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1890—1969），义宁（今修水县）人，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之子，从小即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少年求学，先后在日本、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深造，懂得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言，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1925年回国后进清华大学任教，年仅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并称“清华三巨头”。解放前夕，他来到广州，先后任教于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历史系。其名言“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成为后世学人的精神范本。　

             在刚迈进新世纪的今天，重提陈寅恪先生的学术理想与人格追求，有着极其强烈的现实意义。20世纪后半段，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迷失了人生航向，随风使舵，误入歧途，甚至充当过河的卒子，冲冲杀杀，整人为乐，或鼓起腮帮，不分是非大唱赞歌，充当御用文人，或出卖良知，落井下石，做告密之小人。如此的耻辱与肮脏，怎能引领年青的读书人走进现代化社会？所幸，大浪淘沙，沙里淘金，尚有陈寅恪等“不与水合作”的孤傲之士，傅雷等“宁为玉碎”的铁骨之士，储安平等“为民立言”的民主之士，顾准等“挑战体制”的反叛之士，有他们灵魂的牵引，中华民族在21世纪里或许真能重铸辉煌了。
　　做人，有底线，即坚持人道主义，与人为善，不害人；做知识分子，也有底线，即陈寅恪先生所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失却了这一底线，就是“非人”、“伪知识分子”了。1949年是一条岔路口，1957年又是一道分水岭。留大陆还是飞台湾，是左派还是右派，这并不很紧要，很紧要的是怎么做人。有识之士指出，当时55万右派分子大都为社会栋梁、民族精英，是国家振兴之依托，人民幸福之希望。诚哉此言！陈寅恪，本属右派无疑，不进京赴职（拒绝就任中科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除非答应其不奉马列，不学政治，要毛主席、刘少奇“写保证”的要求），平时专挑刺不谄媚，专学术不运动，还不够签发右派之许可证吗？都因其学养奇深，水平奇高，堪称史学国宝而不得不稍加照顾、网开一面，给其排队为“中右”（右派之边缘），有一年被评为“中中”，转年又评为“中右”，一直到死，陈先生也未能升为“中中”。这个政治上的“中”级职称，游学过欧美著名学府（如巴黎高等政治学校、柏林大学、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通晓十几种语言（艰僻如梵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蒙文、满文等），曾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后为中科院学部委员的陈寅恪竟怎么也评不上。这是悲剧，还是喜剧呢？我以为，陈先生恰因此少受了屈辱，真该感谢“评委们”的严格把关。
　　陈寅恪先生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坚守住了做人与做知识分子的底线，让晚年冯友兰、金岳霖、梁思成、贺麟、陈垣、郭沫若、曹禺、茅盾们相形见绌。他对周扬、康生之流的蔑视，对助教、学生、工友的关怀，标注了他憎其所憎，爱其所爱的鲜明人格；他虽目盲足膑，龙钟老态，但仍关心国事，洞察世情，时有讽议，显出他并非“废人”、“书呆子”。王国维先生1927年自沉于昆明湖后，陈寅恪1929年作《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云：“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代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文章高度评价了王国维先生的学术精神、思想，其实这也可看作陈先生本人的写照。他1953年对知己、同道冼玉清说：“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并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说：“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陈寅恪无限推崇“独立精神”、“自由意志”，说明当时的学人无法享受到这等“优遇”，说明东方专制主义正控布一切、肆虐各个角落。识时务者纷纷“洗澡”、“洗脑”，脱“资产阶级思想”之胎，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骨，可谓浩浩荡荡，前赴后继，独陈寅恪等寥廖无几者与潮流相抗，和大势对阵，这是怎样的孤独者！又是怎样的战士啊！
　　独立是权威的挑战者，自由是专制的天敌。追求独立与自由，是人的天性。权威和专制是和人性不相容的，所以人类有史以来就在和权威、专制搏战。用自己的头脑做学问，“不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如此才能深入各种文化内核，得出科学客观之结论，陈寅恪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能成为一代史学大师，后人至今无与比肩者，不是偶然的。再则，没有政治自由，就没有学术自由，陈寅恪以生死力争学术自由，其实也即力争政治自由。他的住房被大字报装饰成了太平间，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摧毁他的听力与神经；造反派可任意进入他的房间，劫走他及夫人的传家首饰及书稿，并殴打他们；出版社可篡改他的著作或将其著作打人冷宫；他的学生跳将出来批判、辱骂他；他的忧时伤国的诗歌只能紧锁抽屉，幽幽哀鸣……他为不能作一个安度晚年的公民而愤怒，为不能保存、出版自己的学术著作而伤心，为不能维护个人权益、保护患难老妻而剧痛。对当时那个无人道的世界，与知识分子为敌的社会，陈寅恪深深地感受到了政治的黑暗与生命的苦难，他拼将老命竭力维护人格尊严，发出了一份份散发铿锵之气的“我的声明”，直至1969年他79岁的人生走到最后关头，他那颗追求自由的心仍在怦然跳动。
　　他是被人魔、病魔折磨而死的，不是被砍头而死的，然而，这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