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中华读书报》2011-12-06   作者：宁稼雨

生于1901年的胡先生可谓与世纪同生，亲眼见证了中国由封建王朝向现代文明社会的转变。这个时期正值中国社会转型，各种内忧外患齐聚，国人饱受各种伤痛。这样的生存背景，注定了深受传统士大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影响的胡士莹和大多数文人一样，尽管没有投笔从戎，战死疆场，但心中却放不下那满目疮痍的祖国，多次参加声援抗日的各种活动，包括送子参加新四军。这样的经历和背景既是他人格的写照，也是他后来从事文学研究，解读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比较关注社会现实的社会基础。

自明清以来，江浙地带一直就是中国文化的繁荣地区。可谓人杰地灵，名家辈出，硕果累累。胡士莹先生毕生生活、工作在这个环境里，受到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后来无论是在家乡中学教书，还是在上海大学任职，都经常和同僚朋友往来唱和，吟诗诵词，多有佳作。不仅如此，胡先生还写得一手好字，是著名的书法家。

另一方面，自近代，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西方学术思想和方法不断传入中国，而上海一直就是接受外来文化和学术思想的前沿和窗口。被称为“海派”的上海文化和学术明显具有以开放姿态吸收外来文化和学术思想的特质。处在这样的学术环境和背景中，胡士莹先生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和国学功底，又能接受新思想和新方法，形成20世纪中国学人特有的学术品格。

丹纳认为地理环境是影响和造就一个文学团体乃至一个文学时代的重要因素。我认为这个论断也适用于学术研究。江浙一带不仅是自明清以来白话通俗小说的集中繁荣地，而且也是近代以来明清小说、戏曲研究名家辈出的地区。胡士莹先生也是这个群体中的重要一员，他在话本小说研究领域作出的成就继鲁迅之后把该领域的研究推向一个学术制高点。不仅惠及后人，而且至今也无能出其右者。

和传统的几种高雅文学样式（诗词散文等）相比，古代小说戏曲不但文种的形成繁荣大大滞后，而且相应的学术研究也无法和诗文研究相比。现代意义上的古代小说戏曲研究大约是从王国维和鲁迅开始算起。《中国小说史略》和《宋元戏曲考》结束了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以非系统的散点关注为特征的早期研究，进入到以系统和逻辑为主要特征现代研究视角阶段。他们不仅为古代小说戏曲研究规划了系统蓝图，而且还提供了具体的操作范式。如同一个知名品牌有了品牌的设计理念和产品规格后，可以进入批量生产的阶段了。而胡士莹先生的《话本小说概论》就是这些产品中的优质品。

《话本小说概论》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继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后，第一次为作为中国古代小说重要组成部分的话本小说勾画了完整而详尽的图景。

《话本小说概论》尽管出版于1980年，但从他做准备工作算起，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初稿于1962年已经完成，中间四易其稿。这种严谨和科学的学术态度和治学精神为该书的学术质量提供了坚实保障。该书共18章，57万字，从话本小说的起源，到发展演变的轨迹脉络；从话本的体裁，到题材分类；从作品的思想分析到艺术特征分析，堪称是话本小说研究的大全之书了。赵景深先生称之为“内容丰富的、总结性的著作”，按我个人理解，就是指该书能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集其大成，自成体系。这应该是该书的重大学术贡献，同时也是对小说类型史写作的开创性尝试。

其次，新旧治学方法的有益尝试。

《话本小说概论》一书的成功，主要得力于胡士莹先生过硬的旧学功底。在话本小说有关的材料搜集和占有，到各种相关材料的辨伪、钩沉、辑佚等，该书可谓达到了“竭泽而渔”的程度。其中有很多当时学界普遍没有看到掌握的珍贵材料，该书第一次向世人披露。如根据明刊本宋懋澄《九龠集》提供的《负情侬传》信息，根据明代万历本《小说传奇》提供的《李亚仙记》材料，根据明何大抡的《燕居笔记》提供的《杜丽娘慕色还魂》原文等，都是当时非常罕见的材料。这足以说明该书在话本小说文献材料方面的学术价值。

江浙地区的生长环境，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的新学教育和上海工作的经历，使胡士莹先生形成乐于接受新事物的学术理念。这一理念与建国后意识形态环境大背景的相汇合，也就成为胡先生在书中对于话本小说发展过程中各种理论问题和规律问题探寻的勇气和动力所在。赵景深先生序言中提到该书“是精心结撰的、论断比较恰当的”，主要就是指该书能“将话本小说的起源、演变、社会背景、团体组织、表现方法诸问题，都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问题。关于说话人的政治立场、思想倾向以及对于当时的影响，还有话本的分析方面也试图根据辩证唯物主义，一分为二地看问题”。

这样的提法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左”的味道，让人不敢恭维。对此我以为倒是应该用历史的态度看待此事。理由有二：

其一，任何人都很难跳出自己的社会生存环境来思考和面对问题，社会科学研究尤其如此。从赵景深先生序言中可以看出，该书在60年代初就已完成初稿，后来几易其稿的内容，主要精力是放在思想和艺术评价等理论方面的探索和追寻。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会有那样的体会，尽管有人想以政治上的所谓进步来进行政治投机，但就多数而言，那种探索和追寻不是政治上的赶时髦，更不是政治投机，主要的还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和对学术的负责。这一点，尤其值得文革后出生的朋友们给予设身处地的理解。我个人以为胡士莹先生就是这样的学者。

其二，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话本小说研究未尝不是一种有效和可行的学术研究方法。把唯物辩证法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正确方法是荒谬的，但反过来，凡是染指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便是大逆不道，也未必在理。话本小说是市民文学，它不仅反映市民阶层的生活，也传达市民阶层的观念和好恶。从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解读分析话本小说不失为一条重要和可行的研究渠道。从该书内容看，有很多地方用唯物论和辩证法来分析社会生活与话本小说起源发展和反映内容的关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果过滤掉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用语，我们不难把握作者在其中为努力探索社会生活与话本小说发展的内在关联而付出的良苦用心、艰苦努力和收到的良好效果。

不能否认，由于历史和作者本人的缘故，《话本小说概论》还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了解和认识这些不足，看到话本小说研究的前景，对于学术事业是需要的，对作者和读者也是负责的。

首先，尽管用唯物论和辩证法来研究文学现象是可行和必须的，但仍然还是有个度的把握问题。超过一定限度就容易走偏，影响对文学现象的公正客观评价。作者在使用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价值坐标来评价话本小说发展历史的文学现象时，有时过于强调作者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甚至以此作为评价作者文学成就高下的准绳。这就难免失之偏颇，难以服人了。这集中表现在作者书中对凌濛初及其“二拍”的评价上。作者因为凌濛初抗拒过农民起义军而降低其在书中的分量。这样的处理显然不够允当。

其次，文学研究，尤其是作为叙事文学特殊样式的话本小说，光有以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研究还是不够的，还需要适合话本小说文体的多方位的研究角度。比如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话本小说的内容与理学、心学乃至朴学的关联；从叙事学的角度看，话本小说有着非常鲜明独特的叙事学表现特征，科学总结研究话本小说的叙事学规律和特征对话本小说研究极为重要。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无法苛求胡士莹先生做到这一切。但今天的话本小说研究无疑需要补上所有学术的空缺。

第三，关于话本小说研究相关材料的搜集。包括胡士莹先生在内的前辈学者完全依靠人工抄卡片和人脑记忆的方式。这种在艰苦工作条件下坚持坚韧的工作态度是值得今天的学者们认真学习的。尽管今天在古代文献电子化的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飞跃，人们的检索和搜集材料手段和渠道与前辈学者相比也已经有了巨大进步。这些先进的现代化手段我们一方面要充分熟悉和使用，但另一方面，不能过分依赖电子文献。电脑是人做出来的，它无论怎么先进，也要滞后于人脑，也无法取代人的大脑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像胡士莹先生这样老一辈学者那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治学态度和获取第一手材料的方法途径，今天的青年学者不但不应该摒弃，相反应该认真学习和使用。只有这样才能有可能在前辈开创的学术领域继续探索，继往开来。

（本文系作者为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中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所作校订后记，此为删节版，原文待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