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缘八题· 图书馆之缘


南开大学图书馆四十年书缘


宁稼雨

（1982年冬季，作者摄于南开大学新开湖畔图书馆）

就图书馆而言，此生中结缘时间最久，使用频率最高，获益最大的便是四十多年的老东家南开大学图书馆。
南开大学图书馆筹划始建于建校初期，但一直没有落实。直到1927年，著名教育家、藏书家卢木斋先生捐献建成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南开大学才算有了正式图书馆。但不幸的是，十年之后，抗战爆发，南开大学成为首座被日军炮火夷为平地的大学校园。嗣后南开与北大清华组成西南联大，流亡内地，天津校园处于荒凉时段。抗战结束后，南开大学回到天津复建，因百废待兴，图书馆重建一直在缓缓进行中。先是在马蹄湖畔原址复建了木斋图书馆，作为学校图书馆继续使用。但因规模有限，难以适应新形势，学校又在相聚200米新开湖畔新建了新图书馆（今南开大学文中馆），于1958年投入使用。图书馆迁入新馆后，原木斋图书馆改为学校行政楼使用。
1982年我考入南开大学读研时，坐落在新开湖畔的新开湖老馆还是当时南开大学唯一的图书馆，所以当时这个馆也没有任何其他名称，只有一个唯一的名称——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是我进入学术殿堂的重要通道和学养补给库。
我读研期间住在南开大学十宿舍，这里与新开湖老馆相隔不足200米（中间隔了第八、第九宿舍），所以用“近在咫尺”来形容应该也不算过分。那三年中除了必要事务外，能用在求学就读的时间我大多都留给了这座图书馆。每天三个时间段，我风雨不误地移步过去蹲点，完成既定的学习和研究工作。
入学不久，赶上恩师刘叶秋先生来天津参加师兄论文答辩，先生给我布置的本学期学习任务就是牢固打好文献学和工具书使用基础。于是，我就把新开湖老馆作为自修课堂和练兵场地，努力完成老师交给的学习任务。
该图书馆共四层楼，一层向读者开放的部分是中厅的理科书库和西侧过期期刊阅览室，二层开放部分是中厅文科书库和西侧的工具书阅览室，三层西侧是文科参考阅览室，四层东侧是善本特藏阅览室。我借书基本都是在二层文科书库，自习基本是在工具书阅览室和文科参考阅览室。

文科书库
文科书库是全校师生借阅文科图书的地方。记得开始那些年，只有高级职称的教师可以进库自己选书后，出来办理借阅登记手续。后来普通教师和研究生也可以进库选书了。刚入学时要对图书馆藏书情况做大致了解，得知这里的文科藏书远远超过我在大连时使用最多的大连图书馆和辽师图书馆。尤其令人振奋的是，研究生享受与教工同等待遇，可以借阅线装普通古籍。这给了我经常接触普通古籍，提升古籍阅读能力的绝好机会。那段时间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同一本书，有线装的就不借平装的。
研一入学不久，刘叶秋先生就为我的毕业论文选题确定了方向，以《世说新语》为中心的志人小说研究。这样，认真阅读《世说新语》就成了头等学习任务。那时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和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尚未问世，读《世说新语》的版本主要还是线装本。让我颇感欣慰的是，南开图书馆的《世说新语》藏本，足够我在这个范围领域驰骋翻腾。来到这里得知，南开图书馆的老馆员朱铸禹先生正是主要凭借南开图书馆的相关藏本，才完成了一部重要项目《世说新语汇校集注》。这样，以前在大连时需要王多闻先生手谕特批才能看到的纷欣阁本《世说新语》，不仅在这里都可以轻松解决，而且还能借阅其他普通古籍本，如五十年代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的日本尊经阁藏宋本《世说新语》，还有版本很重要，却很容易看到的《四部备要》翻刻宋代之后流行最广的版本嘉趣堂本，以及光绪年间王先谦依据纷欣阁本翻刻的思贤讲舍本等。经导师指点，最后选用思贤讲舍本作为这次学习工作的底本。这次比起上次在大连图书馆囫囵吞枣式阅读更加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我前后大约用了三个月时间再次深入阅读了《世说新语》。这个时间长度与图书馆15天的借书期限产生了矛盾（每隔15天就要把书抱去图书馆办理续借手续）。好在这个期间买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思贤讲舍本《世说新语》，这样也就解决了图书馆频繁续借问题。三个月的啃读，基本上解决了《世说新语》的基本内容理解问题。仔细阅读的同时，为了以后研究方便，我还为书中每段文字每个人痕迹做了一套卡片式人名索引（大约5000张）。在余嘉锡、徐震堮两位先生的《世说新语》整理成果尚未问世之时，这份索引还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而且两部成果问世之后，用我的自制索引与二书粗加对照，发现我们各自都有疏漏和独优之处。


工具书阅览室
图书馆二楼工具书阅览室是我吸收学习知识，提高学术素养的重要场所。刘先生给我提出在文献学和工具书使用方面需要达到的最低门槛是：认真掌握各种文史基本工具书使用方法，并且能够达到熟练使用。最后需要达到的学术能力状态是：能够顺利解决古籍阅读和研究工作遇到阅读障碍和获取各种文献信息掌握；遇到陌生的人名，需要通过工具书和其他渠道，尽快检索出该人物的第一手原始传记材料；遇到陌生的书名，需要通过工具书和其他渠道，尽可能全面了解判定该书的作者归属，版本源流系统暨现存状况等。简单地说，就是能够明确研究对象的范围和现状，并且能够获取和阅读掌握其内容，以及相关研究信息等。这些能力与本科时期学习阅读能力的最大区别就是：后者是凭借二手文献渠道获得既定知识来增加扩大知识视野，而前者则是具备挖掘搜集研究对象第一手材料，并依据第一手材料来衡量既定知识的正确与否，开发创造前人未开发的新的知识领域。这些工作其中有的部分此前本科时段有接触，但层次较浅，需要加大力度深入挖掘夯实；有些则此前根本没有接触过，需要新学新入。
比如就语言文字类的工具书来说，此前本科时段已经了解掌握一些基本的工具书，像《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海》《辞源》等。而现在需要提升的目的要能够辨识以往这些工具书的正确程度，能够找出判定其正确与否的原始文献依据。这样就需要拓宽和深挖这口井了。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张玉书《康熙字典》，阮元《经籍纂诂》，王引之《经传释词》等就需要翻阅后了解其各自体例特点，明白它们各自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使用等。
然而更多的还是此前几乎没有全面了解和掌握使用的文献学其他领域，像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等前所未有的科目领域。好在南开图书馆工具书阅览室足可应付这些需求。以目录学为例，我先从书库借到姚名达先生《中国目录学史》、余嘉锡先生的《目录学发微》和来新夏先生的《古典目录学浅说》，在通读三书，对目录学发展线索脉络有基本了解的基础上，再到工具书阅览室以按图索骥的方式，逐一对应找到和翻阅历代主要公私书目，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到《清史稿·艺文志》，从《遂初堂书目》到《郡斋读书志》《千顷堂书目》等。与之相附的还有哈佛燕京引得处的《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可以方便检索出这些史志目录种的书名著录下落等。通过这些亲手摸索，大致上就了解清楚了查找一部陌生书籍线索下落的占有第一手材料方法途径。接下来再从版本学的角度去查找和了解该书的现存情况和版本异同等。
收获很大但也有相当挑战难度的是类书和丛书。此前看到别人的学术论著，要么惊羡其信息资源之丰富浩繁，要么敬佩其版本掌握之丰厚。但通过学习和工具书阅览室的实践，也算基本上掌握了这些重要文献信息获取渠道。
类书算是中国式的百科全书，是中国古代文献的重要储存资源。但社会上普通读者对其知之甚少，更不要说自如掌握使用。但它是从事文史研究的重要看家本事之一。在类书方面，我先是阅读学习恩师的重要著作《类书简说》，还有胡道静先生的《中国古代的类书》，对中国类书的情况有了基本了解，然后在工具书阅览室对二书中提到的重要类书逐一进行翻阅，在了解掌握各种类书体例的基础上，逐渐进行检索实践练习。其中最重要的是唐宋时期的《初学记》《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白孔六帖》，以及《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等。在实践中感觉理解到，对于文史研究来说，类书主要的作业在两个方面，一是学会查找同类资源信息的渠道和方法，二是把类书作为重要的文献辑佚资源。而这两个方面的作用，都需要相应的检索工具书，当时唐代类书可以使用的索引有许逸民先生编制的《初学记索引》和日本学者山田英雄的《北堂书钞引书索引》，宋代的两部类书则有哈佛燕京引得处分别编纂的两部综合引得。这样也就清楚了解和掌握了类书当时的文献和相关检索条件，以及未来可期的发展提升空间。
丛书的重要作用是扩大各种书籍文献的版本使用资源范围。以前查阅使用古籍，基本是止步于图书馆的检索卡片，卡片上查不到就意味着此书无法使用了（当时多数图书馆尚未编制丛书子目检索卡片）。但通过这个时段的学习和工具书阅览室实践，才发现原来还有丛书这一块广阔天地，能够极大扩充可以使用的文献版本领域范围。当时奉为珍宝的两部工具书是《中国丛书综录》和《丛书集成初编目录》。通过这两部书，既可以方便得知某部丛书收了哪些单本书，也可以方便查出一部单本书被哪些丛书收入。再去继续从那部丛书中找到概述即可。为此我又花费相当时间来消化丛书的使用方法。一方面充分利用阅览室能够找到的部分丛书，另一方面又从书库借出部分丛书来翻阅了解。一些重要又常见的综合性普通丛书，如《百川学海》《宝颜堂秘笈》《学津讨原》《津逮秘书》等，还有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古代小说、戏曲丛书，如《古今说海》《稗海》《顾氏文房小说》，以及《元曲选》《六十种曲》《古本戏曲丛刊》等。丛书使用能力是我从事文史研究工作文献获取的重要渠道。
查找历史人物传记资料也是一个重要工作。此前解决人物事迹的工具书基本仅限于属于二手材料的《辞海》，《中国人名大辞典》和谭正璧先生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以及朱铸禹先生的几部画家人名辞典等。但现在需要提升档次，就需要解决获取第一手材料的手段和工具书。所幸八十年代初已经能够见到张忱石先生所编《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索引》。有了这个索引，中华书局标点本二十四史中的纪传主人传记材料便可以方便找到。但它也有两个不足，一是纪传体的传主事迹除了在本传出现之外，还会大量出现在与他人交往的他人纪传中，只有“纪传”人名，就无法看到传主在非本传中的事迹活动了。二是除了正史之外，历史人物的事迹还会出现在其他各种文献记载中。可喜的是，我入学不久，学校图书馆购入了傅璇琮先生领衔编纂的《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这部综合索引除了正史传记，还收录很多杂史野史，乃至行状碑传等诸多材料，是更为理想的人物传记资料。只是这部索引只限唐五代，其他朝代的同类工具书也同样需要。作为相关的补充工具书，当时听说台湾学者王德毅、昌彼得先生编好了体例非常近似的宋代和元代两编，台湾“中央图书馆”也在编明代编。这些当时非常期待的工具书，是在若干年之后才在大陆翻印出版。
研一第一个学期的文献学习实践是我学术储备和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段，效果也非常明显。半年左右的文献学锻炼告一段落后，我写成两篇论文，一篇是《六朝笔记小说拾遗》，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四期，另一篇是《关于李垕<续世说>——<四库提要>辨误一则》，发表于《文史知识》1985年第11期。由此奠定的文献学基础和修养可以说让我受用终生。


文科参考室
文科参考阅览室在三楼西侧，因为学校经济学院有独立图书馆，所以这里的文科阅览室基本就是文史哲加外语阅览室。因为工具书有专门的阅览室，所以这里集中了文史哲方面重要的参考文献。其中主要是经史子集的重要作品和近现代以来重要的学术著作。我在研一专攻文献学和工具书使用期间，文科参考阅览室也光顾较多的地方，印象十分深刻。
经部史部两部分的文献相对简单集中，嘉庆年间阮元主持刻印的《十三经注疏》放在显眼的位置，并且还有不久前中华书局将阮元此本影印并附以《十三经索引》的版本，取阅甚便。史部文献相对多一些，除了通行版本的二十四史线装版，比较经典方便的还是中华书局排印标点本（配有《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索引》），以及配套的排印本《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标点本。
子部和集部文献稍微零散一些，其中相对比较整合的是通行线装版《二十二子》，还有五十年代中华书局排印本《诸子集成》，还有从《楚辞集注》，萧统《文选》，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全唐诗》《全唐文》等主要集部文献。
文科参考室最抢眼，也最令人震撼的是几部大型丛书和类书，其中价值最高的应属放在阅览桌后排显眼位置的那套明正统本《道藏》，还有刚从台湾购入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版，卷帙浩繁的《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基本涵盖经史子集四部中经典作品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等。
除了古籍文献，参考阅览室还有大量近现代以来文史领域著名学者的学术著作。包括理论著作，史著，以及各种专书和专题研究著作等。从王国维、鲁迅、胡适，陈寅恪，钱钟书，顾颉刚，侯外庐、李泽厚等民国到近现代的诸多名家著作，几乎都能找到。
以上这些书基本涵盖了文史研究所需基本文献典籍和主要学术著作，虽然当时来不及一一逐字细读，但必须做到翻阅到位，能够了解每部书的基本内容，体例特点，存放位置，为今后使用做好充分准备。在一般情况下，文史研究从专业领域基础知识和问题，理论参考，到典籍引录和校对，大部分问题都可以在这里得到解决。我在这里阅读了大量学术理论著作，也几乎大致摸遍了那些经史子集原典，为后来的学位论文和学术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础。
在工具书阅览室和文科参考阅览室读书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就是能够受到非常浓厚的南开扎实学风的影响熏陶。在这里经常能够与南开暨天津文史学术名家不期而遇，从他们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研究工作态度中受到感染和鼓舞。看到经常在这里孜孜不倦，埋头认真读书的刘泽华先生、冯尔康先生、罗宗强先生、孙昌武先生，你就不难理解，所谓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刘泽华学派”何以能够成立？所谓《雍正传》“无一字无来历”的说法何以并非虚言？为什么《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何以能够开创一个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新领域？中国佛教史研究何以能够在孙昌武先生手里完成从宗教信仰研究向文化价值研究的转化？更能让我受到感动和震撼的是，有一段时间我每天去文科参考室看书，因为习惯坐在一个桌子旁，慢慢注意到桌子对面总是坐着一位鹤发童颜长者，每天都在翻阅记录同一部书——《道藏》，几乎是风雨不误。后来才知道，这位长者就是来自隔壁天津大学的著名学者，《道藏源流考》的作者陈国符先生。当时他正在为《道藏源流考》的续考做深入研究工作。这些前辈学者学术风范形成的学术氛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后学的影响力甚至超过自己读书本身。


善本特藏室
善本特藏室在四楼东侧，书库和阅览室分别在隔壁两个房间。我在撰写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志人小说发展史论》时，有些善本作品不能外借，需要到善本特藏室现场阅览，记得有明代何良俊的《何氏语林》嘉靖二十九年（1550）华亭何氏翻经堂刊本等。这是我第一次亲手摸到明版书，还有些紧张。幸亏管理员江晓敏老师热情关照嘱咐，得以顺利阅读。不过在这里竟然也还有意外收获。在查阅南开图书馆善本书卡片同时，发现有几种面孔比较陌生的书，就顺便提出来阅读了，没想到竟然还有了新发现。一种是抄本《娇红双美全传》，该本为元代著名传奇小说《娇红记》的一个重要传抄本，后来我将此信息收入《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还有一种戏曲抄本《金琬钗》，查阅后好像相关文献失载，于是便写成一篇文章《新见清代传奇金琬钗》，发表于《文献》1988年第二期。


八里台校区暨津南校区新馆
因为八十年代之后书籍、刊物暴增，同时学校师生员工数量也大大增加，新开湖畔老图书馆已经难以承受，亟需增扩馆藏面积。为此，南开大学图书馆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筹划在化学楼后敬业广场增建新馆，于1989年八十年校庆时投入使用。老馆除旧报刊和部分旧书籍保留外，其余新书和古籍全部搬迁到新馆。新馆搬迁过来各部分的设置基本和新开湖老馆相同，只是面积规模有了较大扩容。使用起来也更加方便实用。
新馆对我的学术事业具有更重要的支撑和滋养作用。该馆启用正是我学术事业蓄势待发，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当时因为住房条件所限，我把研究办公地点搬到了主楼西侧的教研室平房办公室。这里距离新开湖老馆和敬业广场新馆大致相等，大约500米左右，所以来去十分方便。这个时段我的科研工作量巨大，尤其是《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和与朱一玄、陈桂声两位先生合作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两部工具书的撰写，对于古籍原典文献的需求量很多，而新馆升级之后的条件又能在各方面满足这些需求。像基本古籍库不但可以进库选书借阅，而且库内还沿窗新增设了一排研究席位，可以在库内翻阅图书，做记录研读。可以说，新馆馆藏古籍对于完成这项工作的文献资源需求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提要》大约总共约3000左右条目，通过新馆古籍部和善本特藏部解决的版本资源大约占三分之二以上。
2015年津南校区新馆建成投入使用之后，古籍文献全部搬迁过去。同时，这个时段古籍文献的介质形式也开始发生变化，我对南开图书馆的依赖使用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一方面，大量古籍已经通过现代化电子技术以数字化方式存入，没有特殊需要无须翻阅版本原件；另一方面，津南校区距离我后来住址40多公里，往来不便。有些需要查阅版本原件就委托学生替我去做了。
从1982年入学至今，已经四十多年。多年来丰富而充实的阅读研究经历让我深深感觉到，南开图书馆于我而言，如同鱼和海水的关系。海水滋养了鱼，也是它赖以生存的土壤环境。硕士毕业时，母校辽宁师院苗壮老师陪伴62岁高龄且腿脚不便的学科泰斗李世刚先生专程来的南开要我回母校任教；后来也有几次动摇要不要离开南开的纠结，最后坚定留在南开的一个最重要理由，就是舍不得离开南开图书馆这片广阔大海！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原载《博览群书》202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