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从曹魏时期开始，门第观念就随着着门阀士族的形成发展不断膨胀，至东晋达到高潮。这一历史文化现象在东晋刚刚过去南朝刘宋时期编纂的《世说新语》一书所收故事中得到集中反映。本文着重就推陈出新门第意识角度总结分析《世说新语》一书中表现的门第观念在士族文人行为中的反映，从而为了解魏晋时期文人心态提供一定佐证。

[关键词]《世说新语》；门阀士族；推陈出新；门第观念

作为有形的社会现象，世家大族经济力量的迅速膨胀和政治势力的逐渐强化很快就转化成为一种强劲的精神力量。这就是与日俱增，日益强化的门第观念。门第观念的核心是建立在经济条件极为富庶和政治势力极为强悍基础上的家族优越感；它以家族的自尊和排他为基本出发点，以不同流品之间的严格界限为基本表现特征，以婚姻、名讳和家教为主要表现形式[①]，充溢于士族生活的各个角落。它是士族阶层经济和政治上获得空前膨胀的精神化、观念化的产物。

一、

若干年前，我曾经说过：“门第形成前或初期，在各大族的心目中，家族的荣辱、个人的升迁，是与包括自己家族灾难的民族的生存与兴盛紧密相关的。所以他们的主要着眼点，在拼命扩大家族的势力和影响，并使这种势力和影响早日稳固下来。而门第的地位与威望一旦形成，一种优越感所驱使的门第观念便成为把大族与庶族区分开来的强劲异己力量。这种观念所带来的影响，不仅为门第的创立者始料所不及，而且对整个封建社会都产生了无法估量的约束作用。”^[1]23从此认识出发，还应该进步补充的是，从士族刚刚形成不久，门第观念还比较淡漠的曹魏时期，经过士族经济力量迅速膨胀的西晋时期，到士族政治势力达到巅峰的东晋时期，其门第观念虽然已经比较严重，但由于它是人们在门第形成过程中现实问题的自然流露，所以尚未把门第观念看得无以复加。真正把门第看得高于一切，整个社会风气都极为注重门第观念的，是刘宋及其以后的南北朝时期。而对这一历史过程作出全面记录反映的却是刘宋时期产生的《世说新语》，它对于把门第观念强化推行到极点这一历史过程起到相当重要的推进作用。

门阀士族从形成到衰微时间漫长，其间士族自身的素质和构成都发生过很大的变化。田余庆先生认为，魏晋士族大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东汉世家大族更新而来，基本上保持儒学传统的旧族门户，另一类则是以濡染玄风为主的新出门户[②]。就数量而言，新出门户要远远超过旧族门户；那些执掌朝中大权的士族也主要是新出门户[③]。可以说，新出门户的经济、政治和思想主张不仅代表了士族的主流，而且也是整个魏晋时代特征的主流代表。尽管那些旧族门户全然不把新出门户放在眼里，然而旧族门户的抱残守缺在生机勃勃的新出门户面前，已经如同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所以相比之下，新出门户以其蓬勃旺盛的生机把士族的时代主角角色推向了极至。从《世说新语》的记载来看，尽管刘宋时期人们对于以玄学清谈为特征的新出门户看法仍然不尽相同，但《世说》的编者还是对具有玄学清谈色彩的新出门户表现出极大的好感和彰扬。这种倾向代表了时代潮流，也是新出士族精神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

首先，《世说》对那些自矜门户的旧族歧视新出门户的行为作了客观的记述。当山涛的族人向司马懿推荐年轻的山涛，并希望他将来能够与司马师、司马昭兄弟共同治理天下时，以世吏二千石门户自豪的河内司马氏代表人物司马懿却没有把缺乏门第出身的山涛一族放在眼里。他对山涛的族人以戏谑的口吻说：“卿小族，那得此快人邪？”[④]^[2]167据该条刘注引庾预《晋书》，山涛为河内怀人，祖父山本为郡孝廉，父亲山曜为冤句令。山涛“蚤孤而贫”。所以汪藻的《世说人名谱》所列“无谱者二十六族”中河内山氏只是从山涛开始计起。可见新兴士族正在兴起的正始时期，旧族门户完全无视新出门户。直到东晋时期，新出门户已经进入政权核心，其政治地位远在旧族之上。可是旧族人物仍然以歧视的眼光看待新出门户。当谢万在其兄谢安家当众索要便器时，在坐的阮裕毫不客气地讥讽他：“新出门户，笃而无礼。”[⑤]据《世说新语·任诞》“阮仲容步兵居道南”条刘注引《竹林七贤论》：“诸阮前世皆儒学。”可见陈留阮氏属于东汉旧族。但从阮籍往上，其祖上只能上溯两代。其祖辈中阮敦士履无闻，阮略和阮谌分别为齐国内史和侍中。阮氏作为旧出门户，不过起于桓、灵之间。在东汉时阮氏只能属于大族之末，社会地位平平。从阮瑀开始，阮氏从儒学转向玄学，名士辈出。但并没有出现居位执政的显要人物，其家族地位在东晋时实际上已经开始衰落。尽管如此，阮裕还是以其门第历史自傲，不肯承认当时已经炙手可热的陈郡谢氏的地位[⑥]。不仅如此，谢氏还受到门户和发迹都早于自己的琅邪临沂王氏的歧视：

谢公尝与谢万共出西，过吴郡。阿万欲相与共萃王恬许，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尔！”万犹苦要，太傅坚不回，万乃独往。坐少时，王便入门内，谢殊有欣色，以为厚待己。良久，乃沐头散发而出，亦不坐，仍据胡床，在中庭晒头，神气傲迈，了无相酬对意。谢于是乃还。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尔！”（《世说新语·简傲》）

据《晋书·王祥传》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琅邪临沂王氏的先世可上溯到西汉王吉。但难以征信。故而汪藻《世说人名谱》只是把王祥之父王融作为王氏一世。王氏的真正兴旺，是王祥以军功入仕之后的事情。所以田余庆先生认为：“太原王氏和琅邪王氏，它们与魏晋新出门户相比，虽说其有来自，但究非东京之杨、袁宗族一类，其先世只可以尾附于世家大族之列，充数而已，而不能视为世家大族入魏晋以后的真正代表。”^[3]326不过进入东晋以后，随着“王与马共天下”局面的形成，王导成为可以左右皇帝的重臣，王氏的权势加上以往可溯的先世资历，成为当时不可一世的显要贵族。与王氏相比，陈郡谢氏既非东汉旧族，当时的权势也无法与王导抗衡（谢安当时尚未出仕）。王恬为王导次子，当然不会把谢氏放在眼里。那种对谢万的捉弄也就在所难免了。谢安对此早有防备，所以他坚持不往；谢万不知深浅，所以碰壁而回。余嘉锡说：“江左王、谢齐名，实在安立功名以后。此时谢氏兄弟甫有盛名，而其先本非世族，故阮裕讥为新兴门户。王恬贵游子弟，宜其不礼谢万也。” ^[2]774刘义庆等人将此事列在《简傲》门中，其用意有些微讽王恬过于狂傲的意思。

二、

然而历史的变迁从来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无论旧族门户怎样自高自大，目中无人，也改变不了其自身不断衰亡的事实。而历史往往将其青睐的目光投向那些顺应历史潮流，接受新鲜事物的族类。以东南吴姓为例，吴郡四姓和会稽望族虽然同属汉代儒学传统的旧姓。在东吴西晋时期，吴郡四姓和会稽望族的地位基本上旗鼓相当。但至东晋后吴郡四姓能够顺应潮流，与玄学同化，所以很快与南下的中原大族融化；而山阴会稽望族由于抱残守缺，所以逐渐呈衰落的趋势[⑦]。这一走向，在《世说新语》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吴郡四姓比较确定，特征也比较清楚。《世说新语·赏誉》：“吴四姓旧目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刘注引《吴录士林》：“吴郡有顾、陆、朱、张为四姓。三国之间，四姓盛焉。”虽然顺序不同，但四姓所指没有变化。而会稽望族就不同了。由于史书中没有明确的所指，今天学者提到的会稽士族一般都是仿照“吴郡四姓”将有关会稽四族的材料称为“会稽四姓”。“会稽四族”一般指孔、魏、虞、谢，根据是《世说新语》：

会稽孔沈、魏顗、虞存、谢奉，并是四族之隽，于时之杰。孙兴公目之曰：“沈为孔家金，顗为魏家玉，虞为长林宗，谢为弘道伏。”（《世说新语·赏誉》）

有的学者根据其他材料，将会稽四姓定为虞、魏、孔、贺[⑧]，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则从《世说新语》定为孔、魏、虞、谢。笔者采用这一说法。除了《晋书》和《宋书》中都可以找到支持的根据外[⑨]，更重要的是根据九品官人法的规定，乡品二品以上才为高门，或称上级士人；乡品二品以下则是寒门，其中乡品三品以下者为下级士人，乡品六品至九品者为上级庶民[⑩]。会稽四族和丁、钟离氏为高门，贺氏则属下级士人，恐怕难入四族之内[11]。从当时的史料来看，吴郡四姓和会稽四族地位相当。左思《吴都赋》：“其居则有高门鼎贵，魁岸豪杰虞、魏之昆，顾、陆之裔。” ^[4]88刘良注：“虞、魏、顾、陆，吴之旧姓也。”李善注：“虞，虞文秀；魏，魏周；顾，顾荣；陆，陆逊；隆吴之旧贵也。”[12]可见在西晋人眼中，吴郡顾、陆二姓与会稽虞、魏二姓是相提并论、平分秋色的。

进入东晋以后，本来以王导为代表的中原大族和东晋政权也是将吴郡和会稽士族一视同仁的。《晋书·王导传》：“（琅邪王睿）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会敦来朝，导谓之曰：‘琅邪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导因进计曰：‘古之王者，莫不宾礼故老，存问风俗，虚己倾心，以招俊乂。况天下丧乱，九州岛分裂，大业草创，急于得人者乎？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帝乃使导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5]1745正因为贺循没有卷入西晋末年陈敏之乱，并且以讨伐不肯拥戴晋元帝的江州刺史华轶有功，在协助东晋王朝在江南立足的问题上立有功勋，才得以擢超高位[13]。但进入东晋以后，吴郡四姓和会稽望族分别流向不同的管道。吴郡诸姓本来就就不以经学儒学见长，加上他们与东晋王朝共处一地的优越地理位置，使得他们很快与南下的中原侨姓打成一片，并成为东晋政权的积极参与者；而会稽士族多半为经学儒学世家，很难与中原玄风同化，加上地理位置的遥远，所以他们的兴致主要集中在土地的经营。川胜义雄将其概括为政治家和土地经营者两种类型，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14]。

三、

对于这两种走向，东晋南朝间人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江东吴姓人士崇尚中原文化，这本来是西晋统一后吴姓政治服从的一种表现[15]。着但名的保守派人物葛洪站在守旧的立场上，对中原的一切文化及生活习俗都给予否定。他更为反对的是江南人士对中原文化的吸收和模仿。他说：“余实凡夫，拙于随俗。其服物变不胜，故不变。无所损者，余未曾易也。虽见指笑，余亦不理也。岂苟欲违众哉？诚以为不急耳。上国众事，所以胜江表者多。然亦有可否者。君子行礼，不求变俗。谓违本邦之他国，不改其桑梓之法也。况其在于父母之乡，亦何为当事弃旧而强更学乎！” ^[6]151与葛洪相反，《世说新语》的编者显然肯定的是吴郡士族跟随中原新潮文化的举动：

有问秀才：“吴旧姓何如？”答曰：“吴府君圣王之老成，明诗之俊乂。朱永长理物之至德，清选之高望。严仲弼九皋之鸣鹤，空谷之白驹。顾彦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龙章。张威伯岁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陆士衡、士龙鸿鹄之裴回，悬鼓之待捶。凡此诸君，以洪笔为鉏耒，以纸札为良田。以玄默为稼穑，以义理为丰年。以谈论为英华，以忠恕为珍宝。着文章为锦绣，蕴五经为缯帛。坐谦虚为席荐，张义让为帷幕。行仁义为室宇，修道德为广宅。”（《世说新语·赏誉》）

从这些赞美的词句中可以看到，吴郡几大望族的文化修养已经亦步亦趋地跟上了中原文化的潮流。其中既有探究义理的玄学，也有受玄学影响的作为文学自觉表现的文章能力。这一点，在书中很多故事中都能够得到具体的证实：

司空顾和，与时贤共清言。张玄之、顾敷是中外孙，年并七岁，在床边戏。于时闻语，神情如不相属。暝于灯下，二儿共叙客主之言，都无遗失。顾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复生此宝。”（《世说新语·夙惠》）

顾和自称“衰宗”，并不是从经济物质方面而言，而是指文化政治方面与中原大族的距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参与清言的行列，更为重要的是，他在两个幼童对玄学清言的接受上看到了自己家族的希望。这意味着他的后代有希望跟上时代的步伐，成为能够与中原大族平起平坐的弄潮儿了。这里充分反映出吴郡大族对于接受和同化中原文化问题的紧迫感和危机感。这两个幼童不仅能够复述前辈的清言，而且还能自己以玄言立论：

张玄之、顾敷是顾和中外孙，皆少而聪惠，和并知之，而常谓顾胜。亲重偏至，张颇不厌。于时，张年九岁，顾年七岁。和与俱至寺中，见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问二孙，玄谓：“被亲故泣，不被亲故不泣。”敷曰：“不然！当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世说新语·言语》）

从表面上看，玄、敷二人是在以祖父和外祖父对自己的态度上寻找话题，但实际上所谓“亲”与“不亲”，“忘情”与否等都是当时清谈玄学中的常见话题。那么清谈玄学在这两个儿童身上扎根之深，也就显而易见了。

正是因为吴郡四姓对中原文化采取一种认同和追随的态度，所以他们的后代不仅能够濡染玄风，而且政治上也取得了一定地位。而相比之下，会稽望族则不愿意抛弃以往代表家族身份的儒学经学传统，并对中原玄谈之风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晋书·虞预传》称：“预雅好经史，憎疾玄虚，其论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发，所以胡虏遍于中国，以为过衰周之时。”^[5]2147正因为会稽一地没有清谈玄学的氛围，所以他们当中个别擅谈者只能到吴郡去施展才能。《会稽典录》载：“邵员字德方，余姚人。与同县虞俊邻居。员先不知俊，十余年，俊至吴，与张温、朱据等会，清谈干云，温等敬服，于是吴中盛为俊谈。员闻而愧曰：‘吾与仲明游居比屋，曾不能甄其英秀，播其风烈，而令他邦称我之杰。’”[16]从中可见会稽一地学风的保守。但就整个社会环境而言，这样的保守风气不能给自己带来好运，而只是相反。因为社会上时尚的标准，是重视玄谈文义。任昉在其《为萧扬州荐士表》中说：“势门上品，犹当格以清谈；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而他推荐的秘书丞王暕，正是这样一个“神清气茂，允迪中和，叔宝理遣之谈，彦辅名教之乐，故以晖映先达，领袖后进，居无尘杂，家有赐书。辞赋清新，属言玄远，室迩人旷，物疏道亲”的玄学式人物 ^[4]540。然而这些都是会稽望族的弱项，所以这样的会稽士族明显因为短于清谈玄学而表现出衰微的颓势：

魏长齐雅有体量，而才学非所经；初宦当出，虞存笑之曰：“与卿约法三章：谈者死，文笔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无忤于色。（《世说新语·排调》）

程炎震云：“《金楼子·立言篇》作魏长高。又云：‘更觉长高之为高，虞存之为愚也。’则长齐当作长高，草书相近之误耳。”[17]看来萧绎对缺乏玄学才能的魏顗是持褒扬态度的。但《世说新语》的编者显然是把他作为嘲笑揶揄的对象加以嘲弄的。又如：

魏隐兄弟，少有学义，总角诣谢奉；奉与语，大说之，曰：“大宗虽衰，魏氏已复有人。”（《世说新语·赏誉》）

尽管魏隐兄弟的才学似乎有了一点长进，但这恐怕也无法改变其“大宗虽衰”的宗族全貌。那么魏氏家族的衰微也就在所难免。与魏氏家族类似的还有山阴谢氏。《会稽典录》云：“谢渊字休德，山阴人。其先鉅鹿太守夷吾之后也。世渐微替，仕进不继。”[18]正是因为魏氏和谢氏两个家族排斥新来的中原文化，所以出现了子弟断档的问题。因为九品官人法虽然给予士族以仕宦的保障，但士族本身还需要以相当的实力才能位至显宦。如果士族在某一辈无人在朝担任要职，就意味着该族已经中衰。谢安正是在其宗族面临这种危险时才出仕为官的。而会稽魏、谢二族正是缺乏才行的佳子弟，所以已经由东晋时期的四族之一至隋唐以后门第已在士族之外。在敦煌发现的《天下姓望氏族谱残卷》中，魏、谢二族已不在望族之中[19]。直到唐代后期，山阴谢氏家族才又东山再起，进入大族行列[20]。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世说新语》的编者对于魏晋新旧门户并无先入为主的成见。他们彰扬的标准是，只要能够顺应时代潮流，跟上玄学的步伐，具有名士的资质，无论是旧姓贵族，还是新出门户，都在肯定褒扬之列；反之就要受到贬抑和唾弃。根据这种价值判断所选录的名士故事，显然具有一种肯定新出门户的文化品味，因而激励后人继续仿效追随这一文化精神的作用。南朝各代文人雅士均能崇尚玄学清言，追步晋人风韵，《世说新语》的这一倡导作用可谓大焉。

[参考文献]

[1] 宁稼雨.世说新语与中古文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23.

[2] 刘义庆编撰.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167.

[3]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326.

[4] 萧统.文选[M].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88.

[5]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1745.

[6] 葛洪.抱朴子[M].北京:中华书局,1954: 151.

The Innovative View of Family Status of Hereditary Gentry in “A New Account of the Tales of the World”

NING Jiayu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   The view of family status was constantly inflating with the shaping and developing of the hereditary gentry from Cao Wei dynasty ,attaining peak till Dong Jin dynasty .Thi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henomenon was concentratedly reflecting in the stories of  A New Account of the Tales of the World  which was complied in Liu Song dynasty of Nan dynasty following Dong Jin dynasty. This paper focusing on innovating the view of family status summarized the reflecting the view of family status in behavior of aristocratic intellectual, proving the mentality of intellectual in Wei Jin dynasty.

[Keywords ] A New Account of the Tales of the World  ; hereditary gentry ;  innovation ;  the view of family stat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