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从先秦两汉到魏晋时期，饮酒作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基本走向是社会和群体意志的色彩逐渐淡化，而个人和个体意愿的色彩却不断强化。具体来说，与先秦两汉时期的饮酒活动相比，魏晋时期文人饮酒的变化轨迹是，其一，从祭祀天神，企图与神灵对话的宗教性目的，变而为超越宗教神学目的，成为文人进入自己理想的自由精神境界的导引性媒体；其二，从周代礼制统治的一部分，强调社会的尊卑秩序和伦理精神，变而为部分文人反对司马氏政权以礼教作为政治统治的工具，反对社会对个体的禁锢与束缚，宣扬反礼教思想的重要行动；其三，从养生（包括养老和养病）的初衷，变而为文人不顾养生的不利后果，纵欲放诞，及时行乐的手段和内容；其四，从西周时期的政治领袖人物对其社会政治作用的担忧，变而为回避政治，逃避现实的有效借口。所有这些，不仅使魏晋文人的社会生活增加了极大的个体色彩和人文精神，而且也对整个中国古代饮酒文化的走向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导引作用。

而所有这些内容，在号称魏晋“名士底教科书”的《世说新语》一书中，得到了全面而深入的反映。

一．从社会的宗教神灵崇拜到个体的逍遥境界

如果说殷人以祭祀为目的的饮酒与西周以礼制为目的的饮酒有什么根本的区别的话，那就在于殷人的以酒祭祀神灵，目的在于借自己与神灵的亲昵关系来告诉民众自己是神灵的佑护者，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而周人则借助饮酒这一祭祀神灵的形式来为自己的礼制统治来服务。二者尽管角度不同，但在让饮酒为其政治统治服务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

到了东汉后期，随着封建政权的分崩离析，那种统治者借饮酒所维护的政治统治已经渐趋瓦解。饮酒的社会性功用的根基已经彻底动摇。与此同时，士族的力量的不断强大，使得他们的个体意识也不断增强。他们把不仅把饮酒作为其贵族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且还努力从中去寻找更高层次的从属于个体的精神追求。这一精神追求的理性源泉来自他们玄学思想中对《庄子》“逍遥”境界的理解。

从“竹林七贤”开始，士族文人就努力去体会和追步庄子所倡导的不倚赖外界的条件而独自自由驰骋的无限境界。支遁以“无待”解“逍遥”的观点，不仅与何晏、王弼以来的玄学思想取得了一致和共鸣，而且也与阮籍等人追求的自由精神境界取得了沟通，并且也使这一观点成为至今仍为人们普遍采用的关于“逍遥”的解释。

尽管这一逍遥境界是一种较为纯粹的精神追求，但魏晋士人仍然不满足于此，他们还衷心地希望能够从感官上对这种逍遥境界有所体味。于是，他们便将饮酒作为能够进入这种逍遥境界的媒介和导引。这也正是“竹林七贤”中著名的饮酒名士刘伶在其唯一的传世文章《酒德颂》中所描绘的近乎游仙般的饮酒境界

尽管以娱神为目的的饮酒和以娱人为目的的饮酒二者在神秘和玄妙的外在特征上有其相似之处，但殷代以祭祀神鬼和祖宗为目的的饮酒和周代以教化为目的的饮酒在本质上都是社会借助于酒的作用来统辖和规范个人意志。而魏晋名士在饮酒中所追求的逍遥境界正是要在这个根本点上来一个彻底逆转。他们的逍遥境界实际上就是摆脱社会束缚后的自然和自由。

二．从礼制的附庸到礼教的叛逆

到了西周时期，饮酒尽管在形式上还保留着殷代的祭祀的习俗，但在内容上已经为周成王借祭祀宗庙的形式来教化臣民的目的所取代。从酒本身的质地，到酒器的高下之分，再到饮酒时不同的礼节，都表现出强烈的等级观念和道德伦理观念。

由于这种包括饮酒在内的以礼制为上的风气在汉代被统治者发挥到了极端的地步，所以从东汉后期开始，作为物极必反的掣肘力量，一股与传统礼教思想背道而驰的饮酒现象开始出现。

魏晋名士的包括以饮酒行为在内的反礼教活动一方面是东汉戴良等人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是当时政治环境作用的产物。汉末群雄割据的局面，刺激了无数政客的政治野心，而使他们将传统所谓忠君意识和礼让之德抛在了脑后。他们纷纷不顾礼义廉耻，专权弄国。其中曹操还比较坦荡，不敢直面礼教，尽量采取回避的态度；而司马氏政权却一面行窃国大盗之实，一面却又以礼教的名义装扮自己，号称以孝以礼治天下。这种行经当然瞒不过时人的眼睛，所以当时许多士族名士反对礼教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以此戳穿司马氏政权赖以欺骗世人的面具。

三．从养生手段到及时行乐

从殷人关于酒的“五齐三酒”的划分上可以看出，五齐系为神而制，三酒则为人而制。为人制酒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以酒养生。

当殷周时期人们向往的以饮酒来养生的社会环境已经不复存在时，人们便自然开始想到，以酒来养生的可能性还是否存在。倘若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饮酒又该派上些什么用场？在饮酒派看来，与其以极大的耐心，去等待那成败难料，并无成功把握的仙境（而且还要冒服药失败患病甚至死亡的危险），不如在眼前的瞬间去寻找永恒――及时行乐。他们认为，倘若不能成仙，则人必有一死。况且在汉末以来的社会环境当中，人的生死难料，朝不保夕。“须臾相背弃，何时见斯人”。既然如此，就应当加倍珍惜眼前可以实现的快乐。

无论是酒的味觉刺激，还是醉酒之后所产生的飘渺幻觉，都是及时行乐的最好手段。所以魏晋名士饮酒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在求长生而无望之后，为增强自己的生活质量而采用的普遍方式。

四．从兴亡之兆到“慢形之具”

除了祭祀、礼教和养生之外，古人还在饮酒活动当中发现了它重要的政治性功能。由于《尚书·酒诰》中已经明确宣布对群饮滥饮的取缔，所以以入世为特征的儒家信徒从“修齐治平”的大业出发，坚决抵制酒精对正人君子的侵蚀。屈原那句名言“世人皆醉我独醒”可谓是这种观念的集中代表。

在曹魏和西晋时期，由于曹操和司马氏政权的强大力量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尖锐冲突，使得广大士人普遍感到政无准的，依违难就。部分文人努力寻求第三条道路，即以泯灭是非，忘却时事的办法来回避现实中的政治是非。他们努力用面纱和烟幕把自己掩蔽起来，使别人看不清自己的真实政治态度。为此，他们一方面少说话――出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但这还不是最根本的办法，因为人不可能将自己包裹得那么绝对严实，于是他们自然想到了醉。人在喝醉以后，即使说几句醉话，也会因容易被人谅解而遮掩过去。于是，荒唐的醉鬼形象不再是受到指责和鄙夷的对象，而是成了大家都争相效仿的弄潮儿。

沈约在《七贤论》中曾经对于竹林七贤以饮酒的方式逃避现实之举的内在原因作过透僻入理的分析：

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己，既托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

“慢形”就是涂抹面孔，就是用酒精的作用将自己的真实面孔隐藏起来，以醉酒的方式达到逃避政治是非的目的。以酒作为“慢形之具”，可谓竹林七贤的天才发明。

从以上分析论述可以看出，作为魏晋文人重要生活内容的《世说新语》中名士的饮酒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思潮的左右影响，在饮酒文化的内涵上，表现出与古代传统饮酒文化的很大变异。这些变异走向的基本特征是，饮酒的社会性色彩大大淡化，而个人色彩却大大强化。其人人可用的世俗性取代了事神从礼的庄严性；其次，饮酒的物质需求的色彩大大淡化，而精神、文化的色彩却大大强化。其超凡脱俗的精神需求取代了视而可见的物质需求。从此，饮酒活动走进了文人百姓的个人生活，走进了文人的诗篇文章，成为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重要酵母和源泉动力，成为中华精神文明的值得骄傲的一页。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魏晋时期名士饮酒的文化内涵变异，就没有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文学史上酒文化和酒文学的繁荣和兴盛。

（本文原载《文史哲》2018年第二期，原文约30000字，文摘版刊发于人大复印资料《文学研究文摘》2018年第三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