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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稼雨 | 我的学术之路(四): 大学本科的角色转换与夯实基础
发布时间:2019-8-4  阅读次数:166  字体大小: 【】 【】【

  摘要:二战高考,作者进入辽宁师院(今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迎来了全新 角色转变和专业适应。作者倍加珍惜得知不易的求学机会,通过课程学习和课外阅读,极力弥补过去的缺憾,努力夯实专业基础。尤其是480课时的古代文学课,使作者打下比较牢固的专业基础知识,引导他走上专业研究之路。

一、漫长曲折的高考之路

我从小学起就开始做大学之梦。小学三年级因班主任老师的特别关照,得到全班唯一一张大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借书证,更加推进了这个梦想。

小学二三年级时,一个偶然的电影院开演之前机会,旁座一位素不相识的年轻人(貌似是大学生)计算出我的上大学年龄和时间——1973年我19岁的时候。

为了迎接这一天的到来,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计划和打算。但是1966年爆发的文化革命却无情粉碎了这个美好的梦想。

1966年文化革命爆发,到1977年恢复高考,中国停止高考整整10年。原本应该在1973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的我,也因此改变了人生轨迹。因我从1968年进入中学后做了大量当时社会环境下的美术宣传工作,在实用美术方面具有一定能力。1971年我被保送到当时的旅大师范学校美术师资培训班,经过一年多的专业学习后,1973年初,我被派到当时的大连38中担任美术教师,成为专业美术工作者。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大环境的变化让我和很多有过大学梦的人对恢复高考充满了期待。果然,1977年得到正式恢复高考的消息之后,激动之余,立即投入紧张的备考工作中。

但是完全没有想到的是,高考之路成为我人生当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一段经历。

1968年进入中学到1977年恢复高考这十年时间,是我第一次专业学习和职业定位过程。我从一个业余进行美术宣传活动的中学生,进入旅大师范学校美术班受到美术专业训练,毕业后又被分配到中学担任专职美术教员,并成为当时旅大市美术界稍有一点名气的美术工作者。这个经历和状况决定我高考的首选专业就是美术学院。

按照这个既定目标,我1977年参加了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次高考。因为艺术院校单独招生,我报考了当时面向东北招生的鲁迅美术学院。

因为十年停止高考,加上当时东北只有鲁美这一所美术学院,所以1977年的鲁美考试竞争异常激烈。那一年的大数据是,全东北报名考试有1万人,经过审查个人提供报名作品,发给300人准考证,最后录取人数为50人。我有幸得到一张准考证,参加了当年的入学考试,并以失利告终。

失利后我没有死心,准备第二年继续参加美术学院考试。为积极备考,我从家里搬到所在学校,住在简单的办公室。就在19786月高考报名时,我收到鲁迅美术学院关于拒绝我报名的通知。内容大意是,接到国家有关部门通知,凡国家正式教师编制职工,参加高考只能报考师范院校(因此通知为1977年高考报名之后,录取之前发出,所以我1977年失利不完全是业务水平原因)。然而当时面向东北招生的师范院校没有还有美术专业的,所以对我来说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就放弃大学梦,要么就改变专业,报考师范院校。

1978年那一年高考是6月报名,7月考试。接到这个通知时距离高考只有一个月左右时间了。但对我来说,最纠结担心的主要不是改变专业后应考的实力问题,而是是否能够割舍已经努力拼搏十年打下一定基础并且小有成绩的美术专业。

经过几天心灵搏斗,最终还是从小学时就形成的大学梦占了上风,我最终决定,告别经营十年的美术专业,报考文科师院院校。

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我参加了1978年全国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次统一命题考试。因我在中学工作期间除了从事美术教学,还同时担任所在学校除语文和外语两门课程之外所有的文科课程教学,这个经历使我在参加文科高考时得到巨大好处。考试情况如所料那样比较顺利。按照我当年的考试分数和录取线,我应该有可能进入东北师范大学甚至更好一些的师范院校。

但是好事多磨,满怀希望,准备远走他乡,进入高校学习的我,却因为高考录取中的政审问题受到严重挫折,几乎失去上大学的机会。在经过一个多月的各种申诉和努力奔波后,我也只能退而求其次,在高考所在地的辽宁师范学院中文系就读。

197811月,我终于在其他同学入学一个月后坐在了辽宁师范大学(当时还是辽宁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教室。那种心情,不是个中人是难以体会到的。

对我来说,能在历经各种艰难险阻之后绝处逢生,争取到上大学的机会,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珍惜、珍惜、再珍惜!学习、学习、再学习!

  

二、大学入学后的角色转换与专业适应

1978年进入大学之后,我面临两个方面的重要角色位置转换。

一是身份转换,离开执教五年多的讲台,重新回到教室做一名学生;

二是专业的巨大变化,由写写画画的美术专业,变为中国语言文学;

这两个方面的角色转换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主要归功和得益于从小学养成的强烈读书欲望。这个欲望在19681977这十年期间曾经部分转移到我的美术专业学习和工作当中。而这次告别美术专业,考入大学本科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可以说为从小养成的读书习惯和欲望又开辟了更为广阔和深入的天地。当时那种跃跃欲试、踌躇满志,大干一场的心态,难以言表。

尽管在上大学之前,各个时段都有过不少读书的积累。凭借这些积累的基础,我在同班同学中比不上几位老高三同学,但比大部分同学情况要稍好一些。但这些距离大学本科中国语言文学专业,还有很大的差距。对此我心里很清楚,所以入学之后的唯一愿望就是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在中文专业方面要恶补一场。

我的恶补大致分为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是课程学习,一是课外阅读(这部分另文详述)。

大学课程对我来说挑战性最大,学习难度最大的应该是语言学课程。老高中同学和在中学担任语文教师的同学都多少受过一些这方面学习训练,所以至少对课程内容不太陌生。而我虽然也在中学任教,而且除了美术课外,还担任过中学文科除语文和外语之外的其他课程。因为从小学五年级赶上文化革命爆发,整个中学时代基本上还是在随文革余波飘荡。中学语文与中文有关的课本内容主要是革命的红色内容,基本上没有涉及语音、文字、语法等语言学方面的知识。我当时那点可怜的语言学知识还是在高考备考时临阵磨枪的结果。大学中文系的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等课程则是需要系统学习这些知识。

现代汉语课一般是按内容不同由几位老师分别上课,印象比较深的事情有这样几个老师和内容。

一是关于现代汉语语音课。主讲老师是王文襄先生。她来自北师大,是陆宗达先生的门生,貌似是许嘉璐的同学,当时已经有五十多岁了。这样的出身和年龄使她成为当时辽师中文系语言学专业理所当然的学术权威。她在课堂上的神态也表露出充分的自信乃至于对我们这些无知学生们难以遏制的蔑视。当然,她讲课内容的水平和深度足以抵消诸位不肖弟子受到蔑视的不快,反而对她产生由衷的仰慕和敬佩。对我来说,她当时讲的很多高深内容难以消化理解,最大的收获是已经忘却多年的汉语拼音能力被她神奇般地激发复活。她的语音课很注意教学实践,在当时各种设备很落后的情况下,她在结课时用现在看来已经非常原始的巨大录音机为每位同学自选内容,录了一段朗诵表演,然后在课堂播放,作为语音课的结课仪式。记得我当时录音内容是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开场朗诵词。

二是现代汉语语法课。在上此课之前,因为中学这方面知识空缺的缘故,我最恐惧的课程内容就是语法。但是,由于任课老师曹永金先生的悉心教诲,不但使我对语法产生了兴趣,而且还痴迷进去不能自拔,做了很多课下功课。曹老师备课很认真,他几乎把现代汉语各种语法现象从规律到例句都做了详尽的准备,在课堂上一一讲解陈述,并启发我们多做练习,掌握语法规律。经他讲解,汉语句子的“主谓宾”“定状补”规律性关系,在我脑子里已经非常清晰了。在他的启发鼓励下,我找来一本当年的《红旗》杂志(就是现在《求是》杂志的前身)作为练习册。该杂志十六开,大约80页。按每页千字计算的话,大约是8万字。我大约用了两周时间,按曹老师交代的方法,把这80页大约8万字文字每一句都划出了句子成分。划完之后,绝大部分句子都没有问题,只有大约七八个句子感觉十分困难,于是就带上我的练习成果去找曹老师,向他请教这几个句子应该如何划。他看了我的作业练习册后大吃一惊,说功夫下到这个份上,想学不好都难了。我穷追不舍地问他那几个句子该怎么划?他看后跟我说,这几个句子不要说你,我也划不出来。这里有些是需要目前学术界关注研讨的语法问题,有些则是语法学家见仁见智,没有定论的问题。这样,语法课的学习我也就释然了。后来听说,我把一本《红旗》杂志所有内容划了句子成分的事情被他作为示范典型,向学弟学妹们去宣讲。

语言学课程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古代汉语课。上大学前,中学学过的文言作品很少,多半是配合政治形势的古代文章。如《方腊起义》,课文倒是能够熟读,有些还能背诵,但就是不讲语法。后来在一些政治运动中也读过一些文言作品,如“批林批孔”读了些《论语》,“评《水浒》”运动甚至看过几个版本的《水浒传》,但作为政治运动需求,也只是粗通大意,未能深耕细作。所以,刚上大学时的古代汉语水平能力实在有限。我这种情况在班上应该还不算最差,起码能在中上水准。我后来多年参加高考语文阅卷工作,了解到后来高中生高考考试大纲后,看到高中学生的学习篇目和掌握的语法要点,非常惊讶和羡慕。深深感觉我们那一代人完全是十年动乱所造成的文化教育荒芜的牺牲品。这一点在古代汉语课上,表现尤为突出。所以,古代汉语课理所当然成为我们(尤其是我本人)亟需恶补的中文基本功课程。好在我们的古代汉语老师不负众望,在这方面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古代汉语基础课上了一年两个学期,主讲是孟庆魁老师。孟老师是一位东北汉子,魁梧高大,性格直爽。他的古汉语业务很娴熟,王力《古代汉语》的文选部分几乎能如数家珍,细细说来。既能把课文内容讲得生动有趣,也能把其中的文字训诂和语法问题讲到位,是一位称职的古汉语教师。他的课大家喜欢听,收获也很大。美中不足的是当时因为课时关系,王力《古代汉语》四册主要只选择讲了文选部分,音韵部分基本没有讲,所以我在这方面至今还有软肋。古代汉语课程美中不足的还有一点,就是相关的选修课太少,印象中好像没啥古代汉语方面的选修课了。古代汉语课还有当时的教研室主任王翼老师,没上过课,听过讲座。他的儒雅仪容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更深。

  

三、古代文学课为我夯实坚实的专业基础

当然,对我来说,大学本科期间所有课程没有比古代文学更重要和喜爱的了。

首先,辽师中文系古代文学课程的学分设置在所有课程学分中首屈一指并遥遥领先。从大二开始到大四结束,前后共三个学年,六个学期,每学期4课时,4学分,80课时。该课程总共24个学分,480课时。这个学分和课时数总数是迄今为止,无论是我本人就读,还是任教,乃至30多年来所了解国内各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课程设置的学分课时总数之多,应该没有出其右者。

这门巨大的课程对我投身古代文学学习并立为职业工作方向具有决定性影响。

如此巨大的课程得以顺利开设,除了当时的培养计划之外,重要原因是当时辽师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有一支庞大和实力厚实的师资队伍。

当时辽宁师院古代文学的领军人物,也是中文系的头牌教授李世刚先生。李世刚先生早年毕业于张学良担任校长的东北大学,主攻先秦至唐代文学。下面有十几位年富力强的中年教师队伍。

我们78级古代文学课程采用根据教师专长,分段授课的方式。每位教师讲授自己最擅长的时段,大致是每人讲一个时间段。记忆中各个时段的授课教师和特点大致如下:

先秦文学由卢文晖老师讲授。他的课也是古代文学课的头一炮,他以深厚的学问功底不仅系统讲授了先秦文学的发展脉络和代表作品,而且其扎实的学风让我第一次领略什么是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古代文学研究。从《诗经》到《楚辞》,从老庄到孔孟,他不是简单地介绍时代背景和作品思想意义和艺术特点,而是在讲述过程中不断穿插历代学者关于这些先秦名著的研究信息。在他的课上,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三家诗”,王逸和洪兴祖是何许人也,杜预做过些什么,何晏的《论语集解》,杨伯峻《孟子译注》有何价值等等。这些知识与我此前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所了解的那一鳞半爪,一知半解相比可谓眼界大开,大快朵颐。当时我们的古代文学课是文学史和作品选合在一起讲授的。除了文学史知识外,该课还有为数不少的作品选讲。我至今还能记得卢老师课上逐字讲授《诗经》中《七月》《氓》,《楚辞》中《离骚》,《庄子·逍遥游》等名篇的场景和氛围。可以说,他的课是带有选修课的专业化性质的。正是这样的学术专业性,让我对文史学术研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敬畏和崇拜。我能在中文系诸多的专业课程中最终选择古代文学为自己终生的职业工作,与卢文晖老师先秦文学课所展示的深厚学养有直接关系。在我本科毕业后攻读笔记小说研究硕士学位后,我又看到卢文晖先生出版的《师旷辑注》,对我的古代文言小说研究提供直接的帮助。

两汉文学由曲宗瑜老师讲授。曲老师是古代文学课程中唯一的女性老师,但也是课堂授课效果最好的老师。就课程内容而言,汉代文学既没有先秦文学《诗经》《楚辞》那么黄钟大吕,也没有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那么绚烂夺目。在课程知识内容方面,像《史记》《汉书》之类的史传文学到还好说,毕竟有《鸿门宴》和《将相和》,以及李广、苏武之类精彩的人物形象和生动的故事,但像《论积贮疏》《论贵粟书》之类看起来抽象枯燥,难以讲好的政论文,曲老师却能如行云流水一般把它们讲得头头是道,如数家珍。曲老师是几乎全班同学公认的讲课效果最佳老师,这个共识不是凭空而来的。除了课堂教学让我受益匪浅之外,曲老师对我后来在南开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因为专业的缘故,她和南开中文系前副系主任郝志达老师是故交。当她得知我要去南开读研后,专门给郝志达先生写了一封亲笔信,拜托郝先生对我多加关照。果然,郝先生不负老友重托,对我各个方面都照顾有加。这些都让我铭记在心,难以忘怀。

魏晋南北朝文学由刘玉跃老师讲授。刘玉跃老师貌似出身名门,父亲曾任大连市教育局长,本人形象气质极佳,一副玉树临风、风流倜傥的样子。这样的形象气质来讲授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再合适不过了。刘老师果然不负众望,魏晋南北朝文学被他讲得深入浅出,生动精彩。他毫不掩饰对陶渊明的那种发自肺腑的喜爱和敬仰,可以说是满怀激情地讲授了《归园田居》《饮酒诗》《归去来辞》等等。他的这种把个人喜好乃至情感与讲课内容融为一体的方式不仅让学生们受到强烈的感染,很好地增强了教学效果,而且它也对我本人后来形成的注意讲课的某些情感投入产生直接的影响引导作用。这是我需要向刘老师致以衷心谢意的。

唐代文学是整个大学古代文学学习中大家期望值最高,但效果是最令人失望的时段。本来系里安排的任课教师是邵京起老师,按说他也算出身高门,毕业于全国中文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中文系。但却是文革中上学的工农兵学员,加上毕业后分配到大连油脂总厂,与专业几乎脱钩。这样的经历使他的课堂教学出现很大负面效果。除了上课完全照讲稿念之外,课堂组织和语言表述都明显不够水准。最令人大跌眼镜的一个场面是,当讲到李白《蜀道难》时,为了挽回一点课堂效果面子,他提前做了精心准备,上来就要给我们背诵《蜀道难》,可是背了没有几句就卡壳了。然后他不无遗憾地说:“昨晚我在家准备到12点,背诵得很流利啊!没想到临场发挥不好。”我们78级分为住读和走读两个班,外地同学为住读班,我们大连本地同学为走读班。邵老师同时分别给两个班级上课,他的课同样也引起住读班同学强烈不满,以至于发生了罢课事件。这个情况引起系领导的重视,赶忙让邵老师下课,请其他几位老师临场救火。记得先后有几位老师过来代课,有讲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刘玉跃老师,还有王连升老师等等。好像为了平息大家的不满情绪,系里还专门搬出古代文学泰斗李世刚先生做了一次唐诗讲座,才算把唐代文学这一重头戏搪塞过去了。但唐代文学的遗憾阴影,一直在大家心中挥之不去。

宋代文学由张纯美老师讲授。张老师身体比较柔弱,与宋词的婉约风格比较接近。所以,他讲苏轼、张孝祥、辛弃疾这些以豪放风格为主的词人时效果平平,倒是把二晏、秦观、周邦彦、姜夔这些婉约词人讲得活龙活现。他的课让我对宋词,尤其是婉约词产生很大的兴趣和关注度,但后来实在是时间有限,分身乏术,没有对宋词下更大的功夫,至今引为遗憾。

元代文学由林枫老师讲授。林枫老师是浙江温州人。在给我们上元代文学之前,大一时候他曾给我们上过写作课。可能是因为元曲师资缺乏,他本人又是来自中国戏曲起源之乡,而且身体力行,熟悉很多戏曲曲目(尤其是昆曲),算是临危受命,补缺而来的。但因为他对此没有多年学术积累,所以基本上是在现学现卖的基础上,加上一些场上表演(主要是吟唱昆曲),以形成特色。所以虽然算不上叫座,起码也还说得过去了。

明清文学由苗壮老师讲授。苗老师也是师出名门,是东北师大杨公骥先生的嫡传研究生,本来学的是先秦文学。辽师中文系以前有位研究明清小说名家毛庆其教授,我们入学时正在办理调离手续,亟需有人接手。另一方面,因为大连图书馆在明清小说收藏方面在国内享有盛誉(仅次于国图和北大图书馆),其中主体部分是抗战时期日本收藏家大谷光瑞的“大谷文库”。地处大连的辽宁师大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形成在国内学界的研究特色,成为当时辽师中文系的重要发展愿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李世刚先生本人就身体力行,把研究方向调整到明清小说研究方面来。不仅如此,他还建议苗壮老师彻底改行,筹备组建辽师明清小说研究中心。苗老师欣然同意,从研究方向到教学任务都转移到明清小说研究方面来。因为有了这样的大格局,苗老师的课系统而完整,把明清时期以白话小说为主的叙事文学做了系统梳理和讲授。因为明清长篇小说很难用之前诗词文体的作品鉴赏讲授方式,他采用大量时间对明清几部经典小说做了深入系统分析。明清文学课不仅是整个古代文学课受益最多的知识系列,而且也直接影响了我本人对于后来专业方向的选择。因为这个缘故,我和苗壮老师本人不仅是在校期间的师生,也成为我后来从事古代小说研究的同行和朋友。1985年我硕士毕业前夕,苗壮老师拉上当时身体已经行动不便的李世刚先生,专程从大连来到天津,表达让我回母校执教的诚意。后来,当我本人在学术道路上遇到坎坷的时候,又是苗老师四处奔走,想方设法为我分忧解愁。这些都使我铭刻在心,没齿敢忘。所以,苗老师是辽师中文系我的老师中,唯一一位一直到现在还保持联系的老师。

除了古代文学基础课外,还有几位古代文学选修课和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留有较深印象。一是王树森老师的“老庄研究”,王老师个子高,身材清瘦,一副仙风道骨的样子。这个形象与想象中“老庄”的韵味完全吻合,所以,他首先用形象和气质诠释了“道家”的气韵,征服了我们。开课之后他征服大家的第二杀手锏是他那一手漂亮飘逸的板书。我作为学过十年并从事专业美术工作也喜欢写字的人也被他的字深深折服,深知他这一手好字没有少说十几年的功夫磨练是不可能的。他的授课内容学术性很强,从河上公到关锋,那些老庄研究名家成果均被他细磨消化,融汇于自己的授课内容中。受到他的课程影响,我们很多同学尽管未必能完全消化那些高深的学问细节,但凡是选过听过他的课的学生,几乎每个人动辄就言必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那年毕业典礼上代表毕业生发言的同学,还特意把老子这句名言作为发言稿的片头语,可见王老师这门选修课影响效果之深。另一门选修课是李殿奎老师的“李商隐研究”。因基础课唐诗授课的缺憾,李老师这门选修课做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和补救。他的课不仅收集梳理包括章采田以来历代李商隐研究名家的成果,而且也对于很多晦涩难懂的李商隐诗歌作品也做了自己一家之言的解读。堪称够水准的大学选修课。三是我的大学学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张弘。张老师与苗壮老师师出同门,都是杨公骥先生的嫡传研究生。我们毕业前一年他毕业分配到辽师中文系工作。在他的师兄苗壮老师建议下,他也把专业方向从先秦调整为明清,并且担任了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当时辽师本科生的毕业论文题目不是由教师来布置,而是由学生本人来选择。我当时已经做了两年多的考研准备,接触过关于中国小说史的不少书籍和知识,对小说史的全面情况有了一点大致印象轮廓。但因缺乏学术论文的写作经验,竟然把自己的毕业论文题目拟定为《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轨迹》。这样的题目在今天看来显然是大而无当的,张弘老师也对此予以明确的批评,并建议我从问题出发,在现有题目范围中提炼出一个具体问题进行研究。我大致明白理解了张老师的意思,可当时因为学力所限,没有达到张老师所希望的样子,只是在原题中融入了部分存在研究分歧的学术问题的个人浅见。这是至今仍然让我引以为憾,并需要向张弘老师深深道歉的。

三年六个学期,480课时的学习,为我的古代文学知识打下比较牢固的基础。作为一名专业古代文学研究者,我首先要感谢大学期间包括古代文学课在内所有课程和任课老师的亲炙和教诲。正是他们卓有成效的教学工作,才培养了我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兴趣,引导了我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向往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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