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把1978年上大学作为我学术人生道路的正式开始和固定线路的话，那么事实上进入大学前许多个人经历好像是一条条直接或间接与这条最后道路相关的小路或岔路，在经过百转千回之后，最后终于走到这条主路上来。而在这诸多小路岔路当中，我个人认为对我认识知识积累和读书习惯来说，除了那些艰难的求知途径外，几次重要的读书机遇也非常重要。

【关键词】学术自述 儿童时代 求知   艰难与幸运

2019年新年伊始，我已经步入人生第六十五个年头。从1978年进入大学算起，进入中文学术殿堂也已经过了整整四十年了。从时间长度上看，似乎可以进入学术人生总结程序上来了。然而当把自己投入到回首学术历史的状态中时，却发现，因为我的人生正好经历了三个迥然不同的时代——文化革命前、文化革命十年、改革开放后四十年。这个特殊的时代环境无论是对于我的人生道路，还是学术道路，都产生了无法躲避的影响和制约。所以，要回顾我的学术人生，也就只能从这个特定的人生经历和社会背景中去追寻和清理。

从这样的思路来考量我的学术人生，我个人感觉不能简单从1978年进入大学来说起。如果把1978年上大学作为我学术人生道路的正式开始和固定线路的话，那么事实上进入大学前许多个人经历好像是一条条直接或间接与这条最后道路相关的小路或岔路，在经过百转千回之后，最后终于走到这条主路上来。而在这诸多小路岔路当中，我个人认为对我认识知识积累和读书习惯来说，除了那些艰难的求知途径外，几次重要的读书机遇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从1961年开始上小学。那个时候三年自然灾害虽然已经进入尾声，但无论是社会环境还是人们的精神状态，还远远没有从对于物质生活匮乏的恐惧中走出来，读书学习这些精神层面的事情远没有吃一顿饱饭，改善一次生活重要。大人尚且如此，一个个乳臭未干的稚童更不用说了。处在这样的大环境当中，我作为一个小学生，虽然很是懵懂，但在周围家人和同学们眼里，却是一个爱学习的孩子。记得大约是小学二年级（好像是寒假之前那个学期）一次期末考试，我得了全班屈指可数的双“5”（小学主要考试科目语文、算术均为“5”分）。这在我所在的生活圈子引起一点小小轰动，大家要么送点小礼物（比如两支铅笔）表示祝贺，要么就回忆总结他们眼中的我是如何喜爱读书（如总能看见我用小手指头不知在写写画画些什么，或是常能看到我在走神不知想些什么）。这些虽然算不上什么影响学术生涯的大事，但对于我形成一种积极向上，认真读书的态度和观念，却的确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到了1964年，我小学三年级时，我在班上喜欢读书学习的形象进一步巩固确定下来。这时刚过三年自然灾害，全国各方面的条件很差，尤其是教育领域，但却也在慢慢恢复和建设起来。这时发生了一件让我铭记终生，自认为对我一生读书生涯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件事。当时我在班上虽然不是什么头面人物，但却是大家公认的书虫子。这个地位是由一张图书证奠定的。一张图书馆的借书证在今天要得到它也许易如反掌，但在我小学的时代却是比今天的保送研究生还要重要的大事。

当时旅大市（后改名为大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给我们学校发放一部分借书证。因数量有限，每个班级只发一张。我们年级六个班，其余五个班的班主任老师都不假思索地把图书证发给了他们的宠儿——班长，只有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却意外地把我们班唯一的一张借书证发给了我。

这件事立即在班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同学不以为然，为我们的班长鸣不平。为此，班主任老师专门为此在班里讲话安抚大家。其大意是说，图书证不是职务证明，应该发给更喜欢读课外书并不会因此而影响正常学习的同学，而宁家儒（我以前的名字）恰好具备这样的条件……

其实那个时候的我虽然不像刚上学时那么混沌，但从小学二年级那次考“双5”之后，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还是大大提高。除了课堂学习之外，还特别喜欢看些课外读物。不过那时候的“课外读物”实在是少得可怜。我能看到的所谓“课外读物”不外是家长和哥哥姐姐用过的教材之类，或者自费花钱去周围的文化馆阅览室去看点连环画。可能让今天的孩子们无法想象、无法理解的一个情况是，我的那些“课外读物”中一个重要的方面竟然是农村老家墙上裱糊墙壁的旧报纸。

那些年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会记得，以前农村因为条件限制，墙壁不像城里那样用白灰抹平后刷大白，而只是在大致抹平的泥墙上裱糊上旧报纸。报纸本来用白色新闻纸，虽然因为印上油墨而不像白墙那么洁白，但颜色比较浅，屋子里全部裱糊上之后还是显得很亮堂。最主要的是这是广大农民最能接受的价格低廉的墙壁装修方式了。这旧报纸可是五花八门，既有省市级党报，也有不少各种类型的专业报纸，像什么《卫生报》《农民报》等等。其内容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国家大事，社会轶闻，无所不包。我家虽然在大连城里，但家里很多亲戚都在附近农村。每到寒暑假时，我经常到农村去生活一段。每次农村生活重要“课外读物”就是这些裱糊在墙上的各种报纸。这些报纸虽然裱糊在墙上，比较固定，但因农村生火做饭，烟熏火燎，每年春节各家各户准备过年的重要程序之一就是重新裱糊全部墙上报纸，所以这些报纸内容每年至少更新一次。加上农村的亲戚多，过年还要走亲访友，能够见到的墙上报纸简直看不过来。那时农村别说网络，连广播都很难听到。如此闭塞的环境下，墙上那些琳琅满目的报纸信息就算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信息渠道和知识来源了。尤其是冬季寒假，没啥去处，只能躲在自家火炕上避寒取暖。对我来说，墙上那些报纸成了吸引我的眼球的最佳兴趣点、兴奋点。我几乎要把目之所及的那些报纸内容翻来覆去地看上几遍，在消磨时间的同时，也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当时的求知欲。有一年我在姥姥家过春节，赶上家里节前裱糊墙壁，我承担给大人递送报纸的任务，在递送过程中，我一边大致浏览报纸标题，一边把自己觉得有意思的内容留在那些视线容易接近的位置，留作后来经常浏览。虽然这些报纸文字我当时不能全部认得，但加上联想猜测，总能八九不离十。从这些墙上报纸，我获取了大量知识来源和信息储备。在当时同学们当中有看书多的印象，我自己感觉跟那些年经常注意浏览墙上报纸有很大关系。所以，我曾经把那些墙上报纸比喻成我读书历程中的“史前图书馆”。

和那些墙上裱糊报纸的知识猎取相比，现在老师给我的一张借书证能够堂而皇之地在大城市中的少年儿童图书馆广泛阅览读书，真是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所以，当时听了老师这番话，心里那份兴奋和感激之情真是难以言表。兴奋的是从此就可以免费在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借阅图书了，感激的是心想既然老师这么看得起我，我可不能辜负老师的希望和苦心，既要看好书，又不能耽误学习。

当时旅大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建于日本统治时期，前身是大连伏见台儿童图书馆，原址位于大连市电气游园（西岗区更新街1号，原大连动物园，今鲁迅公园）西北角。早期是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建立的报纸杂志阅览室，始建于1913年6月3日，1933年6月改称为“伏见台儿童图书馆”，是大连地区有史以来第一个儿童图书馆。1949年4月，改称为“旅大市儿童文化馆”。1956年3月，经旅大市人民政府批准，旅大市儿童文化馆被命名为“旅大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从此以后，我每个周末都泡在了图书馆。那个图书馆分为借阅部和阅览室，借阅部每次可以外借两本书，阅览室则可以在那里取书阅读。那时候我所在小学还是二部制，上午或下午半天上课，另外半天常常有时间能去图书馆读书。那些日子不管是风吹日晒，还是早出晚归，或者在那里阅览，或者借回来阅读，我成了名副其实的书虫子了。说实话，那时候图书馆的书可远远不能和现在相比。一是数量有限，二是那时候的书受官方意识形态的制约，多半都是革命传统教育的内容（什么《高玉宝》、《刘文学》之类），也有一定数量的外国文学儿童读物（主要是前苏联作品，像高尔基《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等）。很少有今天我嗜之如命的古代书籍。但尽管如此，不能否认的事实是，那段时间的读书，锻炼和提高了我的阅读能力。后来尽管文化革命中中学几乎没有正经上过几天课，但我的文字阅读和表达能力却在同龄人中明显好一些，并能够成为专门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员，想来应该归功于那时打下的基础。

当时的大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坐落在大连鲁迅公园，也就是当时的大连动物园所在地。少儿图书馆与动物园近在咫尺，我那时刚刚十岁，喜爱动物，贪玩是儿童天性。当时我可以凭少儿图书馆借书证免费进入公园，完全可以借此机会去动物园区玩个尽兴。但当时不知是哪儿来的动力和毅力，在凭证进入少儿图书馆阅读的几年中，我竟然没有一次离开图书馆去动物园游玩。

随着我的“馆龄”的增长，我对书的兴致也如雨后笋芽，日益膨胀。我的书虫子形象也慢慢形成了。由多读书，对知识无限渴望而带来的知识方面的优势也慢慢在课堂学习上显示出来。有一次语文课上，老师让大家用同义词解释“固执”这个词。同学们说了好多，老师仍然还在摇头。这时我举手发言，说应该是“倔犟”。老师立即予以肯定，并对我进行了表扬。这时同学们都投来赞许和羡慕的目光。还有一次地理课，老师讲到全国的行政区划，说目前我国有三个民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又问大家最近刚刚又成立了一个民族自治区是什么？正在大家面面相觑的时候，我又举起手来说：“是西藏自治区。”因这种机会的不断增多，同学们由开始办证时的某种妒忌和不平，逐渐接受和认可我在班级的书虫子和读书王地位。

那个时代的信息渠道非常有限，除了书籍报刊就是广播，哪有现在的网络和电视？可是令我吃惊的是，近年在我接触的大学生当中，有不少人不知道贵阳是哪个省的省会，伊斯坦布尔是哪一国的首都？也不知道六方会谈在干什么？“靖国神社”是怎么回事？而说起“传奇”“杀人”“偷菜”却是眉飞色舞……

终于有一天（大约是1965年冬季），我发现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小学部）已经没有我可以借和看的书了。这使我很扫兴。正在我打算结束图书馆的借阅活动时，图书馆的老师非常理解和同情我，她对我说：“你来馆里当管理员吧？管理员可以到楼上中学部借书看。”我不假思索地立刻应允，理由非常简单，因为我可以继续借书看了。

中学部的书果然比小学部多许多，不但有许多文学名著，也有很多历史传记之类的书。印象比较深的有很多历史回忆录。像系列回忆录《红旗飘飘》（系列回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建军到1949年历次重要战役的丛刊，估计现在年轻人，包括有些研究者都不大了解这类书了）。我对解放军军史，包括军史上那些重要人物的了解（红军几个方面军分别由谁来领导，八路军三个师首长是谁，解放军四个野战军司令员和政委，下面大部分纵队司令员名字等等），基本都是依靠这套书。中学部的外国图书深度要明显超过小学部，像《牛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这使我大开眼界，并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番。不想好景不长，在中学部当了大约半年管理员，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开始了。学校停课了，图书馆也关门了，我的第一张借书证也就完成了它的使命。我们流落到社会上，我又开始了新的读书历程……

在一生的书缘旅途，尤其是学术生涯上，我要感谢许多许多人，但首先要感谢，并且让我永远不能忘记的，就是那位破例发给我第一张借书证的老师——刘金兰。

除了这张借书证之外，文化革命之前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一项集中课外阅读资源获得。那是有位爱好文学的亲戚在清理家里旧物时，准备淘汰处理很多旧刊物，其中比较多的是《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听说我喜欢看书，就索性把这一大堆旧刊物全部送给了我。这对我来说可真是一笔意外“横财”。我立刻冲入这片书海大餐，“大快朵颐”。从这些刊物中不仅了解了当时文坛的诸多名人，很多喜欢的篇目还要反复阅读。当时小男孩儿对那些打打杀杀的战争军事题材比较感兴趣，所以对《解放军文艺》上面很多军事战争题材和人物情有独钟，爱不释手。印象比较深的是从那里看到很多关于彭德怀的回忆录和人物描写。像什么当年平江起义当事人回忆如何在彭德怀领导下准备起义等等细节，曾经记忆很深。当时看过这些作品之后，我小小年纪脑子里却产生了一个个问号：这么厉害的彭大将军，人也貌似活得好好的，为什么现在就销声匿迹了呢？当时我作为一个小学生，虽然和同龄同学相比，是多看了一些书，但往往也是一些知识碎片，还缺乏将其整合归纳，融会贯通的能力。当时看到彭德怀正面事迹回忆录的我，却不曾了解，这些刊物中回忆彭德怀的文章均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庐山会议彭德怀因为大跃进问题上书遭到迫害排挤。这些情况是到了文化革命期间看了很多批判彭德怀的材料后才知道。而到了文化革命结束，改革开放开始，很多重要历史问题重新作出结论之后，才慢慢把之前那些正反两方面材料都整合了起来，得到了全方位的把握和认识。

这个例子也正好形象说明，对于学术研究性人才来说，孩童时代的知识积累，除了能培养学习兴趣和思维能力之外，其主要的功能作用就是将大量知识碎片吸收进入大脑，留作将来研究需要时调出使用。这方面我虽然比同龄人有所多得，但受时代条件限制，古代文史哲方面的知识在那个时代明显不受重视，因而造成我们这代人这些方面的先天不足。看到今天的孩子们身边多得看不完的国学启蒙读物，虽然不乏诗词大赛出类拔萃的选手，这是我们这代人只能望洋兴叹，无法企及的。但同时也能看到很多孩子还是被各种电子游戏玩具所吸引，漠视古代文化知识，则又未免充满无奈和惋惜。

（原载《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