貂婵故事的文本演变及其文化意蕴




李彦敏




摘要：貂蝉形象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到繁，从缺乏内在精神到独立存在的演变过程，从民间艺人的讲唱传说逐步发展，最终定型在《三国演义》中。本文试图从文本梳理以及故事发展演变的过程来探究隐藏在其后的文化意蕴。



关键词：貂蝉故事
形象演变
文化意蕴



一、

故事的文本流传梳理



有关貂婵故事的文本种类繁多，包括戏曲、平话、小说、弹词，共15

种，或佚或残或存。具体如下：



（一）


宋元时期的文本：



佚本有：



1

金院本《刺董卓》:

元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五《院本名目》诸杂大小院本类著录。



2.

元无名氏杂剧《董卓戏貂蝉》:

晁琛《宝文堂书目》乐府类著录此简名,

题目正名无考。



3.

元无名氏杂剧《白门楼斩吕布》:

《录鬼簿》著录。简名《斩吕布》。朱权《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俱题简名。



4.

元无名氏杂剧《夺戟》:

吕天成《曲品》卷下“旧传奇”载:“

《连环》:

词多佳句,

事亦可喜。原有《夺戟》剧,

亦妙。”

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著录传奇《连环记》时云:“

元有《夺戟》剧,

云貂蝉小字红昌,

原为布配,

以离乱入官,

掌貂蝉冠,

故名;

后仍作王司徒义女,

而连环之计,

红昌不知也。”



残本有：



1.

宋元戏文《貂蝉女》:

存残曲【南吕过曲】【双调引子】二支,

见明徐子室辑《汇篡元谱南曲九宫正始》(

所引或题《貂蝉女》,

或题《王允》,

俱注云:“

元传奇”)

。钱南扬认为“

当是一戏”,

《宋元戏文辑佚》本据以辑录。



2.

《王允连环说(

记)

》:

存第四折曲文【双调】【秋莲曲】一支,

见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太和正音谱》“古今无名杂剧一百一十本”条著录《王允连环说》,

并于“

双调”

内,

录无名氏《连环说》第四折曲文一支。《啸余谱》本(

明人程明善辑刻《啸余谱》第五卷所收本)“

说”

两处皆作“

记”①



存本有：



1.

元无名氏杂剧《锦云堂美女连环记》:

清姚燮《今乐考证》著录。有息机子刊本,

《元曲选》本。清钱曾《也是园书目》著录正名,

朱权《太和正音谱》略作《美女连环记》。《曲录》别作《锦云堂暗定连环记》。



2.

元无名氏杂剧《关云长单刀劈四寇》。



3.

元刊《三国志平话》卷上“

王允用计诛董卓”

。



4

、《三国志大全戏文》中有“

黄(

王)

允夫妇桑园同乐”、“吕布自叹英雄”、“貂蝉见吕布”、“洞房花烛”“关羽斩貂蝉”等目。



（二）明清时期的文本：



佚本有：



1

、元明间杂剧《关羽月下斩貂蝉》:

清姚燮《今乐考证》(“

月下”

作“

月夜”)

、清钱曾《也是园书目》(

第十卷《古今杂剧》)

、明晁琛《宝文堂书目》(

卷中《乐府》)

并见著录。《远山堂剧品·

具品》著录缺名《斩貂蝉》一本,

注谓北曲五折,

当即此剧。



  2

、明杂剧《女豪杰》:

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著录。《读书楼目录》《鸣野山房书目》亦载之。诸葛味水撰。《剧品》谓南北(

曲)

四折,

并云:“

诸葛君以俗演《斩貂蝉》近诞,

故以此女修道登仙。而于蔡中郎妻牛太师女相会,

是认煞《琵琶》,

正所谓弄假成真矣。“②



存本有：



1

、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罗贯中）卷二“

司徒王允说貂蝉”

、“凤仪亭布戏貂蝉”、“王允授计诛董卓”。



2

、弹词《三国志玉玺传》卷二、三。



3

、明传奇《连环记》（王济）吕天成《曲品．旧传奇》著录。



二、古代文本中貂蝉故事的演变



貂蝉故事正史中并无记载，貂蝉是一个虚构的文学形象，从无到有到羽翼丰满，从简到繁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



貂蝉最早的雏形见于《三国志》和《后汉书》中的《董卓传》与《吕布传》所载的“董卓之死”，《三国志．魏书．吕布传》云：



卓自以遇人无礼，恐人谋己，行止常以布自卫。然卓性刚而褊，忿不思难，尝小失意，拔手戟掷布，布拳捷避之，为卓顾谢，卓意亦解。由是阴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阁，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壮健，厚接纳之。后布诣允，陈卓几见杀状。时允与仆射士孙瑞密谋诛卓，是以告布使为内应。布曰：‘奈如父子何！’允曰：‘君
自姓吕，本非骨肉。今忧死不暇，何谓父子了’布遂许之，手刃刺卓。



而《后汉书．吕布传》则云“卓又使布守中阁，而私与傅婢情通，益不自安。”

可见《三国志》《后汉书》的记载基本相同，即吕布与董卓平日结怨，且与董卓婢女私通，恐董卓诛己。王允以同乡之情拉拢吕布，吕布最终刺死董卓。在这过程中，王允没有使用“

美人计”

，当然也就没有貂蝉一说。在早期的野史中没有见到有关貂蝉参与刺杀董卓的记载，《后汉书》改“

侍婶”

为“

傅婢”

。但不管是“

侍婢”

，还是“

傅婢”

，她与吕布以及董卓之间的复杂关系，成为吕布刺死董卓的重要原因，这与后来的貂蝉故事是相通的。因此，此“

侍婢”

当是貂蝉形象的原型，是貂蝉故事的起源。




貂蝉的文学形象应该始于《三国志平话》，在长期的讲唱传说中，民间艺人们对史料中“布与卓侍婢私通”这一点予以改编加工，创造了貂蝉这一美人形象。在宋元时期被大量渲染，最终定型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



宋元时期的形象：



元刊《三国志平话》中：[size=9.0pt]




“

贱妾本姓任，小字貂蝉，家长是吕布，自临洮府相失至今，不曾见面。因此烧香。”

丞相大喜：“

安汉天下，此妇人也。”

丞相归堂，叫貂蝉：  “

吾看你如亲女一般看待。”

即将金珠段匹与貂蝉，谢而去之。后数日……

吕布视之， 自思：“

昔日丁建阳临洮作乱，吾妻貂蝉，不知所在，今日在此。”

王允把盏言曰：  “

温侯面带忧容，不知何意？”

吕布欠身具说。丞相再言：  “

不知是温侯之妻，天下喜事，不如夫妻团圆。”

又言：  “

老汉亦亲女看待，选吉日良时，送貂蝉于太师府去，与温侯完聚。”

吕布大喜，天晚先归。 ③



在这里，直接交待了貂蝉的身份（吕布之妻），由于丁建阳临洮作乱导致夫妻二人失散，对于王允实施连环计也没有过多的过渡性情节，故事情节简单，没有铺垫。




元无名氏杂剧《夺戟》中的貂蝉据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著录也是“原为布配，以离乱入官，掌貂蝉冠，故名；后仍作王司徒义女，而连环之计，红昌不知也。”在此出现了“貂蝉”名字的由来。




《三国志大全》戏文．《貂蝉见吕布》：



[

耍孩儿]

（旦）谁想我夫妻今日重相见，恰似枯树花开月再圆。想当初烟尘四起遭兵乱，俺间阻不觉三年。往常间香闺深阁重重锁，……相会了神仙半，觑了他烦烦恼恼，好教我两泪涟涟。表明了两人的夫妻关系。




元无名氏杂剧《锦云堂美女连环计》中第二折：，听您孩儿慢慢的说来。您孩儿不是这里人，是忻州木耳村人氏，任昂之女，小字红昌。因汉灵帝刷选宫女，将您孩儿取入宫中掌貂蝉冠来，因此唤作貂蝉。灵帝将您孩儿赐予丁建阳，当日吕布为丁建阳养子，丁建阳却将您孩儿配与吕布为妻。后来黄巾贼作乱，俺夫妻二人阵上失散，不知吕布去向。您孩儿幸得落在老爷府中，如亲女一般看待，真个重生再养之恩，无能图报。昨日……可正是吕布。您孩儿因此上烧香祷告，要得夫妻团圆。……




元无名氏杂剧《关云长单刀劈四寇》中，貂蝉的自报家门与杂剧《连环计》基本相同“妾身貂蝉是也，祖居寒燕木耳村人氏，任昂之女，小字红昌。因着妾身管貂镡（蝉）冠，就唤我为貂镡（蝉）。先配吕布为妻，因黄巾贼作乱，流落在王允丞相府中，着我为养女。”




由上述几个文本可以看到故事情节由简单到丰富，貂蝉的身世由单一到复杂的演变过程。《三国志平话》》中出现了貂蝉的姓氏、籍贯。交待了二人失散是由于丁建阳临洮作乱，有烧香这一情节，烧香是为夫妻团圆祷告。
《夺戟》中开始出现了“红昌”以及“貂蝉”名字的来历，“原为布配，以离乱入宫，掌貂蝉冠，故名；”在《锦云堂美女连环计》中，开始出现貂蝉的籍贯，同时还有了一个叫做任昂的父亲，
“是忻州木耳村人氏，任昂之女，小字红昌。”在这里还交待了貂蝉是怎样成为吕布之妻的，
“灵帝将您孩儿赐予丁建阳，当日吕布为丁建阳养子，丁建阳却将您孩儿配与吕布为妻。后来黄巾贼作乱，俺夫妻二人阵上失散，不知吕布去向，”人物身份来历更加详实。她烧香祷告的目的，也是祈求能与丈夫重新团聚。在此貂蝉使用了“连环计”但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夫妻团圆。 《关云长单刀劈四寇》中，
“祖居寒燕木耳村人氏，任昂之女，小字红昌。因着妾身管貂蝉冠，就唤我为貂蝉。先配吕布为妻，因黄巾贼作乱，流落在王允丞相府中，着我为养女”，与《连环计》基本相同，由此，貂蝉的身世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的过程。在这一演变过程中我们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貂蝉始终是吕布的妻子。而这种夫妻关系到了罗贯中的笔下《三国演义》里彻底改变。



明代时期的形象



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对貂蝉形象作了改写，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的创作原则，巧妙地吸收了杂剧和《平话》的情节主干，而对人物关系作了创造性的改造：“其女自幼选入府中，教以歌舞，年方二八，色伎俱佳，允以亲女待之。”④ 在这里，貂蝉与吕布本不相识，也不再是夫妻关系，貂蝉仅是王允府中的歌伎，“

允以亲女待之”

。她不仅具有“

闭月”

的美貌，还擅长歌舞，“

色伎俱佳”

。在此烧香祷告不再是为了和吕布夫妻团圆，而是为了分担王允的忧愁，报答王允的恩情，最后甘愿为匡扶社稷挺身而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明王济的传奇《连环记》中貂蝉形象基本延续了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对貂蝉的描写。只说“义女娉婷，小字貂蝉多智能”（第一折），同样也改写了杂剧《连环计》中貂蝉被动接受美人连环计的情节，而将貂蝉作为主动策划者进行描写，突出了她反权奸的自觉主体意识。



貂蝉结局的不同



在众多的故事文本中，貂蝉的结局大致有四种情况：



1．


不知所踪。在《三国志平话》中，在“连环计”之后，吕布被困下邳城时貂蝉再度露面，她向吕布哭诉道：“奉先不记丁建阳临临洮造反，马滕军来，咱家两口儿失散，前后三年不能相见？为杀了董卓，无所可归，走于关东，徐州生离，曹操兵困下邳，倘分军两路，兵力未续，若又失散，何以再睹其面？”又言：“生则同居，死则同穴，至死不分离。”吕布听信
了貂蝉的话，不积极防御，每日与貂蝉作乐，弄得众叛亲离，终被曹操擒获，斩于白门楼，从此貂蝉也没了下文。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董卓死后，其部将郭汜、李傕攻入长安，吕布战败，“弃却家小，引百余骑飞走出关，投奔袁术去了”。



2．


美满团圓。元无名氏的杂剧《锦云堂美女连环计》中，吕布刺死了董卓后，被朝廷封王，镇守交辽地。貂蝉也因成功地实施了美人计而“名彪青史”，得封“国君’并享受荣华富贵。



明传奇《连环记》中貂蝉闻知董卓已诛，又机敏地装扮成军士逃出了郿邬，回到王允府中。全剧在吕布与貂蝉新婚典礼的喜庆氛围中拉上了帷幕。



戏文《三国志大全》中貂蝉同样得到了“洞房花烛”的回报。



3

．惨遭杀害。《关羽月下斩貂蝉》虽然不见文本，但是从题目可以看出貂蝉死于关羽之手。《三国志大全》戏文中有“关羽斩貂蝉”情节。张飞擒貂蝉，送与关羽，貂蝉为求自保向关羽献媚，关羽夜读《春秋》》指责貂蝉陷害吕布，而且没有操守，并挥剑斩之。弹词《三国志玉玺传》卷六中“关羽斩貂蝉”的情节： “曹操在白门楼诛吕布，关、张袭吕室，云长得貂蝉，惊其美。貂蝉自请为尼，云长命死，以全温侯一世之 名。貂蝉哀求，云长不允，乘女转身不防，斩之。”⑤



4

．得道成仙。明杂剧《女豪杰》中诸葛味水“以俗演《斩貂蝉》近诞，故以此女修道登仙。而于蔡中郎妻牛太师女相会，是认煞《琵琶》，正所谓弄假成真矣”。




这四种结局，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人们对貂蝉或赞美同情，或憎恨仇视这要归因于古人对美女的矛盾心理。美满团圆和得道成仙的文本中体现了作者对貂蝉的无限热爱与同情，把她当作功臣和豪杰加以歌颂赞美，让她得到美满的结局“名彪青史”、“洞房花烛”。而不知所踪和惨遭杀害特别是惨遭杀害显而易见是按照封建正统观念和男权意识将小女子貂蝉作为“红颜祸水”来处理的,

让“倾城倾国”的美女死在英雄的刀下,

也纯粹是为了反衬英雄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形象。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

在处处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尺度下,“

女色”

不仅仅是满足男子欲望的对象,“

女貌”

亦不仅仅是作为“

郎才”

的陪衬而存在,

需要的时候,“

对男子来说,`

女色’

又是反证其美德的道具”,

也就是让美女成为反面形象以衬托男子的完美高大,

类似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多多,

其中隐藏着深深的性别偏见。



文化意蕴：




元代的几部作品《三国志平话》、《夺戟》、《三国志大全》戏文、《锦云堂美女连环计》《关云长单刀批四寇》中描写貂蝉夫妻分离都是因为离乱和战争的原因，貂蝉不管是烧香还是被迫实施美人连环计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夫妻团圆。作者在貂蝉身上倾注的则是一种来自民间大众文化的思想观念，因为她毕竟来自最下层的普通女子。作为生活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小生产者，她的人生价值取向更多的建立在“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的以自身需求为主的功利性基础之上。这种小生产者之间带有功利目的交换关系，究其本源，正是来自原始农耕文化的积淀。同时，貂禅又遭遇了战争的离乱而寄人篱下。所以，她所企盼向往的是一种带有大众心理的生活目标——安定、团
圆的夫妻生活与安居环境；她所恪守的是妻子对丈夫忠贞不二的伦理准则。因此，她把夫妻团圆的情感价值作为自己人生的终极追求。以上几部作品中的貂蝉形象展示给广大群众的突出品格就是她对夫妻之情的忠贞不渝和对安定团圆生活的渴盼。产生于元代的几部作品如此塑造貂蝉的形象，反映出剧作者对历尽元代社会民族离乱之苦的广大下层民众，尤其是汉人，南人的大众群体心理的观照，对安定社会环境和家庭团聚生活的企盼与渴求。这也正是当时的一种民族群体意愿，也是一种民族的带有传统意识的大众思想文化观念的反应。




明代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和王济的传奇《连环记》则一改貂蝉以往的形象不再是夫妻团圆儿女情长的浅层次需求而是把她塑造成智勇双全，深明大义的巾帼英雄。为报大义“万死不辞”，表明了貂蝉坚定的立场和决心，舍生取义，大义凛然。她的人生价值取向得到了升华，不再是只求夫妻团圆，而是要除大恶，分君忧，解民恨。在这里貂蝉的形象既没有《红楼梦》里林妹妹、薛姐姐的脂粉气，也没有《水浒传》里孙二娘、一丈青扈三娘的江湖气，而是具有巾帼英雄的气概，展示其不让须眉的女豪杰形象。毛宗岗称赞她“貂蝉之功，可书竹帛”充分肯定和赞扬了貂蝉的功绩。进入明代中叶，这时的明代社会，一方面商品经济开始繁荣，内外贸易与文化交流趋向活跃；另一方面，皇帝昏庸嬉戏，宦官势力猖獗，朝野忠臣频遭党祸，明代社会处于一种新旧嬗变的转型时期。因此，传统的社会结构受到冲击，社会思想也不再局于一隅，具有反传统、反理学姿态的王阳明学说得以形成并不断扩大和深入。受进步哲学思想的影响，肯定人的欲求，提倡个性解放，反映市民带有民主色彩的思想与愿望的文学创新思潮方兴来艾，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向传统女性观念挑战的创作倾向：立意于否定“女人之祸于人者甚矣”的腐朽偏见，充分重视巾帼不让须眉的重要作用与历史意义，热情讴歌她们自尊、自信、自强的主体意识觉醒。作为王学后门、又被理学家斥为“异端之尤”的李贽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明确指出：“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中，讴歌女性形象的作品层出不穷代表性的有《花木兰》、《浣纱记》、《牡丹亭》等等。作者所塑造的这些光彩照人的巾帼形象正寄托着对一种新的女性观念女性意识和女性价值判定标准的眷恋与憧憬，与之相伴随的是-

种与传统和腐朽悖逆的新思潮的律动。如果说元杂剧中貂蝉形象只是传统的道德形象，那么，明代的貂蝉则具有闪现熠熠之光的政治资质。，由人生的情感价值取向转向人生的社会价值取向，貂蝉的人格伴随这种转化也得到了更具魅力的升值。可见，貂蝉这一女豪杰形象和明代中叶前后出现的花木兰、西施、杜丽娘等形象一样，都是吮吸着时代的乳汁，接受着新思潮的洗礼，带着新观念和意识而汇聚成了一个充满希望和生机并令人耳目一新的巾帼团队。她们徜徉于历史的舞台，裹挟着思想改革的新潮，她们的出现，无疑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是时代的产物。




总之，貂蝉故事源远流长，直到今天，仍有剧作者对此古老题材有浓厚兴趣，不断用新观念重加阐释；  1982

年重庆川剧院演出的新编古装戏《貂蝉之死》（隆学义），1999

年第Ⅰ

期《四川戏剧猁登的剧本晰貂》（胡成德）以及1993

年获得“文华新剧目奖”的蒲剧《关公与貂蝉》（吕永安）以及2002

年陈凯歌指导射视连续剧《吕布与貂蝉》即是证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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