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世说新语》，我与它已结下不解之缘。

第一次通读这本书，是在上大学的时候，目的很明确，是为了系统学习中国小说史的需要。这次读得很吃力，冷僻的字词，不知所云的语言，更有那捉摸不透的事件含义与背景氛围，迫使我只能囫囵吞枣，也使我立下了要弄懂这些东西的决心。就读研究生期间，我的专业方向是笔记小说，导师刘叶秋先生为我确定的论文范围是志人小说，而《世说新语》又是志人小说的典范作品。所以又多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第二次来啃它。这次内容大致搞懂了，但又觉得缺点什么，总觉得这些人种种奇异举动的背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制约、在遥控着，它应当是魏晋文化的主旋律。但这种旋律与种种故事间的从属关系究竟如何，当时却不甚了了，这也是我发愿继续探索此书的动因。后来，教研室指定我为两位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开设一门《世说新语》研究的课程，便成为我再次研习此书的缘由。这次，我试图跳出单纯从文学角度来认识这本书的框框，努力从宏观的角度，从大的文化背景上来审视这部奇妙之书。与此同时，社会生活的经历、对人生的体悟又使我对这本书有了进一步的体会和品味；反之亦然，对这本书的理解也加深了我对社会与人生的理解。我觉得，这部书好就好在它写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灵魂中值得骄傲的一面。这就是，在哲学思想上崇无轻有；在社会思想上重个人，轻社会；在政治思想上重道统（文人的良知），轻势统（封建统治）；在人生观上重审美，轻实用功利。我恍然大悟到，历代知识分子中，形成“世说”之癖者总是不乏其人，远的不说，鲁迅将此书列在他为许世英所开的书单中，傅雷在给傅聪的信中，也提醒他以《世说新语》来加强自己的民族意识，原因就在于这部书体现和展示了民族文化精神中的一个断面。

然而，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人们已经习惯于把儒家思想作为评价社会现象的主要标准，所以，《世说新语》中所表现的魏晋文化精神，理所当然地成为儒家正统教育的反面教材。“清谈误图”、“放荡无行”一直是人们否定魏晋文化精神的振振之词。

倘若儒家思想不是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终极真理的话，那么对它的价值标准就并非不可以怀疑。这样，我们就有理由对《世说新语》中所表现的民族文化精神加以重新的审视。

从文化史的发展来看，以魏晋为核心的中古文化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打破了汉代儒家思想的一统天下，用道家思想作为儒家思想的补充，为儒道互补及其演化为后代士人的心理定式，奠定了基础。于是，先秦两汉的文化经过魏晋文化的过滤，为唐以后的近古文化所吸收。这种特殊的历史贡献，决定了魏晋文化是在新旧文化的对抗中向前推进的特点[①]，从而体现出一个民族敢于告别过去，探索未来，善于选择优化的睿智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魏晋文化的研究，已经超出其自身的价值，而具有以古知今，以古今明未来的现实意义，从而保持和发扬中国人的智慧精神。

这样的研究目的和对象决定了方法的独特性。对中古文化进行各种断面的研究，如哲学、历史、思想、宗教、美学、政治、经济、文学、艺术诸方面的研究，已不乏其人。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所有谈到魏晋文化的人，几乎都程度不同地使用了《世说新语》的材料。这足以说明这部书中所包容的魏晋文化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说它是中古文化的百科全书，恐怕并不过分。但是，前人对《世说新语》的注意，都没有离开这样一种定式，即出于对某一理论框架证明的需要，用书中的材料对某一理论框架进行解释，而不是把《世说新语》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单元和整体，考察这一部书与魏晋文化的各种联系及其历史价值。也就是说，在这种研究中，理论框架是主体，《世说新语》的材料是附庸。这是无可指责的，但这并不说明它的逆向考察的荒谬。相反，我认为，以《世说新语》的材料为研究的主体，让那些抽象理论充当解释说明这些文人事迹的角色，这不仅不会降低这些理论框架的声望与地位，相反只能使它们在这些实际运用中愈发显示其科学性和真理性，从而使双方均能相得益彰。所以，这种从一本书中来窥见一个时代文化风貌的小中见大、管中窥豹的方法，也许不失其某些合理性。

当然，这种方法具有较大的难度，它不仅要弄清书中内容的文字意义，更要搞清它的文化蕴含。这就需要打破学科的界限，对当时社会的各种文化断面都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把握，这样才能保证目的实现。而这些条件对我来说，是困难得已经近于苛刻了，这是我在研究中深感力不从心的理由。所以，也许我设想的目标和任务，书中并没有达到和完成。剩下的，便只有对读者的致歉和对方家的祈望。歌德说：“优秀的作品无论你怎样去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②]笔者对《世说新语》一书也深有此感，但这并不是我自慰的理由，而是对它进行深入探索的动力。

（《世说新语与中古文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封面题签：庞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