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自己画的毛主席巨幅画像挂在了公共场所，但我自己心里很清楚，由于我们的学习属于急就章，缺乏严格系统的专业训练，实际上我那个水平是非常有限的。好在已经过了政治上最为敏感的时期，否则，恐怕还会有丑化革命领袖的嫌疑的。

大约1971年夏季的一天，我去看望正在病中的班主任周家昌老师。他在病榻上跟我说：“虽然你和其他同学比算是佼佼者，但离真正出道还差很远。应该设法多找些美术学院的教材，一边自修，一边请教老师。”我非常认同老师的话，但当时的社会环境，仍然不允许这些所谓带有“四旧”色彩的东西公然浮出水面。但我这种读书的愿望却从历史老人那里得到了相当的满足。

转眼到了1971年底，我们中学就要毕业了（当时大连市不分初中高中）。大部分同学要继续去农村插队落户，留在城里的同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进入工厂当工人，这在当时是最理想的出路。另一部分被选送到大连师范学校集训培养，以解决文革后期中小学师资急缺的燃眉之急。我被选送进大连师范学校（当时叫旅大师范学校）的美术师资培训班学习。

大连师范学校座落在大连市著名的海滨旅游胜地夏家河子所在地，学校教学楼距离海滩浴场仅1000米左右。从教室的窗口，可以清楚地看到千姿百态的海边景色：朝霞初升时的波光粼粼，暮色苍茫中的深沉蔚蓝。忽而是惊涛拍岸，忽而又是平整如镜。夏季是一片碧海蓝天，冬季则是千里冰封。这风景如画的环境，不仅给我中学时期那紧张和压抑的心情带来了松弛，而且也在大自然的风景中受到美的熏陶。来到这里之后，虽然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但对于我的学画生涯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理论方面的提高。

入学不久，进入1972年。经过那个年代的人都还会记得，1972年是“回潮”年。所谓“回潮”就是指在以周恩来为首的老一代革命家的作用下，全国形势开始慢慢好转。其主要标志，就是文革前期被批臭的业务方面问题被提到重要的地位。工厂开始抓生产，部队开始抓训练，那么学校也就理所当然地开始抓教育教学了。

作为美术专业，抓教学的主要表现就是恢复画室课堂教学。这是我在中学那种以实用宣传为主的美术学习过程中所没有过的。素描课上，石膏几何静物、石膏人像、人物素描写生等都正规地开设起来。同时，国画课上的笔墨训练，水彩课上的静物风景写生等，也都粉墨登场。围绕这些课程，我们大家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从理论到实践的专业训练。除了课堂的讲义、笔记之外，我们大家还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地找来各种专业教材或相关画册，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们的专业能力和知识视野。

这个班有三十多人，水平参差不齐。像我这样算是比较好的，在中学里做过几年的美术宣传工作，实践经验比较多。也有的是受到家传或其他渠道的熏染，有相当的专业基础。也有一些人从未受过美术专业训练，是毕业时为了逃避插队下乡，被学校强行安排过来的。无论如何，这个专门的集体在文革走过极端时期之后，第一次尝到了专业学习的滋味。至今回想起来，还是那么令人陶醉。

在这个相对宽松的大环境下，大家纷纷以专业学习为荣，并从不同渠道找来许多专业书籍一起分享。记得当时为了配合素描课的学习，有人找来了前苏联美术院校的经典教材《素描教学》。当时没有复印的条件，很多重要的段落我们是一个字一个字抄录下来的。也有人找来了《芥子园画谱》，作为练习笔墨的参考。

当时记忆最深的是水彩课。任课的于朝纲老师刚从五七干校调回来，很有热情。他不但拿来很多参考材料，还有自己编写的讲义，而且对每个同学都做到了耐心细致。尤其令我们难忘的是，当冬季的室内水彩静物过后，我们来到室外。春季时候来到农家，画院落，画牲口棚，画驴拉碾子。到了夏季，我们就来到夏家河子海滩附近的丛林中。每天上午的任务是交一份风景写生，中间老师就大家的进展情况进行讲评。有一次，老师对我画的一张白杨进行点评，认为在水份的使用和干湿的掌握上达到了水彩画的基本要求。其实我心里明白，如果说有什么进步，一是他教得好，二是多读书、勤思考、多练习的缘故啊。

不过水彩课最令人难忘的还是那种心情和氛围。上午交过风景作业之后，我们大家就来到附近的海水浴场，纵身跳入大海的怀抱。一时间，做作业过程中的劳累和烦恼顿时九霄云外而去，人好像和自然融为一体。游进大海深处，用仰泳的姿势，仰面朝天，心里默诵着毛泽东老人家的词句：“……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至今想起来，还是神话般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