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青说的有道理，我说说我的依据吧。

《史记》《汉书》的儒林传是很注意五经的传承，可是注意的恰好就是汉代传人，而不是对先师的追溯，《史记》儒林传里，不是没有追溯《公羊》的先师，而是三传都未追溯先师。（其实《史记》儒林传里只有《公》《谷》二传，根本就没有提《左氏》。而于武帝朝则说“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母生，于赵自董仲舒”，胡董二人都属于公羊家）而五经之中，也只有《易》非常简略地提了一下汉代以前的师承。所以《史记》《汉书》没有讲公羊的师承是很正常的。戴宏是汉人，其说应该能够代表汉人的观点。汉初的时候《公羊》学非常兴盛，司马迁本人就曾受教于董仲舒。《公羊》家师承有自，这个应该是汉人的一个共识吧。当然，从授受的角度来说，也可以认为《谷梁》源出鲁学，其道最正，（但在史记汉书中，《谷梁》最早也只是追溯到申公）但汉代无大儒发明，立学官也非常晚，所以不如《公羊》兴盛。

《左氏》本来就没有师承之说。在司马迁那里，左丘明是个热心人，害怕孔子的弟子人人异端，所以就根据历史材料编成了《左氏春秋》，有助经义，但并非孔门师传体系中的一部分，有助于理解大义，但并非孔门大义的直接传递者。至于司马迁看到的《左氏春秋》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左传》也有可讨论的余地。刘歆在要立《左氏春秋》的时候，也只是认为《左氏》有助于更好地在《公羊》之外理解《春秋》，而不是说《左氏》比《公羊》好，更不敢说《左氏》可以取代《公羊》。他的逻辑其实是，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谷梁》都立博士了，我《左氏》为什么就不能立一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