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center][size=14.0pt]中国叙事文化学背景下的左慈故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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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size=12.0pt]杨子赟 中国古代文学 学号212018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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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2.0pt]内容提要
左慈故事极具神怪色彩。本文追溯左慈故事源流，探讨左慈故事的流传形态，指出其经由汉魏史传、志怪及唐宋以来类书、诗文、小说、戏曲等途径而进入文学创作的视野，并循着叙事文化学研究的思路，发现左慈故事在流传过程中受知群体出现了下移，并且在民间渐渐融入到三国故事“拥刘反曹”的倾向中，可以窥见宋代以来民间市民文化的繁盛。




[size=12.0pt]关键词
左慈故事 叙事文化学 杂传 志怪 市民文化

[align=center][size=12.0pt]一
左慈故事及其早期的文本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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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2.0pt]左慈史有其人，见《后汉书》卷八十二下《方术列传》：




[size=12.0pt]左慈字元放，庐江人也，少有神道。尝在司空曹操坐，操从容顾众宾曰：“今日高会，珍羞略备，所少吴松江鲈鱼耳。”放于下坐应曰：“此可得也。”因求铜盘贮水，以竹竿饵钓于盘中，须臾引一鲈鱼出。操大拊掌笑，会者皆惊。操曰：“一鱼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饵钩沉之，须臾复引出，皆长三尺余，生鲜可爱。操使目前鲙之，周浃会者。操又谓曰：“既已得鱼，恨无蜀中生姜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买锦，可过勑使者，增市二端。”语顷，即得姜还，并获操使报命。后操使蜀反，验问增锦之状及时日早晚，若符契焉。后操出近郊，士大夫从者百许人，慈乃为赍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饱。操怪之，使寻其故，行视诸炉，悉亡其酒脯矣。操怀不喜，因坐上收，欲杀之，慈乃却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见于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变形与慈同，莫知谁是。后人逢慈于阳城山头，因复逐之，遂入走羊群。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复相杀，本试君术耳。”忽有一老羝屈前两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许。”即竞往赴之，而群羊数百皆变为羝，并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许”，遂莫知所取焉。[size=12.0pt][1]














[size=12.0pt]其所记载荒诞怪异，实属志怪笔法，晁公武认为在正史中采写左慈之“诡谲事列之于传，又赞辞佻巧，失史之体法”[size=12.0pt][2]









，实则此段文字与《搜神记》所载左慈事情节一致，文字小幅减省，当本《搜神记》[size=12.0pt][3]









。文本中曹操再三试验左慈道术，透露出曹操对左慈神道之术的好奇，而曹植《辩道论》言：




[size=12.0pt]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庐江有左慈，阳城有郗俭，善辟榖，悉号数百岁，所以集之魏国者，诚恐此人之徒接奸诡以欺众，行妖恶以惑民，岂复欲观神仙于瀛洲，求安期于边海，释金辂而顾云舆，弃文骥而求飞龙哉？[size=12.0pt][4]














[size=12.0pt]曹植指出，曹操担心这些方士蛊惑人心，因此招之于魏，而并非出于个人对仙道的向往，但实际上曹操“好养性法，亦解方药”，天下方士“无不必至”，张华《博物志·方士》载曹操所集方士十六人[size=12.0pt][5]









，表明神道之术在其时似成风尚，如《三国志》卷二十九《方技传》裴注引曹丕《典论》：“颍川郤俭能辟榖，饵茯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气，老有少容。庐江左慈知补导之术……

左慈到，又竟其补导之术，至寺人严峻，往从问受。”[size=12.0pt][6]










“寺人”指多由阉人充任的内侍人员，也开始向左慈学习方术。《神仙传》卷八《左慈》则载左慈学道之因由：




[size=12.0pt]（左慈）少明五经，兼通星纬，见汉祚将尽，天下乱起，乃叹曰：“值此衰运，官高者危，财多者死，当世荣华，不足贪也。”乃学道术，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坐致行厨，精思于天柱山中，得石室内《九丹金液经》，能变化万端，不可胜纪。[size=12.0pt][7]














[size=12.0pt]又《真诰》卷十二《稽神枢第二》“左慈今在小括山”条陶弘景注云：




[size=12.0pt]左慈字元放，李仲甫弟子，即葛玄之师也。魏武父子招集诸方士，慈亦同在中。建安末，渡江寻山，仍得入洞。又乞丹砂，合九华丹。”[size=12.0pt][8]














[size=12.0pt]综上可知，左慈于乱世中退而学道，后曾为曹操招致，在施展神怪方术后，又入洞习道。




[size=12.0pt]有关左慈神异能力的记载除《搜神记》《后汉书》外，还见于《抱朴子内篇》卷二《论仙》：




[size=12.0pt]武皇帝试闭左慈，令断榖近一月，而颜色不减，气力自若。[size=12.0pt][9]














[size=12.0pt]又卷五《至理》：




[size=12.0pt]近世左慈、赵明等，以炁禁水，水为之逆流一二丈。又于茅屋上然火，煮食食之，而茅屋不焦。又以大钉钉柱，入七八寸，以炁吹之，钉卯涌射而出。又以炁禁沸汤，以百许钱投中，令一人手探摝取钱，而手不灼烂。又禁水著中庭露之，大寒不冰。又能禁一里中炊者尽不得蒸熟。又禁犬令不得吠。[size=12.0pt][10]














[size=12.0pt]所记甚详者有《神仙传》卷八《左慈》篇，其记“左慈求乞骸骨”“与曹分杯同饮”“左慈化羊” “削脯犒刘表师”“变化徐随牛车”“孙权追杀而终不及”诸事，连同《后汉书》所载“铜盘中钓鲈鱼”“取蜀中生姜”“化羊”，《抱朴子》所载“以炁禁水逆流”诸事，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左慈故事，这些故事情节绝大多数被《三国演义》作者采用，并加以糅合，成为《三国演义》第六十八回《甘宁百骑劫魏营左慈掷杯戏曹操》中的重要情节。




[size=12.0pt]综上所述：（一）左慈故事大量存在于魏晋时期文献之中，无论是正史中的列传、曹植曹丕的文章，还是《搜神记》《神仙传》的志异，抑或是道书《抱朴子》《真诰》的记载，三者之间都出现了高度的重合与相互引用，最典型者便是《后汉书·方术列传》所记左慈故事全本《搜神记》，只是进行了简单的文字减省，变化者惟在于对曹操之称谓，《后汉书》以“司空”称曹操，并直书“曹操”为“操”，而《搜神记》称“曹操”为“曹公”，不难看出史笔之正，但这种“正”又不是纯粹的，范晔将左慈故事纳入正史的书写，不恰可见当时“正史-

杂传”观念的混溶嘛？诚如《隋志》史部杂传类小序所言：“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size=12.0pt][11]









（二）上文所及左慈故事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单纯道术的展现；一类是在左、曹二人的关系中发生，这类故事寓有一定的褒贬色彩；再一类便是左慈与其他人物（刘表、孙权、徐随）之间的故事。丰富的故事材料为《三国演义》作者进行改写、丰富文本提供了条件，而左慈故事的神怪色彩又恰好满足了历史演义小说对情节幻奇的需要。（三）就其文本存在形态而言，魏晋时期的左慈故事尚未完全进入文学世界，更多地是以“补史之阙”的杂传书写（如《搜神记》《博物志》）与道教仙术记载（如《抱朴子》《真诰》）的姿态呈现，实际可以说明左慈故事的流传仍主要是在史学的观念下而非在文学自觉引领下发生的，其真正进入到文学世界要等到唐诗的创作。










[size=12.0pt]二 唐以来文学视野中的左慈故事







[size=12.0pt]随者唐代以来知识的广泛传播，左慈故事渐为人知而进入文学创作的视野。唐代以来大量类书的纂辑与使用，加速了一般性知识的传播。据不完全统计，唐宋时期收入左慈故事及其相关情节的类书逾二十种，[size=12.0pt][12]









这无疑会加速左慈故事进入到一般文人的知识储备，并开始以典故形态出现在诗歌创作中。




[size=12.0pt]在唐诗中，左慈故事的有关情节被大量书写，聊举几例。王维《赠东岳焦炼师》有句：“不能师孔墨，何事问长沮。玉管时来凤，铜盘即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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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2.0pt]“铜盘”句便是用了左慈在曹操坐前于铜盘中钓鲈鱼的故事，在诗中意指炼师有神术；李商隐诗《赠郑谠处士》：“越桂留烹张翰鲙，蜀姜供煮陆机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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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2.0pt]“蜀姜”正指左慈于瞬间取千里之外蜀姜之事。宋诗之中亦然，陈师道诗《和黄预感秋》：“幸是可怜生，胡然遽如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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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2.0pt]则是借用了曹操追杀左慈时，左慈所用的应答之语；宋代程俱诗《石牛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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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2.0pt]序文：“山上有左慈丹井洞，有荆公题。”

其诗则是用诗的语言精炼概括了左慈故事，而于“阿瞒安知眇道士”一句，亦不难体会作者对曹操略带讽刺的语气。

[align=left][size=12.0pt]而与故事情节同时被广泛书写的，是“左慈”一词作为方术、方士代名词在诗文乃至通俗文学中的出现，亦举几例。早在唐以前，《洛阳伽蓝记》中便有“说管辂善卜，华陀治病，左慈方术”[size=12.0pt][17]









句，可见左慈在方士之中较具代表性；苏轼《次韵曾仲锡承议食蜜渍生荔支》颈联：“欲就左慈求拄杖，便随李白化沧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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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2.0pt]，即化用了孙权刺杀左慈而始终追赶不及之事[size=12.0pt][19]









，又以“左慈”与“李白”对举，可知东坡以左慈为方士的代表。而这种现象更多地出现在通俗文学作品中，如《三刻拍案惊奇》第十八回《奇颠清俗累，仙术动朝廷》中有“须臾风起，船并金箔张俱不见，这也是汉左慈一流”句[size=12.0pt][20]









；传奇《玉镜台记》第二十齣《郭璞仙术》有“鬼谷、孙膑何足算也，君平、左慈吾岂让焉”[size=12.0pt][21]









句；杂剧《东堂老》中亦有“你道有左慈术，踢天弄井”的表达[size=12.0pt][22]









：尽管上述所举例之出现多晚于《三国演义》，但是其仍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的是，经过历代各文体的书写，“左慈”已成为方士与方术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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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size=12.0pt]总的来讲，左慈故事自唐后已经为文人们所熟知，或以典故出现在诗文之中，或以“左慈”一词借指方士、方术。究其原因，盖唐宋类书编纂过程中大量采用史部杂传类、子部小说家类中的材料，其功不仅在于保存大量先唐时期志怪小说，更是凭借类书将原属于“史家末事”的志怪故事转化为文人视野中的基础性知识，从而顺利地进入到文学创作者的视野，使得以事类情节为单位出现在类书中的左慈故事，一方面为诗歌创作中的典故所利用，另一方面则为通俗文学作者所重视、运用乃至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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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size=12.0pt]三
《三国演义》及戏曲中的左慈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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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size=12.0pt]首先看《三国演义》不同版本间左慈故事的异同。明嘉靖元年刻本第十四卷写到左慈之事，回目名为“甘宁百骑劫曹营，魏王宫左慈掷杯”；明万历万卷楼本回目名与嘉靖本同，文本内容大同小异；《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回目亦同，其穿插文本中的评点文字已经初步涉及对左慈故事作为神怪材料的认识，可参看；毛本则将回目改为“甘宁百骑劫曹营，左慈掷杯戏曹操”，回目的改换说明毛氏对神怪材料在小说中的作用有所认识，诚如其第六十八回回评中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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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size= ]曹操之遇左慈，与孙策之遇于吉仿佛相似，而实有大不同者：于吉非来谒孙策，左慈特来谒曹操，是于吉无意，而左慈有心；于吉不敢犯孙策，左慈敢于侮曹操，是于吉没趣，而左慈有胆。[size=12.0pt][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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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size=12.0pt]于吉，汉末方士，其事见于《三国志》《搜神记》等书，《三国演义》第二十九回有“小霸王怒斩于吉”之事。毛氏将于、左二人对比，显然抓住了于、左故事的神怪色彩之同，又分辨出于、左事之于小说文本的作用之异，而毛氏指出《三国》文本中左慈所具有的“特来谒曹操”“敢于侮曹操”“有心”“有胆”等行为特征，与正史、杂传、道书中的记载相比则有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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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size=12.0pt]《三国演义》中左慈的主角光环明显增强，而作为全书主要人物的曹操则成为左慈讽刺的对象。《三国演义》中保留了左慈参加曹操宴会的场面，但是增加了左慈的主动性，如其问“大王今日水陆俱备，大宴群臣，四方异物极多，内中欠少何物，贫道愿取之”[size=12.0pt][24]









；又如左慈取龙肝作羹一事则似画龙点睛之事；再如钓鲈鱼的故事，正史和志怪集中记载的是曹操问谁能现场取来四腮松江鲈鱼，而在小说中是左慈自言“脍必松江鲈鱼者方美”[size=12.0pt][25]









，而于蜀姜之事则从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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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size=12.0pt]同样的故事情节，小说中的人物安排也与史传志怪记载中的人物不同；或者原本没有人物的故事情节，在小说中则逐步融入人物表现之中。比如《抱朴子》记载左慈能“以大钉钉柱，入七八寸，以炁吹之，钉即涌射而出”[size=12.0pt][26]









,

而在《三国》中则将此事融入到曹操想方设法杀害左慈的情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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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size= ]狱卒着力痛打，看左慈时，却齁齁熟睡，全无痛楚。操怒，命取大枷，铁钉钉了，铁锁锁了，送入牢中监收，令人看守。只见枷锁尽落，左慈卧于地上，并无伤损。[size=12.0pt][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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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size=12.0pt]此外，在《三国》的书写中，极大地去除了左慈的俗世性格，着力刻画出左慈古今通晓、高蹈尘世的人物形象，而《神仙传》卷八《左慈》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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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size= ]曹公乃欲从学道，慈曰：“学道当得清淨无为，非尊贵所宜。”曹公怒，乃谋杀之，慈已知之，求乞骸骨，曹公曰：“何忽去耳？”慈曰：“公欲杀慈，慈故求去耳。”曹公曰：“无有此意。”[size=12.0pt][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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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size=12.0pt]这里左慈“求乞骸骨”，还保留常人的胆小与畏惧，《三国》则将此种与其神怪品格不相符合的人性去除，面对曹操的追杀迫害左慈总是能以神怪能力从容化解，因此可以说，小说中的“左慈之仙则真仙耳”[size=12.0pt][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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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size=12.0pt]此外，根据《后汉书》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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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size=12.0pt]（建安元年）冬十一月丙戍，曹操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size=12.0pt][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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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size=12.0pt]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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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size=12.0pt]（建安）二十一年夏四月甲午，曹操自进号魏王。[size=12.0pt][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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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size=12.0pt]而《后汉书·方术列传》载左慈“尝在司空曹操坐”，随后讲述了左慈的神怪故事，即是说，在正史中左慈的故事发生在曹操为司空期间，但小说中左慈故事发生的背景则是建安二十一年“冬十一月，魏王宫成”[size=12.0pt][32]









之后，表明小说作者是有意将左慈故事穿插在曹操自立魏王之时，以左慈之退而学道对曹操进行了挖苦与讽刺，可表明小说作者对神怪材料的斟酌，因之紧接的六十九回《卜周易管辂知机讨汉贼五臣死节》一开头便又是千余字关于管辂的神怪故事，《三国志》中管辂故事并无明确发生年代，亦与曹操无关，而《三国演义》将其采写到第六十九回中，并且同第六十八回的左慈故事先后出现，表现出小说作者对神怪材料的充分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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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size=12.0pt]综上可说明，小说作者对杂传道书中的左慈故事框架加以继承，同时又将其故事内容加以嫁接、整合，以丰富小说的情节内容，巧妙地将左慈的神怪之事融入历史演义的小说书写之中。同时，应该注意到，小说作者虽以志怪笔法下的左慈故事为基础，但并非机械地复制，而是在历史演义的新文体中赋予了神怪故事以新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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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size=12.0pt]四
左慈故事在三国故事中的作用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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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size=12.0pt]以上部分着重探讨了左慈故事在不同时期、不同文体中的存在形态，简单勾勒了左慈故事从志怪道术书写发展到历史演义小说的线索及其承变。那么从左慈故事出发，结合出现于《三国演义》中的其他神怪故事，可大致勾勒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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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size=12.0pt]《三国》作者对左慈故事的使用有效塑造了曹操的奸恶形象，强化了小说“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如“慈笑曰：‘益州刘玄德乃帝室之胄，何不让此位与之？不然，贫道当飞剑取汝之头也。’操大怒曰：‘此正是刘备细作！’喝左右拿下。慈大笑不止

[size=12.0pt][size=12.0pt][33]









[size=12.0pt]”作者借左慈之口将刘备视为正义的一方，讽刺曹操贪权好势的奸雄本色。同时作者在整个左慈故事中，多处刻画了曹操的神态心理，由最开始的“

操大惊”

到“

操未肯信”“

操叱之”

；见到左慈法术神通后，“

操愈惊，乃赐左慈坐而问之”

；再到左慈以学道之事讽刺曹操，“

操大怒”

；后来左慈化入羊群，“

小童归告主人，主人不敢隐讳，报知曹操”

等等，都可感受曹操的独操权柄、孤高自许，使得小说在人物性格塑造上保持了一贯的基调。此外，毛氏对回目的改换，只一“戏”字便将曹操在此回中所表现出的嫉妒、愤怒、窘迫之态高度概括，实际上，毛本还在此段文字上有所改订，于微言大义中传递出“拥刘”倾向，也可见出毛氏在采用、处理神怪材料时的灵活态度，这种态度亦可从小说作者对管辂故事的处理见出，上文已言及《三国》中的管辂故事，其作用亦与左慈故事相似，而早至毛氏，就认识到了这种作用，故其于第六十九回回评中言：“故不独左慈之术，所以点化老贼；而管辂之数，亦所以醒悟奸雄。”[size=12.0pt][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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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size=12.0pt]此外，充满神怪色彩的书写，不仅可以丰满历史演义小说“七实三虚”的特征；也会增加小说的可读性，缓解《三国演义》中政治斗争、战争场面紧张的叙事节奏；还可能借此窥见史部“正史——杂传”的关系对小说中历史演义小说中神怪故事书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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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size=12.0pt]前文论及早期左慈故事的三种存在形态：正史、杂传、道书。具体分析，《搜神记》《博物志》《神仙传》在《隋志》中入史部杂传类，载左慈事甚丰富的《抱朴子内篇》虽入《隋志》子部道家类，但其对左慈神怪能力的记载，连同杂传类诸书及正史《后汉书》《三国志》中的左慈书写，三者构成完整左慈故事的同时又有大量的文字重复，说明当时著述观念的混杂交融、界限不明，而以文学的、小说的眼光对待，不难知道早期左慈故事的记载属于志怪体，而所谓“志怪”，即记载怪异故事，其最早见于《庄子·逍遥游》：“齐谐者，志怪者也。”而本文所说的“志怪体”则指的是中国传统小说文体之一的志怪体，但此处需要说明的是，唐前古小说分类十分复杂，古小说各体之间也存在着内容、性质的重叠，李剑国先生将先唐古小说分为志怪、杂传、杂事、志人四类[size=12.0pt][35]









，依此分类，左慈故事当属杂传小说，所谓“杂传”，即“列传之属也，所纪者一人之事”[size=12.0pt][36]









，侧重于记叙人物事迹，以与正史内容互见；但若仅从志怪、志人两大标准考察左慈故事，将其划分到志怪小说中是合理的，亦可说志怪体对于杂传体有所统摄。尽管本文依古小说的视角将左慈故事划入志怪体，但是从正史、杂传、道书对它的记载可知，它具有历史与志怪的双重属性，它作为“杂传小说其实是一种稗官野史，历史成分很大，很难在它们之间与野史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界限……

它对唐宋传奇及通俗小说中的讲史、演义自然发生过影响”[size=12.0pt][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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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size=12.0pt]正史与杂传的交融补充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补正史之阙”的史家眼光，而若以文学的眼光去考察志怪小说与历史的关系，左慈故事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即志怪小说的演化形态在历史演义小说中的大量出现表明，史学视野中正史、杂传关系的混融所造成的泛化的历史观给历史演义小说作者提供了借鉴、使用、改造志怪小说的契机，可以想见小说作者据史演义时，在《三国志》《后汉书》中出现的左慈故事与它们经由其他途径——如类书、诗文、轶闻故事、口头传播——了解到的左慈故事相符契的情况下，无疑会使小说作者产生利用左慈故事的冲动，因为这种借鉴、使用、改造恰可为小说的人物塑造、主题表达服务，亦可满足中国读者的双重阅读习惯——对史事的偏好与对神怪的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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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size=12.0pt]又根据王森然先生编《中国剧目辞典》，在京剧、川剧、湘剧中都存在“左慈骂曹”“左慈戏曹”的剧目。基于此种分析，或可以窥见魏晋以降史学观念笼罩下小说观念的自觉与独立，即如左慈故事在魏晋时期尽管极具神怪色彩，但它是正史的补充材料，而在后来的诗文、小说及戏曲中，左慈故事逐渐成为了文学创作的材料，而左慈故事这种由史学材料到文学材料的转变，显然不是一个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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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size=12.0pt]五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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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size=12.0pt]从左慈故事的流传我们发现，三国故事的大背景自宋代以来得以突出。也正是从这一时期起，左慈故事逐渐流露出“拥刘反曹”的情感倾向，“戏操”“骂操”即可说明此一问题。那么动态地观察古代对左慈故事的叙事书写，不难发现，左慈故事的受众由史传作者逐渐转移到诗人，再经由类书转移到一般知识分子，而唐宋类书与民间工商业的发展恰好加快了左慈故事进入民间说唱文学与通俗小说创作的视野，进而逐渐成为市民文化的载体，成为喜闻乐见的文学故事，而寄托了古代大众一种普遍的情感，而这种情感是最开始的左慈故事形态所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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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1]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2747

页。






[size=10.5pt][2]





（宋）晁公武撰《郡斋读书志》卷二上，《四部丛刊》景宋淳佑袁州刊本。






[size=10.5pt][3]






可参看（晋）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2007

年版，第48

页。






[size=10.5pt][4]





（三国）曹植撰《曹子建集》卷十，《四部丛刊》景明活字本。






[size=10.5pt][5]





（晋）张华撰，范宁校证《博物志校证》，中华书局2014

年版，第61

页。






[size=10.5pt][6]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

年版，第805

页。






[size=10.5pt][7]





（晋）葛洪撰，胡守为校释《神仙传校释》，中华书局2010

版，第275

页。






[size=10.5pt][8]








（梁）陶弘景撰、赵益点校《真诰》，中华书局2011

年版，第212

页。






[size=10.5pt][9]





（晋）葛洪著，王明校释《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16

页。






[size=10.5pt][10]





（晋）葛洪著，王明校释《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114

页。






[size=10.5pt][11]





（唐）魏征等撰《隋书》，中华书局1973

年版，第982

页。






[size=10.5pt][12]






一些重要的类书如《白氏六贴》《艺文类聚》《法苑珠林》《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均收入左慈故事及其相关情节。






[size=10.5pt][13]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中华书局1997

年版，第57-58

页。






[size=10.5pt][14]





（唐）李商隐撰，刘学锴、余恕诚著《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2004

年版，第15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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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陈师道撰，（宋）任渊注，冒广生补笺《后山诗注补笺》，中华书局1995

年版，第2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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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程俱撰《北山小集》卷一，《四部丛刊续编》景江安傅氏双监楼藏景宋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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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2010

年版，第1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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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苏轼撰，（清）王文皓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

年版，第19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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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情节可参看《神仙传校释》第2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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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梦觉道人、西湖浪子辑《三刻拍案惊奇》卷五，明末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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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毛晋编《六十种曲》，中华书局2007

年版，第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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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孟称舜辑《酹江集》不分卷《秦简夫》，明崇祯刻古今名剧合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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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昭连、卞清波、王凌校点《毛宗岗批评本三国演义》，2006

年版，第5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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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第5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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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第5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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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朴子内篇校释》卷五,

第1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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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第5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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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仙传校释》，第2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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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昭连、卞清波、王凌校点《毛宗岗批评本三国演义》，2006

年版，第5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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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第3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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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第3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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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第5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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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第5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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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宗岗批评本三国演义》，第5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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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国《先唐古小说的分类》，《古典文学知识》，2002

年第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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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五，中华书局2011

年版，第56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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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国著《唐前志怪小说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第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