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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缘八题· 藏书之缘：从读书需求到藏书需求

发布时间：2026/3/8 阅读次数：16 字体大小: 【小】【中】【大】

书缘八题· 藏书之缘

从读书需求到藏书需求

宁稼雨

我个人感觉，藏书作为一种收藏行为，有其自身的特点。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始自兴趣，又有实际需要来维持和持续这兴趣，终于可以上升到收藏阶段。我自己从藏书经历中切身感觉到，兴趣加实用是把读书需求提升为藏书意识和需求，进而到文物收藏级别的重要推手。

壹.
我对书籍的兴趣始自小学三年级意外获得的那张旅大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的借书证。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全社会和家庭的经济条件都十分拮据和困难的情况下，那一张借书证让我能够徜徉享受在书海之中。凭借那张借书证，我得以能够从1964至1966年文革爆发之际大约两年多的课余时间里几乎遍览旅大少年儿童图书馆小学部的图书，其间不仅获取大量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两年多的读书历程中逐渐培育起来对书籍的无比热爱和读书热情。它不仅帮我确定职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且对书籍的无比热情还延伸发展成为藏书的热情和精神，成为一名小有影响的藏书家。
随着1966年夏季革命风暴的到来，我在旅大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的读者生涯宣告结束，继之而来的尖锐问题便是此前两年多时间培育的读书兴趣能否继续？怎样继续？时间有的是，但无所事事，尤其没有书看了。好在我手里还有一个个人小小图书馆，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财产”。起码能解决一段时间的读书问题。
因为当时已经停课，所以我的小小图书馆这些书对我来说不到两个月就看完了。眼看就要无米下锅的时候，我又心生一计。何不让我的图书馆发挥交流的功能？于是我就向周围的朋友们广泛宣传我的图书馆，希望和他们互通有无，交换阅览。这一着果然奏效，我的图书馆在比较长的时间里发挥了这种作用。全家人的各种社会关系都被发动起来，寻找借书或换书看的渠道。我用这些书换来许多书来看，文革中我看过的绝大部分现当代小说和古代小说，都是那个时期用这种交换的方式实现的。这个时期所读过的文学作品在我少年的阅读当中是一次巨大的飞跃。比如《三国演义》是父亲单位同事借来的，《水浒》是家兄同学那里搞来交换阅读的。此外古代小说还有《西游记》《英烈传》《说唐》《杨家将》等等，我对小说（尤其是古代小说）的兴趣，大概主要是那个时候慢慢形成的。

也许是命中注定的，在那时我交换的图书当中，竟然有一部学术著作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并且对我后来的学术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哥哥有一位同学，也是我们不远的邻居。他的哥哥是某中学语文老师，家里有许多文学方面的书籍。于是，他们家是我交换图书阅读的重点对象之一。有一次从他们家借来一本学术著作，它只是一本小册子，是鲁地先生的《三国演义论集》。这本学术著作在学术史上并不具有显赫的地位，但却引导和萌发了我对小说研究的兴趣。尤其是作者对于小说中主要人物形象的分析，以及对于小说中“拥刘反曹”的正统观念的分析论述，对于当时只有尚未进入中学的少年读书爱好者来说，不仅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和鼓舞力，而且其中很多内容也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直到后来我上大学，甚至在大学讲台上讲课的时候，还经常用那本书中的一些例子和观点来说明问题。后来我自己感觉到，这本书所带给我的，还不仅仅是这些知识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它使我改变了以往比较习惯的读书视角，也就是被动地接受书本上的知识。我从这本书中了解到怎样从一个评论者的角度来看待和审视一部文学作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本书可以说是我的学术意识的启蒙老师，同时也从中感觉到，围绕一个既定题目和范围，准备积累更多的文献资料有多么重要。所以在这个扩大阅读的过程中，其实最深处的触动还是一个大胆而天真的梦想：如果有朝一日，我自己能够拥有这么多书，该是一件多么值得终生幸福的事情？这应该是头脑中最早萌发的藏书念头。

贰.
1968年秋季，长达两年之久的停课终于结束。随着此前各中学六届毕业生同时毕业，大部分人到农村插队，我们原小学四、五、六共三个年级同时升入中学。从此开始，我的人生道路轨迹发生重要变化。进入大连十五中学后，我有幸进入后来蜚声海内外的美术教育家徐世政老师麾下学习美术，1971年毕业后又被保送到旅大师范学校美术班深造学习，1973年结业后分配至旅大三十八中任美术教员，直至1978年我考入辽宁师范学院（今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长达10年期间我的人生道路轨迹是美术专业。
表面上看起来，这10年期间似乎是与读书和藏书绝缘了，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十年学画道路上，一方面，已有的知识储备不但派上用场，在很大程度上助力推动我的学画进步幅度质量，同时在图书资料文献准备积累方面也给了我许多重要启示，继续帮助我形成材料意识和藏书精神。
十年学画前后大约分为三段，第一段从1968年9月至1971年12月旅大十五中就读期间，第二段从1971年12月至1973年2月在旅大师范学校美术师资培训班学习期间，第三段从1973年二月至1978年10月我在旅大三十八中任美术教员期间。三段从事美术专业学习和工作期间，都曾以不同方式与相关文献资料打过交道，并且慢慢形成一些文献收藏意识。
第一段中学就读跟徐世政老师学美术时，主要是实用美术宣传方面。相关的文献资料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文化知识方面，二是美术专业方面。文化知识方面的文献资料需求主要来自美术宣传工作中的文字书写。我们当时进行美术宣传工作有大量的文字书写工作，其中包括大量的张贴于学校内外的宣传大标语书写，张贴于校园内，教室内的伟人语录书写，还有从班级板报，到学校的大批判专栏，以及各种政治运动中的大字报书写。在一般情况下，从工作责任的角度看，那些文字工作我们只负责抄写，没有校对正误责任。但徐世政老师还是要求我们遇到疑惑及文字拿不准的地方尽量查字典或问问老师。那时没有网络，没有更多的工具书，能使用的工具书只有《新华字典》。但就是这本《新华字典》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文字障碍问题。其中有的是原稿文字模糊不清，需要查字典来确认正确写法；有的原稿文字可能有误，需要查字典来辨析。这些工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抄写工作的文字准确率，而且也逐渐锻炼提高了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文字修养能力，尤其是通过几年这方面的工作实践，深深感觉到身边常备一本基本工具书的重要。所以从那时起到今天，一本《新华字典》一直伴随在身边。不仅如此，它还启发我关注重视与美术工作相关的工具书暨文献资料储备积累问题，实际上也是从一个侧面涉及了藏书意识和精神问题。
中学期间，我所能接触到的美术专业方面的文献资源比较有限，基本是围绕红色宣传的几个方面来组合而成的。首先是美术字。因为红色宣传的重要形式就是大标语，大标语通常都是用方形美术字来书写的。所以有几种关于美术字写法的出版物还能见到。在美术字的几种字体中，我们使用最多的就是黑体字。因为黑体字整体笔画粗细一致，可以用排笔或刷子一笔写下来，不用变换笔画粗细和边角处理，而且看上去醒目清晰。除了在出版物上面看，徐世政老师面授机宜，我们还注意关注其他出版物上面的黑体字的结构形式和笔画写法，加上经常揣摩实践，终于获得成功。我是第一个被徐世政老师认可可以拿出向校内和校外展示的黑体美术字书写者。大约从1969年开始，学校开大会的会议名称横幅，学校外出游行抬举的标语牌，还有代表学校向外张贴的大标语，大多出自我手。最突出的是1969年国内两件大事：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国庆二十周年纪念日。学校松山街对面一大片墙是空白墙，高大约六七米，长大约百米。两次活动学校分别在墙上张贴书写了庆祝标语，每个字由四张普通纸拼接而成，大约长2.2米，高1.5米。均由我来书写。这些活动逐渐加深了我对美术字及其文献出版物的重视，经常搜集带在身边。
红色宣传其次就是伟人像和各种红色宣传相关的美术图案等等。伟人像是中学时段学画的重头戏，伟人像通常可以用油画、水粉画、版画来绘制，但最常用的方式是油画。伟人像一般是以伟人照片为绘制底本，采用油画临摹方式。这就涉及到照片底本问题。当时通常使用的伟人像底本为国家统一发行的两种样式，一种为全正面，另一种为稍微侧脸。这两种底本是最严肃庄重的版本，通常用于最庄重的场合，如天安门广场，重要会议会场中央等。但除了这些重要场合之外，还有很多普通场合悬挂的伟人像底本就要相对轻松一些，比如伟人的一些风景照，生活照，或者一些重要场合留下的珍贵照片（如历史上著名会议，接见活动等）。这样也就出现更多伟人图像底本的需求问题。为此，徐世政老师请求学校为红画室订购了当时最重要的两种画报《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以及能够买到的各种伟人像画册等。于是，每当有绘制需要时，徐老师就会了解对方需求，拿出几种底本样稿，供对方选择。
在伟人像文献资料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手抄本。画伟人像是个新生事物，它的基本画法和传统油画差不多，但也有一些独特的地方。这些差别异同没有专门的公开出版物，而基本都是以手抄本形式民间传阅。而我终于有机会得到这个手抄本并将其抄录下来。那是有一次经徐老师推荐，我们几个小伙伴去大连火车站，拜访正在那里为火车站绘制伟人像的杨乃美老师（大连伟人像绘制四大金刚之一）。从他那里竟然意外得到这个关于伟人像绘制方法的手抄本。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里面强调了绘制伟人像与传统油画人物画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为保证形象逼真，相似度高，采用底本与绘本绘画网格放大的方法（Grid Method）；二是为突出伟人正面形象效果，主要使用体现红润效果的暖色调，“切不可为追求色彩丰富，使用蓝绿等冷色调”。这些过程都使我牢记在心，并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加深文献资料收藏意识。
除了伟人像，当时还有很多其他宣传任务，像学校的大批判专栏，班级的墙报，还有刚刚开始恢复的美术创作活动等。徐老师非常重视这些活动所需要相关美术参考资料。因为当时大环境关系，美术方面出版物甚为萧条，这方面的出版物堪称凤毛麟角。当时浙江美术出版社出版了系列绘画出版物《工农兵画报》，里面都是以连环画为主，附之以其他色彩和版画的画报刊物（月刊）。除了学校公家订购之外，徐老师还鼓励我们私人订购，作为资料保存。当时家庭经济条件都不宽裕的情况下，就在母亲被逼离世的前几天，我还狠心向母亲讨要了这份画报订购费（母亲临终前给我的最后一笔学习费用）。后来还有一份印象深刻的美术参考资料。有一位学画同学家长在大连新华书店工作，从那里搞到比较系统的文革前年画订购样本（每年一本）。这些年画样本内容丰富，既能开阔眼界，又能作为重要资料保存。都是启发文献收藏意识的重要原材料。

叁.
第二段旅大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大约十四个月）。作为美术班，我们开设了系统的美术专业课程：素描、水彩、国画、书法、水粉等等。这段学习过程里虽然时间短，但内容充实，基本都是干货。是我学画经历中从红色美术宣传型转向正规美术专业基础训练的关键转折点。这个转变同时也意味和统领着美术文献资料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转折。并且开始把美术文献资料的关注视角从红色宣传转向了传统正规系列。尽管当时条件所限，很多传统美术文献资料还不能公开再版印刷上市，但随着观念转变，很多传统美术资源开始受到关注和挖掘，进入我们的知识视野。班上有同学搞来前苏联美术院校通用教材《素描教学》（索洛维叶夫编），还有位国画世家的同学，从家里拿来了《芥子园画谱》，等等。这些课程和文献资料改变更新了以往美术文献资源的内涵概念，开始以全新观念审视和面对美术文献资料。这段经历的重要观念启示是：文献资源的概念内涵是可以和需要更新调整的，这对于收藏观念和精神的培育影响十分重要。
第三段是旅大三十八中学任教期间（从1973年二月至1978年10月）。这个期间我的身份由学画的学生变为美术教师，但专业方向内容却美术逐渐扩展到社会科学乃至中文专业方向。这些专业方向调整变化也直接影响到文献资源的了解和收藏意识精神的培育形成。
美术专业的文献积累与收藏方面，基本是此前两段文献资源内容的汇总和融合。一方面，传统的红色美术宣传文献还需要继续。作为学校美术教师，还要负责全校的美术宣传方面工作，刷大标语，为学校做美化环境和文化舆论氛围营造等。这些工作与文献收藏都发生了因果链条的密切关联。在红色宣传方面，除了重要政治运动学校张贴的大标语之外，我在中学时期掌握的伟人像绘制在这个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因此产生重要的文献收藏成分。尤其是1976年，中国三位伟人相继逝世，国家层面分别出版了重要纪念画册和影集。按学校部署要求，我负责举办了“毛泽东同志生平事迹专题展览”。除了利用这些画册影集资源编辑展览内容外，我还利用画册资源为展览绘制了八幅伟人画像。在此基础上，还借用这些资源为学校环境做了一些调整改善，其中重心工作是为学校绘制三幅伟人画像（学校小礼堂主席台正中肖像，小礼堂后墙临摹靳尚谊、侯一民、詹建俊、罗工柳等合作创作《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学校正门口中厅临摹全山石创作《娄山关》）。这些工作的前提基础，都是以相关的伟人画像和画册储藏积累为依据。
另一方面，除了红色美术宣传的文献资源外，从旅大师范开启的传统美术文献资源和新开源的美术文献资源的关注搜集在这个期间也得到进一步的扩展和升华。在传统美术文献资源方面，随着传统正规美术教育形式的全面复兴，相关的传统美术教育文献资源也慢慢复兴抬头。虽然经过“破四旧”的洗礼，这方面文献资源大伤元气，但漏网之鱼也每每可见。非常幸运，我在旅大师范学习时的水彩课任课老师于朝纲先生将他收藏多年的旧版《列宾名画集》赠送于我。画集中收有列宾的著名代表作品《伏尔加河上的拉纤夫》《库尔斯克省的礼拜行列》《查波罗什人写信给土耳其苏丹》《伊万雷帝杀子》《意外的归来》等等，这些震惊世界的伟大杰作，至今翻来入眼仍然令人热血沸腾。此间我对传统美术文献资源关注的另一方面在美术史方面。这方面的文献积累不仅使我扩大知识视野，了解相关文献资源，而且也为后来转入学术研究做了非常有效和有利的衔接。比如，在以学校图书管理员身份去书店内部架选购图书时，在为学校图书馆选购相关文史哲政经书籍的同时，也留心自己感兴趣的文献资料。并且自费购买了一套线装道光刊本《画史汇传》，成为我个人线装古籍收藏的起步，在我个人收藏观念形成和线装古籍收藏历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价值。此外还买过一套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反映新中国建国10年美术创作精品的精美画册《十年中国绘画选集》等等。在这个时段中，我还逐渐对美术史方面发生兴趣。先是，我有幸在新华书店内部书架自费买到日本坂垣鹰穗著，鲁迅翻译的《近代美术史潮论》。我不仅通读了全书，而且还用笔记本将该书十多万字全部抄录下来。同时还阅读和全文抄录了王伯敏先生的《中国绘画史》，还买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绘画百图》，对中西美术绘画历史均有一点粗浅了解。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在准备报考美术学院油画专业同时，还曾想把第二报考专业设定为美术史。为此还通过亲友引荐，专程到中央美术学院拜访请教了著名美术史专家金维诺先生，后因客观条件限制而作罢。这些美术史文献的发现和积累，也成为藏书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学任教期间在图书文献收藏积累方面一个变化是，相关工作的部分调整影响了图书关注和收藏范围视野。其中有两个要素原因，一是刚到学校报到不久，学校安排我担任美术老师的同时，还兼任学校图书馆管理员。这个工作需要经常往来新华书店，关注各种图书上架情况，由此增加了新的图书文献收藏窗口认知。二是我在该校工作期间，学校领导还安排我经常结合社会政治运动做些理论辅导讲解，并且安排我承担部分文科课程（中共党史、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中国地理等）。这些工作必然影响左右了我的图书文献关注视野，并对收藏目标视野产生重要影响。比如在评《水浒》的运动中为准备相关理论辅导工作，我通过各种渠道，查阅和收藏了《水浒传》的三种版本（七十回，一百回，一百二十回），不仅解决了理论辅导的文献资源问题，也为后来线装古籍的《水浒传》版本收藏，以及相关的《水浒传》学术研究，都奠定了坚实基础。还有就是在准备那些文科课程的讲稿时，需要翻阅大量教材之外的参考书，像何干之的《中国革命史讲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竺可桢主编《中国自然地理》等。在一边汲取知识，丰富充实讲稿的过程中，也越来越感觉到书海之广和藏书之重要。
在此过程中还有比较重要的方面是，随着那些专题理论辅导和准备讲稿涉及的文史知识面越来越广，对某些问题也逐渐开始有些自己的想法看法。于是朦胧中有些对于学术性论著的期待。这方面的起步应该是前面提到的鲁地先生《<三国演义>论集》，从那时开始便对类似学术著作发生兴趣。后来在中学承担那些文史类课程和专题理论辅导时，更是需要这方面著作的启发和引导。于是便十分注意这种书的收藏和阅读。除了在大连经常去书店了解寻找这类书外，从1973年到1978年我在中学任教期间，先后曾三次到北京参观全国美展。每次都一定要去王府井新华书店找书，先后发现和买入部分这类书籍，像廖仲安先生的《<水浒>浅谈》，李希凡、蓝翎《<红楼梦>评论集》等。这些书不但引发拓宽了我对古代文学既有知识的认知深度，同时也为藏书范围的扩展展示了新路。
总之，从1968年到1978年这十年学画生涯中，尽管专业在美术，但对于从美术专业到人文社会科学的书籍关注，乃至收藏，一直没有停止，而且还慢慢积累形成虽然比较朦胧，但也还是比较成形的收藏意识。我后来能在藏书方面有所成就，应该说，这十年从读书需求向藏书需求的转变和提升是起到重要的探路和实验作用的。
（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博览群书》2026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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