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缘八题·图书馆之缘

我的图书管理员之梦

宁稼雨

1964年，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班主任老师的特别恩惠，得到全班唯一一张大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的长期借书证，使我深深爱上了读书，也就爱上了图书馆。大约一年多之后，因为我的书证所在小学部的图书我基本读完，没啥好借的书看了。负责的老师已经认识我了，就热情建议我来做该图书馆小学部的义务管理员，负责给借书还书的同学取书和复位。这个工作让我非常开心，因为这样既能为大家服务，还可以到二楼中学部借书看。中学部的书我大多没看过，所以一下子就有了新的借书资源。同时，那种做管理员受到读者尊敬和配合的感觉，也大大满足了一下一个小孩子的虚荣心。
但是好景不长，我上任图书馆小学部管理员还不到一年，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开始了。这个风暴不仅使这个图书管理员的位置顿时消失，就连陪伴两年多，让我大大打开知识视野，并且深深爱上书籍的那个借书证，也完成了历史使命。
面对这个形势，当时我曾经想过，也许以后永远也看不到以前在图书馆里看到的琳琅满目的各种书籍了。一时间，似乎哪怕是看看《高玉宝》《刘文学》《红旗飘飘》这样的革命书籍也成了奢望了。可是历史的变化有时快得让人难以捉摸，我做梦都不会想到，就是在破四旧之后大约半年左右，我竟然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庭图书馆。
也许是每个时期革命的主要对象不同，当破四旧的任务完成之后，红卫兵革命小将的斗争矛头开始指向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诸如刘少奇、邓小平，以及今天彭罗陆杨，明天什么“分子”和“逆流”当中了。那些“四旧”的东西一时间被造反派忽略了，于是，这些东西大有沉渣泛起之势。当然，它仅仅是被“忽略”，而绝不是重新容光焕发。不过对于我这样的书虫子来说，容光焕发倒大可不必，有的书看倒是谢天谢地，正中下怀的天大好事。
具体来说，所谓被“忽略”，不过是指人们可以把以前隐藏的东西拿出来了而不致受到追究而已。于是，我们又可以相互之间把那些漏网之鱼拿出来翻翻看看，同时又期待和梦想着更多，更过瘾的书能够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这一天果然来临了……
1966年10左右，身为中学红卫兵小将的哥哥，参与了声势浩大的革命大串连活动。今天看来，所谓革命大串连，就是免费大旅游。大家一起在某个战斗组织开一纸介绍信，便可以作为全国火车、旅馆、饭店的免费证明——通吃天下、通游天下、通住天下。经过大约两个月的“革命串连”，我哥哥终于来到北京，赶上了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大约是12月份）。这次接见之后，中央发出通知，要各地串连的师生尽快返回所在地。因火车紧张，我哥哥被安排用汽车送到天津塘沽，乘船回大连。
汽车送到塘沽后，因没有客轮，政府请求海军派登陆艇送这批学生返乡。但登陆艇当天来不了，于是就安排他们在塘沽住了一个晚上。就是这个晚上，圆了我的读书热梦。
当时他们被安排到塘沽某小学教室过夜。当时已是严冬，可教室没有暖气，只有烧煤的炉子取暖。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作为点燃煤炭的引火物，竟然是该小学图书馆的成堆的被清理出来的有四旧之嫌的图书。哥哥虽然不像我这么嗜书，但也很喜欢读书。看着这些书就要成为灰烬，心里觉得非常不忍，心想与其烧成灰，不如带回去看看。于是他就满满装了两个书包带了回来。
当我见到这些书的时候，简直兴奋得手舞足蹈。那种感觉，简直不亚于童话里边说烂了的穷光蛋发现了金银山的故事一般。由于当时哥哥忙于“革命”，无心打理这些书，于是我就自告奋勇，主动接管了这全部图书。
和我现在的藏书比，那些书不过只是九牛一毛。大约总共有四五十册，书的内容主要是一些苏联儿童文学的译本和一些文革前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也有少量政治历史读物，如《恩格斯传》等。我腾出家里大衣柜上的一个抽屉，刚好放得下。由于当过图书馆管理员的原因，我很想过一把家庭图书馆管理员的瘾。于是，我把所有的图书都编上了号，又用哥哥战斗队的钢板、蜡纸刻印了图书登记册和借阅登记簿等。当我看着整齐的书籍码在抽屉里，上面摆好了登记册和借阅登记簿的时候，那种幸福感、成就感简直难以言表。
不过为了这个自以为得意的图书馆，我还险些挨了拳脚。因为太珍惜这些图书，不想让它受到任何损失，我很想把抽屉上一把锁。可如果上锁就会影响大衣柜的形象美观，于是遭到父亲的拒绝。父亲读过几天书，是一般的职员干部，虽然理解和支持我的爱书之举，但决不允许以破坏家具为代价。可我的计划也总想得到落实，于是就想起一个今天看来可气又可笑的淘气办法。我把抽屉上面沿钻了一个细洞，又在抽屉上面的横梁上用钉子穿了一个洞。然后用一根钉子从横梁上的洞里穿过来，插进抽屉上沿的洞里，使横梁和抽屉连为一体。这样，不知情的人拉抽屉是拉不开的，只有打开上面的柜门，拔出那根钉子，抽屉才能打开。正在我在为自己的杰作得意的时候，爸爸回来发现了我的劣行，险些拳脚相加。无奈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他也懒得和我计较了。于是我的图书馆也就这样上了“锁”。我的处女图书馆就这样办成了。
尽管今天看来，这个处女图书馆有些孩童过家家的稚嫩味道，但它是我藏书的发轫，所以在我心里一直留下深深的印记……
或许是冥冥之中我和图书馆有缘，1973年我在旅大师范学校毕业来到当时的旅大三十八中任教后，竟然又一次与图书馆结缘，而且是正式出任了该校首位图书管理员。
当时我是作为美术教师被分配到大连第38中学的，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里竟然实现了我少年时候自办家庭图书馆时想当图书管理员的梦想。
事情要从学校领导为了解决我的工作室问题而引起。作为美术教师，除了美术课教学之外，还要负责全校的日常宣传事务，诸如开大会、宣传栏之类写写画画的事情，都由我负责。可做这些事情总要有一个空间，但这个中学以前是个民办中学，由市里出面，搬进了前大连商业学校的校址。学校的房间非常有限，想给我一间独立的工作室的确比较困难。这时，校革委会副主任（即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我在中学时期的老师韩行恩先生为我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让我兼任校图书馆管理员。这样，把学校图书馆和我的美术工作室合在一个房间，这样学校各个方面也就无话可讲了。我当时年轻，既急于有自己的工作室，同时也对图书也是早已情有独钟，于是也就欣然接受了。
说起图书馆，人们一定以为里边书架林立，书香扑鼻。可我要是说这个学校的所谓图书馆的全部藏书竟然只有一个书架的上半层，也许很多读者难以置信。可这是确确实实的情况。该校以前作为民办中学时，根本没有图书馆，现有一点藏书也是迁入新校址之后为紧跟“革命形势”，新近采购而来的。而当时的书店里，和今天的图书市场简直不啻天壤之别：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之外，再就是和“革命形势”紧密配合的书籍。我所管辖的所谓学校图书馆实际上只有90厘米宽的书架的上面三层。革命领袖的著作占了一层，另外两层也不过是当时形势所能允许的书籍。文学书籍少得可怜，连四大名著都没有，只有《李自成》《高玉宝》《艳阳天》《金光大道》之类当时轰动的文学名著。人文社科方面的书更是贫乏，记得有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等红色学者的书。比较庆幸的是竟然还能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
从数量上来说，这些所谓学校图书馆的全部图书还不足今天我个人藏书的百分之一。但它还是引起了我极大的阅读兴趣和管理欲望。我从小学时期形成的书虫子瘾，一下子再次被激发出来。看着这三层图书，我不由得想起少年时期那个自己的家庭图书馆，心想这也许是上苍的安排，让我圆一个图书管理员之梦。
于是，我大有重操旧业之感，把以前自己建立家庭图书馆的那些雕虫小技都调动出来，登记入帐、建立图书卡片，建立借阅登记簿等等，搞得煞有介事似的。虽然今天看来那不过是九牛一毛，但当时可绝无“过家家”的感觉哦！
图书管理员的一项重要工作是采购图书，可当时的采购工作非常简单。那可是绝对的“计划经济”。图书的分配不是由学校的财力和需要来决定，而是由市新华书店统一分配。他们把所有发行的图书按照全市各个单位的级别，每个单位设立一个书箱。过一段时间，书箱里边有自己单位的图书了，新华书店会来一纸公函。我们带钱取回报账即可。
尽管我对偌大书海如饥似渴，但眼前的处境仍然觉得聊以自慰。因为和别人相比，我还是一个幸运者，多少可以接触一些图书，并且还能经管它们。好比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尽管大家都在饿肚子，可那些商店里卖食品的售货员是何等地为人们所艳羡！同时我也感觉到，精神的饥渴原来和肚皮的饥饿也是同样可怕的！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博览群书》2025年第八期。本文为书稿系列文章连载，初拟名称为“书缘八题”，《博览群书》发表时改为“书边随笔”，这里恢复使用原拟名称，并向《博览群书》致以衷心感谢！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