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聊斋志异》主要描写鬼狐怪异故事，但却折射出当时社会的各种弊端、世俗风情以及人们的精神理想，从而表现出清初社会上人们普遍的文化追求和价值取向。其中既表现出与明末文化思潮的衔接，又明显显示出清代文化思潮的变异。

关键词：《聊斋志异》   清初   文化价值

文学作品，尤其是经典作品，往往是那个时代的文化价值取向的投影。从经典作品中挖掘探寻其深层的文化价值内涵，应该是文学解读的重要方面。《聊斋志异》主要描写鬼狐怪异故事，但却折射出当时社会的各种弊端、世俗风情以及人们的精神理想，从而表现出清初社会上人们普遍的文化追求和价值取向。其中既表现出与明末文化思潮的衔接，又明显显示出清代文化思潮的变异。

一、明末主情浪漫思潮的延续

明代文学有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就是下层市民文学与上层士大夫文学的交融。其中的联结点就是以抒发个人真情实感，反对虚假做作为特征的浪漫主义文学精神。这里起到联结二者的中介作用的就是李贽及其著名的“童心说”。李贽从反权威的叛逆性格出发，对市民阶层及其文学给予极高的重视和评价，并把这种文学提高到理论的高度予以肯定。这就是他所讲的“童心”。他主张以真诚的赤子之心作为创作的基础和方法，从而为将本来建筑在现实世俗生活写实基础上的市民文学，转化为建筑在个性心灵解放基础上的浪漫主义文学铺平了道路。因此，这面旗帜也就将本属两个不同营垒的文学创作者拢到了一起，使其成为体现明代文学主要色块的共同载体。从《西游记》的幽默乐观和反权威精神，到《牡丹亭》的炽烈爱情，到公安派的“独抒性灵”，都透视出受到启蒙主义思潮熏染的明代人对一个自由和属于个性的新时代的强烈的渴望。从而深刻地反映了明代中叶以来日益躁动的社会氛围和人的精神意绪。

晚明的主情浪漫思潮尽管在清初受到复古势力的围剿。但肯定个人情欲的愿望和追求美好爱情仍然是清初部分文人和市民的潜在心态。蒲松龄本人的许多诗词俚曲，如《为友人写梦八十韵》、《昼画堂·闺情》，题作“戏简孙给谏”的《西施三叠》、《菩萨蛮》、《东风齐着力》，以及《尼姑思俗曲》、《夜雨思夫曲》、《新婚宴曲》等都比较细腻地表现了对个人情欲的肯定和对女子命运的同情。《聊斋志异》中许多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正是这种心态的形象反映。

《聊斋志异》表现主情浪漫思潮的突出色块，是强调了男女爱情交往过程中“真情”的意义以及它可能产生的巨大能量。《婴宁》写莒人王子服在上元灯会上初识一美丽少女，相思成病，后入山追寻，见到少女。不想少女竟为自己姨妹。但少女本为狐产女子且从小随鬼母长大，所以全然不晓人间礼数，憨纯无比。以至当王子服向她求寝时，她竟然以“不惯与生人睡”相答，并将此事告诉鬼母。其最大喜好为爱花和爱笑，对爱情和母女之情也坚贞深笃。文中婴宁天真无邪的清纯，正是李贽“赤子之心”的“童心说”的最好注脚；《阿宝》中孙子楚天生枝指而性格痴讷，他因炽爱富家女阿宝竟然连续作出惊人之举：先是将阿宝“渠去其枝，余当归之”的戏言当真，以利斧剁去枝指；复又因情离魂，化为鹦鹉依傍阿宝身边。孙子楚的情痴换回了阿宝的真情。当孙因病而殁后，阿宝竟以死相从，终于感动阎罗，使其双双复生。二人阴阳两世，生死不渝的真情，又把这种“赤子之心”推向了极致；《连城》写史孝廉挂出女儿连城的绣品征诗，意在择婿。但当乔生以诗博得连城青睐时，史孝廉却又自食其言，将女儿许配给盐商之子。连城因此一病不起，生命垂危。有神医言用男子胸肉为药饵方可治愈。史孝廉以此向盐商子相求，遭到拒绝；而乔生却主动献出胸头之肉。但仍然得不到史孝廉的认可，连城为此忧郁而死，乔生也在吊慰时一恸而绝。二人在鬼蜮世界如愿结合，并凭借爱情力量重返人间。二人的生死爱情更是强调了知己爱情的美丽崇高和为知己爱情生死与共的理想境界。文中男女主人公为爱情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经历分明是《牡丹亭》中杜丽娘和柳梦梅炽烈爱情的续篇。

二、清代经世致用思潮的反映

然而清代以来“经世致用”的思潮毕竟取代了明末外向而躁动的浪漫思潮。在狂热的情欲和个性浪潮平静以后，人们开始从各个角度考虑什么样的生活内容和方式才是实际的。

明清易代不仅使皇权民族发生变化，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也与晚明发生根本的逆转。许多汉族文人将汉族政权丧失的原因，归结为晚明时期从政治上的阉党作乱、朝野党争，到思想领域心学肆行，尤其是王学左派空谈心性的结果。王夫之认为心学“祸烈于毒蛇猛兽”（《老子衍序》），将其斥之为“阳儒阴释之邪说”（《张子正蒙注序论》）。顾炎武也将王阳明比之于晋代清谈领袖王衍和宋代王安石变法，认为他们负有“以一人而易天下”的责任（《日知录》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论》）。所以他主张“以修己治人之实学”取代“明心见性之空言”，这就是“经世致用”这实学思潮产生的历史背景。与他响应的不仅有清初思想大师黄宗羲和王夫之，还有当时北方号称“颜李学派”的颜元和李塨。在他们的努力下，不仅使程朱理学的影响在清代大为减弱，也使晚明师心任性的风气让位于重实黜虚的潮流。然而问题的复杂在于，顾炎武等人提倡“经世致用”实学的目的，是要引导文人投身社会、关心现实，挽回汉族的失败和耻辱。但这个初衷却在时间的消磨和清王朝软硬兼施政策的控制下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统治者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将所有敢于煽动反清情绪的言论残酷地扼杀于摇篮之中；另一方面又模仿宋太宗网罗文人编纂四大类书的办法，将文人精英的精力转移到《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四库全书》这些大型文化工程。于是，“经世致用”的实学转化为“无一字无来历”的乾嘉考据朴学。然而在抑制晚明那种纵情任性、放言无忌的社会风气上，实学和朴学倒是一脉相承的。这种风气从整体上规定了清代文人的内敛和求实心态，文学思潮中崇实黜虚的倾向也就成为在所难免的取向了。从小说批评中“实录优于虚构”的见解（《三国演义》毛批），到诗文领域翁方纲的“肌理说”和桐城派的“义法说”，都是这种崇实黜虚思潮的产物。

首先是在生活的基本道理上，蒲松龄认为那些不切实际的空想和幻想都是对生活有害的，应当坚决制止。著名的寓言小说《崂山道士》以一个企盼意外成功的幻想者求仙学道失败的故事，向人们指出安分守己、自食其力才是正确的生活道路；如果说《崂山道士》批评的是生活中的懒惰者的话，那么《黄英》则通过马子才和陶氏姐弟的生活信念分歧，对那些自命清高，鄙薄以商贾为生计的文人雅士提出了善意的规劝。文中马子才以菊花的清高自命，所以鄙薄陶氏姐弟以贩菊为业的商贾行为，认为这是以东篱为市井，侮辱了黄花。但陶氏姐弟的观念却与马子才截然相反，他反驳道：“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务求贫也。”最后小说以马子才的认输对陶氏姐弟的观点和行为作出了正面评价。这里对商贾的肯定仍然是明代“好货好利”思想的延续，但不同的是，蒲松龄并不欣赏明代拟话本小说《转运汉巧遇洞庭红》的以冒险获得巨利和《叠居奇程客得助》的靠商业信息和囤积居奇发财致富的心理，他只是将经商作为维持起码生存条件的必需行为。显然，这里有否定明代人那种经商中的狂热和躁动的倾向，而清楚表明清初那种平实的生活态度。

其次表现在对待科举考试的态度上。作为科举制度牺牲品的蒲松龄，对这种考试方式的切肤之痛就在于他深深感到八股考试的最大弊端就是不注重实效，考不出考生的真实水平。所以他在《聊斋志异》中以激烈的笔触，抨击这种考试方式的害人之处。在《于去恶》中，他借阴司的考试，讽刺阳间以八股取试作官的官吏不学无术。指出他们那一套八股程式，“不过少年持敲门砖，猎取功名。门既开，则弃去，再司簿书十数年，即文学士，胸中尚有字乎？”这种程式化的八股取试根本无法分辨考生的真实水平。所以才会出现《司文郎》中王平子的绝妙文章得不到承认，而余杭生那臭不可闻的文章却高高得中这样的反常情况。正因为考官不学无术，良莠不分，所以《贾奉雉》中贾奉雉在屡试不售后，将自己落第试卷中的杂乱无章、鄙陋无文的句子连缀成篇，勉强记在心里，再去应试，竟然高中经魁。面对这种黑白颠倒的取试制度，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只能感慨自己的失败“非战之罪也”（《叶生》）。而他们内心深处对科举制度的愤懑和仇恨，只能化作幻想去实现对考官的惩罚。《三生》所描写千万个因落榜而愤懑死去的举子到阎罗那里诉冤，要求严惩考官。阎罗本想从轻发落，但举子坚持要抉睛挖心。阎罗满足他们的要求后，方才大快人心。蒲松龄这种对科举的态度与稍前的顾炎武和稍后的吴敬梓前应后合，表现出清初“经世致用”思想在科举问题上的看法。

第三是在政治方面。求实思想在政治方面的表现，是追求一种有公理、讲公道的公平政治。作者长期生活在社会中下层，对官府胥吏压榨残害百姓的不公现象多有目睹，并深恶痛绝。他在《成仙》篇借成生与周生的谈话说：“强梁世界，原无皂白。况今日官宰半强寇不操矛弧者耶？”名篇《促织》写成名受官府逼迫，为缴纳供皇帝玩乐的蟋蟀，竟将为此而死的儿子灵魂所变勇猛蟋蟀献给宫廷，形象写出百姓一命，不抵皇帝一区区玩物的残酷现实。这一巨大的反差正是作者所要控诉的社会不公现象的最好证据。作者在结尾意味深长地感叹道：“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更有甚者，《席方平》以席方平父亲被仇人买通冥使打死，席方平到阴间逐级申冤不成，自己的鬼魂也惨遭冥府迫害的惊人事实，揭示出阴间阳世无所不在的不公现象和黑暗政治。政治上的清平与科举考试上的公平竞争、实事求是和生活上的自食其力是蒲松龄对“经世致用”思潮的具体理解和运用。

三、主情浪漫与经世致用思潮的交融与并举

主情浪漫与经世致用看起来似乎是矛盾对立的，然而蒲松龄在自己切身的生活体验中却将二者的真谛交融并汇后达到了对二者的超越，进入了魏晋文人倡导的“有情而不为情所累”的逍遥状态。这些在《聊斋志异》这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如《娇娜》写狐女娇娜与青年孔生在危难中相爱，但由于娇娜的姨姐与孔生成婚，孔生与娇娜本来已经萌发的爱情遂升华为纯真的友谊。孔生冒雷击救下娇娜，而娇娜为救孔生则施展绝技，起死回生。尽管二人为治病救人，不唯肌肤相触，甚至接吻送丸，然而竟丝毫不及私情。这实际上是将明代人那种较为飘渺而泛泛的主情超越淡化为建立在患难与共基础上具有实效的友情。有情的浪漫和实用的利益就这样取得了沟通和升华。《素秋》中素秋明确声明自己的择偶原则是“不愿入侯门，寒士而可”。并告诫丈夫不要去参加那种无用的考试。她并不摈弃爱情友情，但始终将实用放在衡量一切的首位。《香玉》中的黄生的两位红颜知己，一个热情风流奔放，一个淡泊高雅恬静，正体现了作者将浪漫情思与平实之想融为一体的愿望。

四、感伤的情怀

人们大凡在现实问题上受到打击而心灰意冷的时候，便容易开始进行一些形而上玄妙问题的思考。当明代出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清代受到扼制的时候，当晚明那种张扬个性、肯定人的利益欲望的思潮被作为亡国之源而受到清算的时候，当汉族政权再次落入异族之手的时候，当文字狱的灾难压得人们噤若寒蝉的时候，当经历明末清初两种政权而感到均无可取因而出处两难的时候，那些痛心疾首的汉族文人不得不对现实的苦难和困惑进行哲理的思考。透过现实的种种不幸，他们猛然领悟到这是人生悲剧之所在，进而对整个人生产生了空幻之感。当然他们自己无法意识到的是，这种人生空幻意识的本身，恰恰是习惯于依附于封建政权的家国意识一旦失去平衡的支点以后，以条件反射的方式出现的失落感和悲怆感。“只有当历史发展受到严重挫折，或处于本已看到的希望顷刻破灭的时候，例如在元代和清初，这种人生空幻感由于有了巨大而实在的社会内容（民族的失败、家国的毁灭）而获得真正深刻的价值和沉重的意义”（李泽厚《美的历程·明清文艺思潮》）。正是这种人生空幻感，才使得中国人的悲剧意识从历史上较为无力和浅薄的大团圆结局，终于上升到敢于正视人生的冰冷和残酷之所在的哲理高度。于是，整个清代文学便大体笼罩在这种悲怆和感伤的氛围之中。从《聊斋志异》中对人鬼之恋的遗憾，到《长生殿》、《桃花扇》透过历史所发出的人生虚幻之感，再到《儒林外史》为八股取试所造成的士人人格悲剧所发出的挽歌，终于发展到《红楼梦》以家族兴衰写出人生悲剧所在的典范之作。就连身为满人的贵族公子纳兰性德的词，也充满了哀怨和沉痛之情。

从《聊斋志异》全书的总体风格和氛围主调上看，那些阴森森的鬼蜮世界和令人捉摸不透的妖狐精魅所构成的作品主旋律，显然是与清代总体文化思潮中感伤情调极为吻合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有些感伤故事的背后，作者还有意无意地将造成与清代政治黑暗相关的事件编织到故事背景当中。如《张鸿渐》中主人公张鸿渐因为与于七案有关的朋友鸣冤，反被诬陷而出逃。在仙境中得与狐女施舜华和和美美；回乡后却仍然遇到各种迫害，不得不四处躲藏。这个凄惨的故事是要告诉人们，现实的阳间显然不如阴间那样安全平稳；《晚霞》描写阿瑞和晚霞，生时冒险卖艺，供人赏乐；葬身大海，服役龙宫，仍毫无自由；因不堪忍受，宁愿再死；最后返回人间，仍遭受迫害。从而说明无论是阳间，还是阴间，都很难找到正当的活路。这就自然引起对于生命自身意义的哲理思考。《公孙九娘》将故事人物安排为与清初著名的于七起义有关的遇难人物，首先将故事蒙上了悲凉的气氛。女主人公公孙九娘本是大家闺秀，因母亲死于于七之乱，遂自缢而死。她本来希望以自己与活人莱阳生的爱情品尝人间的欢乐幸福，并让莱阳生移走自己的骨殖。但终因她死后被埋于乱葬冈中而使莱阳生无法寻找，并由此导致二人爱情的失败。莱阳生与公孙九娘之间的爱情失败则具有一定的象征意味，它隐约告诉人们，生活中人们的愿望与愿望的实现之间或许具有难以逾越的鸿沟――它或许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透过故事表层对清初社会政治的失望和难言的感伤情怀，已经可以感觉到作者对于生命永恒遗憾的颤栗和无奈。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 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