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翔

一、儒家与经学

广义的经学包括汉代经学，宋明理学和清代朴学，而狭义的经学主要是指汉代经学。要弄清楚经学，首先要明白儒家与经学的关系。
《汉书•艺文志》，古学出于王官说。《易》曰：“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其宣扬于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汉书•艺文志》中以儒家入《诸子略》。《子思》《曾子》《漆雕子》《孟子》《孙卿子》皆属于此类。可见，在刘氏父子所划定的知识谱系中，六艺不等于儒家经典，经师不等于儒生。六经并非儒家所独有，乃诸子之源头，儒家亦为其一。
章太炎《国故论衡•原儒》以为，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私名为儒，如《七略》所言，“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然后，章太炎区别了儒家跟经师。他说，“儒者游文，而五经家专致，五经家骨鲠守节过儒者，其辩智弗如。此其所以为异。”而后世往往将传经之儒与儒家之儒相混淆。《论衡》以为“著作者为文儒，说经者为世儒”，即有此分，梁启超说经之儒，著述之儒的划分即从此而来。
所以，有必要区分儒家与六经。那么，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再看看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在《四库》中，基本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用的都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表章六经”跟“独尊儒术”的区别可以用以“罢黜百家”中的一个事实来说明。刘歆《让太常博士书》：“汉兴，至孝文皇帝，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学官，为置学官。”赵岐《孟子题辞》云：“孝文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敬》、《孟子》、《尔雅》皆置博士”。但到了董仲舒举贤良对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然后，申、韩、苏、张等博士皆废。而文帝开始始立申、韩两家《诗》经博士，胡母生、董仲舒在景帝时为公羊博士，到了武帝，“立五经博士，《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而立了五经博士，则要“罢黜百家”，这里的罢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废除，而是废除博士，而所废除的博士中，自然也有孟子的博士。既然是独尊儒术，何以要罢黜《孟子》博士呢？所以表章六经和独尊儒术是不同的，而后人将之理解为“独尊儒家”就更不恰当了。最大的原因就是，罢黜百家的“百家”之中其实也包括儒家。
这里就涉及到到底何者为儒家的问题了。其实，在战国到汉代的学者看来，儒家的正宗应当从孟子算起。是属于战国各家思想中尊孔的一派。孔子死后，儒学一分为八，孔门弟子四处传播学说，或以六经为尊，治孔子所治之学，或以孔子为尊，发扬孔子思想。（此或可以学术与思想的分化来解释）正是在后一个意义上，由思孟学派进一步发展出了作为一个学术派别的儒家，天下非儒即墨，指的就是这个时期。如果要做一个类比的话，儒家与孔子的关系，类似于江西诗派与杜甫的关系。
其实，在我看来，经师与儒家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在面对一个“空壳化的意识形态”——即礼乐文化——的时候，到底将什么东西注入“礼乐”的话语外壳？经学家诉诸的是天道，而儒家诉诸的是人心。从这一点上看，汉儒与原始儒家（思孟）的差别要远大于佛道与原始儒家的差别。正是在这一点上，理学家们继承了思孟学派的衣钵，将秩序存在的最终依据由天道复归于人心。

二、作为经学的理学和朴学

既然经师不等于儒家，那么需要匡正孔门儒学的时候，就需要对汉代经学进行重估。这就是理学家疑经思想在学理上的原因。理学家上承思孟学派，宗奉《四书》，《四书》皆为孔孟或孔门后学所为作。同时，对汉代经学大加挞伐。详细的论述参见叶国良《宋人疑经改经考》，杨新勋《宋代疑经研究》。叶著曾考订出宋代有129位疑经者。杨著考订出165位疑经者。兹不赘述。
到了清代，学术界则由理学重返经学。朴学的兴起，一是有拯救时弊的原因，二是文人保命，只能钻故纸堆，三是跟官方意识形态（程朱理学）叫板。
顾颉刚先生总结清人的经学观念，认为“有清一代，屡兴文字狱，将读书人打入故纸堆。于是一代学人在史料学的范围内开拓了新园地。清代学人为‘汉学’勾勒出了一个思想轮廓。汉代学者是第一批整理中国历史资料的人，凡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先秦各家学说的人们一定要先从汉人的基础上入手，然后可以沿源溯流，得到一个比较适当的解释，所以汉代学术享有崇高的地位。”
所以，朴学和宋学的很大一个区别在于，朴学要从尊孔回到六经，而回到六经只能取法汉儒。而宋学那里，学问的目的在于成为圣人，孔子——孟子——理学家这个道统才是最重要的。理学与朴学的分析与今文和古文的分析有类似，但属于两个层次的问题。今古文之分属于汉学的内部矛盾，而理学与汉学的分歧则是成圣之学与六艺之学的矛盾。
但是，顾颉刚紧接着清儒引申出了另一个意思。“清代学者本来是为了反抗空谈心性的宋明理学，而信仰汉代学术，但他们深刻研究“汉学”的结果，竟使我们约略看出了那时代的黑暗内幕，知道所谓权威的汉代学术的大部分，只是统治阶级麻痹民众和欺骗民众的工具，所以汉学告诉我们，汉代史料是不可靠的。”（据曹聚仁《笔记》）
朴学的求实精神遇到了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就使得本来要肯定经学的朴学，最终播下了叛逆的种子，成为经学的掘墓人。（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疑古派的疑古和宋儒的疑经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胡适、顾颉刚等人对经学的否定最终从根本上颠覆了经学的合理性。顾颉刚的对经学的否定不但可以很方便地转化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话语，从学理上来说也是很有道理的，因此，顾的认识基本上为后来我们对经学的认识定下了调子。不但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采纳了顾的看法，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表面上冲淡了意识形态色彩、增加了很多边缘性的叙事，却也未能跳出这个框架。在疑古派那里，汉代经学基本上成为意识形态的附庸，也成为伪造古史的罪魁，一部汉代学术史被重写成吹牛大王历险记。

三、今文与古文

谈到汉代经学，就必然涉及到今古文的问题。
皮锡瑞以为今古文的分化有两端，其一是文字不同，其二是说解不同。首先说文字不同，皮锡瑞以为今文是指隶书，古文指籀文，这是今古文分化的一大原因。皮氏的说法很具代表性，但这个说法是值得商榷的。首先是，今古文分化是否是由于文字的问题，段玉裁、王念孙曾对此加以怀疑。龚自珍的《总论汉代今文古文名实》中认为，今文古文的分化并非是由于文字。伏生藏于璧中的书即是用古文写的，当欧阳、夏侯之徒以今文读之，传之博士，形成今文派，则伏生成为了今文家之祖。孔壁中的文献是古文，但是孔安国以今文读之，也跟今文家的差不多，但孔安国就成了古文家之祖。其实今文和古文在没有解读之前，都是古文，解读之后，就都是今文了。所以今古文的文字之分其实并不那么重要。其次，“今文是隶书，古文是籀书”这个看法也有问题。王国维认为，其实古文并非籀书，而是战国时东土的文字。其说详见《观堂集林》中《说文所谓古文说》，《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两篇。他认为“壁中书与史籀篇文字之殊，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殊”。由于使用了新材料，王国维的说法应该更接近事实。如果从经学的角度来看，从文字的角度讨论今古文的差异其实是后世虚造的问题。
从文句上看，今古文经的区别也不大。《易》的今文经可能有一些脱简。《书》主要是篇目问题，古文比今文多十六篇。《仪礼》也存在篇目问题。《诗经》主要是一些文句差异。《周礼》完全是古文，没有与之相对的今文。《春秋》的差别主要在截至年代不同，今文截止于哀公十四年，古文多出两年。
而对于说解不同的问题，后世也有诸多误解。考察两汉经古文之争端，直到东汉，其实并没有明显的今古文之分。换句话说，并不存在两派，一派今文，一派古文。而只是存在对于同一经的不同的传说解的不同。这一点，看刘歆的《让太常博士书》就可以明白了。而两汉今古文的说解之争，其实主要是在《春秋》一经，并非后世所言的遍及六经。《春秋》三传，各自有一套体系完备的解经之法，有一批精研覃思的研究者，又由于《春秋》在整个汉代的地位，三传之间的论争势所难免。西汉所争，主要是《公羊》、《谷梁》，东汉所争，主要是《公羊》、《左氏》。先有《公》《谷》之间的石渠阁会议，后有今文和古文之间的白虎观会议，间有刘歆让太常博士，王莽尊周礼，范升陈元的论争，贾逵何休的论争，无不是关于《春秋》的。三传经义的比较，就不在这里赘述了，但是有必要说明的是，《春秋》三传中，最为正统的还是《公羊传》，即便是古文大家贾逵，在解释春秋的时候也会在《左传》之外杂取《公羊》之说。这主要是因为，对于作为经的《春秋》，其最正统的解释策略应当是对其大义的解释，而这方面，《公羊》较之《左氏》有太多优长。同时，即便经历秦火，《公羊》《谷梁》都有可考的师承，可以上溯至子夏，而《左氏》没有师承，只能随传意发挥，在合法性上就远逊于二传。因此，《左氏》如果要弥补差距，在解释策略上就有必要向《公羊》《谷梁》靠拢。古文家一直有夷经为史的倾向，也主要是从《左传》来的。
在理解今古文的同时，还应该区分今学和古学。今古文和今古学是不同的。我们在很多场合说的今古文其实是今古学，但其实古学家亦可以治今文。今学为汉儒家法之渊薮，将起自子夏的章句之学引申发挥，以至于重章复沓不堪其烦；而古学则逆其道而行之，不为章句，不守史法，词达而已，博览兼通。简言之，今学乃章句之学，古学乃训诂之学。以为古文家多尚训诂之学，大率出自此一误解。此说钱穆在《两汉博士家法考》中已经说明，但所举都是旁证，可资参考。
后人发挥今古学差异的，最为完备充分的就是廖平。其所作《今古学考》虽然与事实未必尽符，但将今古学的差异归结为礼制问题，以为今学尊《王制》，古学尊《周礼》，可以说是发前人之未发。

四、经学与纬学

经学之兴起，有一个一般性的知识土壤。这个知识土壤我们可以通过《汉志》得到一个概念。在《汉志》中，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六艺、诸子、诗赋中的一部分，还有一大部分的文献已经亡佚。如阴阳家的文献，术数类、方技类的文献基本都已经不存了。但是，这些文献其实是汉代儒生和经师知识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一般认为，谶纬的源头可以上溯到齐人邹衍，但其实纬书背后的知识系统应该是所有儒者所共有的。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纬书与术数、天文、地理之学的关联，可以参看。（但葛的结论尚值得商榷）我这里补充两条，如上文提到的《汉志》所言，“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庄子》中亦有“周闻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屦者，知地形；缓佩玦者，事至而断。”“知天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天文家、历谱家、阴阳家和五行家，而“知地形”又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形法家。正是这些已经无从考证和推导的“准科学”或“前科学”体系，孕育了对经的新的解释策略。
在汉代，经的作用是将天道和人事贯穿起来，很难想象从事这种活动的时候不去动用天文家、历谱家、阴阳家、五行家的知识。（事实上，如《庄子》中所言，这些知识都应该是一个合格的儒者应该具备的，至少在战国时是这样的）。而这些知识，也恰好是他们形成解释合理性的依据，谶纬及其背后的知识体系之于汉代经学，类似于佛道之于理学，实证之于朴学，“科学”之于当代学术。
在对于儒生和经师的知识体系的一大部分都已经无从了解的情况下，我们很容易简单地将使用这些知识来赋予“经”合法性的努力视为迷信和神学，装神弄鬼或意识形态。但如果不这样，而进入其逻辑去研究，不啻于通过一个人的身高研究其邻居家猫的颜色，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疑古派用“封建迷信”和“意识形态”将这个问题搁置起来，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其“没有研究价值”，其实很可能是无从下手，只能作此处理。既然前人已经畏难于此，我对谶纬也没有太多认识，至此只能阙疑了。但有一点必须重申，如果能研究好先秦的术数方技之学，肯定会非常有助于经学研究的。

参考文献：

班固《汉书•艺文志》
范晔《后汉书》
皮锡瑞《经学历史》
章太炎《国故论衡》
刘师培《经学教科书》
王国维《观堂集林》
廖平《今古学考》
顾颉刚《汉代学术史》
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
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先秦诸子系年考》
吕思勉《先秦史》《吕思勉读史札记》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
劳思光《中国哲学史》
赵伯雄《春秋学史》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杨新勋《宋代疑经研究》

看的书好多啊，每一个问题都很大，很有研究意义啊。

书不仅多，都还很学术！

孙晓青回复：写得非常好，佩服。但是文中有些地方值得商榷，如“即便经历秦火，《公羊》《谷梁》都有可考的师承，可以上溯至子夏，而《左氏》没有师承，只能随传意发挥，在合法性上就远逊于二传”。《史记》和《汉书》的儒林传很注意五经的承传，惟独《公羊传》只记汉代传人，并未追溯先师。直到数百年后出现的《春秋公羊传注疏》中的一篇徐彦《疏》中，引有东汉戴宏的《序》却详细列出了《公羊传》的承传关系及成书时间，其中矛盾之处不少。 

“但有一点必须重申，如果能研究好先秦的术数方技之学，肯定会非常有助于经学研究的”——对这一点深表同意，尤其是六朝以前文学没有自觉的这段历史，既然文学不自觉，那么今人研究时只注重留存下来的整个体系中属于现今概念的学术和文学，也必然不能得到真正完整的当时的学术和文学的真实状况。

小青说的有道理，我说说我的依据吧。

《史记》《汉书》的儒林传是很注意五经的传承，可是注意的恰好就是汉代传人，而不是对先师的追溯，《史记》儒林传里，不是没有追溯《公羊》的先师，而是三传都未追溯先师。（其实《史记》儒林传里只有《公》《谷》二传，根本就没有提《左氏》。而于武帝朝则说“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母生，于赵自董仲舒”，胡董二人都属于公羊家）而五经之中，也只有《易》非常简略地提了一下汉代以前的师承。所以《史记》《汉书》没有讲公羊的师承是很正常的。戴宏是汉人，其说应该能够代表汉人的观点。汉初的时候《公羊》学非常兴盛，司马迁本人就曾受教于董仲舒。《公羊》家师承有自，这个应该是汉人的一个共识吧。当然，从授受的角度来说，也可以认为《谷梁》源出鲁学，其道最正，（但在史记汉书中，《谷梁》最早也只是追溯到申公）但汉代无大儒发明，立学官也非常晚，所以不如《公羊》兴盛。

《左氏》本来就没有师承之说。在司马迁那里，左丘明是个热心人，害怕孔子的弟子人人异端，所以就根据历史材料编成了《左氏春秋》，有助经义，但并非孔门师传体系中的一部分，有助于理解大义，但并非孔门大义的直接传递者。至于司马迁看到的《左氏春秋》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左传》也有可讨论的余地。刘歆在要立《左氏春秋》的时候，也只是认为《左氏》有助于更好地在《公羊》之外理解《春秋》，而不是说《左氏》比《公羊》好，更不敢说《左氏》可以取代《公羊》。他的逻辑其实是，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谷梁》都立博士了，我《左氏》为什么就不能立一立？

经学我不大懂，但是我对谶纬比较感兴趣，希望楼主明天说的详细些，呵呵

谶纬楼主也不大懂……

“在面对一个“空壳化的意识形态”——即礼乐文化——的时候，到底将什么东西注入“礼乐”的话语外壳？经学家诉诸的是天道，而儒家诉诸的是人心。”。。。。。。。赞同。。。

由于相关书籍看得较少，有些地方不太理解。楼主严密的逻辑，让我佩服！

我居然都没有听过“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说法。

领教传说中的神人……们

楼主在这儿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够谈的，你总是能找到宝藏所在让我们去挖掘，准确的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启人心智。

我要仔细的研究研究，感觉很高深啊！

提出的问题宏大精深。这部分我知识有所欠缺，趁机学习学习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