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小说学术档案》连载之四：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引文】（略）

【评介】
1920年，为了配合北京大学中国小说史课程的开设，鲁迅编写了《中国小说史大略》的课程讲义。这份讲义共十七篇，题作《小说史大略》，油印发给学生。油印本讲义《小说史大略》用了一两年，鲁迅一边授课，一边不断地进行补充修改，很快由十七篇扩大到二十六篇，题作《中国小说史大略》，在1923年陆续排印，仍作讲义。在《中国小说史大略》的基础上鲁迅又进一步加以补充修改，写出定稿，分上下两卷共二十八篇，由北京新潮社正式出版，题作《中国小说史略》。此书曾再版多次，鲁迅生前也曾多次予以修改。《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是鲁迅先生在西北大学的演讲纪录稿，修订后收入1925年3月西北大学出版部印行的《国立西北大学、陕西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二）中。《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主要内容是从《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取出来的。
《中国小说史略》第一次详细总结介绍了自神话传说时代至清末各个时期的小说作品及其艺术成就，阐述了历代小说兴衰变化的社会历史背景与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勾勒了中国小说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国小说史略》这部具有开拓意义的小说史专著之所以能够问世，要归功于鲁迅先生在写作《中国小说史略》之前做了大量扎实的准备工作。早在1910年，鲁迅就开始着手辑录古小说的有关资料。鲁迅先生正本清源，辨伪去讹，对大量史料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先后辑校完成的《古小说钩沉》、《古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等书。郑振铎在《鲁迅的辑佚工作》一文中取《古小说钩沉》所辑《青史子》、《笑林》、《郭子》三种，与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所辑加以比对，认为鲁迅“较精细，较谨慎，故便抓搜得更多。”这些工作为《中国小说史略》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不但打破了中国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而且构建了全新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理论体系，开创了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新格局。《中国小说史略》在写作体例上构建了以朝代更替为经、以小说的流派为纬、以代表作品来衔接的理论框架，确立了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研究范围及其研究范式。全书共二十八篇，从古代的神话和传说开始，中经汉魏六朝的志怪与志人，唐宋的传奇和宋人的话本，元明以后的讲史，明代的神魔小说、人情小说、拟话本，再到清代的讽刺小说、人情小说、狭邪小说、公案小说、谴责小说。《中国小说史略》清晰地勾勒出了数千年中国小说的生成、发展、流变脉络，准确地揭示了小说发展的内在规律。在《史略》之后，学术界普遍借鉴这一撰写小说史的模式，虽稍有变更，但始终不曾超出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开创的这一模式。
鲁迅对六朝小说的研究集中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第五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第六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下）、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 》、以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的第二讲《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以四章的篇幅专门论述魏晋南北朝小说，从文献辑佚、创作心理、兴起原因等发面对这一时期的小说进行审视。对魏晋南北朝小说的研究中，鲁迅是第一个使用“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概念对此时期的小说加以分类的学者。
鲁迅研究古代小说，注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于作为研究对象的小说文本，均详加校勘，然后才定为《中国小说史略》的引文。仅就篇幅来看，《中国小说史略》的注释的字数几乎与正文相当。正文中，叙述文本、引用文本的分量又约占了总量的四分之三。篇目、索引也较多见于文中。经过认真考证然后才下结论，这样的例子在《史略》中举不胜举。如六朝志怪书中的《列异传》，载于《隋书·经籍志》，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郦道元的《水经注》中都征引其中的文字，所以是否是曹丕所著，不能肯定，但 “为魏晋人作无疑也。”再如《述异记》，旧说是梁任畴撰，但是唐人书中从来没有引用过，所以是“唐宋间人伪作”。这是他的创见。至于《搜神后记》，称陶潜著，可是“陶潜旷达，未必拳拳于鬼神”，所以鲁迅断言，“盖伪托也。”这说法就很有见地。在撰写小说史时旁征博引、广泛搜集、校注精严，是鲁迅研究六朝小说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
此外，鲁迅研究六朝小说时既能“用清儒家法”而“不为清儒所囿”，又吸取了西方的小说观念。这种中西互补的治学方法成为了鲁迅学术研究的最大亮点。鲁迅研究六朝小说时既重视小说的文本分析和审美评价，又注意从政治、社会风气、文化、宗教等方面探求小说发展的动因。讲到《世说新语》一类的记述人们言行的小说兴盛的原因时，鲁迅指出是出于当日盛行的清谈之风。“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与汉之惟俊伟坚卓为重者，甚不侔矣。”鲁迅先生提出志人小说的出现既与当时政治形势有关，也有关于当时佛老思想的流传。“盖其时释教广被，颇扬脱俗之风，而老庄之说亦大盛”，虽然“其因佛而崇老为反动，而厌离于世间则一致，相拒而实相扇，终乃汗漫而为清谈。”“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遗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由是可知，政治形势，思想倾向，互相结合，互相影响，形成一种广泛的社会风气，这就直接影响到了当时的小说创作。这些论述将六朝志人小说的发展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政治因素联系起来。也就是把作家作品放到具体的社会背景中进行详细的分析。“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去，阮光禄之烧车，刘伶之放达，是觉得有些奇怪的，但在晋人却并不觉得奇怪，因为那时所贵的是奇特的举动和玄妙的清谈。……若不能玄谈的，好似不够名士底资格；而《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可以看做一部名士底教科书。” 不能谈玄的人是没有资格做名士的，谈得不好也会被人耻笑。这些作品一方面是为了给人们提供学习清谈的样本，以推动社会的谈玄风气；另一方面也展示了著作人的文学才华，帮他们延揽社会声誉。
此外，在论及六朝记叙鬼神怪异的书籍时，《中国小说史略》从外部因素探讨了六朝志怪小说得以产生的原因。“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第六篇《六朝鬼神志怪书》）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兴盛，是古代宗教、道教、佛教三种宗教信仰合力的结果。鲁迅先生研究小说史总是“究明文艺与社会之关系”（《集外集拾遗补编·〈文艺研究〉例言》）。他不仅通过对作品的分析探讨小说这一文体自身的发展演变的内因，还从社会政治背景、思想文化潮流、社会风俗习惯等外部因素分析，来探讨历代小说的产生和兴衰的外部环境。
《中国小说史略》还大量运用比较的方法。在影响研究方面他不仅关注到中国小说如何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也注意到中国小说对域外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例如《史略》第五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辟专节讨论志怪小说接受印度文化影响的问题，他举《续齐谐记》中“阳羡鹅笼”故事为例，就层次分明地画出了一个印度文化影响中国小说的典型。鲁迅指出，凡是要讲影响，就必须提出确切的材料，分明的线索，否则不能贸然地下结论。
在论述小说变迁的历史时，鲁迅还十分注意其承传关系。在论及《世说新语》等“记人间事”的小说，鲁迅指出其来源很早，古已有之，“列御寇韩非皆有录载”。其后，这一体式影响很大，如今已亡佚或散见于他书的《俗说》，《小说》，《笑林》以及《启颜录》和或存的宋吕居仁《轩渠录》，沈征《谐史》……，又元明十余种，“大抵或取子史旧文，或拾同时讲事”。这些都是与《世说新语》同类的后世著述。至于直接仿效《世说新语》的，还有唐王方庆的《续世说新书》、宋王谠的《唐语林》，王晫的《今世说》，近人易宗夔的《新世说》等等。由此可见，叙述某种体式的作品，鲁迅注重梳理清它的源流，使读者清楚地了解一类、一种作品的脉络线索。
鲁迅先生因其卓越的文学洞察力和鉴赏力而著称，他不仅熟悉传统的考证方法，而且又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创作家。因为鲁迅先生既有文学史写作的亲身实践经验，又具备较系统的文学史理论知识，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中国小说史略》“无论是阐述小说的发展变迁，或是评析各类作家作品，往往是要言不烦，短短一段文字，甚或只是三言两语，既包含了很丰富的内容， 而又显得扼要准确、切实有力。”（郭豫适：《中国小说史略》导读）。例如鲁迅评价《世说新语》的语言简练含蓄这一特点时，仅用“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下至缪惑，亦资一笑。”三言两语，却能一语中的。对《世说新语》虽着墨不多，却善于抓住人物言行、性格、神貌、最突出的一面，使人物形神兼备的高超的艺术技巧作出独到性、精当、深邃的评价。
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一文中，萧相恺这样评价鲁迅的学术地位：“但就我看来，迄于今，还没有一部真正从整体上全面超过《中国小说史略》的著作出现。今日的治古小说的学者也许可以不读后来所出的某些小说史著作，但却没有一个会不读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无论是从小说史的整体框架，还是从小说类型划分、作家作品评价、历史资料考证等来说《中国小说史略》无疑是一部划时代的小说史著作。

  （夏习英）

（节选自宁稼雨主编《六朝小说学术档案》第一部分，武汉大学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