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世说新语校笺》

【存目】

【评介】
杨勇（1929～2008），男，字东波，浙江永嘉人。祖辈出过三代秀才，至其父以耕读为业，家境贫困。七岁随祖父读过私塾，小学毕业，初中仅读半年就辍学，回乡任小学教师，亦曾在永嘉警察局当过文员。后考入江西瑞金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在国民党军队任营长。解放战争时，随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作战，天津战役时被俘虏，后释放回永嘉。在老家，因口出狂言被人诬告入狱，出狱后于1951年3月去香港。流浪数年后，1955年入香港私立新亚书院中文系就读，1959毕业留校。1968年获硕士学位。历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文系助教、副讲师、讲师、高级讲师、教授及台湾高雄师范大学研究所教授等职。2008年7月8日因病逝世，享年80岁。
杨勇到香港后就读的创办新亚书院，创办于1949年10月，后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一部分。当时的新亚，在院长钱穆的主持下，汇聚了不少学者，教师阵容相当强大。在那里，杨勇先后师从钱穆、伍叔傥、饶宗颐诸位大师，在诸师影响下，他对六朝文史的研究和教学产生了浓厚兴趣，穷毕生之力精研六朝典籍，成果显著，有《世说新语校笺》、《陶渊明集校笺》、《洛阳伽蓝记校笺》、《杨勇学术论文集》等问世，尤以《世说新语》研究深受学界肯定。
杨勇的《世说新语校笺》早于余嘉锡和徐震堮二位的同类著作，是近现代全面校笺《世说新语》的第一本书。1969年9月由香港大众书局出版，钱穆先生为之题字并手书一封，饶宗颐和柳存仁各作序文一篇。一面世即很快为台北正文书局和明伦书局等出版社所翻印，销售量之大，令人惊喜。2000年5月由台北正文书局出修订版。2006年6月北京中华书局引进版权在大陆发行该书，首印4000册未及一年售罄，2007年5月再次重印，由此亦见杨氏校笺本的巨大影响力。
作为近现代最早全面校勘《世说新语》的著作，杨勇的《世说新语校笺》有不少首创之功。
首先，该书取材宏富，堪称目前《世说新语》诸版本中收录资料最详实的集大成版本，在这一方面的筚路蓝缕之功不可忽视。该书自初版以来，不断修订，日臻完善。初稿杨先生自1961年动笔，1968年作结，以日本前田氏藏宋本《世说新语》及唐写本《世说新语》残卷为底本，费八年之功搜集了二百四十余种有关《世说新语》数据，一一总结前人的笺证扎记，对《世说新语》做了有系统的整理，校笺二千八百多处，约二十五万字。1990年9月自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后，杨勇先生又不断访求当世有关《世说新语》新著一百余种，穷八年之力进行修订，补正旧作九百余处，新增三万余字，又于原书后附以汪藻《世说新语人名谱校笺》、《世说新语人名异称表》、《世说新语人名索引》等方便读者使用。大陆再版时，暮年的杨勇先生又精益求精地改正增益八十余处，别成四册，上三册本文，下一册附录。可见，这本著作一直是由作者本人亲自完成，思想前后之连贯、校勘标准之统一皆非余嘉锡、徐震堮二著可比。
其次，该书解决了近人争论不休的问题，开辟了研究《世说新语》的新途径——即清谈。在此之前，包括清代大学者顾炎武在内的不少学者，都认为清谈出于清议，认为清谈即是谈老庄。这是因为他们在《世说新语》研究上采取的是立足于时代关怀来知人论世的作法，所以对清谈的研究不能跳出传统道德的价值诉求。杨先生对此极不赞成，批评这种议论魏晋时事与人物的作法是以唐宋人之见识论魏晋，未能看到魏晋时代的新精神风貌。他在该书《序》专门对清谈问题做了论述：“本序之意有三：阐明清谈之起源与性质，一也；否定清谈出于清议，而清议适出于清谈，二也；言‘才学’之出现，终成为六朝社会之动力，文化之核心，而造成‘天人合一’之说，‘将无同’之局者，皆由清谈使之然也。”指出清谈之学到唐中叶已断层，魏晋时清谈或曰“滑稽”、“能言”，为士族才情所寄，无所不谈，谈学术、谈日常、谈人物等，类似一种娱乐。余英时教授颇佩服杨勇先生，将他的《世说新语校笺》誉为“体大思精里程碑之作”。
第三，该书在体例上也有不少开创，方便读者阅读，为后来的《世说新语版本》所效仿。如以阿拉伯数字标目，将原来通用的《书〈世说新语〉某某类……始毕条后》，直接按其在各类中的排序写成“某某几条”。又如，首次将《世说新语》正文与刘孝标注分开排版，刘孝标注用小字，使读者不必因注文而打断对正文的阅读。再如，对刘孝标注涉及人物传记资料，除直接注明外使用的“别见”、“已见”、“已别见”、“已见上”等说法，直接注明“别见”、“已见”某篇第几条注。这样一来，一目了然，给读者和研究者带来很大便利。
杨勇的《世说新语校笺》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陆学术处于低谷、《世说新语》研究中心移至港台的产物。出版之后，更是带动了港台地区的相关研究。从全书的情况来看，校多而注少，汇集了历代学者在《世说新语》词语考释方面的大量成果，成为后学进行《世说新语》专书语词研究常用的底本。
当然，作为一部成于一人之手的大部头学术专著，固然保证了比对、疏通的一致性，但也难免流于武断之病，优缺点相倚而生。唐翼明在《〈世说新语〉近代校笺注疏择要评议》中择取数例就指出了杨著擅改、擅删、擅增的缺点。如《言语》31条，宋本中为：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杨著根据《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景定建康志》二二引《晋书·王导传》、《敦煌本残类书》新亭条等资料将此句径改为：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异！”事实上，宋本的“正自有山河之异”一点都不比“举目有山河之异”差，甚至味道更为悠长，杨勇的擅改不如两说并存。故而，唐翼明不无遗憾地论道：“此书参照诸书，勤于比对，对疏通理解原文（包括《世说》正文与孝标注文）诚有莫大帮助，但作者常常太果于判别，以己意断之，对原文径加增改，这站在校勘学的角度来看，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风险。”
笔者以为，杨勇先生的《世说新语校笺》几易其稿，时间跨度几近半个世纪，材实之详实远非他本可比，集大成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是研究晋宋语词的极好的必读书目。但也正如吴金华、唐翼明等学人所指出的那样，杨勇先生在校笺中的一些做法弄乱了《世说》的本来面目。对于研究者来说，在以杨本为底本时应谨慎使用，参照他本不为杨本所囿，如此方能确保研究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杨勇六朝小说研究主要论著

《世说新语校笺》，香港大众书局，1969版。

（梁晓萍）

（节选自宁稼雨主编《六朝小说学术档案》第一部分，武汉大学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