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认为，墨家学派消失后，学说体系基本淹灭，其内在精神却渗透并流传于后世绿林行为中，对历代侠匪的思想行为产生影响，成为下层民众希望解决社会不公问题的主要观念与行为渠道。在绿林豪杰不复存在的今天，关注绿林武侠意识的再现及其燃发绿林武侠行为的可能，是当前为政者需要深思并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墨家   绿林   武侠   演变   思考  

通常，中国文化被划分成雅俗两部分，但若用儒、墨二家学说来解答两种文化之对立并存，大概很多人会疑窦丛生，或者坚决反对。问题矛盾的主导方面往往更容易吸引人们的目光，甚至于极端情况下，我们会顺着此种思路，用对矛盾主要方面的见解掩盖并替代对次要方面的见解。学界习惯以儒道互补解释中国文化，这样做的效果确实能够事半功倍。然而，认真思考后即可发现，儒道二者并列互补在解释问题方面并不具有包罗万象的作用，它主要针对的是体现贵族及正统文人思想情趣的雅文化，不可否认，它渗透、影响着俗文化，但如果像解释雅文化一样用这种观念来解释俗文化，恐怕如隔靴搔痒，难以真正解决问题。如明代小说《水浒传》中，梁山泊“替天行道”的起义精神可能体现出儒家伦理道德，但更大程度上儒家学说对它的解释却不够明确。只有墨家思想，能够对绿林聚义文化的渊源与演变做出相对全面的解释。

英国人郝伯脱·乔治·韦尔斯《人类的命运》中的一个结论被闻一多先生深深认同，并引用在《关于儒·道·匪》一文中——“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①]根据这个观点，他指出，儒、道、墨三者的并立存在与相互补充，为中国社会心理与文化思想搭建出基础结构。笔者十分赞同这个观点，因其点出了中国文化之源的基本框架，可谓真知灼见。

一、

早在战国时期，以墨家为代表的武士集团广泛存在。武士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阶层，具有人身自由权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对于个人生命与声名信义的关系，这个人群倾向以“舍生取义”的态度来看待。终其一生，他们都在积极准备，为能证实“义”之存在的一切惊天伟业贡献生命。或许，这使我们联想到宗教徒的信仰冲动，但武士企慕并追寻的是纯粹高尚的道德目标，以及生发于现实社会又体现出超越色彩的永恒价值，而不是远在天国的神主或者人生彼岸的快乐。司马迁曾在《史记》中载入聂政、荆轲等人的事迹，赞曰：“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3]p2538这种精神，是后代侠士及绿林好汉展开行为的重要内驱力之一。

绿林和土匪实为同一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称谓。“绿林”本为湖北当阳县的一座山，公元1世纪初，一些造反者占此山为王，从此世人便以之为土匪的代名词。[②]从18世纪后期开始，清朝统治者称白莲教为“匪”，后来便陆续出现了“盗匪”、“匪徒”。“土匪”等名称，与“绿林”一词并列。[③]当然，其间还包括“贼”、“寇”等其他名称。说到土匪，我们是熟悉的，但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们的源头可上溯至战国时代的墨家武士。绿林土匪或多或少总能激起常人的恐惧或厌恶，这种心理的产生，应归因于几千年来儒家文化的主导作用。

“儒士”和“侠士”分立于先秦社会。春秋之前，贵族官僚垄断文化知识，此时的“士”尚停留在平民阶层，但与一般民众不同的是，他们的生存来源以争战为主、农产为次。[④]后期礼崩乐坏，学在官府的局面有所转变，少部分平民开始学习文化、接触知识。“士”出现了分化，以孔子[⑤]为代表的一批人不再学武，成为早期的“儒士”；另一部分没有改行习文的武士仍然以民间文化为给养，保持了原初的剽悍精神与勇武传统并不断向前发展，成为“侠士”的萌芽。

从此以后，“儒”与“侠”代表了不同阶层的人格内涵，形成两种历史文化模式。二者有共同特点，即都不满于混乱丛生的社会秩序，所不同的是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儒士采取温和的改良方式，以礼乐文化和仁爱教育恢复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秩序，目标相对明确；墨家提出的“兼爱”和“非攻”思想实际上具有乌托邦色彩，目标不明并且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他们力图破坏现存秩序，只能采用暴力行侠的方式。

冯友兰先生曾作《原儒墨》和《原儒墨补》两篇文章，精辟分析了墨侠的源流特征。[⑥]他认为，墨家与先秦其他武士集团，如盗跖、庄蹻等等，同样出身武士。但其差别在于，墨家帮人作战，有其思想主义；侠士类似保镖之流，是帮人作战的专家。墨家主义是“非攻”，他们专帮弱小民族防守，同时也讲治国之道；侠士没有此种观念，他们的道德只是“有福同享”，并不像墨子能够扩而大之，从“尚同”的理论高度来进行总结。这说明，墨家是一个能将武士精神理论化、系统化的学术团体，而不仅仅是一个武士集团。所以先秦时期，人们每以儒墨并称。孟子称：“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1]（《孟子·滕文公下》）}韩非子也称墨家为“世之显学”^{[2] 《韩非子·显学》}，并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2] 《韩非子·五蠹》}墨家与儒家的地位是平分秋色的。

秦亡汉兴，诸家罢黜，儒家思想被推向正统，成为士人言行的准则，其理论学说本身也不断得到后人的完善和补充；墨则被排挤到下野，成为民间文化精神的根源，墨家学说体系基本淹灭，其内在精神却渗透并流传于后世绿林行为中，对历代侠士土匪的思想行为产生影响。两种曾经互立并存的学说，在封建社会的演进过程中，经历了截然不同的走向。    

二、

秦灭六国以后，侠士一部分投向平民，一部分转向贵族，再次出现分化。究其原因，尽管秦朝二世即亡，但大一统的专制政体却长期延续，历代帝王都不能允许有一个独立于统治之外的阶层存在。

平民化侠士的显著特征是为生存所迫，不得不揭竿而起，堪称早期绿林好汉的雏形。其肇始者可以陈胜、吴广为代表。与战国时期盗跖、庄蹻的集团相比，陈胜集团在身分地位上不具备那种贵族品位，而且是不得不反；与后代的绿林事业相比，陈胜可称先驱，却缺少一个根据地存身自保。还应当注意的是，秦末以来平民侠士化的倾向比较普遍，刘邦本人就是一个流氓无赖，他手下的几员大将，也不过如此，“（韩）信惟饿隶，（英）布实黥徒，（彭）越亦狗盗，（吴）芮尹江湖”，其身份与陈胜差不了多少，只是他们成功了，便“云起龙襄，化为侯王”^[4]p4246。即便如此，这些人喜武轻文的习惯却没有改变，开国之初，“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3]2722，一派土匪习气。而地位的改变又使他们把武侠活动引向了贵族化的方向。很大程度上，这种因素促成了两汉豪侠士气的日益壮大。

另一方面，社会身份的重新确定及相互之间矛盾的不断激化，又孳生出新的平民化侠士。这些平民化侠士的绿林色彩更加明显，其范围也更加广泛。绿林活动开始从过去的豪侠活动中分离出来，独立意义逐渐明显。随着西汉末政治矛盾的激化，绿林势力层出不穷。贾复少好读《尚书》，亦曾“聚众数百人于羽山，自号将军”，还有力子都、“城头子路”之流等[⑦]。但影响最大的，还要数绿林和赤眉军起事[⑧]。尽管这两次起义皆以刘秀改元称帝而宣告失败，但他们以绿林为根据地节节进发，最终能攻克长安并自立为帝的事实，已经说明绿林活动的独立和成熟，并为后来的此类活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人们以“绿林”为起义活动的代称，足以说明其影响之大。绿林活动到三国至魏晋间显得更加声势浩大。黄巾起义将绿林与宗教及秘密社会的活动融为一体，为绿林活动增加了新的内涵。另外，吴国名将甘宁、西晋名将戴渊，早年都是劫掠江湖、啸聚山林的绿林英雄[⑨]。北齐的李元忠，作为江洋豪侠也曾威震赵郡[⑩]。这种趋势至隋唐间愈演愈烈。隋末群雄角逐，很多上将即出身绿林，如唐代开国功臣李世勣说：“我年十二三为无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快者无不杀之；十七八为好贼，上阵乃杀人；年二十便为天下大将，用兵以救人死。”^[5]p10这样的人物在隋唐间每每可见，隋末武士刘弘基为盗马贼[11]，牛进达为轻侠窃贼[12]，“苏州豪士”方清为山大王[13]，麦铁杖则为身怀绝技的盗侠[14]。

从汉代以后侠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随着分化深入，平民身份的侠士，在与绿林的合流中获得了供其生存繁衍的土壤，势力得以发展；贵族侠风则使侠士思想成为富贵生活的装饰与附庸，因而生机日益萎缩。在此过程中，也不能忽视一个现象：诸多历史名将先为匪徒豪杰，后为朝中重臣，并堂而皇之地被载入军国正典。这说明，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和重武精神相适应，汉唐武侠尽管有平民、贵族之分化，但并无明确严格的畛域。

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夺取政权，以切身经历加之唐末五代政变频繁的经验影响，为维护统治采取了重文轻武政策。回想汉唐时期，武侠贵族化的倾向似乎大于平民化，至少两者有分庭抗礼的可能，但此时的豪侠之风已经在社会上层烟消云散，被挤向了民间和山林。

宋代绿林山寨蔓布四方，绿林好汉的组织形态、参与仪式及绿林观念并构成了中国正统文化外围的一个亚文化圈，将绿林文化推向了巅峰状态。这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网络，其形成原因在于北宋中期以后，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市民阶层日益扩大，为绿林活动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外侮来袭，内困频生，令不少民众亡命江湖，走上非法的反抗道路。大量隐蔽的山林草泽，也为土匪义军提供了藏身之地与活动场所，如宋代湖港交错的洞庭湖区，当衢歙之冲要的浙西重镇建德（今浙江建德东北），地处闽、粤、赣交界的虔州地区，今山东东平附近蜿蜒数百里的郓州梁山泊，以及闽西汀州地区等，都是著名的多盗之区。

此后，绿林豪杰仍然代不乏人，影响较大的要数元末的红巾军和晚明的李自成起义。后者竟能推翻朱明正统王朝，可见战斗力量之巨大。但入清以后，情况发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扭转。恰如鲁迅所说：“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着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镖，替他捕盗，一部《施公案》，也说得很分明，还有《彭公案》、《七侠五义》之流，至今没有穷尽。他们出身清白，连先前也并无坏处，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6]p159-160随着各种社会关系的变化，统治者开始吸引、收买、利用绿林豪侠为己服务。清代各地，尤其是北方地区出现的大量职业镖师和刺客，使这种现象得到了充分说明。绿林事业至此已经成为封建统治的助手或帮凶。这是绿林好汉的悲剧，也是中国文化的悲剧。满清统治后期，国内各种矛盾激化，外族入侵、危机丛生，真正意义上的绿林活动东山再起，白莲教、太平军、义和拳等起义事业先后出现且声势浩大；他们与镖师、刺客的并存或转化，说明绿林活动在封建社会后期的复杂化。

三、

纵观绿林武侠文化的发展演变可以看到，体现墨家思想的绿林武侠文化之所以在封建制度下能够延续不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的对立物，同时也是补充物而存在的。它自身那种寻求自我伸张正义途径的精神为封建专制制度下下层民众和弱势群体遭受不公正境遇后改变命运带来了希望。尽管它对封建专制体制构成了威胁，但却对封建专制体制造成一定掣肘作用，实现了某种均衡。从这个意义上说，墨家思想在绿林武侠文化中在复兴不仅是封建社会自身存在的需要，也是封建社会自身循环更迭的动力之一。

从这个角度看，满清封建帝制的结束，其中或许也包括绿林武侠文化推波助澜的一臂之力。但是，与两千年封建社会制度循环更迭的过程有所不同的是，至少在名义上，这次满清帝制覆亡之后，取代它的不是草莽英雄建立的又一个封建王朝，而是能够体现社会进步的共和制度。而共和制度与封建制度相比至少具有理论上的民主色彩，从而在客观上淡化了绿林武侠文化那种强烈的社会纠察队色彩，为绿林武侠文化的消亡带来了可能。

但是，进入民国之后，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随着封建帝制的结束和共和制的实行，绿林武侠文化的生存又出现了新的课题——实体性绿林武侠群体的消亡是否意味着墨家思想所代表的绿林武侠观念的同步消亡？

与两千多年以来的封建社会相比，目前中国大陆一个巨大变化是基本上扫清了境内实体性的绿林土匪。表面上看，这似乎应该导致墨家思想所代表的抱打不平、锄强扶弱思想的萎缩或消亡。但从事实上看，问题远不是这么简单。明代理学大师，同时也是剿匪铁腕人物王阳明曾经深有体会地说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7]p168扫平山林绿林匪寇只是解决了物理意义上的草寇实体存在，它所能震慑的只是蠢蠢欲动准备付诸行动的造反民众。对于绿林武侠思想的根除不但无效，相反会激发更多更大的对抗情绪和谋反意识。对于政权的稳固来说，实际上是孕育了更大的危机。王阳明所说的“心中贼”就是下层民众遇到不公现实时油然产生的自我拯救意识或抱打不平思想，也就是墨家思想衍生而出的绿林武侠精神。

从几千年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可以看到，墨家思想消亡之后能够以绿林武侠的行为方式东山再起，有其内在的社会根据，并说明一个道理：只要社会存在正常渠道下不能解决的不公正现象，那种通过非正常渠道寻求公正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行动就不会停止。那么，只是表面上扫清了山林匪寇，如同挤出了人体表面的脓疮，而把病根留在了体内，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着社会的变化，社会利益分配出现严重贫富分化格局，各种社会不公现象日益增多，人们的不满情绪日益严重，由此导致很多群体事件不断发生，甚至某些黑社会也随之出现。这些都表明那种希望解决社会不公的绿林武侠意识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正逐渐复苏再现。如何正视这个现象并正确地予以引导和化解，应该是当前为政者需要深思并解决的问题。

（原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