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探索


宁稼雨


      从学术史角度看，19世纪末“西学东渐”是中国学术发生重大转折的拐点。传统的学术观念和学术体系被西方一整套学术范式所打破和替代。从那时起，来自西方的学术范式体系覆盖到中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成为各个专业学科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主流。
“西学东渐”客观上有利于传统学术体系的优化和进步。传统学术零散而缺乏系统性的缺陷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修补和纠正，并与国际学界在很多方面实现有效接轨。不过学术的基本属性和目标任务尽管有国际通用性，但也不能否认各国学术研究对象及其相关方法的特殊性。如果过分强调国际学术共性，忽略各国学术个性，不但共性研究难以深入持久，而且也会妨碍个性研究问题的深入发现和彻底解决。
鉴于此，学界有识之士不乏大声疾呼，找回中国学术话语主权。我们赞同这一观点，但同时认为：中国学术主权话语的复归不应仅仅停留在宏观呐喊，而应当落实到具体的学科方向中。没有各个学科领域根据不同研究对象寻找发现西方学术范式中与中国学术研究对象之间的不合榫之处，并且对症下药找到解决方案，那么寻找中国学术话语主权也就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为此，我们不揣浅陋，将对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思考并摸索实践30年的中国叙事文化学心得向学界分享，期待能为探索中国学术话语主权尽微薄之力。

叙事文学的研究历程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学术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段落：明清之前的零散研究，明清时期的评点研究，“西学东渐”以来的西方范式研究。明清之前的研究尽管不乏具有历史价值的珍贵文字（如刘知几《史通》，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等），但无论是研究视角，还是表述方式，都显得零散无序，缺乏系统性和整体观。相比之下，明清时期的小说戏曲评点研究明显有了飞跃进步。其突出表现就是将散见于各种杂书的零散研究记录汇聚于一部叙事文学作品的评价研究中，从而使叙事文学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术领域，明确了专业性。
不过明清叙事文学评点也存在明显不足。从内容上看，它的评点对象没有既定的专业学科体系概念，只是针对叙事文学作品中的局部内容做有感而发，类似读书笔记之类的笔录；从形式上看，它也只是随笔式的记录，而不是一种知识体系和研究体系的汇总。但无论如何，从零散研究到评点研究，都体现了从中国本土的研究对象出发，采用中国本土的表达方式，摸索出中国本土叙事文学研究的模式雏形。
      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叙事文学研究的两大台柱：文体史研究和作家作品个案研究以迅猛的态势在中国打开局面，逐渐占据叙事文学研究的主导地位，成为中国叙事文学研究的主流。文体史方面以王国维《宋元戏曲考》，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代表，作家作品方面以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为代表，一大批采用西方研究范式而成的研究成果一时间几乎覆盖到叙事文学研究的各个角落，呈现出取代评点研究的叙事文学研究崭新格局。
较之此前评点研究，来自西方的研究范式显然具有无法相比的巨大优势：从整体大面上看，中国叙事文学文体样式虽然晚于抒情文学，但缺乏相关各种叙事文学文体的综合整体研究。而受西方研究理念范式影响出现的小说史和戏曲史，则从根本上结束了那段文体史的空白历史。从具体的点上看，此前的零散研究和评点研究所涉作家作品研究大抵只是言简意赅，点到为止，缺乏研究深度。采用西方研究方法，《红楼梦评论》和《中国章回小说考证》都分别把叙事文学的作家作品研究深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些都使中国叙事文学学术研究与国际学界接轨成为可能。正因为如此，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成为20世纪以来中国叙事文学研究的主流范式。

故事类型的提出
      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在中国叙事文学领域的成功移植落脚扎根，说明世界不同地区民族对同一文学现象采用同一方法进行科学研究的可行性，也是科学的学术理念可以通行于世界的合理性。它也是“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话的最好诠释。
      但是任何真理都有绝对性和相对性两个方面。对于叙事文学研究范式来说，绝对性指的是它的通用合理性，而相对性则是指中国叙事文学中无法用绝对的通用性解释和适容的部分。
遗憾的是，在沿用一个多世纪之后，我们已经熟悉掌握了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中两种来自西方的叙事文学研究范式的通用适用部分，并取得诸多成果，以至于被它捆住了手脚，几乎没有意识到它相对性部分的存在。其结果就是经过一百多年的长途跋涉，人们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漫漫长路上已经进入瓶颈区段，难以有更多更大的创新空间了。这正是对西方研究范式在中国本土遇到相对性不适问题认识不足，缺乏思考对策的结果。
经过多年思考与研究，我们发现作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重要存在形态——故事类型，正是来自西方的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范式无法适容的研究对象，所以我们需要在沿用多年的西方范式以外另外寻找出路。笔者对故事类型所做的总结定义是：“它一般由一个既定的故事主题中心（同一故事主干和主人公，如《西厢记》故事）为基础，由时间上跨越若干朝代，文体上跨越多种文体的多件作品组合而成的故事群。其显著标志就是同一故事主题由于各个历史时段多种文学文本的不同书写演绎，使同一主题类型内各种文本的历史文化内涵呈现复杂多样的情况。”（宁稼雨《文化批评与叙事文化学故事类型研究》）
用这个定义去联系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实际情况，就不难发现，故事类型是由多种文体和多件作家作品组合而成。如果把研究视角范围限定在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那么就势必会出现一个故事类型中的不同文体和不同作家作品分别被各取所需地认领走掉，一个完整的故事类型遭到割裂和肢解的结果（以“西厢记”故事类型为例，小说史关注的是其中唐代传奇小说《莺莺传》，戏曲史关注的是杂剧《西厢记》，讲唱文学史关注的是董解元《诸宫调西厢记》）。所以要想解决故事类型的研究问题，就必须跳出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的框子，另辟蹊径。

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
经过多年思考和尝试，我提出了针对故事类型研究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它的核心要义就是在全面观照全部故事类型的基础上，对其中某些个案故事类型进行全方位系统研究。
中国叙事文化学分为两个互有关联的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编制《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第二部分是对各个故事主题类型进行个案梳理和研究。
索引工作已经完成的成果有《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唐以后成果待出）。索引工作的作用是全面了解作为中国叙事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故事类型全貌，为后续的个案故事类型研究提供比较和遴选空间范围。
个案故事类型研究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核心部分。它一方面要把一个故事类型的所覆盖的各种形态文献材料搜集网络殆尽，另一方面又要把这些材料之间的时间顺序及其逻辑关系和文化关联走向挖掘梳理和分析出来。例如，在对已经掌握的所有材料进行充分阅读的基础上，对该个案故事主题类型进行要素解析。其中分为外显的结构层面和内在的意蕴层面。结构层面是指那些通过文字阅读可以直接了解认知的外部可见的结构要素，包括情节、人物、背景与环境等等。意蕴层面是指在对结构层面诸要素的观照把握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对该个案故事主题类型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进行耙梳厘定。（参见宁稼雨《故事主题类型研究与学术视角换代——关于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学术设想》）
综上可见，以故事类型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叙事文化学，基本解决了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无力贯通和适容解决的故事类型跨文体和跨作家作品障碍，不但成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新方向，同时它也许可以为探索中国学术话语主权这个宏观话题提供一个具有一定说服力的切实可行案例。由此笔者也想到，争取中国学术话语权，或许不是古代叙事文学一个领域的个别需求和独家探索，而是关系到整个中国学界的共同思考和共同探索。相信有一天，中国学术各个领域都能整体找到那把打开话语权的钥匙和操作程序。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11月20日文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