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說新語》中的門閥士族門第觀念

甯稼雨*

作為有形的社會現象，世家大族經濟力量的迅速膨脹和政治勢力的逐漸強化很快就轉化成為一種強勁的精神力量。這就是與日俱增，日益強化的門第觀念。門第觀念的核心是建立在經濟條件極為富庶和政治勢力極為強悍基礎上的家族優越感；它以家族的自尊和排他為基本出發點，以不同流品之間的嚴格界限為基本表現特徵，以婚姻、名諱和家教為主要表現形式[1]，充溢於士族生活的各個角落。它是士族階層經濟和政治上獲得空前膨脹的精神化、觀念化的產物。

我在《世說新語與中古文化》一書中曾經說過：「門第形成前或初期，在各大族的心目中，家族的榮辱、個人的升遷，是與包括自己家族災難的民族的生存與興盛緊密相關的。所以他們的主要著眼點，在拼命擴大家族的勢力和影響，並使這種勢力和影響早日穩固下來。而門第的地位與威望一旦形成，一種優越感所驅使的門第觀念便成為把大族與庶族區分開來的強勁異己力量。這種觀念所帶來的影響，不僅為門第的創立者始料所不及，而且對整個封建社會都產生了無法估量的約束作用。」[2]現在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曹魏時士族剛剛形成不久，其門第觀念還比較淡漠。西晉是士族經濟力量迅速膨脹的時期，東晉則是士族政治勢力達到巔峰的時期。此期的門第觀念雖然已經比較嚴重，但由於它是人們在門第形成過程中現實問題的自然流露，所以尚未把門第觀念看得無以復加。真正把門第看得高於一切，整個社會風氣都極為注重門第觀念的，是劉宋及其以後的南北朝時期。而在這一過程當中，劉宋時期產生的《世說新語》在把門第觀念強化到極點的過程中起了相當重要的推波助瀾的作用。

（一）        尊卑嚴格的流品意識

初讀《世說新語》時，有一疑惑久未得解：為何有晉一代詩壇祭酒陶淵明竟然不得入《世說新語》中[3]？經深入把玩《世說》，方悟此乃《世說》編者及當時盛極一時的門第流品意識使然。陶氏一族晉代以陶侃最為知名[4]，但也常受人輕辱。《世說新語．容止》「石頭事故」條載庾亮畏見陶侃，而溫嶠勸亮往之言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余嘉錫引述李慈銘言，認為「溪」當作「傒」，為「雞」之誤，乃前人對江西人之蔑語，猶呼北人為「傖父」[5]。陳寅恪則以為「溪」為溪族，乃高辛氏女與畜狗所生後代。陶侃及陶淵明一族即出於溪族[6]。周一良也支持陳說，並認為：「所謂溪人者，多以漁釣為業，如唐代蠻蜑漁蜑之比。」[7]劉敬叔《異苑》：「釣禨山者，陶侃嘗釣於此山下水中，得一織梭，還掛壁上。有頃雷雨，梭變成赤龍，從空而去。其山石山猶有侃跡存焉。」[8]《世說新語．賢媛》亦載：「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鮓餉母。母封鮓付使，反書責侃。」所以周一良先生說：「蓋陶公正是漁賤戶之溪人，故貴顯後猶不能逃太真之輕詆。」[9]可見「溪狗」為人們對陶氏家族為狗裔的蔑稱。正因為陶氏祖先有這樣醜史，所以它一直受到人們（尤其是世家大族）的蔑視和嘲弄。

陶氏家族的地位變化始自陶侃。其經過十分艱辛：

陶公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舉孝廉，投侃宿。于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磬，而逵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為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二髢，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半為薪，剉諸薦以為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歎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為美談。」侃乃返。逵及洛，遂稱之於羊晫、顧榮諸人，大獲美譽。（劉注引《晉陽秋》：「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生侃。湛虔恭有智算，以陶氏貧賤，紡績以資給侃，使交結勝己。侃少為尋陽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宿。時大雪，侃家無草，湛徹所臥薦剉給，陰截髪，賣以供調。逵聞之歎息。逵去，侃追送之。逵曰：『豈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逵曰：『當相談致。』過廬江，向太守張夔稱之。召補吏，舉孝廉，除郎中。時豫章顧榮或責羊晫曰：『君奈何與小人同輿？』晫曰：『此寒俊也。』」又引王隱《晉書》：「侃母既截髪供客，聞者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進之于張夔，羊晫亦簡之。後晫為十郡中正，舉侃為鄱陽小中正，始得上品也。」）（《世說新語．賢媛》）

陶母截髪留賓，傳為千古美談。但時過境遷，後人往往從道德和倫理角度，注意到陶母之賢德[10]，卻往往忽略了故事的原汁原味是著意描繪和烘托出一個寒族家庭奔向貴族社會的堅定決心和艱難歷程。陶母的絲絲烏髮，未嘗不是寒門對於士族那種盛氣淩人的傲慢態度的強烈控訴。然而可悲的是，士族的強大勢力使得寒族儘管心有不滿，卻又不得不惟命是從，亦步亦趨，按照士族的理念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和人生道路。正因為陶氏家族的卑微出身，才使得儘管陶侃已經開始步入上流社會，但其他高門貴族仍然將其視為寒門。

從歷史文獻記載來看，陶氏家族的郡望至今仍然還是一個懸而未決的疑案，這本身就不是世家大族應有的缺憾。《晉書．陶侃傳》記載：「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也。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宋人汪藻《世說敘錄·世說人名譜》中收錄名門族譜凡二十六種，未見陶氏在內；另有二十六族無譜者，陶侃、陶範在列其中，未言郡望[11]。直到唐代，陶家的郡望才在有關的姓望材料中被肯定為江州尋陽郡。北京圖書館藏位字七九號唐寫本《天下姓望氏族譜》殘卷和斯坦因敦煌文書第2052號《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中均在江州尋陽郡下載有陶氏家族[12]。可見陶家的郡望也只是因為陶侃的功業和陶淵明後來的名聲而被肯定下來。在晉宋時期，陶氏家族還是被人蔑視的小族。這一點，在《世說新語》中不乏例證：

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為烏程令，送一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答語：「王修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世說新語．方正》）

陶胡奴即為陶侃第十子（或言第九子）陶範。余嘉錫此條箋疏云：「《侃別傳》及今《晉書》均言范最知名，不知其人以何事得罪于清議，致修齡拒之如此其甚。疑因陶氏本出寒門，士行雖立大功，而王、謝家兒不免猶以老兵視之。其子夏、斌複不肖，同室操戈，以取大戮。故修齡羞與範為伍。于此固見晉人流品之嚴，而寒士欲立門戶為士大夫，亦至不易矣。」陶侃、陶范官居要位，煊赫一時，尚受此不恭，陶淵明一彭澤小令，自然屬小人之列，豈能與士族大角爭勝並列哉[13]？類似情況又如：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劉注：孔子稱：「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劉尹之意，蓋從此言。）（《世說新語．方正》）

顧炎武有云：「晉、宋以來，尤重流品。」[14]正是因為流品的嚴格界限，才會出現在士族眼中，寒族小人連巴結大族的資格都不具備。在這種環境之下，有沒有一個顯貴的家族背景就會受到截然不同的禮遇：

張玄與王建武先不相識，後遇于范豫章許，范令二人共語。張因正坐斂衽，王孰視良久，不對。張大失望，便去。范苦譬留之，遂不肯住。范是王之舅，乃讓王曰：「張玄，吳士之秀，亦見遇于時，而使至如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張祖希若欲相識，自應見詣。」范馳報張，張便束帶造之。雖舉觴對語，賓主無愧色。（《世說新語．方正》）

王忱之所以對張玄前倨後恭，就是因為開始並不知曉張玄為吳中豪族；而一旦得知，便如饑似渴了。晉人流品之嚴，於此可見一斑。強調流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士族謀求政治權力壟斷的一個方面。此如近人王伊同所說：「高門巨族，以泰山壓卵之勢，陵忽寒士，稍攖其鋒者，驅迫有司，排抑多端，固以自尊，亦所以隱操政柄，明持物望耳。」[15]如：

        周伯仁為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亮為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明旦，報仲智，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床對之大泣，說伯仁昨夜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為辟易於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名，那與佞人刁協有情？」逕便出。（《世說新語．方正》）

周顗、周嵩兄弟為汝南周浚之子。周氏在汪藻譜中雖然在無譜二十六族中，但《世說新語．賢媛》所載李絡秀為門戶計嫁給周浚，知周氏必當大族。且該條劉注亦引《周氏譜》，則汪藻偶漏耳。而刁氏一族則又在汪譜無譜二十六族之外，顯系寒小之族。刁協本想借助周氏家族擠入政權核心，不想為周嵩嚴厲拒絕。此即王伊同所謂「隱操政柄，明持物望」者也。劉應登評：「仲智如恚弟之泣別，責兄之容佞，其言似正，亦大不近人情矣。」[16]蓋未解此中蘊藉。

（二）        自矜門第的優越意識

門第形成和逐漸強大之後，首先形成的就是唯我獨尊的優越意識：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為「小子」。王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劉注引《中興書》：「王濛女諱穆之，為哀帝皇后。王蘊女諱法惠，為孝武皇后。」）（《世說新語．方正》）

太原晉陽王氏雖然沒有像琅邪臨沂王氏那樣取得與司馬氏共天下的地位，但僅憑王爽念念不忘的這幾張王牌資本，就足以令當時天下人仰視。劉義慶等人將其列在《方正》一門，足見其仰慕垂涎之情，亦可見劉宋時人崇仰名門的普遍社會心態。至趙宋以後，人們的看法已經比較客觀。南宋劉辰翁評云：「捷急語耳，非方正。」[17]明代淩濛初則一語道破：「直是賣弄。」[18]類似的家族內部的賣弄與回護現象在《世說新語》中屢見不鮮：

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狼藉。王敦護其兄，故于眾坐稱：「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咸稱之。」時何充為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旁人為之反測，充晏然神意自若。（《世說新語．方正》）

這裡雖然意在張揚何充的方正之氣，但從中亦可見王敦對族人的回護之心，以至於黑白顛倒。王敦還大言不慚地稱讚自己的兒子：「其神候似欲可。」[19]王澄也吹噓自己的兒子「風氣日上，足散人懷」[20]。對此，清人李慈銘斥曰：「案晉、宋六朝膏梁門第，父譽其子，兄誇其弟，以為聲價。其為子者，則務鄙薄父兄，以示通率；交相偽扇，不顧人倫。世人無識，沿流波詭，從而稱之。於是未離乳臭，已得華資；甫識一丁，即為名士。淪胥及溺，凶國害家。平子（按指王澄）本是妄人，荊產（按指王澄四子微）豈為佳子？所謂風氣日上者，淫蕩之風，癡頑之氣耳。長松下故當有清風，斯言婉矣。」[21]可謂點到了要害之處。

為了維護和延續自己家族的威望地位，諸大族還採用了一些步調幾乎一致的做法。其中較為重要的是名諱和家教。

避諱為中國歷史上特有的風俗。它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前後垂二千年。但其演變期間的各自內涵卻存在較大的差異。最早的避諱主要針對死去的尊者，它是周人禮儀和祭祀的一個組成部分。《周禮．春官．小史》：「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鄭玄注引鄭司農：「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左傳．桓公六年》：「周人以諱事神。」《禮記．祭義》：「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可見周人是以忌諱的形式來表達自己對已故尊者的親情，並將其形成為禮儀制度。然而從秦漢開始，避諱便成了統治者權力的一種象徵。《史記》年表稱正月為端月，是因為它與秦始皇嬴政的字音相同；《漢書》改邦為國，改恒為常等都是為帝王諱。然而到了魏晉時期，避諱的宗旨和形式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已經成為士族炫耀家族的手段。當時最為嚴格的就是家諱。違犯者要受到惡報[22]。據《通典．禮》卷六四「授官與本名同宜改」和「官位犯祖諱」條，父祖及本人名與官職名同者，皆得改選[23]。王舒因父名會，朝廷用為會稽內史，累表自陳，求換他郡。後來改會稽郡為鄶稽，才不得已上任[24]。江統也經歷過同樣的事情[25]。然而從《世說新語》這記載來看，當時士族階層有不少有意犯諱的現象。這些現象儘管表現不盡相同，但目的初衷只有一個，就是借犯諱炫耀家族，或詆毀他人：

盧志于眾坐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于盧毓、盧珽。」士龍失色，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議者疑二者優劣，謝公以此定之。（《世說新語．方正》）

盧志和陸機都是「八王之亂」中追隨不同政治營壘的士族人物。陸機兄弟最終遭戮，即由盧向司馬穎進諂所致。二人之間具有深深的政治裂痕，所以才會拿最不能接受的父祖名諱來向對方挑釁；反過來說，正是因為父祖名諱在當時十分為人看重，所以才會被用為政治排斥的手段。在不重名諱的時代，倘若還想用政治對手的父諱來攻擊對方，倒是愚蠢之舉。因為對此未能深諳，所以後人有對陸機兄弟的優劣看法與謝安及時人不同者。宋代葉夢得說：「以吾觀之，機不逮雲遠矣。人斥其祖父名固非是，吾能少忍，未必不孝。而亦從而斥之，是一言之間，志在報復，而自忘其過，尚能置大恩怨乎？若河橋之敗，使機所怨者當之，亦必殺矣。雲愛士不競，真有過機者，不但此一事。方穎欲殺雲，遲之三日不決。以趙王倫殺趙浚赦其子驤而複擊倫事勸穎殺雲者，乃盧志也。兄弟之禍，志應有力，哀哉！人惟不爭於勝負強弱，而後不役於恩怨愛憎。雲累於機，為可痛也！」[26]淩濛初也評道：「士龍亦自雅量。」[27]都是因為沒有設身處地地設想當時作為家族利益重要體現的家諱在士族心目中的位置是如何遠遠超過了其他因素。余嘉錫似乎看到了個中三昧：「六朝人極重避諱，盧志面斥士衡祖父之名，是為無禮。此雖生今之世，亦所不許。揆以當時人情，更不容忍受。故謝安以士衡為優。此乃古今風俗不同，無足怪也。」看看《世說》其他材料，也可有助我們瞭解陸機何以針鋒相對，寸土不讓。如：

        王藍田拜揚州，主簿請諱。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於外，餘無所諱。」（《世說新語．賞譽》）

儘管入門請諱是古來的規矩，但這在王述看來已經沒有必要，甚至還有些無視其門第聲望的不敬之嫌。其潛臺詞是，如果我的祖上名諱還需要自己介紹陳說的話，那就不配作大族了。所以他的話實際上是在借教訓主簿來矜揚家族名望。清人李慈銘說：「案此條是六朝人矜其門第之常語耳。所謂專以塚中枯骨驕人者也。臨川列之《賞譽》，謬矣！」[28]

還有一種不帶有政治色彩和非惡意的有意犯諱，但其效果也是彰揚大族名諱：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鐘會同載，即駛車委去。比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遙遙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群。」帝複問會：「皋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士。」（劉注：二陳，騫與泰也。會父名繇，故以「遙遙」戲之。騫父矯，宣帝諱懿，泰父群，祖父寔，故以此酬之。）（《世說新語．排調》）

鐘毓為黃門郎，有機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群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共嘲毓。景王曰：「皋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顧謂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黨。」（《世說新語．排調》）[29]

劉孝標注可以告訴我們這是一場君臣之間互相以祖上名諱取樂的玩笑。可能令人不解的是何以這樣的玩笑雙方竟然能夠相安無事，而且似乎還樂在其中？答案就在於他們所謂犯諱與其說是犯諱，還不如說是一種善意的恭維。其潛臺詞實際是向對方暗示自己沒有忘記對方的家諱。這照樣可以看出大族的頭腦中是如何時刻將各族的名諱爛熟於心的。類似情況還有：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庾稺恭家。」庾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世說新語．排調》）

這種犯諱既非惡意，也非善意，而是有些知識競賽的味道。而這種試題的目的，就是為了檢測應試者的家族名諱意識及其基本常識扎實與否。這種有意犯諱發展到極致，就是一些名門大族的後代為了彰揚祖上榮耀，以借餘蔭，竟然祖孫幾代名字同用一字。清代袁枚曾論及此事：「六朝避諱苛嚴，已屬可笑。乃有祖孫同名，若雁行兄弟，犯不避忌。如南朝王悅之父靖之，祖獻之，曾祖羲之。是四代祖孫同一名也。晉王彪之之子臨之，孫納之，曾孫准之，玄孫輿之，輿之子進之。是六代祖孫同一字也。且有子而字父者。《晉書》胡毋輔之子謙之曰：彥國不得爾。王濛自照鏡曰：王文開生此兒。豈他人不得稱父字而子乃得稱父字。豈不更可笑乎？」[30]不過袁枚有所不知的是，六朝人雖然極重家諱，但「之」、「道」二字卻在不避之列[31]。依陳寅恪先生之見，這大約與其宗教信仰有關[32]。則又屬例外情況。

至於那些無意犯諱的故事，則又從另外一個角度使人看出家諱意識是如何深入人心：

元皇初見賀司空，言及吳時事，問：「孫皓燒鋸截一賀頭，是誰？」司空未得言，元皇自憶曰：「是賀循。」司空流涕曰：「臣父遭遇無道，創巨痛深，無以仰答明詔。」元皇愧慚，三日不出。（《世說新語．紕漏》）

羊秉為撫軍參軍，少亡，有令譽。夏侯孝若為之敘，極相贊悼。羊權為黃門侍郎，侍簡文坐。帝問曰：「夏侯湛作《羊秉敘》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權潸然對曰：「亡伯令問夙彰，而無有繼嗣。雖名播天聽，然胤絕聖世。」帝嗟慨久之。（《世說新語．言語》）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床下蟻動，謂是牛鬥。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唯谷。」（《世說新語．紕漏》）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為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溫酒來！」桓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王歎曰：「靈寶故自達。」（《世說新語．任誕》）

從以上故事可以看出，無論是君臣之間，還是士族權貴之間，都難免有一時疏忽而忘記別人家諱的情況。對此，被犯者既不能表示無動於衷（那樣等於認可對方儘管是無意的冒犯），也不能大動肝火（那樣又顯得氣量狹小）。三人的共同舉動是流涕而哭。這正是當時的普遍習俗。《顏氏家訓．風操》：「《禮》云：『見似目瞿，聞名心瞿。』有所感觸，惻愴心眼。若在從容平常之地，幸須申其情耳。必不可避，亦當忍之，不必期於顛沛而走也。梁世謝舉甚有聲譽，聞諱必哭，為世所譏。又有臧逢世，臧嚴之子，篤學修行，不墜門風。孝元經牧江州，遣往建昌督事，郡縣民庶，競修箋書。有稱嚴寒者，必對之流涕。不省取記，多廢公事。」余嘉錫言：「由顏氏之言觀之，知聞諱必哭，乃六朝之舊俗。故雖凶悖如桓玄，不敢不謹守此禮也。」[33]可見只要不是政治對立的原因，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犯諱，都是可以容忍甚至是會意其內涵的。但無論何種原因，被犯者的反應必須敏捷。因為這是維護家族聲望，炫耀家族地位的必要準備。則避諱一事至魏晉其內涵的轉變也就可見一斑了。

關於士族家教一事，王伊同和蔣凡二前輩已有詳細分析[34]，而且十分到位，故不贅述。

（三）        推陳出新的門第意識

門閥士族從形成到衰微時間漫長，其間士族自身的素質和構成都發生過很大的變化。田余慶先生認為，魏晉士族大約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由東漢世家大族更新而來，基本上保持儒學傳統的舊族門戶，另一類則是以濡染玄風為主的新出門戶[35]。就數量而言，新出門戶要遠遠超過舊族門戶；那些執掌朝中大權的士族也主要是新出門戶[36]。可以說，新出門戶的經濟、政治和思想主張不僅代表了士族的主流，而且也是整個魏晉時代特徵的主流代表。儘管那些舊族門戶全然不把新出門戶放在眼裡，然而舊族門戶的抱殘守缺在生機勃勃的新出門戶面前，已經如同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了。所以相比之下，新出門戶以其蓬勃旺盛的生機把士族的時代主角角色推向了極至。從《世說新語》的記載來看，儘管劉宋時期人們對於以玄學清談為特徵的新出門戶看法仍然不盡相同，但《世說》的編者還是對具有玄學清談色彩的新出門戶表現出極大的好感和彰揚。這種傾向代表了時代潮流，也是新出士族精神得以延續的重要原因。

首先，《世說》對那些自矜門戶的舊族歧視新出門戶的行為作了客觀的記述。當山濤的族人向司馬懿推薦年輕的山濤，並希望他將來能夠與司馬師、司馬昭兄弟共同治理天下時，以世吏二千石門戶自豪的河內司馬氏代表人物司馬懿卻沒有把缺乏門第出身的山濤一族放在眼裡。他對山濤的族人以戲謔的口吻說：「卿小族，那得此快人邪？」[37]據該條劉注引庾預《晉書》，山濤為河內懷人，祖父山本為郡孝廉，父親山曜為冤句令。山濤「蚤孤而貧」。所以汪藻的《世說人名譜》所列「無譜者二十六族」中河內山氏只是從山濤開始計起。可見新興士族正在興起的正始時期，舊族門戶完全無視新出門戶。直到東晉時期，新出門戶已經進入政權核心，其政治地位遠在舊族之上。可是舊族人物仍然以歧視的眼光看待新出門戶。當謝萬在其兄謝安家當眾索要便器時，在坐的阮裕毫不客氣地譏諷他：「新出門戶，篤而無禮。」[38]據《世說新語．任誕》「阮仲容步兵居道南」條劉注引《竹林七賢論》：「諸阮前世皆儒學。」可見陳留阮氏屬於東漢舊族。但從阮籍往上，其祖上只能上溯兩代。其祖輩中阮敦士履無聞，阮略和阮諶分別為齊國內史和侍中。阮氏作為舊出門戶，不過起於桓、靈之間。在東漢時阮氏只能屬於大族之末，社會地位平平。從阮瑀開始，阮氏從儒學轉向玄學，名士輩出。但並沒有出現居位執政的顯要人物，其家族地位在東晉時實際上已經開始衰落。儘管如此，阮裕還是以其門第歷史自傲，不肯承認當時已經炙手可熱的陳郡謝氏的地位[39]。不僅如此，謝氏還受到門戶和發跡都早於自己的琅邪臨沂王氏的歧視：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王恬許，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爾！」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門內，謝殊有欣色，以為厚待己。良久，乃沐頭散發而出，亦不坐，仍據胡床，在中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於是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爾！」（《世說新語．簡傲》）

據《晉書．王祥傳》和《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琅邪臨沂王氏的先世可上溯到西漢王吉。但難以徵信。故而汪藻《世說人名譜》只是把王祥之父王融作為王氏一世。王氏的真正興旺，是王祥以軍功入仕之後的事情。所以田余慶先生認為：「太原王氏和琅邪王氏，它們與魏晉新出門戶相比，雖說其有來自，但究非東京之楊、袁宗族一類，其先世只可以尾附於世家大族之列，充數而已，而不能視為世家大族入魏晉以後的真正代表。」[40]不過進入東晉以後，隨著「王與馬共天下」局面的形成，王導成為可以左右皇帝的重臣，王氏的權勢加上以往可溯的先世資歷，成為當時不可一世的顯要貴族。與王氏相比，陳郡謝氏既非東漢舊族，當時的權勢也無法與王導抗衡（謝安當時尚未出仕）。王恬為王導次子，當然不會把謝氏放在眼裡。那種對謝萬的捉弄也就在所難免了。謝安對此早有防備，所以他堅持不往；謝萬不知深淺，所以碰壁而回。余嘉錫說：「江左王、謝齊名，實在安立功名以後。此時謝氏兄弟甫有盛名，而其先本非世族，故阮裕譏為新興門戶。王恬貴遊子弟，宜其不禮謝萬也。」劉義慶等人將此事列在《簡傲》門中，其用意有些微諷王恬過於狂傲的意思。

然而歷史的變遷從來並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無論舊族門戶怎樣自高自大，目中無人，也改變不了其自身不斷衰亡的事實。而歷史往往將其青睞的目光投向那些順應歷史潮流，接受新鮮事物的族類。以東南吳姓為例，吳郡四姓和會稽望族雖然同屬漢代儒學傳統的舊姓。在東吳西晉時期，吳郡四姓和會稽望族的地位基本上旗鼓相當。但至東晉後吳郡四姓能夠順應潮流，與玄學同化，所以很快與南下的中原大族融化；而山陰會稽望族由於抱殘守缺，所以逐漸呈衰落的趨勢[41]。這一走向，在《世說新語》中表現得十分明顯。

吳郡四姓比較確定，特徵也比較清楚。《世說新語．賞譽》：「吳四姓舊目云：『張文，朱武，陸忠，顧厚。』」劉注引《吳錄士林》：「吳郡有顧、陸、朱、張為四姓。三國之間，四姓盛焉。」雖然順序不同，但四姓所指沒有變化。而會稽望族就不同了。由於史書中沒有明確的所指，今天學者提到的會稽士族一般都是仿照「吳郡四姓」將有關會稽四族的材料稱為「會稽四姓」。「會稽四族」一般指孔、魏、虞、謝，根據是《世說新語》：

會稽孔沈、魏顗、虞存、謝奉，並是四族之雋，于時之傑。孫興公目之曰：「沈為孔家金，顗為魏家玉，虞為長林宗，謝為弘道伏。」（《世說新語．賞譽》）

有的學者根據其他材料，將會稽四姓定為虞、魏、孔、賀[42]，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則從《世說新語》定為孔、魏、虞、謝。筆者採用這一說法。除了《晉書》和《宋書》中都可以找到支援的根據外[43]，更重要的是根據九品官人法的規定，鄉品二品以上才為高門，或稱上級士人；鄉品二品以下則是寒門，其中鄉品三品以下者為下級士人，鄉品六品至九品者為上級庶民[44]。會稽四族和丁、鍾離氏為高門，賀氏則屬下級士人，恐怕難入四族之內[45]。從當時的史料來看，吳郡四姓和會稽四族地位相當。左思《吳都賦》：「其居則有高門鼎貴，魁岸豪傑虞、魏之昆，顧、陸之裔。」劉良注：「虞、魏、顧、陸，吳之舊姓也。」李善注：「虞，虞文秀；魏，魏周；顧，顧榮；陸，陸遜；隆吳之舊貴也。」[46]可見在西晉人眼中，吳郡顧、陸二姓與會稽虞、魏二姓是相提並論、平分秋色的。

進入東晉以後，本來以王導為代表的中原大族和東晉政權也是將吳郡和會稽士族一視同仁的。《晉書．王導傳》：「（琅邪王睿）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曰：『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于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己傾心，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正因為賀循沒有捲入西晉末年陳敏之亂，並且以討伐不肯擁戴晉元帝的江州刺史華軼有功，在協助東晉王朝在江南立足的問題上立有功勳，才得以擢超高位[47]。但進入東晉以後，吳郡四姓和會稽望族分別流向不同的管道。吳郡諸姓本來就就不以經學儒學見長，加上他們與東晉王朝共處一地的優越地理位置，使得他們很快與南下的中原僑姓打成一片，並成為東晉政權的積極參與者；而會稽士族多半為經學儒學世家，很難與中原玄風同化，加上地理位置的遙遠，所以他們的興致主要集中在土地的經營。川勝義雄將其概括為政治家和土地經營者兩種類型，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48]。

對於這兩種走向，東晉南朝間人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江東吳姓人士崇尚中原文化，這本來是西晉統一後吳姓政治服從的一種表現[49]。著但名的保守派人物葛洪站在守舊的立場上，對中原的一切文化及生活習俗都給予否定。他更為反對的是江南人士對中原文化的吸收和模仿。他說：「餘實凡夫，拙於隨俗。其服物變不勝，故不變。無所損者，余未曾易也。雖見指笑，餘亦不理也。豈苟欲違眾哉？誠以為不急耳。上國眾事，所以勝江表者多。然亦有可否者。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謂違本邦之他國，不改其桑梓之法也。況其在於父母之鄉，亦何為當事棄舊而強更學乎！」[50]與葛洪相反，《世說新語》的編者顯然肯定的是吳郡士族跟隨中原新潮文化的舉動：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詩之俊乂。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皋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裴回，懸鼓之待捶。凡此諸君，以洪筆為鉏耒，以紙劄為良田。以玄默為稼穡，以義理為豐年。以談論為英華，以忠恕為珍寶。著文章為錦繡，蘊五經為繒帛。坐謙虛為席薦，張義讓為帷幕。行仁義為室宇，修道德為廣宅。」（《世說新語．賞譽》）

從這些讚美的詞句中可以看到，吳郡幾大望族的文化修養已經亦步亦趨地跟上了中原文化的潮流。其中既有探究義理的玄學，也有受玄學影響的作為文學自覺表現的文章能力。這一點，在書中很多故事中都能夠得到具體的證實：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孫，年並七歲，在床邊戲。于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暝于燈下，二兒共敘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複生此寶。」（《世說新語．夙惠》）

顧和自稱「衰宗」，並不是從經濟物質方面而言，而是指文化政治方面與中原大族的距離。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不僅自己身體力行，參與清言的行列，更為重要的是，他在兩個幼童對玄學清言的接受上看到了自己家族的希望。這意味著他的後代有希望跟上時代的步伐，成為能夠與中原大族平起平坐的弄潮兒了。這裡充分反映出吳郡大族對於接受和同化中原文化問題的緊迫感和危機感。這兩個幼童不僅能夠複述前輩的清言，而且還能自己以玄言立論：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惠，和並知之，而常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厭。于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世說新語．言語》）

從表面上看，玄、敷二人是在以祖父和外祖父對自己的態度上尋找話題，但實際上所謂「親」與「不親」，「忘情」與否等都是當時清談玄學中的常見話題。那麼清談玄學在這兩個兒童身上紮根之深，也就顯而易見了。

正是因為吳郡四姓對中原文化採取一種認同和追隨的態度，所以他們的後代不僅能夠濡染玄風，而且政治上也取得了一定地位。而相比之下，會稽望族則不願意拋棄以往代表家族身份的儒學經學傳統，並對中原玄談之風表示了極大的不滿。《晉書．虞預傳》稱：「預雅好經史，憎疾玄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發，所以胡虜遍於中國，以為過衰周之時。」正因為會稽一地沒有清談玄學的氛圍，所以他們當中個別擅談者只能到吳郡去施展才能。《會稽典錄》載：「邵員字德方，余姚人。與同縣虞俊鄰居。員先不知俊，十餘年，俊至吳，與張溫、朱據等會，清談干雲，溫等敬服，於是吳中盛為俊談。員聞而愧曰：『吾與仲明游居比屋，曾不能甄其英秀，播其風烈，而令他邦稱我之傑。』」[51]從中可見會稽一地學風的保守。但就整個社會環境而言，這樣的保守風氣不能給自己帶來好運，而只是相反。因為社會上時尚的標準，是重視玄談文義。任昉在其《為蕭揚州薦士表》中說：「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而他推薦的秘書丞王暕，正是這樣一個「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疏道親」的玄學式人物[52]。然而這些都是會稽望族的弱項，所以這樣的會稽士族明顯因為短於清談玄學而表現出衰微的頹勢：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存笑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無忤於色。（《世說新語．排調》）

程炎震云：「《金樓子·立言篇》作魏長高。又云：『更覺長高之為高，虞存之為愚也。』則長齊當作長高，草書相近之誤耳。」[53]看來蕭繹對缺乏玄學才能的魏顗是持褒揚態度的。但《世說新語》的編者顯然是把他作為嘲笑揶揄的對象加以嘲弄的。又如：

魏隱兄弟，少有學義，總角詣謝奉；奉與語，大說之，曰：「大宗雖衰，魏氏已複有人。」（《世說新語．賞譽》）

儘管魏隱兄弟的才學似乎有了一點長進，但這恐怕也無法改變其「大宗雖衰」的宗族全貌。那麼魏氏家族的衰微也就在所難免。與魏氏家族類似的還有山陰謝氏。《會稽典錄》云：「謝淵字休德，山陰人。其先钜鹿太守夷吾之後也。世漸微替，仕進不繼。」[54]正是因為魏氏和謝氏兩個家族排斥新來的中原文化，所以出現了子弟斷檔的問題。因為九品官人法雖然給予士族以仕宦的保障，但士族本身還需要以相當的實力才能位至顯宦。如果士族在某一輩無人在朝擔任要職，就意味著該族已經中衰。謝安正是在其宗族面臨這種危險時才出仕為官的。而會稽魏、謝二族正是缺乏才行的佳子弟，所以已經由東晉時期的四族之一至隋唐以後門第已在士族之外。在敦煌發現的《天下姓望氏族譜殘卷》中，魏、謝二族已不在望族之中[55]。直到唐代後期，山陰謝氏家族才又東山再起，進入大族行列[56]。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世說新語》的編者對於魏晉新舊門戶並無先入為主的成見。他們彰揚的標準是，只要能夠順應時代潮流，跟上玄學的步伐，具有名士的資質，無論是舊姓貴族，還是新出門戶，都在肯定褒揚之列；反之就要受到貶抑和唾棄。根據這種價值判斷所選錄的名士故事，顯然具有一種肯定新出門戶的文化品味，因而激勵後人繼續仿效追隨這一文化精神的作用。南朝各代文人雅士均能崇尚玄學清言，追步晉人風韻，《世說新語》的這一宣導作用可謂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