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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做人的底线——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发布时间:2009-12-30  阅读次数:2038  字体大小: 【】 【】【

                                                                             

             陈寅恪(1890—1969),义宁(今修水县)人,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之子,从小即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少年求学,先后在日本、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深造,懂得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言,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1925年回国后进清华大学任教,年仅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并称“清华三巨头”。解放前夕,他来到广州,先后任教于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历史系。其名言“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成为后世学人的精神范本。 

             在刚迈进新世纪的今天,重提陈寅恪先生的学术理想与人格追求,有着极其强烈的现实意义。20世纪后半段,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迷失了人生航向,随风使舵,误入歧途,甚至充当过河的卒子,冲冲杀杀,整人为乐,或鼓起腮帮,不分是非大唱赞歌,充当御用文人,或出卖良知,落井下石,做告密之小人。如此的耻辱与肮脏,怎能引领年青的读书人走进现代化社会?所幸,大浪淘沙,沙里淘金,尚有陈寅恪等“不与水合作”的孤傲之士,傅雷等“宁为玉碎”的铁骨之士,储安平等“为民立言”的民主之士,顾准等“挑战体制”的反叛之士,有他们灵魂的牵引,中华民族在21世纪里或许真能重铸辉煌了。
  做人,有底线,即坚持人道主义,与人为善,不害人;做知识分子,也有底线,即陈寅恪先生所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失却了这一底线,就是“非人”、“伪知识分子”了。1949年是一条岔路口,1957年又是一道分水岭。留大陆还是飞台湾,是左派还是右派,这并不很紧要,很紧要的是怎么做人。有识之士指出,当时55万右派分子大都为社会栋梁、民族精英,是国家振兴之依托,人民幸福之希望。诚哉此言!陈寅恪,本属右派无疑,不进京赴职(拒绝就任中科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除非答应其不奉马列,不学政治,要毛主席、刘少奇“写保证”的要求),平时专挑刺不谄媚,专学术不运动,还不够签发右派之许可证吗?都因其学养奇深,水平奇高,堪称史学国宝而不得不稍加照顾、网开一面,给其排队为“中右”(右派之边缘),有一年被评为“中中”,转年又评为“中右”,一直到死,陈先生也未能升为“中中”。这个政治上的“中”级职称,游学过欧美著名学府(如巴黎高等政治学校、柏林大学、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通晓十几种语言(艰僻如梵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蒙文、满文等),曾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后为中科院学部委员的陈寅恪竟怎么也评不上。这是悲剧,还是喜剧呢?我以为,陈先生恰因此少受了屈辱,真该感谢“评委们”的严格把关。
  陈寅恪先生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坚守住了做人与做知识分子的底线,让晚年冯友兰、金岳霖、梁思成、贺麟、陈垣、郭沫若、曹禺、茅盾们相形见绌。他对周扬、康生之流的蔑视,对助教、学生、工友的关怀,标注了他憎其所憎,爱其所爱的鲜明人格;他虽目盲足膑,龙钟老态,但仍关心国事,洞察世情,时有讽议,显出他并非“废人”、“书呆子”。王国维先生1927年自沉于昆明湖后,陈寅恪1929年作《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云:“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代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文章高度评价了王国维先生的学术精神、思想,其实这也可看作陈先生本人的写照。他1953年对知己、同道冼玉清说:“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并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说:“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陈寅恪无限推崇“独立精神”、“自由意志”,说明当时的学人无法享受到这等“优遇”,说明东方专制主义正控布一切、肆虐各个角落。识时务者纷纷“洗澡”、“洗脑”,脱“资产阶级思想”之胎,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骨,可谓浩浩荡荡,前赴后继,独陈寅恪等寥廖无几者与潮流相抗,和大势对阵,这是怎样的孤独者!又是怎样的战士啊!
  独立是权威的挑战者,自由是专制的天敌。追求独立与自由,是人的天性。权威和专制是和人性不相容的,所以人类有史以来就在和权威、专制搏战。用自己的头脑做学问,“不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如此才能深入各种文化内核,得出科学客观之结论,陈寅恪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能成为一代史学大师,后人至今无与比肩者,不是偶然的。再则,没有政治自由,就没有学术自由,陈寅恪以生死力争学术自由,其实也即力争政治自由。他的住房被大字报装饰成了太平间,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摧毁他的听力与神经;造反派可任意进入他的房间,劫走他及夫人的传家首饰及书稿,并殴打他们;出版社可篡改他的著作或将其著作打人冷宫;他的学生跳将出来批判、辱骂他;他的忧时伤国的诗歌只能紧锁抽屉,幽幽哀鸣……他为不能作一个安度晚年的公民而愤怒,为不能保存、出版自己的学术著作而伤心,为不能维护个人权益、保护患难老妻而剧痛。对当时那个无人道的世界,与知识分子为敌的社会,陈寅恪深深地感受到了政治的黑暗与生命的苦难,他拼将老命竭力维护人格尊严,发出了一份份散发铿锵之气的“我的声明”,直至1969年他79岁的人生走到最后关头,他那颗追求自由的心仍在怦然跳动。
  他是被人魔、病魔折磨而死的,不是被砍头而死的,然而,这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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