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尊经阁藏宋本《世说新语》版本文献价值

宁稼雨

摘要：文章在对日本尊经阁藏宋本《世说新语》进行版本梳理的基础上，着重以该本与嘉趣堂本和湘中刻本对比，证明尊经阁本校勘价值的优胜之处，挖掘梳理尊经阁本所附宋代汪藻《叙录》对《世说新语》书名、卷帙、门类、版本，以及敬胤注、《人名谱》《引书书目》《解题》诸多方面研究的文献学术价值。

关键词：尊经阁；《世说新语》；版本；文献；《叙录》

日本尊经阁藏本为现存最早的全本《世说新语》，版本价值巨大，学界对此本刊刻和流传过程关注较多，对其本身的文献价值关注较少，故尝试梳理疏证，以飨同好。

从时间上看，现存《世说新语》最早的版本为唐写本（日本藏），但该本为残卷，分藏四家，总共只有51条，与《世说新语》全书1130条的数量相比相去甚远，因而版本价值也就较低，而董弅原刻于南宋绍兴年间的日本尊经阁本虽然时间略晚，但卷帙完整，在现存所有全本《世说新语》中为最早，所以其版本的重要性先拔头筹。

目前已知宋本共三种，其中绍兴中湘中刻本至20世纪已失传，其版本状况在清代诸家批校中有零散保存，但原貌不详。尊经阁本至20世纪初才传回中国大陆，在他本传回之前，唯一流传的宋代版本便是明代嘉靖时期袁褧据以刻印的宋绍兴陆游刻本。明代以后各种传本依据的大体均为陆游刻本（如博古堂本、纷欣阁本、思贤讲舍本等）。陆游刻本校对较精审，但仍存在若干问题。虽然清人留下的对湘中刻本的零散批校能解决部分问题，但从全局来看，陆游刻本及其从出本缺少与之全面校勘的参校本。在这个背景下，绍兴董弅刻本的发现和传回解决了之前陆游刻本系统流传的校勘学重大问题。

20世纪50年代文学古籍刊行社据日本尊经阁本影印这部宋本时，曾由王利器先生做过详细的校勘记，参校了现存已知重要的《世说新语》版本，是《世说新语》校勘史上的重要成果。但是我们在对《世说新语》进行全面校勘时发现，王利器先生的校勘记主要偏重于用他本校勘纠正尊经阁本的失误，而对尊经阁本优于他本之处则基本从略未及。大陆后来出版的影宋本，基本为文学古籍本的翻印版，但除了文学古籍本本身之外，其他各本均略去了王利器《世说新语校勘记》。蒋凡本系以尊经阁本为底本进行注评，[1]但该本侧重注评，除前言对该本校勘价值有些梳理交代外，并没有展开尊经阁本与他本的全面校勘工作。学界几篇有关该本的文章，皆重在考证该本刊刻和流传始末，涉及该本校勘版本价值的内容非常有限。宋本版本价值全面评价问题尚未深入开展，需要下大力气解决。现存《世说新语》各种版本不下数十种，但大多为同一版本的翻刻本和批注本等，真正具有版本校勘价值的版本和文献比较有限。下面根据相关版本材料，分别缕述。

一、尊经阁本与袁褧刻本

袁褧刻本为宋代绍兴陆游刻本的翻刻本，是在尊经阁本回传中国大陆之前国内最完整的宋代刻本。其他版本尽管卷帙或有歧异，但文字内容大致皆循袁本之旧，所以袁褧刻本应是检验尊经阁本版本价值的首选比较对象。

按一般校勘常理，两种版本除相互比较各自短长优劣外，还应比较包括全书所含内容结构和各自异文。其中袁本较尊经阁本之所长王利器先生在《世说新语校勘记》中已有详述，笔者也另有关于袁本版本价值专文，兹不赘述。这里主要就尊经阁本版本体制形态与袁本之异同、校勘价值优于袁本之处，以及与袁本文字歧异等方面略陈浅见。

1.版本形态

版本形态是区别版本特征、认知版本价值的重要途径。对比之下可以发现，尊经阁本含有其他版本没有收录的重要文献，这是其版本价值的重要体现之一。

(1)版型

尊经阁本：原书板框高14.8厘米，宽10.5厘米。半叶10行，行20字。

袁褧刻本：原书板框高营造尺6.5寸，宽4.8寸，合公制单位高20.8厘米，宽15.36厘米。半叶10行，行20字。

(2)卷帙与容量

尊经阁本：原书共5册，3卷。前3册分别为卷一、卷二、卷三原文，第4册为汪藻《世说叙录》《世说考异》，第5册为《世说人名谱》。

袁褧刻本：原书共6册。第1册为卷上之上，前有袁褧序、高似孙《纬略》节选，其后为目录和正文；第2册为卷上之下；第3册为卷中之上；第4册为卷中之下；第5册为卷下之上；第6册为卷下之下，末附董弅和陆游跋语。

除原书内容外，就二本所收文本看，各有短长。尊经阁本长在所收汪藻《叙录》和《世说人名谱》为他本所无，为《世说新语》研究的重要文献。汪藻《叙录》有《世说新语》书名、卷帙、门类、版本信息，且保留了《世说新语》已经失传的最早的注释敬胤注。《世说人名谱》系统梳理了书中主要家族世系，为阅读《世说新语》的重要参照资料。袁褧刻本所收董弅和陆游跋语则为各本首见，袁褧本人序也是该本统领文献，无可替代。

2.尊经阁本文字内容之所长

版本的核心内容是文字，是决定版本价值的重中之重。作为现存最早的全本《世说新语》，尊经阁本在文字内容上相对接近原本，但前人在此方面的认知和总结不够。尽管袁本所据陆游刻本多有所长，但因王利器《世说新语校勘记》缕析甚详，故兹不赘述。这里主要总结梳理尊经阁本较袁褧刻本文字价值优胜所在。

（1）《世说新语·德行》第6条“陈太丘诣荀朗陵”[2]：

“季方持杖后从”

“后从”，宋本，元本，《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二十四、续集四十七，《事文类聚》别集卷二七，《山堂肆考》卷三，《天中记》卷十七引作“从后”，《太平御览》卷八百四十九引作“从”。[3]袁褧刻本（以下简称袁本）以下作“后从”。[4]戴熙芠录（以下简称戴录）沈巌校（以下简称沈校）、佚名录沈校：“宋本‘从后’。”[5]张四教录（以下简称张录）、傅增湘录（以下简称傅录）蒋遑亭校（以下简称蒋校）：“‘后从’，一作‘从后’。”[6]何煌校改作“从后”[7]。两者相较，当以“从后”为胜。

“载箸车中”

“箸”，宋本、元本作“著”，袁本以下作“箸”。戴录沈校：“‘箸’作‘着’。”佚名录沈校、傅录蒋校、何煌校改作“著”。《集韵·药韵》：“‘箸’，被服也，或从‘艹’。”[8]又《正字通·未集上·竹部》：“‘著’，或作‘箸’，后人以‘箸’为古字，‘著’为俗书，不知‘著’之改为‘箸’，犹‘著’之改为‘着’，其迂谬一也。旧注引正讹说误。”[9]则蒋校、何煌据传是楼宋本校为是，尊经阁本与之同。

“淑有八子：俭、鲲”

“鲲”，宋本、元本作“绲”，袁本以下作“鲲”。戴录沈校：“‘鲲’作‘绲’。”佚名录沈校、傅录、张录、佚名录蒋校、何煌校，沈剑知校均作“绲”。赵西陆校：“《魏志·荀彧传》并注引张璠《汉纪》《后汉书荀彧传》《颍阴荀氏传》《圣贤群辅录》并作‘绲’。此误。”[10]则宋本胜。

“坐箸〖宁稼雨1〗前”

以下多做“〖宁稼雨3〗”，佚名录沈校径改作“〖宁稼雨1〗”。“膝”同“〖宁稼雨1〗”。《说文·卩部》“〖宁稼雨1〗”字段玉裁注：“‘〖宁稼雨1〗’，俗作‘膝’。”[11]又《正字通·子集下·卩部》：“‘〖宁稼雨1〗’，‘膝’本字……‘膝’与‘〖宁稼雨1〗’通，旧注引徐说‘俗作膝’，非，迂甚，‘俗作〖宁稼雨1〗’误。”[12] “〖宁稼雨3〗”字书未见，当为刻写之误。宋本、元本足可正袁本之误。

（2）《世说新语·德行》第12条“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13]：

“腊之明日为祝岁”

“祝”，宋本作“初”，袁本以下作“祝”。孙毓修录（以下简称孙录）沈校：“‘祝’作‘初’。”[14]戴录沈校：“‘祝岁’，宋本一作‘初岁’。”傅录、佚名录蒋遑亭校，以及佚名录沈校、何煌校径改为“初”。《永乐大典》卷一四七〇七暮度引《世说新语》作“初”，缺“岁”字。[15]程炎震校：“《御览》卷十七岁部引《晋书》亦作‘初’。”[16]可见作“初”是。

（3）《世说新语·德行》第16条“王戎云”[17]：

“嵇本姓溪”

“溪”，宋本、元本作“奚”。袁本以下多作“溪”。孙录沈校：“‘溪’，作‘奚’。”戴录沈校：“姓‘溪’作‘奚’。”佚名录沈校、何煌校改作“奚”。管大勋本狩谷拙斋校：“宋本‘溪’作‘奚’。”[18]邓邦述校：“‘溪’，宋作‘奚’。”[19]桃井白鹿校：“‘溪’，当作‘奚’。”[20]《晋书·嵇康传》作“奚”[21]。赵西陆校：“据下文云音同本奚，则‘溪’字误。志注引虞预《晋书》亦作‘奚’。袁本误为‘溪’。”[22]又可证宋本之胜。

（4）《世说新语·德行》第42条“王仆射在江州”[23]：

“自王浑至坦之，六世盛德”

“浑”，宋本作“泽”，袁本以下皆作“浑”。戴录、佚名录沈校：“‘浑’，宋本误‘泽’。”张录蒋校：“‘浑’当作‘泽’，见王氏谱，浑乃泽之孙，坦之曾祖湛兄也。宋本正作‘泽’。”何煌引陈景云校：“少章云：宋本‘泽’字是，泽见王氏谱，浑乃泽之孙，坦之曾祖，湛兄也。”李慈铭校：“‘王浑’当作‘王泽’，泽生昶，昶生湛，湛生承，承生述，述生坦之，正得六世。若浑乃昶之长子，湛之兄，于坦之为从曾祖，安得有六世。《晋书·王绥传》云：‘自昶父汉雁门太守泽’已有名称，忱又秀出，绥亦著称，八叶继轨，轩冕莫与为比焉。’可证‘浑’当作‘泽’，以字形相近而误，各本皆同。王应麟《小学绀珠氏族类》载王昶至坦之五世盛德。而注引《世说》注《中兴书》亦作‘王浑’，则南宋时已误。”[24]张端木校：“浑子承，承子述，述子坦之，坦之子愉，愉子绥，所谓六世也。”[25]周兴陆校：“王泽为王坦之六世祖，王浑为王坦之四世祖。”[26]综上，当据宋本作“泽”。

（5）《世说新语·言语》第47条“陶公疾笃”[27]：

“时无竖刁”

“竖刁”，宋本作“竖刀”，元本以下作“竖刁”。王叔岷《世说新语补正》：“案‘竖刀’，他本作‘竖刁’，注同。‘刁’乃俗字，当从宋本。宋本《管子·戒篇》、《公羊僖十八年》传、北宋景佑本南宋补版《史记·齐世家》，皆作‘竖刀’。注引《吕氏春秋》云云，见《知接篇》，惟字句与《史记·齐世家》所记较合，盖直本于《史记》。刘注引二书同见之文，往往引自较晚之书，而标较早书名，此类是也。”[28]可见此处宋本为正。

综上可见，尊经阁本文字有诸多优于他本的地方，这些为《世说新语》的文字校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依据。

3.尊经阁本分段排版之校勘价值

版本来源抄录格式行款不同，往往会造成原书同一内容分段排版的歧异。解决这类问题只能对比相关版本，甄别遴选正确表述。《世说新语·德行》第10条“华歆遇子弟甚整”[29]、第11条“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30]、第12条“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31]分段排版情况错综复杂，相关版本的歧异环环相套，宋本与袁本各有短长，各有其版本价值。

袁本第10条“华歆遇子弟甚整”与第11条“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连排合为一条，可以宋本正之。

尊经阁宋本第11条“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与第12条“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合为一条。元本、袁本以下均分为两条。《艺文类聚》卷六五、卷八三，《事类赋》卷九，《太平御览》卷四〇九、卷七六四、卷八一一、卷八二四，《太平广记》卷二三五，《事文类聚》续集卷九，诸书引此均独立成条。《太平广记》卷二三五引《世说》作“魏管宁与华歆友善，尝共园中锄菜”[32]。傅录蒋校：“‘管宁’，宋本提行。”孙辑沈校：“‘管宁’，提行起，连下‘王朗’为一条。”佚名录沈校：“当析为二，‘管宁’，宋本提行起。”邓邦述校略同。冯舒校：“镏本另起一条。”[33]《正字通·戌集上·金部》：“‘镏’，同‘刘’。”[34]乃谓刘应登本。何煌校：“‘管宁’，俞氏藏本另起。”戴校：“惜荫轩本误连上文。”管大勋本佚名校将本条截分为两段，校：“管宁误行。”则各本与诸书所引可正尊经阁本之误。

尊经阁本第12条与上条连段，元本以下提行另起。戴录沈校：“‘王朗’，宋本连上。”傅录、佚名录蒋校：“王朗，宋本连上条。”何煌校：“此条俞氏藏本误连一段。”

尊经阁本与袁本、传是楼本分段排版各有短长，虽有歧异，但通过对比分析庶几能获得正确答案。

4.尊经阁本与袁本异文之校勘价值

尊经阁本有些文字与袁本各异，有些还难以断定孰优孰劣。不同版本留存异文，虽是非暂时难定，但留存待考也能为进一步深入校勘打下基础。

(1)《世说新语·德行》第3条：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35]

“难测量也”尊经阁本“也”作“耳”，袁本以下作“也”。戴录、佚名录沈校：“‘挹也’作‘耳’。”邓邦述校：“‘也’，宋作‘耳’。”傅录、佚名录蒋校及何煌校径改为“耳”。

(2)《世说新语·德行》第12条：

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刘注：……《五经要义》曰：“三代名腊：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总谓之腊。”晋博士张亮议曰：“蜡者，合聚万物索飨之，岁终休老息民也。腊者，祭宗庙五祀。《传》曰：‘腊，接也。’祭则新故交接也。秦、汉以来，腊之明日为祝岁，古之遗语也。”）尝集子侄燕饮，王亦学之。有人向张华说此事，张曰：“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36]

（3）《世说新语·德行》第14条：

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家有一李树，结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时风雨忽至，祥抱树而泣。（刘注：萧广济《孝子传》曰：“祥后母庭中有李，始结子，使祥昼视鸟雀，夜则趍鼠。一夜，风雨大至，祥抱泣至晓，母见之恻然。”）祥尝在别床眠，母自往暗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母于是感悟，爱之如己子。[37]

“使祥昼视鸟雀”。“雀”，宋本作“爵”，袁本以下作“雀”。孙录、戴录沈校：“‘雀’作‘爵’。”傅录、佚名录蒋遑亭校，以及佚名录沈校、何煌校径改为“爵”。邓邦述校：“‘雀’，宋作‘爵’。”

尊经阁本与袁本歧异的文字，往往为诸批注家所重，被视为重要参考依据。

二、尊经阁本与传是楼本

传是楼是清代藏书家徐学乾藏书楼名，所藏《世说新语》为淳熙十六年（1189）张〖XC宁稼雨2.tif；%5%5.3〗湘中刻本。该本虽然为目前已知三种传世宋代刻本之一，但与其他两种宋本不同，至20世纪50年代王利器先生校勘尊经阁本时还使用过该本，之后则下落不明。尽管如此，根据清代至近代留下的很多依据该本与现存其他版本进行校勘的批校本，也能大致了解该版本基本情况，但因过录批校本较多，所以尚未被学界全部掌握使用。目前学界用来校勘的传是楼本（即湘中刻本）主要依据1920年孙毓修用传是楼本沈宝砚批校与袁褧刻本对校后整理出来的校记。[38]此校记大致反映了湘中刻本与袁褧刻本的版本差异，也展示了湘中刻本的基本情况，这为其他版本与其进行校勘提供了便利条件，但它并非代表湘中刻本的唯一材料与其他版本进行校勘，还需要考虑以下几种情况和文献来源：其一，沈宝砚批校不是唯一过录传是楼本的版本（除了沈宝砚批校本外，目前传世的传是楼批校本还有何煌校本），而且其中一些校本还有相互交叉过录的情况（陈景云、何焯、蒋杲等）。其二，孙毓修整理的《世说新语校语》也不是传是楼本沈宝砚批校的唯一过录本，此外还有戴熙芠过录和佚名氏过录的沈校本。其三，孙毓修整理的沈宝砚批校并非照录原文，而是整理归纳后的概括表述。要了解沈宝砚批校详细内容，还需核查其他过录本。

因传是楼本原书已经失传，其版式行款情况已经无从全面考察，部分借以过录的批校本中虽保留少量原书版式信息，但很不完整，故暂付阙，以待详考。在此仅就文字内容探讨其校勘价值。从《世说新语》目前三部宋代传世版本的文字看，尊经阁本与袁褧所据陆游刻本相差较大，但与传是楼藏湘中刻本相似度较高。即便如此，尊经阁本与湘中本仍然还有些相异点，具有校勘价值。下面略析一二：

（1）《世说新语·德行》第47条“吴道助、附子兄弟”：

吴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阳郡。后遭母童夫人艰，朝夕哭临。及思至，宾客吊省，号踊哀绝，路人为之落泪。韩康伯时为丹阳尹，母殷在郡，每闻二吴之哭，辄为凄恻。语康伯曰：“汝若为选官，当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韩后果为吏部尚书。大吴不免哀制，小吴遂大贵达。（刘注：“……去州二十里有贪泉，世传饮之者其心无厌。隐之乃至水上，酌而饮之，因赋诗曰：‘石门有贪泉，一歃重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为卢循所攻，还京师。历尚书、领军将军。”）[39]

“去州二十里有贪泉”，尊经阁本并今传各本皆作“泉”，孙录沈校：“‘泉’作‘水’。”戴录沈校：“‘泉’，宋本‘水’。”佚名录沈校：“‘泉’，宋本作‘水’。”何煌校径改为“水”。管大勋本佚名校：“宋本‘泉’作‘水’。”邓邦述校：“‘泉’，宋作‘水’。”因沈校本所据为传是楼藏湘中刻本，故此所谓“宋本”即湘中本。此又为传是楼本与今传尊经阁本不同者。

（2）《世说新语·言语》第39条“高坐道人不作汉语”：

高坐道人不作汉语，或问此意，简文曰：“以简应对之烦。”（刘注：《塔寺记》曰：“尸黎密冢曰高坐，在石子冈。常行头陀，卒于梅冈，即葬焉。晋元帝于冢边立寺，因名高坐。”）[40]

“尸黎密冢”，尊经阁宋本作“尸密黎宋”，袁本以下作“尸黎密冢”。孙录沈校：“‘黎密冢’作‘密黎家’。”戴录、佚名录沈校改作“密黎家”。何煌校改作“密黎宋”。傅录、佚名录蒋校改作“黎密宋”。余嘉锡校：“‘冢曰’，景宋本作‘宋曰’是。‘宋曰’犹云‘汉曰’‘晋曰’，谓以中国语译西域语也。沈本作‘家曰’，亦非。”则尊经阁本胜过他本。

（3）《世说新语·言语》第51条“张玄之、顾敷，是顾和中外孙”：

张玄之、顾敷，是顾和中外孙，皆少而聪惠。和并知之，而常谓顾胜，亲重偏至，张颇不厌。于时张年九岁，顾年七岁，和与俱至寺中。见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问二孙。玄谓“被亲故泣，不被亲故不泣”。敷曰：“不然，当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刘注：大智度论曰：“佛在阴庵罗双树闲入般涅槃，卧北首，大地震动。诸三学人，佥然不乐，郁伊交涕。诸无学人，但念诸法，一切无常。”）[41]

  “大地震动”，今传尊经阁宋本及底本均作‘大’，戴录、佚名录沈校：“‘大’字宋本讹‘天’。”张录蒋校、何煌校改作“天”。则诸校所据“宋本”当为传是楼宋本。此又为尊经阁本胜出传是楼本处。

三、尊经阁本附汪藻《叙录》的文献价值

除了文本正文校勘价值之外，尊经阁本最大的文献价值体现在所附的汪藻《叙录》上。在尊经阁本《世说新语》传回大陆之前，学界对汪藻《叙录》知之甚少。最早著录汪藻《叙录》者为宋代著名藏书家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世说新语》三卷，《叙录》二卷。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梁峻刘孝标注。《叙录》者，近世学士新安汪藻彦章所为也，首为《考异》，继列人物世谱，姓氏异同，末记所引书目。按《唐志》作八卷，刘孝标续十卷，自余诸家所藏卷第多不同。《叙录》详之。此本董令升刻之严州，以为晏元献公手自校定，删去重复者。[42]

从陈氏著录语内容看，该本系《世说新语》三卷原书和汪藻《叙录》合帙，所含内容除“人物世谱”后半部分有残缺，以及“所引书目”缺失外，其余部分与今传尊经阁本所附汪藻《叙录》完全吻合，可知尊经阁本即陈振孙所著录者。陈振孙著录之后，明代杨士奇《文渊阁书目》也著录了汪藻《叙录》：“《世说叙录》一卷一册，阙。”[43]杨士奇虽然著录了该书，但卷数与陈振孙所录不同，而且只有目录，书已不存，所以是与陈振孙所录为两种版本还是同书的简本，已不得而知。在杨士奇之后，孙能传《内阁藏书目录》、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等均无著录，说明至明末该书已经不存，故清代四库馆臣云：

……至振孙载汪藻所云《叙录》二卷，首为《考异》，继列《人物世谱》，姓字异同，末记《所引书目》者，则佚之久矣。[44]

从以上著录可见，除了陈振孙本人见过该书外，明代开始似乎再没有人见过此书。由此产生了关于汪藻《叙录》本身及所附尊经阁本《世说新语》刊印时间和刻印过程的问题。潘建国认为，今传尊经阁本不是董弅绍兴八年间的初刻本，而是在绍兴年间之后，而汪藻《叙录》未曾在绍兴八年董弅初刻本中与《世说》合刊，而是曾经有过单行本，尊经阁本才第一次讲其与《世说新语》合刊，但单行本和其他附录本均已不存。[45]汪藻《叙录》全面梳理了《世说新语》版本文献的几个重要相关问题，并提出判断，得出结论，堪称《世说新语》版本研究史上划时代的重大成果。其主要文献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总结厘定《世说新语》书名

在汪藻《叙录》返回中国大陆之前，《世说新语》的书名问题一直未能引起学界关注。20世纪初，随着唐写本《世说新书》在日本发现，人们开始注意到“新书”“新语”两个书名孰先孰后以及何时定名为《世说新语》的问题，但因依据材料的局限性，往往不得要领，难搔其痒。1916年，罗振玉将日本分藏于四家的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汇总出版，后附杨守敬、神田醇和罗振玉本人三家跋语。其中神田醇跋语依据宋代黄伯思《东观余论》而断定将《世说新书》改名为《世说新语》系黄伯思所为：“黄伯思《东观余论》辄云‘新语’，则其改称当在五季宋初。”[46]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黄伯思原话为：

本题为《世说新书》，段成式引王敦澡豆事，以证陆畅事为虚，亦云近览《世说新书》。而此本谓之《新语》，不知孰更名之。盖近世所传。[47]

黄伯思原意是他见过一种名为《世说新语》的版本，但并不清楚谁曾对其更名，猜测为近世所传，并非黄伯思本人改定了书名。神田醇的说法后被罗振玉强化坐实，似乎成为定论。虽然后来王利器先生质疑否定过神田醇和罗振玉的说法，[48]但因王利器的这篇文章很少为人所知，未能产生广泛影响，所以多数人还在采用神田醇和罗振玉的说法。

从杨守敬、神田醇和罗振玉的跋语中可以看出，他们都没有见过尊经阁本《世说新语》，所以也就没有见过汪藻《叙录》，对《世说新语》定名问题缺乏深入了解。真正为该书定名为《世说新语》者为汪藻《叙录》。汪藻关于《世说新语》书名的信息来自书目著录、论著提及和版本实物。汪藻将其汇总，总结出如下四种书名：

《世说》。（《隋书经籍志》:“《世说》八卷，宋临川王义庆撰。《世说》十卷，刘孝标注。梁有《俗说》一卷，今亡。”)

《刘义庆世说》。（《新唐书·艺文志》:“《刘义庆世说》八卷。《小说》一卷，刘孝标《续世说》十卷。”)

《世说新书》。(李氏本《世说新书》，上中下三卷，三十六篇。顾野王撰。颜氏本跋云:“诸卷中或曰《世说新书》，凡号《世说新书》者，第十卷皆分门。”)

《世说新语》。(晁文元、钱文僖、晏元献、王仲至、黄鲁直家本，皆作《世说新语》。)

按：晁氏诸本皆作《世说新语》，今以《世说新语》为正。[49]

“世说”之名来自《隋志》，著录为刘义庆撰八卷本和刘孝标注十卷本。[50]（除汪藻所列《隋志》著录者外，唐宋类书中所引多有作“世说”者，或以为“世说”为其书原名，“新书”“新语”乃后人所加。）“刘义庆世说”之名来自《新唐书·艺文志》著录。[51]（除汪藻所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者外，唐代刘知己《史通·杂述》两处提到此书，皆作“刘义庆世说”。[52]唐宋类书中所引多有作“刘义庆世说”者，抑或“刘义庆世说”并非其书名，只是在书名前加作者名而已。）

“世说新书”之名来自汪藻所见李氏本和颜氏本。“世说新书”一名，此前未见著录和传本记载。后人关于“新书”与“世说”之关系也众说纷纭。[53]汪藻《叙录》内容有助于澄清这个问题。《叙录》收录两种以“世说新书”为书名者。一为三卷本的李氏本，一为十卷本的颜氏本。杨勇认为“世说新书”一名乃为此李氏本《世说新书》所定。[54]盖因此前书目著录刘义庆《世说》与刘孝标注分列，说明原书与刘注分别结集。此顾野王撰本将刘孝标注分别散附至刘义庆原文中，将此新编本命名为“世说新书”。今传日本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正是刘义庆原文与孝标注合编，但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为十卷本，应该不是杨勇所说的顾野王所编李氏本。而《叙录》所列另外一种《世说新书》版本颜氏本恰为十卷。按着这个逻辑推测，情况应该是：把刘孝标注分散汇入刘义庆原文书中，以《世说新书》为名的版本当时有三卷本（李氏本）和十卷本（颜氏本）两种版本。故汪藻引李氏本言“凡称《世说新书》者，皆合卷为三”之说，恐难成立。这个推测能否成立，还需要论证材料和进一步的论证分析。

“世说新语”之名来自汪藻所见版本。晁文元、钱文僖、晏元献、王仲至、黄鲁直家本皆作“世说新语”。汪藻所见所述之前，唐代刘知己也用过“世说新语”之名。《史通·杂说》中：“近者，宋临川王义庆著《世说新语》，上叙两汉三国及晋中朝、江左事。”[55]说明《世说新语》一书在唐代已经出现几种书名同时使用的情况。综合以上信息，汪藻得出结论：

按晁氏诸本皆作“世说新语”，今以“世说新语”为正。

在《世说新语》研究史上，第一次有人在梳理该书书名的几种来历后，明确就书名问题得出明确结论。黄伯思与汪藻同年出生，为同时代人。黄伯思见到的以“世说新语”为书名的版本应该不出汪藻所见，但他没有想到“近世所传”那位“不知孰更名之”的人就是汪藻。同时，如果杨守敬、神田醇和罗振玉及后来民国时期的若干学者见过汪藻《叙录》，也不至于在“世说新语”书名何时何人所改定的问题上苦思不得明解那么久。

2.补充厘定《世说新语》各种卷帙版本之间的关系

在汪藻之前，人们了解《世说新语》版本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是书目著录，二是目之所及。因为宋代几部重要目录学著作作者（如晁公武、陈振孙、尤袤）均晚于汪藻，所以汪藻所能见到著录《世说新语》版本的目录学著作基本上只有《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这几部官修正史目录。而这三种目录书所著录的《世说新语》版本只有八卷和十卷两种版本。汪藻《叙录》不仅摸清了隋唐书目著录八卷、十卷两种版本的基本情况，而且还依据见闻增补了前人未曾提到的几种卷帙版本：

两卷。(章氏本跋云:“癸巳岁，借舅氏本，自《德行》至《仇隙》三十六门，离为上、下两篇。”)

三卷。(晁氏本以《德行》至《文学》为上卷，《方正》至《豪爽》中卷，《容止》至《仇隙》为下卷。又，李本云:“凡称《世说新书》者，皆合卷为三。”)

八卷。(《隋·经籍志》《唐·艺文志》并八卷。)

十卷。(《南史·刘义庆传》:“著《世说》十卷。”钱、晏、黄、王本并十卷而篇第不同。)

十一卷。(颜氏、张氏本三十六篇外，更收第十卷，无名，只标为第十卷。)

按:王仲至《世说手跋》云:“第十卷无门类，事又多重出，注称敬胤，审非义庆所为，当自它书附此。《世说》其止于九篇乎?《隋书·志》称八卷似是，然则九篇者，或以文繁分之耳。以余考之，隋、唐《志》皆云《世说》八卷，刘孝标《注》《续》皆十卷，而《义庆传》称十卷，则《世说》本书卷第今莫得而考。于孝标注中，时有称《刘义庆世说》云云者，则今十卷，或二书合而为一，非义庆本书然也。世传第十卷重出者，或存或否。刘本载‘祖士少道右军’‘大将军初尚主’两节跋云:王原叔家藏第十卷，但重出前九卷所载，共四十五事耳。敬胤注纠缪，右二章小异，故出焉。赵氏本亦以为余始得宋人陈扶本，继得梁激东卿本，参校第十卷，事类虽同，而次叙异，又互有所无者。”仲至之言是也。则此卷为后人附益无疑，今姑存之，以为《考异》，载之《叙录》，而定以九卷为正。用钱文僖本，分为十卷。

对于前人著录的八卷本，汪藻只援引书目著录而未及版本，说明至南宋初，八卷本已不存。而对于前人著录的十卷本，汪藻除了引述前人著录，列举四种当时著名藏家的藏本皆为十卷，说明十卷本为当时最通行的版本之外，又列出二卷、三卷、十卷、十一卷四种此前未见著录的《世说新语》版本。这说明到南宋之前《世说新语》的刊刻印刷有了巨大发展。其中二卷、三卷本不但交代了版本所有者，而且还介绍了具体分门名称和顺序，为后面的分门定制做了预热。[56]此外，汪藻引述王仲至《世说手跋》，并依据其中提供信息，提出对十卷本内容组成的质疑，得出十卷中前九卷与后一卷的不同，因此提出以九卷为正的判断。另外，在引述王仲至的跋语中，又透露赵氏本、宋陈扶本、梁激东卿本、刘本等前所未有的版本信息。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

汪藻提出的九卷本理念，为后来绍兴年间董弅刊印三卷本《世说新语》的卷次与门类安排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董弅没有采用汪藻九卷的分法应该是另有考虑。[57]

3.确定《世说新语》门类数量与名称

今传《世说新语》门类数量皆为三十六类，这个数字也是经汪藻《叙录》而明确裁定下来的。

三十六篇。(钱、晁本并止三十六篇，今所录十卷是也。诸本自《容止》至《宠数》(今按:数当作礼。)为第七卷，自《任诞》至《轻诋》为第八卷，自《假谲》至《仇隙》为第九卷，以重出四十九事，钱、晁所不录者，为第十卷。)

三十八篇。(邵本于诸本外，别出一卷，以《直谏》三十七，《奸佞》为三十八，唯黄本有之，它本皆不录。)

三十九篇。(颜氏、张氏又以《邪谄》为三十八，别出《奸佞》一门三十九。)

按:二本于十卷后，复出一卷，有《直谏》《奸佞》《邪谄》三门，皆正史中事而无注，颜本只载《直谏》而余二门亡其事。张本又升《邪谄》在《奸佞》上，文皆舛误不可读，故它本皆削而不取。然所载亦有与正史小异者，今亦去之，而定以三十六篇为正。

在汪藻之前，诸家书名著录《世说》仅限卷帙，未及篇类。汪藻《叙录》首次披露《世说新语》除了今人所见三十六门类者外，还曾有过三十八和三十九门类共三种篇类划分形式。加上后来董弅补充的四十五门的版本，[58]今人可知《世说新语》历史上曾经有过四种分门形式，而首创之功则在汪藻。同时汪藻还把各种分门形式与各种卷帙版本之间的关系作了清晰介绍，为后人了解这些已亡佚版本的具体体制结构安排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学术信息。

4.存有诸多《世说新语》版本信息

汪藻《叙录》还提到大量他本人所见所闻的《世说新语》版本，这些版本信息此前均未见他书提及，是关于《世说新语》版本信息的重要渊薮。这些版本均为家藏本，大致情况如下：

（1）李氏本，未见著录，汪藻《叙录》将其列入书名《世说新书》两种版本中，故知其书名，该本上中下3卷，36篇，梁顾野王撰。如前所述，杨勇认为“世说新书”之名，始于此本。[59]汪藻谓：“又李本云：凡称《世说新书》者，皆合卷为三。”此语与颜氏本和唐写本残卷实际情况相左，不足信。至于此“李氏”为何许人，潘建国考出宋代三位李姓藏书家，但尚无他们收藏《世说新语》的具体记录，故此人身份“尚难遽定”[60]。刘强则以为此李氏本即黄伯思《东观余论》中提到的“李义夫”本，[61]亦无确证。

（2）颜氏本，未见著录，亦为汪藻《叙录》所列《世说新书》两种版本之一。汪藻《叙录》介绍李氏、颜氏两种版本时未分别介绍相关信息，是一起介绍的。两种版本描述之间有“顾野王撰”字样，由此产生不同断句理解。杨勇将“顾野王撰”断给前句李氏本：“李氏本《世说新书》，上中下三卷，三十六篇，顾野王撰。”[62]刘强则将“顾野王撰”与后面颜氏本跋连读：“顾野王撰颜氏本跋云……”[63]笔者以为，“顾野王撰”或应与前后两句均断开，意为统管二书，二者除了卷帙不同外，颜氏本后有跋语，或为李氏本所无。据汪藻《叙录》，该本11卷，分39篇（门类）。其前九卷与三十六篇本同，自《德行》至《仇隙》；第十卷内容与三十六篇本重复，但不分门；第十一卷于前九卷之外增加《直谏》《奸佞》《邪谄》三门。三门中只有《直谏》有文字，内容取自正史，无注文。其余二门有篇目无文字。潘建国将“顾野王撰”断给颜氏本，并据此将颜氏本断为六朝古抄本（或传抄本）。[64]颜氏其人未详。

（3）晁氏（文元）家藏本，未见著录，汪藻《叙录》将其列为书名为《世说新语》的五种版本之一，卷帙为三卷本的唯一版本，与钱本同为三十六篇本。据汪藻描述，该本从《德行》至《文学》为上卷，《方正》至《豪爽》为中卷，《容止》至《仇隙》为下卷。该本卷帙和分门情况与今传三卷本全同，应为今传尊经阁本的重要祖本。汪藻将《世说》最后定名为《世说新语》，主要依据就是该本：“按晁氏诸本皆作《世说新语》，今以‘世说新语’为正”，可见该本在《世说新语》版本演化史上的重要地位。经潘建国考证，晁文元其人即为宋代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晁公武的七世祖。遗憾的是，晁文元的藏书经过火灾和战争之后“尺素不存也”[65]。故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所著录的《世说新语》版本，并非祖上晁文元所藏三卷本，而是分为三十八门，是与黄庭坚藏本特征吻合的十卷本。到赵希弁补写《读书续志》时增补的版本，已经是依据晁氏本绍兴年间翻刻的董弅刻本了。[66]

（4）钱氏（文僖）家藏本，未见著录，汪藻《叙录》将其列为书名《世说新语》的五种版本之一，卷帙为十卷的四种版本之一，与晁氏本同为三十六篇本。在四种十卷本中，此本和晁氏本与另外两种十卷本“篇第不同”，即前九卷分门至《仇隙》，第十卷不分门。钱文僖为吴越王钱俶之子，名惟演，宋代著名文人，事具《宋史》本传。

（5）晏元献本，未见书目著录，汪藻《叙录》将其列为书名《世说新语》的五种版本之一，卷帙为十卷的四种版本之一。此本虽分36篇，但内容与晁本钱本不同，系“自《任诞》至《轻诋》为第八卷，自《假谲》至《仇隙》为第九卷，以重出四十九事、钱晁所不录者，为第十卷”。刘强认为，此晏元献本即黄伯思《东观余论》提到的宋宣献本，[67]可备一说。晏元献即北宋大词家晏殊，字同叔，谥元献，事具《宋史》本传。

（6）王仲至本，未见著录，汪藻《叙录》将其列为书名《世说新语》的五种版本之一，卷帙为十卷的四种版本之一。此本分门，卷帙与晏元献本相同（十卷，三十六门），但据汪藻《叙录》“十一卷”本下，该本有王仲至手跋，称：“第十卷无门类，事又多重出，注称敬胤，审非义庆所为，当自它书附此。”据潘建国考证，此王仲至即王钦臣，与父亲王洙同为北宋藏书大家。今传尊经阁本首页所钤“睢阳王氏”藏印即为王洙后裔。南宋董弅刊印《世说新语》的底本即来自王洙。[68]倘若如此，此王仲至本或即董弅所得者。

（7）黄鲁直本，未见著录，汪藻《叙录》将其列为书名《世说新语》的五种版本之一，卷帙为十卷的四种版本之一。其卷帙、分门情况与王仲至本同（十卷，三十六门）。黄鲁直即黄庭坚，北宋著名诗人，江西诗派的代表人物。事具《宋史》本传。

（8）章氏本，未见著录，为汪藻《叙录》所列唯一的两卷本，书名不详。据汪藻《叙录》提供信息，该本自《德行》至《仇隙》三十六门，分为两卷。该本章氏跋称为“癸巳岁借舅氏”。章氏及其舅氏无考。北宋共有三个“癸巳”年，中者为仁宗皇祐五年（1053）。以常理推，此年概率较大，待考。

（9）张氏本，未见著录，汪藻《叙录》将其列为两种十一卷，分门三十九篇版本之一。其前九卷与其他三十六篇本相同，自《德行》至《仇隙》排列，第十卷则不分门，内容从前九卷中重出，第十一卷取材正史，在三十六篇之外增加《直谏》《邪谄》《奸佞》三门，无注。它与另外一种十一卷本（颜本）的不同处有两点：一是颜本第十一卷三门的排列顺序为《直谏》《奸佞》《邪谄》，二是增加的三门中颜本只有《直谏》有内容，其余两门没有内容。此张氏其人未详，潘建国认为或即黄伯思《东观余论》中提到的自己用来校勘家藏本的“张府美”本。[69]刘强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推测，此“张府美”本出自宋宣献家藏本，为宋代较早版本，应该是不少宋代家藏本的祖本。[70]

（10）刘本，未见著录，汪藻《叙录》“十一卷”下引王仲至手跋称：“刘本载‘祖士少道右军’‘大将军初尚主’两节跋云:王原叔家藏第十卷，但重出前九卷所载，共四十五事耳。敬胤注纠缪，右二章小异，故出焉。”综合汪藻《叙录》及《考异》前后信息可知，《考异》文字综述为五十一条，王原叔家藏本为四十五条，王本、黄本等十卷本为四十九条。这四十九条应在王原书四十五条基础上多出四条。加上刘本多出“祖士少道右军”和“大将军初尚主”两条，刚好五十一条。可见刘本确有与他本不同之处，具有重要校勘价值。刘氏其人未详，潘建国考证宋代有两位刘姓藏书家，但不能确证是否含此刘本藏者。[71]

（11）王原叔本，未见著录，汪藻《叙录》将其与上文刘本对比，知其为十卷本，其前九卷与他本重出，第十卷收四十五事，与《叙录》所录其他十卷本四十九事少四条。可以与之相佐的材料还有董弅跋语称“余家旧本得之王原叔家”，当即此本。王原叔为上文提到王仲至之父王洙。目前尚无证据判断此本与王仲至本是否同本，姑分别载列。[72]

（12）赵氏本，未见著录，汪藻《叙录》“十一卷”下引王仲至手跋还用“赵氏本”等本与王原叔本作对比，略谓与王本等十卷本相同。所不同者，《叙录》提到“赵氏本亦以为”，则该本还应有藏主赵氏跋语。赵氏其人未详，潘建国、刘强均以为此人或即黄伯思《东观余论》提到的赵士暕本：“己丑中秋日，借张府美本校竟，庚寅五月二十九日又以宗正赵士暕明发本校竟”[73]。此说不无可能，但尚缺乏铁证，待考。

（13）陈扶本，未见著录，汪藻《叙录》“十一卷”下引王仲至手跋称：“余始得宋人陈扶本……参校第十卷，事类虽同，而次叙异，又互有所无者。”可见陈本亦为十卷本，分类与其他十卷本相同，但排列顺序不同，文字也互有出入。因汪藻和王仲至均为赵宋人，不可能称同朝人为“宋人”，故此所谓“宋”当为南朝刘宋，故此本应为目前已知《世说新语》最早版本。但陈扶何许人则不得而知。

（14）梁激东卿本，未见著录，汪藻《叙录》“十一卷”下引王仲至手跋称：“余始得……继得梁激东卿本，参校第十卷，事类虽同，而次叙异，又互有所无者。”可知此本与陈扶本相同，卷帙、分门均略同其他十卷本。惟“梁激东卿”其人，潘建国以为乃南朝梁名“激东卿”者，故为六朝古本，刘强也认同此说。但罗鹭据北宋王安中《贻梁东卿激》诗、《宋会要辑稿》《（乾隆）华阴县志》《澹斋集》等考出，梁激，字东卿，山东东平人，宋徽宗时知阆州、华州。[74]据此可知梁激确乎为北宋人，此本非六朝古本，当属赵宋。

（15）邵本，未见著录，汪藻《叙录》将其列为唯一一种三十八篇本，称其“于诸本之外别出一卷”，分别为《直谏》（三十七）和《奸佞》（三十八）。但《叙录》又称“唯黄本有之，它本皆不录”，似谓黄本亦为三十八篇，又与前文言黄本三十六篇之说相左，待考。潘建国称王应麟《玉海》载录一种三十八门本，未详是否与邵本相同。[75]邵氏其人未详。

5.保留敬胤注

《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声名赫赫，向为学界所重，但刘孝标注并非《世说新语》唯一注本。因其他注本多已湮灭，故使孝标注独存。汪藻《叙录》有重要文献价值还体现在《考异》部分保存了孝标注之前敬胤注的内容，对全面了解、认知《世说新语》历代注本情况有极为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敬胤注未见著录和传本，但汪藻《叙录》有两处提到敬胤注的情况。一处是胪列《世说新语》版本时引述王仲至跋语提到敬胤注。略谓十卷本中前九卷为三十六门类的《世说新语》，而第十卷与前九卷体例多有不合：一是不分门，二是文字内容多与前九卷重复，三是后附敬胤注。另一处是《考异》小序中简单介绍其相关情况：

共五十一事，唯“刘琨却胡骑”“祖约道王右军”“王敦初尚主豫武帝会”三节，前篇所无，余悉重出。疑敬胤专录此传疑纠缪，后人妄取以补其书。所载正文与前篇时有损益，而注多不同，虽传写舛谬难读，然皆诸史所不载者，弃之可惜。其所载以宋齐人为今人，则敬胤者，孝标以前人也。今取前篇正文所有，而此篇所无者，以白字别之;其用字不同者，注白字别之;此篇所有而前篇所无者，以黑圈别之。

这里简单陈述做此《考异》的理由和方法，即因“正文与前篇时有损益，而注多不同，虽传写舛谬难读，然皆诸史所不载者，弃之可惜”，方法则是用黑白圈分别代表不同的文字内容。《考异》的五十一条内容系用十卷本中第十卷的敬胤注与没有敬胤注的钱文僖本文字进行校勘考证。这些内容保留了敬胤注的基本内容，使后人可以从中了解其所用钱文僖本文字的某些信息，有助于了解该版本。[76]《考异》的保存和校勘工作使敬胤注得以存世，这是汪藻《叙录》的重要贡献。

6.《人名谱》对《世说新语》研究的重要价值

与志怪小说性质不同，作为志人小说的代表作，《世说新语》所载均为真实历史人物。这些真实历史人物以魏晋时期门阀士族为核心主体，附加当时众多风云人物。人物关系错综复杂，问题众多，既有同一家族中历代繁衍始末，又有各家族之间婚配和衍生等问题。不了解这些具体信息，很难深入把握《世说新语》的深刻蕴含。应魏晋时期门阀士族崛起兴盛的发展需求，当时社会出现大量家族和个人谱牒传记，刘孝标注采撷了大量相关材料，但这些材料分散在各条故事中，不便系统把握。为解决这一难题，汪藻不惮辛苦，挖掘了大量文献。汪藻交代该《人名谱》采用历史文献情况时说：

凡《世说》人物可谱者，自临沂王氏而下二十六家，然《世说》所记止于晋宋，今用诸史，谱至陈隋。

在大量掌握文献资源的基础上，汪藻编纂了这部《人名谱》。

《人名谱》一卷。(有谱者二十六族:两王、谢、羊、庾、萄、袁、褚、裴、殷、孔、江、陆、杨、蔡、桓、范、何、陈、孙、卫、贺、郗、傅、顾、阮;无谱者二十六族:周、刘、张、李、陶、嵇、山、祖、诸葛、钟、温、卞、乐、杜、戴、韩、习、许、和、吴、伏、高、应、冯、满、萧，又僧十九人。)

汪藻根据各家族和个人谱牒传记将其分别排列。每一族按世代先后排列，便于清晰把握各家族累世繁衍情况。《人名谱》为读者和研究者尽快了解、掌握书中人物的族系隶属和先后关系，提供了极大方便。当然，此项工作工程浩大，所据文献包罗万象，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在所难免。汪藻据一己之力也难以全部一一考核精辨，做到万无一失。因此该《人名谱》出现了一些失误，受到后人指责批评，也有人为之纠谬增补。[77]这一工作目前仍有深耕细作的可能和空间。

7.《引书书目》一卷对刘孝标注引书研究的开创意义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在介绍汪藻《叙录》内容时称其“首为《考异》，继列人物世谱，姓氏异同，末记所引书目”[78]。根据此信息推测，汪藻《叙录》在《人名谱》后还应有《引书书目》，现存尊经阁本后附汪藻《叙录》有缺失。根据汪藻《人名谱》引言介绍，其终了应为“僧十九人”，但今本《人名谱》截止到无谱之冯氏，从“满”“萧”至“僧十九人”以及后面的《引书书目》皆缺失。尽管缺失，但这个《引书书目》的内容、性质和意义却有可能得到确认。

因为《世说新语》原书原文均未有引文出处，所以不存在引书问题，此所谓“引书”当指刘孝标注引书。刘孝标引书为中国古代文献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因其所引诸书已大量亡佚，所以其价值与日俱增。历代均不乏从各角度对刘注引书进行研究者。在汪藻之后，有高似孙、沈家本、叶德辉等，而这项工作的首创之功则当归汪藻。[79]

（本文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