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


【存目】



【评介】
余嘉锡先生平生博闻强记，勤读不辍，自号书斋为“读已见书斋”，自认为“无用世材，惟以著书、教学为事”，因学识渊博，蓄积深厚，其著作皆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泽被后人非止一代。
1937年北平沦陷之际，余嘉锡先生开始撰写《世说新语笺疏》一书，同时在大学开设了“世说新语研究”课程。在此之前，《世说新语》一书虽因本身内容之博杂、刘孝标注之弘富珍贵而深受辑佚学家重视，但是尚未有一个完整的点校和注释本。余嘉锡先生以所见各本对校，在收集李慈铭的批校、程炎震的笺证、李详（审言）的笺释以及近人有关世说的解释之外，还泛览子史杂著等书，随文疏解，详加考校，历时十六年，直至1953年才最终完成，故余嘉锡先生曾自评道：“一生所著甚多，于此最为劳瘁”。可惜的是，由于作者晚年右臂麻痹，书稿直到1980年底才由婿周祖谟及女余淑宜整理謄录一清，1983年8月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该书一经付梓，即名誉士林，1993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修订版，1996年重印。2007年，余嘉锡先生的外孙周士琦对《世说新语笺疏》进行了再次整理，由中华书局分成上、中、下三册出版。
《世说新语笺疏》版本精良，可以说汇集了各种本子的长处。古人读书治学重视书籍版本由来已久，而余嘉锡对版本的重视又有着不同于其他学人的背景，与他的目录之学有着密切的关系。目录学一词的出现和成为独立学科只是近代之事，从宋到清乾隆时期，目录学都是处于有实无名的状态下，比如章学诚就否认目录学，想用校勘学包举它。余嘉锡先生认为目录学是独立之学，治学自目录始，十七岁即开始研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浸淫其中五十余年，在这方面“博览群籍，为文则取精用宏，非清代目录家之专治版本、校勘者所能及”（陈垣《〈余嘉锡文史论集〉序一》）。目录学本就是研究文献的入门学问，余嘉锡先生在这方面的建树，使得他的《世说新语笺疏》一开始就站在了比较高的起点之上，所取的底本、参照本都是迄今所存的善本和精校本，例如唐宋类书本、唐写本、日本影印宋本及明、清刻本等等，因此尽管时间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余嘉锡先生的《世说新语笺疏》仍然是阅读和研究《世说新语》的重要版本，甚至可以说是必备的本子。
除版本精良之外，《世说新语笺疏》还反映出了余嘉锡先生在校勘学方面的深厚功底，对原文与刘孝标注文的语言文字疑难、文物制度的难以明白之处都作了必要的论释，为阅读提供了很多方便。余嘉锡曾著文对校勘学进行过理论探讨，认为校勘可分为读书者之校雠与藏书者之校雠两种不同类型，相对于后者而言，余先生赞赏为读书而校勘，即在校勘中不仅要用不同版本和有关资料的原文相互比勘文字，涂改讳字，而且要阐明学术源流，考订文字、史事为其旨要，补正错误脱漏，对歧异之处决定取舍，办求恢复古书本来面貌，以利于阅读和研究。这种校勘之法，要求作者有渊博的学识，将校雠、辨伪、辑佚、注释融为一炉，涉及到历史、文学、哲学、语言文字等各个方面。比如《世说新语》中所记魏晋人口头语言，由于时代久远，有许多已不可解，《世说新语笺疏》旁征博引，且结合当代方言对许多语词作了精当的诠释，如《德行》“吴道助、附子兄弟”条中的“料理”二字，《政事》“王丞相拜转扬州“条中的“兰”字，《文学》“殷中军见佛经云”条中的“阿堵”二字，《雅量》中的“伧”字，《贤媛》中的“方幅”二字，《黜免》中的“椅”字等结论都令人信服，而且又纠正了前人一些误解。这在古汉语及文字学研究也是很突出的贡献。此外，余嘉锡还从文字、训诂、年代等方面考订“石经古文”不是嵇康所写，为经学史的研究提供了资料。又如对原书及刘孝标注中认为华歆与邴原、管宁三人当时游学相善，时号三人为一龙，华歆为龙头，官宁为龙腹，邴原为龙尾的说法表示怀疑，他根据《魏志·华歆传》及洪亮吉的《四史发伏》等有关材料，指出此华、邴、管三人相善为实，但齐名不分前后，只是以年齿排序，并非有龙头、龙腹、龙尾之称。凡此种种，都可见余嘉锡先生对史籍的广泛涉猎、读书之细以及《世说新语笺疏》校勘之严。
《世说新语笺疏》集校、笺、疏于一体，最为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余嘉锡先生往往从版本知识、校勘文字异同和内容真伪入手，对史料、史事进行认真而细致的考据、笺证与疏解，其详征博引、正误补遗、论史评事之处，与裴松之注《三国志》非常相似。《世说新语》原文与注文涉及了大量史实和众多人物的社会、学术、文化活动，其中不少出自私家杂记，史实正误、史地律令沿革、文物制度和变迁都有待考证。周祖谟在该书的《前言》中说：“《笺疏》内容极为广泛，但重点不在训解文字，而主要注重考案史实。对《世说》原作和刘孝标注所说的人物事迹，一一寻检史籍，考核异同；对原书不备的，略为增补，以广异闻；对事乖情理的，则有所评论，以明是非。”这种重视史证、史评的笺校、疏证，正表现出余先生的史家本色，表现出了他的渊博学识以及在高深的考据功夫，有许多重要的发现与收获。其寻检史籍、考核异同之处，如古籍多不记载人物的生卒年月，生卒问题后人多援引清代学者钱大昕的《疑年录》，余嘉锡在笺疏过程中发现其中有不少错误，逐条进行了考据，对钱氏之说进行稽核订误。如对葛洪的生卒，钱氏认为卒于晋咸和年间，余先生引用《抱朴子》之《外篇·吴失篇》、《白叙篇》、《御览》、《晋书·惠帝纪》等书，认为葛洪应卒于晋哀帝兴宁五年。其略为增补，以广异闻之处，如寒食散是魏晋时期士大夫热衷服用的药物名称，对了解魏晋士人风尚至关重要，但史籍记载却少而简略。余嘉锡先生遍搜典籍，从校引文资料之异同到考据寒食散的原因、药方、服用等具体情况，都做了详尽阐释。其有所评论，以明是非之处，如《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一条中，针对魏晋士大夫的矫饰求名之风，余嘉锡评论道：“自后汉之末，以至六朝，士人往往饰容止、盛言谈，小廉曲谨，以邀声誉。逮至闻望既高，四方宗仰，虽卖国求荣，犹翕然以名德推之。华歆、王朗、陈群之徒，其作俑者也。”又如山涛劝嵇绍出仕，陷人于不义之境，为邪说之魁首，余嘉锡也引顾炎武《日知录》进行斥责：“顾氏之言，可谓痛切。使在今日有风教之责者，得其说而讲明之，犹救时之良药也。”余嘉锡先生还对其魏晋士大夫佯狂避世、崇尚老庄、清谈终日的矛盾心理状态均作了深刻的剖析。凡此种种，皆不仅仅是单纯地考辨史实与论史，而是有着“砥砺士节，明辨是非”的寄寓，乃是余嘉锡置身于国家危难之际，感时忧国之心在学术上的投射。因之，《世说新语笺疏》是一部学术性、资料性、考证性、思想性四者兼备的研究著作，与为余先生获巨大声誉的《四库提要辨证》可并称为他的代表作。
《世说新语笺疏》还体现出了余嘉锡先生的学术创新思想，即以史治小说。余氏治学，以实事求是为宗旨，虽熟谙历史、以目录学名家，但不以前人之是非为是非，不盲从古人而自有创见。以史治小说，史学界素来不为，而以小说证史、以史补小说，在余氏之前也为数不多。如清人钱大昕就认为“小说专导人以恶”，应该“焚而弃之，勿使流播”，而余嘉锡小说“所描写之人物，皆各其性情，各有面目，胥能与世情契合”，如不“亟于从事整理，逮天年祀绵邈.文献无微，证佐尽亡，虽欲从事，无所措手……迟之又久，有化为云烟，荡为灰烬而己矣”（《余嘉锡文史论集》，岳麓书社1997年版，546页）正是出于以上认识，余嘉锡除了对《世说新语》进行笺疏之外，另外还有两篇以史治小说的论文——《宋江三十六人考实》和《杨家将故事考信录》。

《世说新语笺疏》对《世说新语》中的艺术特点，也有所论述。如《言语》篇中卫玠渡江，形容惨悴，对左右说的“见此芒芒”等语，余氏先引《太平御览》卷四八九《晋中兴书》卫玠与兄长分别事，然后从卫玠的处境和心理出发论道：“叔宝南行，纯出于不得已。明知此后转徙流亡，未必有生还之日。观其与兄临诀之语，无异生人作死别矣。当将欲渡江之时，以北人初履南土，家国之忧，身世之感，千头万绪，纷至沓来，故曰不觉百端交集，非复寻常逝水之叹而已。”颇为深刻。其他诸如《贤媛》篇所记载的济尼品评谢道韫与张玄妹的优劣，余氏先引《赏誉》篇及嵇康诗等材料对“林下风气”和“闺房之秀”做出解释，然后说：“不言其优劣，而高下自见，此晋人措词妙处。”这种评语言简意赅，不但很好地解读了文本，而且道出了一代文风的特色。
要之，《世说新语笺疏》不仅就《世说新语》一书的语言、文字、历史事实进行考核，还参稽群书的各个方面，引证书籍达数百种之多，其中有些杂书、笔记极易被人忽略，采择精详，持论允当，常有创见，成为后学津梁，对于《世说新语》和魏晋时期文化学术的研治皆有极大价值。遗憾的是，该书撰录止于1953年，且偏重证史，于刘孝标注之涉及玄言者，笺疏从略，故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做了一些补遗的工作。

（梁晓萍）
  

（节选自宁稼雨主编《六朝小说学术档案》第一部分，武汉大学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