因此，其分析性评价和价值性评价之间的兼容和自洽程度最高，最为成熟。

市民文化的核心是实用文化。从需求的动力来看，帝王文化通过政治手段达到“载道”和“教化”目的是出于专制统治的需要，士人文化以品鉴方式达到审美目的是出于士人 “修身”“怡情”的需要，而对于市民阶层来说，“载道”“怡情”都是很遥远的，他们最关心的还是与自己的日常生活相关的现实生存问题。市民文化从文艺样式到价值诉求再到文艺评论的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中国文化舞台的底色，在诸多方面呈现出新的文化风貌和价值标准。第一，关于市民文化背景下文艺评论的价值评价主体构成和时间跨度问题。从时间上看，市民文化大幕正式拉开是从元代开始。但宋代市民文化文艺创作和评论均已初具规模，为元代开始的市民文化高潮的到来做好了充分准备。由于自身社会地位和文化素质的限制，市民阶层自身难以完成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为目的的文学艺术创作及其价值评价工作。所以，市民文化的创作和评价需要借助帝王文化和士人文化。第二，关于市民文化背景下文艺评论价值评价对象的转换认识问题。对于市民阶层来说，诗歌、散文这些传统主流文学样式不仅有接受和传播的困难，而且它们已经为帝王文化和士人文化所操控垄断，成为宣扬各自文化诉求的创作渠道和价值评价对象。不仅如此，在以往的文化舞台中，代表市民或下层民众文化属性的小说、戏曲等各种通俗文学形式已经被帝王文化和士人文化所否定、贬低而处于文化舞台的门外。所以，市民文化想要登堂入室，当务之急就是要提高反映自己阶层文化精神的各种样式载体的社会地位。在此背景下，市民文化文艺评论的价值评价首要工作就是改变各种通俗文学样式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形象，重新评价各种通俗文学样式的作用价值。经过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样式取代诗歌、散文的主角地位，成为元明清以来文学舞台的主流文体和文艺评论价值评价的主要对象的浩大工程，已经基本就绪。这等于为文艺评论的价值评价内核从士人文化背景下的“审美”“怡情”转向市民文化背景下的求真求实，扫清了障碍，搭建了基本平台。第三，市民文化背景下以市民阶层利益和观念为基本出发点的文艺评论价值评价内核逐渐形成。宋代以来尽管社会变动很大，但城市经济在社会的动荡中却不断增长繁荣，反而刺激了市民阶层的膨胀，促生了市民文化及其价值评价内核。这个内核是建立在肯定市民阶层生存需求价值取向的基础上，肯定真情实感的表现、以“真”为核心的文艺评论价值取向标准，其内容主要包括：以王学左派（泰州学派）关注百姓日常生活的思想为基础，将其引入文艺评论领域，把肯定文学艺术作品反映百姓正常生活和生理需求作为文艺评论的正面价值要素。第四，市民文化背景下文艺评论价值评价的方式渠道。由价值评价内核和通俗叙事文学文体所决定，其价值评价方式渠道也充分体现了面向市民文化的主旨特色。市民阶层文艺价值评价主要方式渠道为通俗小说戏曲评点、序跋、笔记短文三种方式。从文艺评论中的分析性评价和价值性评价比重来看，与帝王文化评价主体相比，市民文化背景下的文艺评论其分析性评价成分超出价值性评价；与士人文化评价主体相比，无论是其分析性评价和价值性评价的比重，还是整个价值评价体系，都相对较弱。

（原载《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9年第二期，约4000字，原文载《学术研究》2019年第一期，约17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