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是我从儿童时代就非常喜欢的一部古代小说名著。在漫长的人生岁月中，我由一名普通的《水浒传》普通读者，逐渐成为一名《水浒传》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者。我和《水浒传》的缘分可以分成普通读者、研究爱好者和专业教学研究者三个阶段。

普通读者的身份大约是在少年至文革时期。我生长在一个城市普通职员家庭，父亲受过中等教育，对《水浒传》一类名著很是喜欢，他甚至把《水浒传》中李逵的名字用来作我哥哥的名字。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下，作为普通读者，我从小学时开始阅读《水浒传》的连环画（文化革命前，六十年代初），对水浒故事有了基本的了解。到我三、四年级的时候，我看了父亲高中语文教材中节选《水浒传》原文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虽然还有些文字障碍，但大致内容已经基本没有问题。这使我对《水浒传》原书更是充满了渴望和向往。但随着1966年文化革命的到来，这个渴望毫不留情地遭到了遏止。不过形势变化很快，1966年文化革命的主题是“破四旧”，这个风潮很快过去，被1967年的造反派派系斗争乃至武斗所取代。那些所谓“四旧”虽然不能在表面流传，起码可以成为很多停课在家的中小学生们交换读书的重要选目。我就是在那个时候阅读了金圣叹“拦腰截断”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七十回本《水浒》。因为当时处在停课闹革命阶段，而我们小学生没有“革命任务”，完全纯粹自由放假。后来回忆起来，我感觉从1966年文革停课到1968年复课进入中学，是我从孩提走向成年之后一生当中最自由、最惬意、最轻松的时光。那时没有课程压力，没有工作压力，没有家庭负担（最多就是在家里学学做饭），因而有大量的时间可以用来随意“挥霍”。我那两年除了夏季经常到海边游泳，秋季到农村老家去感受体验乡村生活，参加秋收活动外，几乎所有时间都用来读书了。这样的环境氛围为我仔细阅读《水浒》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当时几乎把七十回本《水浒》反复看了几遍，一些重要情节和语言几乎能倒背如流。这为后来研究《水浒》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研究爱好者的身份基本是在文革后期。我对古代小说发生研究兴趣始于1966-1967年文革期间我和周围小伙伴们交换看书时，我从哥哥同学家里，借来一本鲁地先生的《三国演义论集》，当时只有十二三岁的我，第一次被从学术研究角度谈论《三国演义》这部名著的文章所吸引，反复阅读了若干遍，以至于书的主人见我如此喜爱，后来干脆把那本书送给了我。从那时开始，对古代小说名著的研究性书籍便开始留心。但那个年代市面上不可能找到更多的研究性著作。

1973年秋季，19岁的我从大连师范学校美术班毕业到大连三十八中学就任美术教师。比较幸运的是，当年的秋季，我随大连市中山区美术教师参观团到北京参观全国美展。到了北京，逛书店是当然的要务。没有想到的一个意外收获是我在王府井新华书店买到一本廖仲安先生的《水浒浅谈》。从学术史角度看，这本书也许算不上里程碑或重量级，而且在那个年代能出版这样的书，免不了要采用当时流行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等等时代痕迹话语来做框架结构和表述分析。但换个角度看，这本书的确又给我提供了许多从研究角度关注《水浒传》的知识和话语系统，使我能够在鲁地先生《三国演义论集》的基础上，进一步打开了从学术研究角度关注古代小说的视野。

两年之后，在毛泽东的发动和领导下，全国上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评《水浒》”运动。一个本来是学术研究的问题被推演成为一场政治运动。1975年，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水浒》的谈话，他认为：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等等。他认为《水浒》可以“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所以，他同鲁迅一样，不满意金圣叹对《水浒传》的腰斩，说此举 “不真实”。

从学术的层面看，毛的这些看法对理解《水浒传》的主题内蕴，有一定独到之处，可为一家之言。但由于毛的特殊地位和江青“四人帮”别有用心的利用，毛的这些话成为当时一场轰轰烈烈的“评《水浒》，批宋江”的政治运动的号角和靠山，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学术遭到政治残酷践踏和左右的例证。

在此之前，我只读过被金圣叹腰斩后的七十回本《水浒传》，也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版本。当时在中学任教的我，本来的正业是美术教师，但由于此前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我在给学生做的学习辅导中小试锋芒，被学校领导发现在文科方面的“才能”，于是在美术课之外，还同时兼任学校文科的其他课程（语文、外语除外）。而当时的政治课是要紧密联系时事运动的，所以，对“评《水浒》，批宋江”运动的了解和掌握，成了我给学生讲政治课的需要。

那时候正是白卷英雄张铁生得势，“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无论你今天批“孔老二”，还是明天批“宋江”，学生们大多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抽烟、泡妞和打群架。可我并不能因此而降低自己的备课质量。相反，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学习机会。为了备课，我利用自己掌握所在中学图书馆的便利，广泛寻找和接触了当时有关“评《水浒》，批宋江”运动的很多材料。从知识积累的角度看，当时还的确了解了不少信息，学到不少知识。

在版本方面，了解了不少有关《水浒传》版本以前未知的知识。以前我只看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七十一回本《水浒》，到梁山好汉排座次就结束了。然而这次运动的矛头主要是针对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梁山好汉排座次之后接受招安和攻打方腊及田虎王庆的那部分情节。本来《水浒传》这些古典名著还没有正式解禁，但为了“批判使用”的需要，当时国家安排有关出版社出版了运动需要的几个版本。利用我负责学校图书馆工作的便利，我很快购置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百回本《水浒传》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百二十回本《水浒全传》。这些版本的最大特点是书前都毕恭毕敬地加上毛泽东有关《水浒传》的谈话内容，以及编辑部为配合运动所写的前言按语。除了这些国家正式出版的版本之外，还有些单位为配合运动自行印行了一些版本。比如我当时就收藏了一部简本一百二十回《水浒全传》。通过这些过程，我对《水浒传》的版本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知道该书版本有简本繁本之分。繁本中还有七十回、一百回、一百二十回之别。这些为后来的教学和研究都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不过收获更大的是在思维方面。这场运动对我来说最大的困惑就是：为什么以前大家齐声喝彩和赞美的梁山起义英雄，转眼之间就变成了摇尾乞怜和丧失立场的投降派了呢？那几年政治、历史等文科教学让我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些自己的思考。显而易见的是，《水浒传》这个作品对象没有变，是人们的看法变了。那就给人这样的感觉：社会科学的研究是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的，如同郭沫若所言，“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么，培养自己的思考能力，无论是处事，还是面对学术问题，都要有自己的独特思考，也就成为证明自己价值的重要所在了。当然，有些深层的问题在那个时代的我还是考虑不到的，比如，特定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对学术活动的制约程度等等。这些可以说把我从一个《水浒传》的普通读者完全提升到业余学术爱好者的层面了。

我从《水浒传》的业余学术爱好者提升到专业教学和研究者层面是从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在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开始的。

1985年我研究生毕业后承担的第一个教学任务，就是为中文系开办的一个天津市中学高级教师师资培训班讲授元明清文学。这个班的文学史教学与通常的文学史教学有很大不同。因为这是一个受过正规大专教育的本科班。也就是说，班上学员都学过文学史课程，不能用全日制本科生那种面面俱到的方式来讲授，而是需要按照专题课的方式来讲。需要从元明清文学中选取若干点，讲出带有学术研究性的内容。这对我一个刚刚硕士毕业任教的年轻教师来说的确难度较大。但既然领下任务，又是大学教学生涯的起步，不敢等闲视之，而是竭尽全力来备课。这次备课的讲稿不仅为我后来长期讲授元明清文学基础课打下比较好的基础，而且其中两篇讲稿被整理成论文发表，在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一篇是发表于《南开学报》的《论三言对通俗文学与文人文学的融合》，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摘录，一篇则是发表于《河北大学学报》的《<水浒传>民族心理特征探迹》。后者试图从民族文化心理的角度，探讨《水浒传》的文化意蕴，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关于水浒研究的论文。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到九十年代中期，我几乎每年都要给南开中文系本科生讲授元明清文学基础课，而《水浒传》当然是其中重要内容。随着学术积累的加深，我对《水浒传》学术问题的思考也逐渐加深，终于酝酿成《水浒传与中国绿林文化——兼谈墨家思想对中国绿林文化的影响》（《文学遗产》1995年第二期）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起因是，1993年，我受辽宁人民出版社之约，邀请著名学者庞朴先生、刘泽华先生为主编，我和葛荃兄为副主编，编纂《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十本书》一书。这本书的编纂体例是，选取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十本书，每一本书作为一个文化侧面的浓缩陈述，以小见大，窥见整个中国文化。其中《山海经》《世说新语》《水浒传》这三本书是我本人写的，《山海经与中国奇幻思维》和《世说新语与中国隐士文化》这两篇文章分别全文和部分发表于《南开学报》和《社会科学战线》。《水浒传与中国绿林文化》这篇文章，从墨家思想与中国绿林文化切入，探讨《水浒传》一书所体现的中国绿林文化精神。文章发表后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不少同行跟我说，他们在研究《水浒传》或者在讲授文学史课程时都参考采用了该文的观点。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代表了到目前为止我本人研究《水浒传》学术问题的最高水准。

从那以后，可能由于我在《水浒传》研究方面的小小影响，有若干家出版社找我联系出版关于《水浒传》研究的普及性读物。于是，我在此前《水浒传》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挖掘很多《水浒传》的历史文化具体问题，先后出版过《水浒传趣谈与索解》《闲话水浒传》《水浒闲谭》等书。

在此过程当中，我还配合央视《水浒传》电视连续剧的播放，在媒体发表了一些关于《水浒传》原书内容的解读文章，帮助观众理解电视连续剧。其经过背景是，1998年1月央视首播《水浒传》后，天津《今晚报》为配合电视剧播放，约我在《今晚报》同步开设专栏，每天一篇文章，大约持续了四十期左右。在电视剧播放期间，《今晚报》还邀请《水浒传》剧组从导演张绍林到诸位主要演员的庞大阵容到天津与热心观众见面联欢。我有幸作为天津学界代表与会与剧组和相关人士见面交流。

进入21世纪之后，各种网络媒体交流平台蜂拥而至。在此过程中，我充分利用这些平台的社会影响作用，搭建个人网站（雅雨书屋：yayusw.com）、博客（新浪博客：blog.sina.com.cn;和讯博客：rainning516.hexun.com）、微博（新浪微博：weibo.com/rainning516）、微信公众号（雅雨书屋：），全面收录自己的学术成果和闲情之作。这其中就包括大量与《水浒传》有关的内容。比如我在个人微信公众号上连载了一百多篇关于《水浒》漫谈的短文，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这次蒙高等教育出版社美意，约我为该社“大成书系”提供一部供高校人文通识课程使用的《水浒传》导读之类书稿。这与我本人长期以来的学术为教学服务、为社会服务的理念非常吻合，所以本人十分乐意。2000年，南开大学组建文学院伊始，我受命担任学院面向全校文学艺术方面通识课教学的文化素质教学部首任负责人。在此期间，我主编了高校通识课程使用的《大学生文化素质系列丛书》，正是与本书思路殊途同归的编写工作，所以能够比较顺利地理解本书及其所属“大成书系”的宗旨和写法。关于本书的编纂思路，我在经过思考之后，按照出版社的内容定位和格式要求，尽可能把三十多年来我本人关于《水浒传》研究和教学的全部成果统统纳入进来。从目前书中收入的文字来看，在内容程度上兼顾了普及性和学术性，即既有关于《水浒传》这部小说一般性介绍和品赏，也有关于《水浒传》的学术研究性内容；从写作笔法上来讲，既有比较严肃的学术笔法，也有很多轻松的趣味性笔墨。所以可以这样说，这部书既不同于以往我本人关于《水浒传》研究的纯学术性文章，也不同于以往我本人关于《水浒传》研究的普及性读物。之所以这样来考虑和处理，是因为在我看来，一位成熟的学者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应该既能够进得去，又要能跳得出。既要有学术上的把握，又要有世俗性的情怀。学术把握可以帮助作者守住科学和知识的底线，避免云山雾罩的野狐禅（这样的书着实不少），世俗情怀又能帮助作者走出象牙塔，让自己的学术研究接上地气。这也就是我一直强调的学术研究应该努力寻找服务于社会和大众的突破口。

衷心希望诸位读者能理解和认同我的初衷，共同完成我用此书报答和服务于社会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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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名作欣赏》2019年第8期，为拙著《水浒传导读》后记，高等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