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陈述从确定考研与专业方向、在王多闻先生精心指导下备考明清小说和笔记小说专业方向，以及其他各门科目的备考情况，尤其是报考专业方向调整的戏剧性变化和最终结果，介绍个人走上学术之路艰难道路的一个侧面。

关键词：学术之路   考研

尽管我是由中学美术老师经过正式改行之后才上了大学就读中文专业，但是，从上大学那天起，我似乎就没想过再回到美术专业重操旧业，而是从上大学开始，基本就打算把画笔的饭碗转为中文笔杆子的饭碗。具体的路径就是考研，在大学或科研单位从事研究工作。

一、确定考研与专业方向

大约在从大二开始，我就基本确定了考研的计划。但对于专业方向的选择却是有过一些调整和变化。

因为上大学之前从事美术宣传工作，而这些工作的手法形式是以油画、水粉、版画等西画形式的缘故，加上之前的文学阅读中外国文学也占有较大比重，所以刚上大学时，我的专业兴趣主要在外国文学艺术方面。绘画方面，当时的红色宣传主流形式是以油画形式绘制伟人像和以水粉画形式绘制大型宣传画，而国画的形式在文化革命时期相对比较弱势。为此我的绘画强项是在素描、油画和水粉画方面，相关的文化艺术史知识也偏重于西洋和苏俄。因而最初的考研专业方向本来是奔着外国文学艺术方面去的。

让我改变这一方向的是我在中学任教时期的同事，也是忘年交好友祝恩堂先生。

这位祝兄五十年代就读并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曾经戴过右派帽子。但他的语文修养在我当时任教的大连三十八中学是毫无疑问的第一把交椅。虽然我是美术老师，与语文组几位在学科上有点遥远。但因为个人志趣的缘故，包括语文组几位老师在内的校内同事，过从相当密切。祝恩堂这位老大哥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我很多专业学习和人生历程重要问题的点拨指导者。这种关系不仅在我们是同事的时期是如此，在我离开任教的大连三十八中学，到辽师大中文系就读之后，这种关系依然还在延续。

我们之间似乎有一种默契，差不多在我大一结束即将进入大二，我开始考虑考研暨专业方向问题的同时，这位祝大哥也在开始为我考虑了。所以当我回到曾经工作的学校，向他提出考研及方向问题时，他没有感到突然，而是完全是在理所当然意料之中的态度跟我说，他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他本人也是外国文学，尤其是苏俄文学的狂热粉丝，所以当他说到这里时，我几乎是胸有成竹地认为我们会想到一起，他也会同意我报考外国文学方向。

但是他的意见完全在我意料之外。他给我的专业方向报考建议不是外国文学，而是明清小说。他给我的理由有二：

其一，辽宁师大地处大连，大连图书馆的前身为日本统治时期的满铁图书馆。该馆藏书的镇馆之宝为前日本收藏家大谷光瑞的“大谷文库”。其中主要藏品为明清小说，尤其是才子佳人小说。就当时国内古代小说的收藏情况看，大连图书馆的明清小说收藏，仅次于北图（今国图）和北大图书馆，位居第三。这个得天独厚的资源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关注，并成为大连市和辽师大古代文学研究的潜在发展方向。在七十年代末期，大量古代小说没有得到刊印出版，人们所能见到的的古代小说除了文化革命之前出版的有限品种，便是文化革命期间为配合几次政治运动出版的《水浒传》《红楼梦》等。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大量名著以外的古代小说不要说阅读，多数属于闻所未闻。这种背景下如果能依靠大连图书馆的有利条件进行系统研究，应该大有可为。

其二，当时大连图书馆古籍特藏部首席学术专家为祝恩堂兄的早年老师，目录学家王多闻先生。这位王多闻先生早年毕业于东北大学，抗战时期因参加抗战宣传活动，被冯玉祥将军认为义子。王多闻先生学识渊博，文化革命后，全国各大图书馆联合编纂大型工具书《中国古籍善本总目》。他作为大连图书馆的首席学术专家，出任《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史部主编，同时参加明清小说部分的编写工作。最重要的是，王多闻先生与祝恩堂大哥不仅是普通的师生关系。文化革命期间王多闻先生被造反派四处追赶驱逐，是恩堂大哥将恩师收留在家中居住。所以说，他们的关系可以说是过命的交情！

祝恩堂大哥对我说，有大连图书馆明清小说的馆藏资源，有王多闻先生的悉心指导，无论是从长远的专业方向，还是眼前的备考成功几率，把明清小说作为研究方向显然都更具有更好的前景。况且，即便考研不能成功，也可以利用这些条件继续做下去。

他如此周密全面的考虑几乎无懈可击，让我没有讨论的余地。我的考研乃至未来专业研究方向，就这样大致明确了。

二、王多闻先生精心指导下的专业方向备考

因为祝恩堂大哥和王多闻先生的特殊关系，大约是1979年下半年，在我大二刚开始的时候，当恩堂大哥把我介绍给王多闻先生，请他对我进行专业指导后，王多闻先生几乎是毫不迟疑地欣然接受，而且很快就进入到实质性的学习备考当中。可以说，王多闻先生的周到系统指导，对我后来的专业方向确定和夯实基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要投身的明清小说研究专业方向，对于王多闻先生来说，简直就是烂熟于心，如数家珍，能够信手拈来地把我引入到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这块我虽然有片段知识，但很不系统的学术领域中来。

他首先从目录学入手，告诉我这是进入学术殿堂的门槛和门径。他对我说，从目录学入手，也要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先从今人这方面的著作读起，然后再逐渐深入。他首推的古代小说目录学著作，就是孙楷第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和《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这是当时关于中国古代小说方面仅见的目录学工具书。孙楷第先生的两部工具书是我进入古代小说研究殿堂的引路者，通过他们我才大致了解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基本家底。

除了目录书，王多闻先生给我提示了两部中国小说史著作，一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二是谭正璧的《中国小说发达史》。他特别推重的是后者谭著。遗憾的是当时辽宁师大图书馆和大连图书馆都没能找到这本书。好在我在大连三十八中学担任图书管理员时，正是七十年代中期，鲁迅的著作比较走红。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若干鲁迅作品的单行本，其中就包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我就按王多闻先生的指导，在阅读孙楷第书目和鲁迅小说史略同时，尽可能找到两部书中提到的作品阅读原著，并做读书笔记。尽管当时要找到相关作品比较困难，但我还是尽可能去争取。

在我以孙楷第和鲁迅两部著作进行中国小说史系统学习的过程中，大约到了八十年代初，由于国家文化出版形势的逐渐好转，部分相关著作陆续出版，对我来说可谓雪中送炭。这些书包括：北京大学中文系编撰《中国小说史》、南开大学中文系编撰《中国小说史简编》，还有胡士莹先生的《话本小说概论》。这几部书同时阅读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很多作品因读不到原作而空泛模糊的问题。

王多闻先生在指导我系统学习中国小说史的同时，还指导我做了一件对我后来学术生涯产生决定性影响的重要大事。

有一天，我专程去当时还在大连市世纪街大连报社对面的大连图书馆古籍特藏部向王多闻先生汇报学习情况，接受新的学习指导。他看我对中国古代小说已经开始入门，便对我提出更进一步的拓宽指导。他说：“要想真正学好明清小说，不能只盯在明清小说。一定要在古代笔记方面下功夫。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大量的笔记作为知识背景和学养基础，明清小说的学习了解也就只能是皮毛的功夫。”在当时还没有任何关于文言笔记小说目录工具书的情况下，王多闻先生亲自为我开列了历代各种类型的笔记和文言小说要目。这一重要的指导不仅为我深入学习中国小说史拓宽了知识视野，而且对我后来报考刘叶秋先生门下，攻读笔记小说方向硕士学位，起到了极为关键的决定性作用。

按照王多闻先生的指导，我把中国小说史的学习内容又增加了文言笔记的部分。他为我开列的笔记书单，我尽可能都从学校图书馆借阅。有的实在找不到，只好攒一批一起去向王多闻先生求援。一些平装书我可以凭借书证在大连图书馆借阅，但有些平装书没有，王多闻先生就专门为我开小灶，放绿灯，直接写条子调用馆藏线装书让我阅读。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我在当时学校图书馆没有找到《世说新语》，王多闻先生专门专门调出清代周心如纷欣阁刻本，指定我到大连图书馆阅览室阅读。这部没有标点的白文《世说新语》对我当时来说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和挑战，啃了一个星期才算囫囵吞枣地过了一遍，可以说基本能看明白的不过一半左右。但这是我第一次和《世说新语》结缘，具有重要的知识储备作用和纪念意义。

就在我按照王多闻先生指导，系统了解和涉猎笔记和文言小说同时，学界陆续出版了与此关系极为密切的几部重要著作。首先是我后来硕士导师刘叶秋先生的《历代笔记概述》，该书将历代笔记分为小说类、历史琐闻类和考据辩证类，并按时代顺序梳理各种类型笔记的发展脉络线索。有了这本著作，笔记的基本情况就能尽收眼底了。几乎是同时，与笔记和文言小说关系密切的两部文言小说目录工具书也相继问世。一是程毅中先生的《古小说简目》，二是袁行霈、侯忠义两位先生的《中国文言小说书目》。

这三部著作为我系统全面了解笔记和文言小说提供了极大方便，同时也为中国古代小说的系统知识奠定了有利基础。

三、考研应试的各方面准备

按照当时的研究生考试科目设置，一共是五门考试科目。按照前一年的考试科目，如果报考明清小说专业方向，那么除政治和外语之外，还有三门专业课：文艺理论、中国文学史、明清小说。王多闻先生的指导主要针对专业方向科目“明清小说”，而其他四门科目则主要靠我的大学课堂学习和自己做相应准备。

相比较而言，政治科目压力较轻。原因有二，一是我在上大学前在中学任教期间，除了主要职务美术教师，还承担过所在学校文科课程中除语文、外语之外的全部课程，包括中共党史、中共历史、世界历史等等，并且在历年的政治运动中程度不同地零星了解过一些政治理论知识。其二，我们当时的大学政治理论课时非常充分。从大一到大四八个学期，每个学期均安排四个学分，共四门课程，640课时。大一为“中共党史”，大二为哲学（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大三为”政治经济学“、大四为”科学社会主义运动“。无论对这些课程内容本身有何种理解和评价，这些知识的系统性是毋庸置疑的。况且，因为我从大二开始就决定考研，知道这些政治理论课将是考试内容，所以也不敢马虎懈怠。这次备考需要按照考试大纲做些系统整理即可。

在专业课之外，压力最大的是外语。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在中学期间根本就没有开过外语课。我的英语只是在上大学前简单学过最基本的一点皮毛，大约也就是26个字母的水平。真正学习英语是从24岁上大学之后才开始的。这个年龄开始学英语困难极大，尤其在单词记忆方面，艰苦异常。常常是背过几天之后就会忘记。但因为应试的缘故，也丝毫不敢放松。

在三门专业科目中，文艺理论与其他两门专业科目距离稍远。我的准备基本就是在本科相关基础课和选修课的基础上按照考试大纲进行一些整合调整。在参考基础课讲义的基础上，我又着重参考了当时比较主流的文学理论教材，蔡仪的《文学概论》和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力求对文学概论的主要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和消化。除此之外，我还有针对性的选修了当时两位重量级老师开设的两门相关课程：叶纪彬老师的“马列文论”和刘长恒老师的“《文心雕龙》研究”。这两门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和丰富了文学概论课的内容，使我的文学理论科目准备更加全面。尤其是叶纪彬老师的课，冥冥之中对我后来考研产生了重要帮助（详后）。

中国文学史在整个考试科目中分量最重。尽管当时辽师中文系的古代文学课程量比较大，但有两个不利因素影响我在这个科目的备考。一是任课老师多，水平参差不齐，有些比较弱的部分就需要加强甚至恶补。二是我们的古代文学课程从大二开始共六个学期，一直到大四最后一个学期。但研究生考试时间是在最后一个学期尚未结束的三四月间。也就是说，明清时期文学史的内容不能依靠课堂学习，只能靠自己学习补充了。我个人经历感觉，一门课程的系统知识，系统听课和完全自己看书学习，效果还是不一样的。

除了按照考试科目内容进行课堂教学知识备考之外，我还广泛寻找其他各种有利于备考的方式途径。这方面的主要途径有：

一是广泛寻找各种参考资料途径，力争事半功倍。在我备考的时候，刚好中国人民大学的“报刊复印资料”刚刚开始起步。我当时求知心切，竟然订购了一年的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专题。就在备考的时段，辽宁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集体组织编撰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资料目录索引》（上下册）。这个索引和人大复印资料对我在备考同时，关注了解学界研究动态，知晓各个研究领域的代表学者，都非常有用。除此之外，当时还买到一份由天津教育学院张建均老师编撰的中文各个学科的知识图表（后来到南开上学才知道原来这位张建均老师就是早我几届，文革前入学的南开大学中文系学长）。这个图表依据通用的中文系各个学科课程教材，将其进行精简提炼，每个学科整合成为一个印张大小的精密图表。我买了其中两份图表，《中国文学史图表》和《文学理论图表》。这两份图表对于我系统掌握中国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两门课程基础知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帮助作用。

二是广泛向校内任课老师和社会专家求教问学。王多闻先生不仅自己事无巨细地对我进行系统指导，而且还把我引荐给当时大连文史界一个最高档次的聚会圈子。这个圈子除了王多闻先生本人外，还有曾任大连大学副校长、大连师范学院院长，著名学者和书法家于植元先生，我们辽师大两位教授李世刚先生和刘长恒先生，还有王多闻先生在大连图书馆古籍特藏部的两位同事，一位是我大学同班同学杨大建的父亲杨力生先生，一位是于文藻先生。这个圈子每年节假日期间会有几次聚会活动。大约是1981年五一节，那次聚会是在王多闻先生家，他事先特别嘱咐我以拜访他的名义去和那个圈子其他学者见面求学。这个机会虽然不能一一向他们求学，但王多闻先生给我铺路的良苦用心，是让我永志难为的。还有一次，大约是1980年夏季，当时的辽宁师范学院中文系以学校名义邀请了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几位重量级学者来辽师做学术报告，他们是：范宁、吴组緗、陈贻焮、季镇淮。这几位神仙泰斗级的大师一起降临海滨城市大连辽宁师院，让我这样的后学粉丝惊喜万分。这几位学术大咖现场学术讲演不仅极大丰富了我的学术视野，而且无形之中也为考研，走学术之路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

有了这多方面的准备，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四、冥冥之中的考研定数与结果

从1979年下半年开始到1981年底报考专业方向，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紧张准备，转眼之间到了1981年年底，教育部下发了1982年全国研究生考试专业方向目录（那时还是全国统一发，不是各校独自发）。这时，决定我个人未来学术和人生命运的时刻到来了。

当初我在祝恩堂大哥的建议和引荐下，追随王多闻先生准备报考明清小说专业方向。所以在报名时首先关注的就是明清小说专业方向和导师情况。1982年是文化革命后恢复高考研究生考试的第五年，当时的专业方向目录和导师姓名是捆绑在一起的（也就像今天的博士考试规则一样）。这样在报考时候就能明确得知未来的专业方向和导师姓名。经过检索之后，那一年开始进入我的备选报考明清小说专业方向的导师有两位，一位是南开大学的朱一玄先生，一位是河北师范大学的朱泽吉先生。我当时我心里还曾想过，是否此生注定要与朱姓导师结缘？可是完全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新发现不仅颠覆了我的专业包括方向，也完全改变了我个人的学术命运和生涯。

原来，那一年南开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招生专业方向目录中，与朱一玄先生明清小说方向外，还赫然列有导师为刘叶秋、宁宗一两位先生合招的“笔记小说”方向。这个发现在我心里引起不小的震动，甚至是激动。

因为，两年多以来，在王多闻先生的特别指导下，我在准备明清小说专业方向的同时，对历代笔记和文言小说做了比较系统的了解和学习。从王多闻先生给我开列的历代笔记简目，到刘叶秋先生《历代笔记概述》中提到的历代主要笔记作品，乃至程毅中先生《古小说简目》和袁行霈、侯忠义先生的《中国文言小说书目》我都做过程度不同的翻阅和相应作品了解。可以说当时我对于笔记和文言小说方面的知识储备，并不比明清小说弱多少。但是，因为“笔记小说”这个专业方向历史上从未有过招生（后来也再没有过）记录。要把准备几年的既定“明清小说”方向改为“笔记小说”，感觉还是有一定冒险性。此外，如果从“明清小说”改为“笔记小说”，与原来计划中围绕大连图书馆馆藏明清小说的专业方向前景也有所改变，也需要作出更改。带着这个纠结和矛盾，又去请教和咨询了王多闻先生。

没有想到，王多闻先生全力支持我报考“笔记小说”专业方向。他从两个方面为我陈述理由：其一，这两个专业方向的变化从某种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两个平台的转换。报考明清小说专业方向，可以围绕大连图书馆的馆藏明清小说做文章，这当然也是很好的平台。但报考笔记小说专业方向则意味着跟随刘叶秋先生在笔记方面继续深入耕耘，将来的平台可能会在京津地区。这样应该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其二，以我这几年对你专业情况的了解，报考明清小说和笔记小说这两个专业方向几乎具有相等的能力和水平。但相比之下，了解和准备明清小说的人会多一些，少你一个不会显得少。而了解准备笔记小说方向的人可能不会有那么多，你如果错过很可能是丧失一个重要机遇。

我没有想到，面对我可能放弃他为我精心选择设计的明清小说研究平台的失约变化，王多闻先生不仅虚怀如谷，不去计较，反而为我找出那么多我难以反驳的理由。王多闻先生的坦荡胸怀和高风亮节，让我高山仰止，感佩无以。

事实完全证实王多闻先生预见的英明。

1982年3月，我参加了当年研究生入学考试。事后做了两手准备：如果考研成功，就负笈津门；如果败北，就按王多闻先生为我设计的平台操作实施。而两手准备中可以做的事情来看，假如成功实际上没有太多需要做的，准备好行装出发就是。倒是假如不成功需要做的事情比较多，尤其是求职择业问题。另外，大学毕业那年已经28岁，完婚成家也是迫在眉睫的大事。所以考研结束后我主要在忙两件事情，一是求职，二是准备完婚。

大约1982年五月间，我接到辽师研究生办公室通知，我考研初试通过，学校收到南开大学调档通知（当时没有复试，直接根据笔试成绩录取）和考试成绩单。成绩单上大致成绩是：政治和外语都在过线的60分上下，文学理论、中国文学史、笔记小说三门专业课的分数分别依次为六十多、七十多、八十多。几乎是同时，我又收到宁宗一先生的亲笔回信，大致介绍了一下我考研的基本情况：1.我的研究生入学考试通过，可以做入学准备了；2，关于导师结构，刘叶秋先生作为南开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首次在南开大学与宁宗一先生合作招收研究生，刘先生主要负责我的专业学业指导和毕业论文指导。因兼职不能常驻缘故，我在南开就读期间其他基础课和日常学籍管理由宁宗一先生负责。

收到这两个信息，得知我考研已经成功，求职一事可以打住，其余就要在9月入学前完婚，准备入学。

当年辽师中文系考研同学中，只有两位同学获得成功。除了我之外，还有肖志伟同学考取四川大学杨明照先生攻读文学批评史专业。这成为当时辽师中文系一个爆炸性新闻。有些同学某明奇妙地问我：“笔记小说是个什么鬼？我们一起在这里上学，可我们连这个名字都很陌生，你怎么就能考取这个专业方向？”听到这些问话，我心里顿首暗暗佩服王多闻先生的远见卓识。

入学之后，我还从刘叶秋、宁宗一两位导师那里大致了解到与我同时报考同一专业方向的竞争者情况。

报考总人数不多，大约有七八位。但水平成绩与我相当，能构成威胁的只有一位。本来这位考生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比我具有更大的优势。她是南开大学中文系本系七八级八二届应届毕业生，名字叫庞煌，是中国社科院已故著名学者，也是我非常崇拜的学人庞朴先生的女公子。备考期间她曾向刘叶秋先生当面请益，受到刘叶秋先生赏识，极为看好她。她的专业课分数比我还高，达到90分了。英语、政治和中国文学史也都没有问题，只是在文艺理论这门科目上出了问题。原因在于，文艺理论这门课程的主考是前南开大学中文系著名学者张怀瑾先生。张先生在学界的重大理论建树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与文学艺术发展不平衡理论的阐述。而当时正是西方思想开始涌入大陆，南开学子们的兴趣被这些新思潮吸引，相比之下，马恩的文艺思想已经不大受到青睐。但张先生命题的重要内容就是他的得意理论建树，因此导致庞煌君在该门考试上失利。而我则因为在辽宁师大听过另外一位马恩文艺思想研究专家叶纪彬老师的课，他在课上专门讲过张怀瑾先生的主要观点，所以我对此道略知一二，于是竟然侥幸通过，有幸成为刘叶秋先生在南开大学招收过的唯一弟子。

考研过程的全部经历，不能不让我感觉到冥冥之中苍天对我的眷顾。如果没有祝恩堂兄向王多闻先生的引荐，如果没有王多闻先生对我的精心指导和英明预见，如果刘叶秋先生没有被聘为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或者没有招收，哪怕不是恰好在这一年招收这个方向的研究生，我的学术和人生道路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当然，所有这一切，还需要以我个人的努力为前提。

（本文原载《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