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本文认为，先秦诸子、史传文学、神话传说及诗赋等文章样式的共同演变趋势就是从严谨走向松散，从凝固走向自由，而这些恰恰为小说的生成创造了天然的契机；作为这个总体构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着重论述史书所经历的从庄严肃穆走向轻松活泼的过程，即所谓“据实”向“凭虚”的走向为六朝小说的出现提供的契机。

关键词：史书、据实、凭虚、六朝小说、生成

从鲁迅以来，学者们从诸子文章、史传文学、神话传说及诗赋文学等文章样式上追溯六朝小说形成的文体渊源，厥功甚伟。然而笔者以为意犹未尽的是，任何一种文体，其形式本身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凝固体，而是永远处在活跃的律动状态之中。假如这个立论不错，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先秦诸子文章、史传文学、神话传说及诗赋等文章样式各自的文体演变趋势与走向是什么？这种趋势和走向与小说（尤其是六朝小说）的生成关系是什么？这些问题的解决，显然会使我们对于六朝小说的文体起源问题的认识走向深入。

笔者认为，先秦诸子、史传文学、神话传说及诗赋等文章样式的共同演变趋势就是从严谨走向松散，从凝固走向自由，而这些恰恰为小说的生成创造了天然的契机。作为这个总体构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着重论述史书的演变与小说生成的关系。

                                       一、

子书是孕育小说的母体，这不仅可以从子书自身由庄重的“纯粹者”向轻松的“舛误者”过渡过程中造就了小说这一分析中得到明确解释，而且在小说家在历代书目中均列于子部这一事实得到证明[1]。但小说一旦脱离母体后，虽然在说理的性质和向“舛误”过渡的方向上还受到子书的制约，但毫无疑问，子书本身并不具备直接向小说提供如何“舛误”的具体方法和操作程序，而这一角色恰恰是由史书及神话传说、诗赋等文章来实现的。

从产生初期的职能上来看，史书的职能与小说有相通之处。在甲骨文中，“史”字有“       ”、“       ”、“       ”、“       ”等数种写法。王国维将其解释为手持盛筭之器；筭与简册相同，手持盛筭之器，即为手持简册；手持简册，即象征记录之意[2]。所以《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尽管后人对“从又持中”的理解有所不同，但它与本文的论述关系不大，可以从略，重要的是对于史书的记事职能人们并无异议[3]。而史书的记事职能恰好与小说的叙事职能极为接近。

说史书向小说直接提供了如何通向“舛误”的具体方法和操作程序，似乎是有些冤枉。但史书自身的流变，却能够提供这样的证据。与子书的流变有所相似的是，史书也经历了一个从庄严肃穆走向轻松活泼的过程，而这一走向，恰好为小说的出现提供了契机。

从史书的演变来看，史书也是经书的流变。史书的前身也是经书。刘勰说：“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轩辕之世，史有苍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曲礼》曰：’史载笔。’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言，右史书事。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也。”[4]《尚书》、《春秋》虽称史书，已入经书之列。从时间上看，《尚书》在前，《春秋》在后。《尚书》记言，《春秋》记事；《尚书》简约，《春秋》繁复。其间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由粗到细的过程。刘知几说：“三、五之代，书有典、坟，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详。自唐、虞以下迄于周，是为《古文尚书》。然世犹淳质，文从简略，求诸备体，固以阙如。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5]从《尚书》的“世犹淳质，文从简略”的记言体，到《春秋》的编年体，再到《史记》的纪传体，是史书自身不断趋向成熟的过程。然而这三种史体又分别对后代小说的形成及方法均有影响。

作为记言体史书的《尚书》，虽然可称为史书之鼻祖，然而当编年体和纪传体面世后，记言体似乎已经被排除在史书之外，反而被小说家所采用。刘知几曾从史学家的角度谈到这一现象，“原夫《尚书》之所记也，若君臣相对，词旨可称，则一时之言，累篇咸载。如言无足纪，语无可述，若从故事，虽有脱略，而观者不以为非。爰逮中叶，文籍大备，必翦截今文，模拟古法，事非改辙，理涉守株。”[6]在他看来，上古时期为其历史条件所限，采用简短零散的记言体情有可原，但到了中古时期，条件优裕时仍然采用此法，便不能为人称道。因此他特别批评隋代王劭的《隋书》，“虽欲祖述商、周，宪章虞、夏，观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说》，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故其书受嗤当代，良有以焉。”[7]之所以“受嗤”，就是因其“既无纪传，又不编年，徒然掇拾琐言，岂得成史？”所以“记言一家，止可行于三古，后世不必仿为也”[8]看来刘知几是把《尚书》当成了老虎，而把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当成了狗。王劭学《尚书》不象，却跑到了《世说新语》那里。这虽然是在贬低《世说新语》，但从中却可以看出《尚书》与《世说新语》之间的相似性。这个相似点就是《尚书》的记言体和以类相从的编排体制，这两点恰恰是是《世说新语》体例方法上的根本特征。这就是说，《尚书》所采用的以类相从的记言体方式，在编年体和纪传体出现以后，已经显得落后，不能适应史学发展的需要。它却能够为小说家所用，成为小说家创制文章体裁的参照和依据。

                                             二、

当然，作为成熟史书的编年体和纪传体对小说也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对此，自鲁迅以来的学者们多有论及。在此基础上，近年的有关论著又加以总结归纳。象石昌渝先生将其归纳为结构方式、叙事方式、修辞传统等三个方面，董乃斌先生将其归纳为叙事思维和叙事能力的影响等，都是很有见地的看法[9]。但本文以为这个问题尚可补充的是，还应当从动态的视角，来观察史书自身的流变走向与小说生成的内在关联。

以《春秋》为代表的编年体和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的出现，尽管成为此后史书修撰的楷模，但却并非使其定于一尊。而是日趋走向多元化、繁复化。其中既有对《春秋》、《史记》的继承，也有从中变异出来的芜杂繁复。清人章学诚说：“魏晋以来，著作纷纷，前无师承，后无从学。且其为文也，体既滥漫，绝无古人笔削谨严之义；旨复浅近，亦无古人隐微难喻之故；自可随其诣力，孤行于世耳。至于史籍之掌，代有其人，而古学失传，史有具体。惟于文诰案牍之类次，月日记注之先后，不胜扰扰，而文亦繁芜复沓，尽失迁、固之旧也。是岂尽作者才力之不逮，抑史无注例，其势不得不日趋于繁复也。”[10]所谓多元化，就是指除正史之外，又出现了别史、杂史、野史等众多修史方式。这些修史方式与先前正史相比的重要变化，就是由实到虚，由严谨到随意。刘知几曾从正统的史家面孔出发，慨叹这种修史方式的出现是“文体大变，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他还具体总结归纳了这种不良修史风气：

且汉代词赋，虽云虚矫，自馀它文，大抵犹实。至于魏晋已下，则讹谬雷同。榷而论之，其失有五：一曰虚设，二曰厚颜，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11]

所谓“虚设”，就是指对汉代以后历史上虚假行为不加甄别的原样照搬。如魏晋六朝之际的王朝更迭，往往伴随堂而皇之、热闹非凡的所谓“禅书”、“让表”和大量“劝进书”、“敦谕书”等，好象他们皇位的得来，是那么光明正大。其实明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不过是那些窃国大盗一手导演的闹剧，毫无真实性可言。这种“迹实同于莽、卓，言乃类乎虞、夏”的所谓“历史”，是“徒有其文，竟无其事”的骗人瞎话[12]。正如浦起龙对此所说：“举得国而言，魏晋南北，无非攘窃，乃以禅让锡恪之文载之史册，岂非虚设？”[13]所谓“厚颜”，是指两军对垒之际，若无必胜把握，为了逃避失败责任，首先夸大敌方实力；若有胜利信心，则在文诰檄文中夸大其词，厚颜无耻。“以此诸篇载入史中，岂非厚颜？”[14]所谓“假手”是指魏晋以来帝王诏书多出朝廷文士之手，而文人所作诏书多奉迎阿谀，以邀恩宠，以至人诰背离，名实不符。“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读其诏诰，则勋、华再出”[15]。所谓“自戾”，是指天子对臣子的评价前后不一，出尔反尔。“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则谓其珪璋特达，善无可加；旋有贬黜，则比诸斗筲下才，罪不容责。夫同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于倏忽，是非变于俄顷，帝心不一，皇鉴无恒。此所谓自戾也”[16]。所谓“一概”是指书史者不能根据世象变化而变化辞令。“夫谈主上之圣明，则君尽三、五；述宰相之英伟，则人皆二、八。……虽人事屡改，而文理无易，故善之与恶，其说不殊，欲令观者，畴为准的？”[17]

在具体指明分析这五种修史的过失后，刘知几又总结道：

于是考兹五失，以寻文义，虽事皆形似，而言必凭虚。夫镂冰为璧，不可得而用也；画地为饼，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传之于后，则示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恒不之察，聚彼虚说，编而次之，创自起居，成于国史，连章疏录，一字无废，非复史书，更成文集。[18]

史家与文学家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史家是据实而录，有一分事实说一分话；而文学家则不必拘泥于此，可以虚构渲染。这五种修史过失的要害问题，就是背离了史家据实而录这一根本原则，从“据实”走向了“凭虚”。刘知几以其史家的敏感，嗅出魏晋以来诸多史书中的离经叛道趋向，并准确地将其“凭虚”的走向与文学的特征联系在一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天才而重大的发现。正所谓“史体严，集家备也”[19]。

那么何以会造成史体从“据实”流入“凭虚”的变异？这主要是由于年代久远和人们普遍的猎奇心理所致。刘勰说：“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荀况称：’录远略近。’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20]因为年代久远，材料缺乏，本来只存大略，而修史者为迎合世人猎奇心理，便不惜添枝加叶，以至失真。而正因为年代久远，众说纷纭，所以容易造成“传闻异辞”的情况。正如章学诚所说，“夫同闻而异述者，见崎而分道也；源正而流别者，历久而失真也”[21]。这就是史书从正统史传流变为杂史杂传的内在原因。

                                         三、

刘知几从史家的角度哀叹这种修史的流变是史学的灾难，这无可厚非。然而从他那天才的发现中，我们却可以轻松地把握住这种史体的流变对于小说生成近乎是水到渠成的演进关系。因此，从小说生成的角度来看，这个史家从“据实”向“凭虚”的流变就未必是一场灾难，而是应当值得庆幸的事情。世上许多事情很难用是非对错来衡量，在某一角度看来是错误的东西，换一个角度结论可能完全相反，反之亦然。在史家看来，史体从“据实”走向“凭虚”的确是令人痛心疾首的不幸，然而从小说家的角度来看，这正是小说从“丛残小语”、“粗陈梗概”的准小说阶段走向现代小说样式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手段。这样看来，史体从“据实”走向“凭虚”的过程与子书从“纯粹者”向“舛驳者”的流变，二者是同步进行而又相互促进的过程。如果说这场子书与史书的蜕变对于它们自身来说是从优到劣、从正统到野狐禅的话，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受益最大的显然是小说家。因为子书和史书在这场流变运动中忽略的是自己的本色――子书的说理和史书的纪实，而将自己的作料――寓言故事和虚构故事畸形发展，因而最终使自己的主体受到负面影响。然而他们始料不及的却是他们各自感到痛心疾首的自己作料的畸形发展，其工作并不完全是无用功，他们为别人作了嫁衣裳，让小说家从中捡了一个大便宜，坐享其成地得到了叙事手段和记叙方法的成功经验。显而易见，如果没有子书和史书的这场蜕变，也就不会产生六朝时期中国小说的第一次初潮。

当然，这场子书和史书的变革所造成的影响，绝不仅仅在于小说家一家。实际上，有很多文章样式都是这场变革滋润的产物。面对这些杂七杂八的文章样式，史学家不能视而不见，最好的办法是因势利导，既肯定其对史学的有利作用，又指出其不合史体的虚妄一面。这样，有些史学家已经把小说纳入了史书的旁支，从史学的角度来审视小说。这种视角有些旁观者清的味道，有助于我们把握小说既源于史书而又异于史书的特质。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说：

在昔三坟五典，《春秋》、《梼杌》，即上代帝王之书，中古诸侯之记。行诸历代，以为格言。其余外传，则神农尝药，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实著《山经》；《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语》载言，传诸孔氏。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从来尚矣。

刘知几首先从史家的角度，勾勒出偏记小说一类杂书的渊源，既肯定其自成一家，历史悠久的传统，又指出其隶属于正史的地位。接着，他又具体将这些杂书的类别性质逐一分析缕析：

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详略难均，有权记当时，不终一代，若陆贾《楚汉春秋》、乐资《山阳公载记》、王韶《晋安陆记》、姚最《梁昭后略》，此之谓偏记者也；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则有独举所知，编为短部，若戴达《竹林名士》、王粲《汉末英雄》、萧世诚《怀旧志》、卢子行《知己传》，此之谓小录者也；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记》、顾协《琐语》、谢绰《拾遗》，此之谓逸事者也；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为言，犹贤于己，故好事君子，无所弃诸，若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孔思尚《语录》、阳玠松《谈薮》，此之谓琐言者也；汝颍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若周称《陈留耆旧》、周裴《汝南先贤》、陈寿《益部耆旧》、虞预《会稽典录》，此之谓郡书者也；高门华胄，弈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若扬雄《家牒》、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此之谓家史者也；贤士贞女，类聚区分，虽百行殊途，而同归于善，则有取其所好，各为之录，若刘向《列女》、梁鸿《逸民》、赵采《忠臣》、徐广《孝子》，此之谓别传者也；阴阳为炭，造化为工，流形赋象，于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广异闻，若祖台《志怪》、干宝《搜神》、刘义庆《幽明》、刘敬叔《异苑》，此之谓杂记者也；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此之谓地理书者也；帝王桑梓，列圣遗尘，经始之制，不常厥所，苟能书其轨则，可以龟镜将来，若潘岳《关中》、陆机《洛阳》、《三辅黄图》、《建康宫殿》，此之谓都邑簿者也。

刘知几在这里从正面分析并肯定了这十种杂史产生的根据及其存在的合理性，然而这些根据和合理性古已有之，何以至汉魏时这些杂史才势如雨后春笋？其中重要关节即在于史书“据实”的束缚被放开，人们方敢放开手脚，在各自的自留地中不遗余力往“凭虚”的方向地干了起来。这既促进了杂史的繁荣，同时也激活了小说的能量范围。在这十种杂史中，“逸事”、“琐言”和“杂记”三类实际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志人和志怪小说。我们应当感谢刘知几这样的史学家给了这些小说以一席之地，让它们寄生于史学的庞大母体中，待吸足养分后再脱离母体，自张一军。当然，刘知几这样的史学家并没有为这些杂史一些存在的合理性冲昏头脑，而是始终都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杂史不合史体的痼疾。正是在他对这些痼疾的敏锐感觉中，我们才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些痼疾中所蕴含的小说因子：

大抵偏记、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圆备，终不能成其不刊，永播来叶，徒为后生作者削稿之资焉；逸事者，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及妄者为之，则苟载传闻，而无铨择，由是真伪不别，是非相乱，如郭子横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遗》，全构虚辞，用惊愚俗，此其为弊之甚者也；琐言者，多载当时辨对，流俗嘲谑，俾夫枢机者藉为舌端，谈话者将为口实。及蔽者为之，则有诋讦相戏，施诸祖宗，亵狎鄙言，出自床第，莫不升之纪录，用为雅言，固以无益风规，有伤名教者矣；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其有常璩之详审，刘炳之该博，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门，正可行于室家，难以播于邦国。且箕裘不堕，则其录虽存，苟薪构已亡，则斯文亦丧者矣；别传者，不出胸臆，非由机杼，徒以博采前史，聚而成书。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别说者，盖不过十一而已，如寡闻末学之流，则深所嘉尚。至于探幽索隐之士，则无所取材；杂记者，若论神仙之道，则服食炼气，可以益寿延年，语魑魅之途，则福善祸淫，可以惩恶劝善，斯则可矣。及谬者为之，则苟谈怪异，务述妖邪，求诸弘益，其义无取；地理书者，若朱赣所采，浃于九州，阚驷所书，殚于四国，斯则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者矣。其有异于此者，则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又城池旧迹，山水得名，皆传诸委巷，用为故实，鄙哉！都邑簿者，如宫阙陵庙，街廛郭邑，辨其规模，明其制度，斯则可矣。及愚者为之，则烦而且滥，博而无限，故论榱栋则尺寸皆书，记草木则根株必数，务求详审，持此为能，遂使学者观之，瞀乱而难纪也。于是考兹十品，征彼百家，则史之杂名，其流尽于此矣。至于其间得失纷糅，善恶相兼，既难为覙缕，故粗陈梗概，且同自郐，无足讥焉。

刘知几对这些杂史采用的是一分为二的两分法，他以纪实为正统的史学为衡量标准，与此接近的便应当得到肯定，反之则应受到唾弃。在他看来，对杂史这种东西要格外警惕。因为它搞得好会对史学有益，搞得不好就会十分有害。那么他认为有害的都是一些什么东西呢？以“逸事”、“琐言”、“杂记”这三种与小说形式关系密切的杂史为例，“逸事”的积极作用是弥补正史的遗漏，使读者增广见闻。但这也要有一个限度，就是要以属实为前提。如果打着弥补正史遗漏的幌子，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就会走向反面。《汉武洞冥记》和《拾遗记》就是反面教材；“琐言”的积极作用是可以用来为论辩等语言表达提供参考范例。但如果走过了头，就会流入庸俗，使各种难登大雅之堂的口语俗语，也都一起涌进杂史书中。这里刘知几虽然没有举出反面教材的例子，但他说的“诋讦相戏，施诸祖宗，亵狎鄙言，出自床第，莫不升之纪录”这些现象，在《世说新语》、《语林》、《郭子》等志人小说中都可以找到例证。“杂记”一类的志怪小说如果从史家的角度来看，其积极作用是，其中谈神仙的可以有助于炼丹求仙，说鬼怪的可以劝善惩恶。但如果忘记这两点宗旨，就会成为纯粹的怪异故事，那就对史家毫无用处了。然而从反面来看，以上三种杂史分别从某一方面为小说的生成提供了催化剂。“逸事”一类实际上隐含着如何脱离生活中的具体真实事件的束缚，进行大胆虚构的文章写作思想；“琐言”一类隐含着如何将日常生活口语进入文章写作的领域，从而增强文章语言的通俗性和可读性的意思；“杂记”一类则隐含着文章如何摆脱理念和说教的束缚，追求文章的离奇效果和趣味效应的主动意识，而所有这三项正是现代小说的本质属性所在。倘若这样的理解不是捕风捉影，牵强附会，那么这三种杂史写作方式的所谓异端色彩对小说生成的促进作用则是何等的至关重要！

从刘知几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杂史从“据实”向“凭虚”的流动中，离“凭虚”一方越近的，就会离史家越远，然而距小说也就越近。所以，在史学家看来是史家痼疾的那些“凭虚”之举，恰恰是帮了小说家生成的大忙。那么史家从“据实”向“凭虚”的过渡，实在是六朝小说生成的主要动力。事实上，六朝时期的很多小说往往是先取得了史家的承认，将其纳入史家门下，既而又被史家清理门户时扫地出门，才被退置于小说家门类。六朝时期大批志怪小说在《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中本来被列在史部杂史或杂传类，直到《新唐书·艺文志》才被改列在子部小说家类，就是一个明证。[22]这个变化很能说明小说家是如何孕育于史家这一母体，待其被滋养成熟，形成了与母体不同的资质后，才被母亲逼出门外，让其自谋生路这一历史过程的。

（原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1999．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