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关于中国神话文学移位研究的思考

南开大学        宁稼雨

【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神话研究历史的回顾反省，意在借鉴西方“原型批评”关于神话文学移位学说的理论，以及西方民间文学研究领域主题学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从构建中国式神话研究体系的角度出发，一方面提出在神话研究领域以“中体西用”取代“西体中用”的理论设想和具体操作程序，同时希望引起学界关注，扭转中国古代神话研究的角度和视野，把中国神话的历史学、宗教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拉回到文学研究的本体中来。

【关键词】：中体西用  中国神话  文学移位

神话是文学的母亲，这本来是基本的常识。但回顾中国神话研究的历史却令人惊讶地发现：神话与文学的血缘关系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研究。以往的神话研究的角度多半集中在历史学研究、宗教学研究，以及文化人类学研究方面。在这些研究中，神话材料扮演的角色是这些研究由于史前文字材料匮乏而起到的史料替代作用。换言之，神话的文学价值，尤其是它对后代文学所产生的母体哺乳滋养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研究。鉴于此，本文通过对中国神话研究历史的回顾反省，意在借鉴西方“原型批评”关于神话文学移位学说的理论，以及西方民间文学研究领域主题学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从构建中国式神话研究体系的角度出发，提出在神话研究领域以“中体西用”取代“西体中用”的理论设想和具体操作程序，试图扭转中国古代神话神话研究的角度和视野，把中国神话的历史学、宗教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拉回到文学研究的本体中来。

一、中国古代神话研究的扫描回顾

神话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虽然秦汉以来的各种典籍中不乏与神话相关的材料，但其中多为对各种神话题材的文学演绎，其涉及神话研究的部分零散而不系统。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神话研究是受二十世纪以来包括学术研究范式在内的西方文化渗透影响的结果。

这个期间的神话研究有过三种有代表性的神话研究热潮。

一是20世纪二十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的疑古思潮。“古史辨”派疑古工作的重头戏就是推翻主要由神话传说构成的中国上古历史。在他们看来，“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三皇五帝”等所谓中国上古历史记载都是虚诞的神话传说，并非信史，应该将其剔除中国历史之外[1]。这种研究学术背景是胡适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为手段的“整理国故”思潮。而胡适的思潮又是来自十九世纪以来盛行西方学界的实证主义思潮。因此从根子上说，“古史辨”派的学术根基在西方，是通过中国古史的考证来体现实践实证主义学术思想。它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古代神话能否当作信史的问题，至于神话对于中国文学历史是产生的母体功能并未得到关注和解决。

二是20世纪以来，尤其是1949年以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历史唯物主义神话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各种与神话有关的多数文学史、小说史均属这个潮流。虽然在古代神话的系统整理和材料发掘方面是这个时期神话研究的重要收获（如袁珂先生的系统神话研究工作），但总体上看，此说把中国古代神话材料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人类文明和历史起源产生规律解释的一个侧面。其核心理念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神话“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的说法。也就是通过神话来解释和揭示远古时期人类创造世界和历史的途径之一，并且用来阐明阶级斗争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意识形态理念。这种研究有其两面性，一方面，作为文学史和小说史，他们的确发现了神话与后代文学之间的关联。如游国恩本《中国文学史》浏览列数了古代神话对于诗赋散文和小说戏曲在文学题材和形象方面的影响轮廓，但这一影响的线索在后面历代文学描述时没有能够得到系统的勾连和贯通，无法形成一个对早期神话各种题材在后代展衍形态的完整系统印象。但另一方面，该书有关神话内容的核心主线是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当时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基本上是对马克思那段神话定义的诠释。如编者认为《女娲补天》神话在后代“俗说中的解释部分渗入了阶级社会的意识，它把被剥削阶级的‘贫贱凡庸’说成是先天注定的，同时为剥削阶级的特殊地位找到了理由。”[1]类似的阶级斗争口吻在书中每每可见，这种以意识形态理念统摄古代文学研究的方式显然偏离了学术自身的科学客观精神，不利于神话所反映的历史文化真实面貌的准确解读。

三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方学术文化思潮再次强烈冲击中国的背景下，神话学研究再次呈现热潮。自八十年代以来，何新、萧兵、谢选骏等人的神话学研究在继承传统神话学研究的基础上又吸收借鉴了西方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开拓了神话学研究的视野，使中国神话学研究呈现出一个崭新的面貌和阶段。近年来，叶舒宪的一系列神话学研究著作又在前者的基础上有较大突破，被称为中国文学人类学的重大创新与突破。

在这个学术背景下起步形成的中国神话研究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其研究范式的体系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即以西方的学术范式为体系框架，以中国神话的内容为材料加以论证分析；二是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历史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方面。即把神话材料作为还原解析没有文字记载的远古时代的珍贵史料，来复原勾勒那个遥远的时代。尽管他们的切入角度和各自结论各有差异，但在这两个特点上基本上是共同具备的。

尽管三个阶段的中国神话研究各自取得不菲的成就，但总体上可谓殊途同归，都是二十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和学术范式铸造的产物，而这个结果和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被迫性和盲目性。因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不仅在国家主权方面受到外力干涉和左右，而且文化学术诸多方面也必然受到波及，成为政治主权受制的副产品。然而遗憾的是，一旦政治主权得以恢复，文化和学术的话语权与研究范式没有随之得以复归，而是继续延续被外来文化和学术范式左右的惯性定势（无论马克思主义抑或资本主义，均为舶来品）。

二、如何寻找构建中国神话研究的体系？

自1949年以来，从国家领导人到各种媒体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声音就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重新当家作主了。这当然是好事，但人们在欢呼政治主权的恢复的同时似乎没有深入反省文化主权和学术主权的恢复与建立问题。如果上述关于20世纪以来中国神话研究的回顾中对此命题已经足以管中窥豹，一叶知秋的话，那么进入21世纪后，中国神话研究的本位复归就是十分必要而且迫切的任务了。

因此，在政治主权当家作主已经半个多世纪之后，反思文化价值和学术话语权的民族主体权力已经是刻不容缓的重要问题了。在此背景下，关于中国神话研究的深化我以为应该把两个问题作为突破口的寻找点。一是要不要变“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寻找和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研究体系？二是要不要跳出以历史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为研究归宿的神话学研究，回归神话的文学研究本体上来？

平心而论，尽管以往神话研究在诸位先贤的努力下已经成果斐然，但还有巨大的潜力空间需要挖掘和弥补。而中西体用关系的置放顺序和神话的文学本体回归则是其中的肯綮要点所在。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不但关系到中国神话研究本身的创新出路所在，也更关系到整个中国学术研究范式的母体血液是姓“西”还是姓“中”的问题。

首先，用西方格局的学术研究范式来研究包括神话在内的中国叙事文学作品存在一些削足适履的困境，需要重新考虑体用关系。

现代意义上的以小说戏曲为主的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始自20世纪初，以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两面旗帜，拉开了现代史上中国叙事文学研究的大幕，同时也奠定了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现代框架格局。20世纪中国叙事文学研究的学术范式主要集中在文体史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确取得了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成就。但同时也掩盖了其难以克服的矛盾问题。作家作品和文体史的研究，其重心主体分别是作家生平思想和作品思想内容，以及作为文体历程的小说、戏曲的体裁历时发生过程。尽管这两个重心主体的构想和操作范式对于二十世纪学术局面的形成功莫大焉，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故事主题类型学的角度看，无论是作家作品研究，还是文体史的研究，都无法全面揭示和解释那种既超越单一作品，又跨越单一文体的个案故事主题类型的发生过程及其动因的全面阐释。以著名的《西厢记》故事类型为例，除了大量与西厢故事有关的诗词散文和通俗讲唱文学之外，最能代表西厢故事类型发展演变阶段特征的作品至少有三种：文言传奇小说《莺莺传》、诸宫调《西厢记》、元杂剧《西厢记》。按照20世纪以来的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的研究模式，这三部作品分别属于不同的文体体裁阵营，对它们的研究也就自然形成三个不同的营垒。然而它们相互之间所构成的“西厢”故事类型系统却没有成为研究的重心和主角。这种情况在神话母题研究中表现得更为鲜明。比如女娲、精卫神话均为中国神话的重头戏，但在以往的神话研究中，后代女娲、精卫神话在各类文学作品中的演绎再生情况却鲜有涉及。事实上女娲、精卫神话是中国文学中女娲、精卫两类题材的渊薮，后代不但相关题材的诗词散文数以百计，而且把女娲、精卫神话故事题材作为故事蓝本搬演的叙事文学作品也数量可观。然而由于文体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的樊笼所限，很少有人能从故事类型的系统角度关注研究二者各自故事的系统流变过程形态和内在原因。这就有必要从中国叙事文学作品的实际出发，考虑以故事类型作为叙事文学关注切入的研究视角，并以之作为中国叙事文学研究的体制范式[2]。

其次，包括神话在内，人类早期的文字记载具有多方面的功能价值，应该得到全面的开发。迄今为止，人们对于中国神话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历史学、考古学、人类文化学，以及民间信仰等方面。比较突出的是“古史辨派”的神话研究。该派参与学者多，且均为学术名家，且成果也煌煌可观。但该派关注问题的重心是历史学，所谓“古史辨”的核心目的就是从历史学本位出发，经过充足的考证，证明与上古历史内容相关的神话内容多为虚妄，故应将神话剔除在信史之外。在考古学方面，学者们希望把考古成果作为神话研究的重要源泉：“神话研究离不开考古学，考古学家为了解释自己的发掘品，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也要熟悉神话学，只有把神话研究同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宗教学等结合起来，才能达到上述目的。”[2]毋庸置疑，从这些角度进行神话研究的确非常必要，不能丢弃。但是相比之下，神话的文学属性及其相应研究却没有引起足够关注和研究。这是非常遗憾并迫切需要弥补的。事实上神话与包括诗词歌赋、小说戏曲在内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学殿堂之间的千丝万缕联系，尤其是作为个案的神话原型在后代文学宝库中不断演绎再生而且浩如烟海的盛况，至今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重视和全面系统的深入研究。不仅如此，除了神话题材在后代的不断演绎外，随着中国文学各种文体的不断成熟和繁荣，不同文体对于同一神话母题的不同阐释和演绎也是五彩缤纷的繁荣景象，既具有阅读价值，也具有学术研究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文学角度对于中国神话的关注与研究，是一项意义重大而又十分有趣的研究课题。

如果回归“中学为体”以故事类型研究为范式的研究角度和打通神话与中国文学宝库的关联，回归神话的文学本体研究都是有意义的工作，那么，它的体系建构和操作程序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应该澄清的一个问题是，“中体西用”指的是在中国体制格局的前提下适当采用西方学术营养，并不意味着对西方学术要素的彻底剥离。好比使用那么几块来自西方的装饰琉璃，并不影响和改变一栋四合院建筑的中国风韵。相反会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

三、“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构建中国体系的文学神话研究来自两块“他山之石”的启发。其一是神话原型批判理论的神话“移位”说，二是民间文学领域的主题学研究理论。这两者的结合，就是本文中国神话的文学移位研究的理论杠杆。

首先，在神话研究的领域，一个重要的问题似乎被人们忽略：当神话结束它的历史使命，转而为一种历史的积淀和文学的素材时，神话原型的内蕴怎样在新的历史环境和变异载体中绽放出新的生命活力？按照弗莱的观点，在古代作为宗教信仰的神话，随着其信仰的过时，在近代已经“移位”即变化成文学，并且是各种文学类型的原型模式[3]。对此，张隆溪先生有过这样的描述：

弗莱吸收了人类学和心理学的成果，认为神话是“文学的结构因素，因为文学总的说来是‘移位的’神话。换言之，在古代作为宗教信仰的神话，随着这种信仰的过时，在近代已经“移位”即变化成文学，并且是各种文学类型的原型模式。从神的诞生、历险、胜利、受难、死亡直到神的复活，这是一个完整的循环故事，象征着昼夜更替和四季循环的自然节律。弗莱认为，关于神由生而死而复活的神话，已包含了文学的一切故事，……之所以只有一个故事，是因为各类文学作品不过已不用方式、不同细节讲述这同一个故事，或者讲述这个故事的某一部分、某一阶段：喜剧讲的是神的诞生和恋爱的部分，传奇讲的是神的历险和胜利，悲剧讲的是神的受难和死亡，讽刺文学则表现神死而尚未再生那个混乱的阶段。文学不过是神话的赓续，只是神话‘移位’为文学，神也相应变成文学中的各类人物。[3]

在西方，《圣经》成为后代各种文学样式的文学海洋的母体和渊薮，《圣经》与后代文学的关联也引起历代学者的足够关注。然而在在中国文学的研究领域，神话题材怎样在后代各类文学体裁中绽放出新的花蕾，神话如何向文学的“移位”？这些涉及中国文学重大发展过程的问题显然没有受到人们足够的关注，所以它理应成为神话的文学研究（而不仅仅是宗教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的重要课题。尽管神话已经消失，但神话的母题在繁花似锦的文学百花园和各种文化遗产中却获得了无限生机。当然，神话文学移位的走向和轨迹也要受到各种社会条件的制约和限制。神话题材和意象在文学移位过程中的盛衰消长正是后代社会各种价值观念取向的投影。搜索神话在后代文学作品中的身影，咀嚼其主题变异中的文化变迁意蕴，对于把握人类文化主题的走向，寻找中国文学深层的血脉根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的意义也就在于尽力突破神话的宗教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研究，将其还原为以神话为起始，以文学为主体的文学研究。因而它的价值也就在于通过神话的文学“移位”描述为神话的文学研究与宗教学、民俗学、人类学的研究打通一座连接的桥梁，进而把握和认识中国民族文化的共同底蕴。

如果说原型批评的“移位”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宏观把握中国神话研究的路径视野的话，那么西方的主题学研究则为我们的中国式文学意义上的神话研究提供了具体的操作程序借鉴。主题学研究是近年来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它强调从某一主题入手，打破时空界限，探索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等叙事文学单元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作家笔下的不同处理。这个术语的提出虽然是由十九世纪德国学者Ｆ·史雷格尔和格林兄弟对民俗学的研究而肇始，七十年代末才传入中国港台地区，八十年代初才传入中国大陆，但实际上本世纪二十年代顾颉刚、钟敬文等人所发表的部分民俗学研究论文，如钟敬文《中国与欧洲民间故事之相似》（１９１６），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转变》（１９２４）等已经与主题学研究不谋而合。自顾颉刚先生之后，我国的主题学研究基本上处于中断状态。自八十年代以来，大陆学者在顾颉刚等人开创的研究基础上，又吸收西方学者对于主题学研究的方法思路，对中国文学进行主题学研究，出现了许多可喜成果。尤其是王立的主题学系列研究在中国文学主题学的系统性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突破和进展。

不过，主题学研究尽管对中国神话的文学移位研究很有参考借鉴价值，但不能完全照搬。其主要理由是，主题学的理论主要是依据和针对西方民间故事，对神话部分和东方中国涉及较少，难以涵盖和揭示中国民间故事和神话。同时，国内的主题学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西学体系的依赖性和归属感。目前国内和西方关于中国民间故事主题学的研究基本上还是在西方主题学体系的樊笼之下来运行操作。主要表现为在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编制上完全照搬西方的“AT分类法”，如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在民间故事个案的研究上也主要集中在民间口头文学领域。鉴于此，主题学在中国叙事文学领域的应用需要另起炉灶，从头做起。

另一方面，目前国内文学领域的神话研究主要偏重于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角度。多数这方面的神话研究著作往往和民间文学传说风俗想贯通，而缺少与规模浩大的中国古代书面文学的联系贯通。这正是我们中国神话文学移位研究需要解决的重心问题。

四、故事类型研究的属性意义

我们的中国神话文学移位研究正是基于对以上各种问题的解决和调整，希望从中国学术体系重建的高度来审视把握这种研究角度和方法。具体设想如下。

如前所述，以“西体”为主导的20世纪中国叙事文学研究的重心是以小说戏曲为中心的文体史研究和大量的作家作品研究。它所忽略和难以解决的中国叙事文学比较集中和普遍的是跨越各种文体和跨越若干作家作品的故事类型研究。因此，作为“中体”的核心构建就应该是对于以故事类型为中心的中国叙事文学主流现象予以全面的关注和认识解决。为此，我们计划对包括神话研究在内的中国叙事文学研究做一次较为彻底的改革。其核心主线是围绕故事类型来构想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体系和范式。

故事主题类型作为叙事文学作品的一种集结方式，具有单篇作品和文体研究所无法涵盖和包容的属性和特点。

故事主题类型的核心构成要素是情节和人物及其相关意象。但它们与单一的相应范畴所指有所不同，它更需要注意的是同一要素不同阶段形态变异的动态走势。故事主题类型中的情节更多需要关注的是在同一主题类型中不同文本在情节形态方面的异同对比。因为只有清晰地厘定不同文本故事情节的形态差异，才能为故事主题类型的文化分析提供可能。与之相类，故事主题类型中的人物既要关注同一人物在该类型故事演变过程中的流变轨迹，也要注意该故事流变过程中各个人物形象的出没消长线索，从而为文化分析寻找契机。显而易见，它与单篇作品和文体研究所关注的情节人物最大区别就是离开了单一情节和人物，去关注多个作品中同一情节和人物的异同轨迹。正是这些情节和人物在不同作品中的变异轨迹，才能为整个该故事主题类型的动态文化分析提供依据和素材。

在故事主题类型中与情节人物同步相连的还有以该故事主题类型内容为意象，出现在诗文等非叙事文体中的典故等材料。以王昭君故事为例，像《明妃曲》等大量吟咏王昭君的诗文作品，与《汉宫秋》等叙事文学作品的昭君故事在题材上本属同一类型，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它们被分割在戏曲研究和诗歌研究两个不同的领域。戏曲和诗文研究者一般不会去关注对方的文本中与自己的研究对象在题材和文化内涵上会有什么关联。然而，如果我们打破文体和单篇作品的壁垒，从故事主题类型的角度来观照与昭君故事相关的文献材料，就会理所当然地把《明妃曲》和《汉宫秋》等文体不同，各自独立的文本视为一个系列整体，梳理和把握其中的相关连接点，尤其是把《明妃曲》等诗文材料中的相关内容意象与《汉宫秋》等叙事文本的相关内容对照勘比，从中发现和挖掘诗文方面的相关意象与叙事故事文本之间的异同和关联，为该故事主题类型的整体把握提供有效素材。

故事主题类型属性的最大特点就是对于文体和单篇作品范围界限的突破和超越。它的视野不再仅仅局限于小说、戏曲、诗歌、散文这些文体樊笼和单个作品的单元壁垒，而是把故事主题相关的各种文体、各样作品中的相关要素重新整合成为一个新的研究个案。同时，以故事类型为核心，牵连各种相关文学材料的集结方式具有明显的中国叙事文学呈现特征。所以以故事类型为研究视角本身就是“以中为体”学术理念的明确体现。这样，也就为小说戏曲等叙事文体文学的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窗户，提供了一个新领域。

五、中国神话文学移位研究的具体构想

根据以上的思路和设想，我们把以中为体的中国叙事文化学分为两个互有关联的组成部分：第一，编制《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第二，对各个故事主题类型进行个案梳理和研究。

对于具备条件的故事主题类型，其个案研究操作程序大致有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调动一切文献考据手段，对该故事主题类型进行地毯式的材料搜索。就其文体分布状况来说，应该以小说戏曲为主，同时兼顾史传、诗文、方志、通俗讲唱文学等一切与该故事主题类型相关的材料。在这个方面，“竭泽而渔”也许只是理论上的奢望，但却应该是此项工作不懈的坚定目标。因为这是个案的故事主题类型研究的全部基础，好比是厨师把需要烹饪的原材料采购进货到家。

其次，在对已经掌握的所有材料进行充分阅读的基础上，对该个案故事主题类型进行要素解析。其中分为外显的结构层面和内在的意蕴层面。

结构层面是指那些通过文字阅读可以直接了解认知的外部可见的结构要素，包括情节、人物、背景与环境等等。所谓要素解析工作主要是就某一要素（如情节或人物等）在该主题类型不同文本中的形态流变进行细致勘比。具体梳理出在同一要素线索中，相同者有哪些？相异者有哪些？比如在情节和人物的演变中，哪些成分为一成不变，哪些为前后相异等等，均须细致勘比清楚。这一步骤是对材料挖掘搜集工作的清理，也是为内隐层面的清理铺路奠基。

意蕴层面是指在对结构层面诸要素的观照把握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对该个案故事主题类型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进行耙梳厘定。一般来说，一个故事主题类型在其演变过程中，往往也涉及几个方面的文化要素。这些文化要素往往要随着文本形态在不同时代和作家手中的变化而呈现出动态的演进。研究者一方面要对该文化侧面的全貌有基本的了解，更需要对这一文化侧面在该故事主题发展中的呈现有清晰的辨认。到了这一步骤，个案故事主题类型研究基本上已经呈水到渠成之势了。

第三，对该故事主题类型的特色和价值做全局的归纳和提炼，并进入到具体成文的收尾阶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此前工作的基础上，对该故事主题类型进行故事演进过程所蕴含的核心意蕴进行归纳概括，提炼出能够贯通该故事全部材料和要素的核心灵魂，用以统摄全部研究过程，把握全部材料。

以上构想已经分别得到程度不同的落实和实践。其中作为《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第一部分的《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已经编制出版[4]，大量个案故事主题类型研究也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当中。

作为这个整体构想的组成部分，中国神话的文学移位研究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系列个案研究组群中的一个。它以重建中国叙事文学研究体系为使命，以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为方法依托，旨在对中国神话各主要原型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密切关联进行全面彻底梳理和研究，为中国神话乃至整个中国叙事文学研究摸索一点创新做法。

依据西方原型批评的代表人物弗莱有关神话“移位”为文学题材的观点和主题学研究关注同一故事主题在不同时期和地域流传变异的方法，本文以个案故事类型为单位，拟对中国古代神话中的若干经典原型由神话传说逐渐转变为文学作品题材的过程进行挖掘梳理和分析研究。其中包括材料挖掘和文化分析两个部分。材料挖掘部分包括：各神话故事在后代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中的题材表现和形态变异，该神话故事在后代诗文作品中作为典故的出现情况，以及该神话故事在后代的风物遗址及其相关传说等。文化分析部分包括对该神话故事在后代叙事文学作品中的形态变异状况，诗文典故使用的意向所指和风物遗址中的具体时代的文化蕴涵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尤其是挖掘分析神话移位为文学的过程中民族文化精神形成的内在轨迹。比如《女娲神话的文学移位》一章在充分掌握有关材料的基础上，详细深入分析论述女娲神话中三个基本要素造人（含造物），补天、以及女皇之治等如何成为后代文学家展现天赋才华的用武之地，同时如何折射出封建父权社会对女权排异的痕迹。

在具体操作的程序上，首先坚持运用传统的文献考据学方法，将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的该神话原型和主题故事材料以竭泽而渔的方式网罗殆尽；其次则是将该个案故事的丰富材料进行缕析梳理，寻找出其中各种故事要素的异同点，并从历史文化和文学嬗变的角度进行高屋建瓴的深入分析，为该个案故事流传过程中的变异现象寻找出合理的历史文化和文学自身的解释。我们认为，以往的中国神话研究和主题学研究尽管成果可喜，但因为研究视角的不同，从文学和文化角度来研究神话有两个遗憾是需要解决和弥补的。一是材料的匮乏和缺失。无论是从广度上，还是从深度上，中国神话研究乃至中国文学主题学研究在材料发现和使用上都存在很多疏漏甚至硬伤。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某一神话原型在后代的文学“移位”过程中，各种体裁再现其题材原型的准确数字没有人做过精确或接近精确的统计。因而有必要下硬功夫、苦功夫对此予以最大可能的解决。二是有的放矢的思想文化意蕴和文学嬗变分析的薄弱。人类学的神话研究注重的是神话原型中的原始文化因子的内涵，有些包括神话研究在内的中国文学主题学研究则比较关注某种文学意象自身的文学特性。相比之下，神话原型在后代逐渐走入文学殿堂之后的轨迹的描述，以及这种形成和造成这种轨迹横向的社会文化和文学氛围的原因则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以女娲为例，本课题与以往的人类学和主题学神话研究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不是立足于神话原型的“溯源”工作，而是把重心放在“探流”上。也就是主要探索女娲神话在后来不同时代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有哪些作家使用哪些文体再次搬演了这个题材？这种搬演受到了哪些社会文化和时代文学氛围的制约？它对于文学的进步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等等。这些问题也正是本课题希望予以解决和突破的难点，并以此作为为之努力的创新之处。

神话移位为神话带来了无限生机，希望我们的中国神话文学移位研究也能为中国神话乃至整个叙事文学研究也能带来新的生机。

【参考文献】

[1]  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1页。

[2]  宋兆麟:《神话考古·序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2页。

[3]  张隆溪：《诸神的复活——神话与原型批评》，《读书》1983年第6期。

【英文摘要】

  “Theory of Chinese Culture in Western Use”  ——the Consideration of Chinese Myth Literature in Permutation Study

Nankai University        Jiayu Ning

Abstract: Through reviewing and self-questioning on Chinese myth and  history  study,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theoretical conception and specific operation procedure in the area of myth study that instead of  “Theory of Western Culture in Chinese Use”, we should employ“Theory of Chinese Culture in Western Use”.  This  proposition  is based on the foundation of using the studying method on Western folk literature’  thematology and the theory of“archetypal criticism”  on  permutation  in myth literature as references, which is reflected from the angle of constructing Chinese Myth Literation studying system.  This article hopes that it can draw attention of academia on shifting angles of Chinese ancient myth literation study and expanding its horizons, which would be helpful for leading the focus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myth’s historiography, religious study,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back to the literature study’s noumenon.

Key words:  Theory of Chinese Culture in Western Use, Chinese myth, literature permutation.

（原载：《学术研究》2014年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