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朴学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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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学”一词，出自《汉书·儒林传·欧阳生》，云：“（倪）宽有俊材，初见武帝，语经学。上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及闻宽语，可观。’乃从宽问一篇。”意指上古质朴之学。后来，清代学者以继承汉儒学风为己任，力行考据训诂之学，以区别宋儒性理之学的学问称为“朴学”。


朴学的兴起，得益于明末清初学界出现的摒弃宋明理学、竞尚古经的思潮，延至乾嘉，终成气象，坐大学坛百余年。其治学根本方法，在于“实事求是”、“无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佚，等等”；其学风，“偏于考古”。近代以来，对这一学术思想的指称繁多，常见的有“汉学”、“新汉学”、“清学”、“实学”、“乾嘉考据学”等等，但用“朴学”一词指称清代的主流学术，更有广泛的认同度。


清代朴学兴起的原因是错杂多元的。（一）朴学的烛炬之光，燃亮于明末清初学术风气的转变。明季遗儒“惩明儒之空疏无用，其读书以通大义为先，惟求经世之务。因痛宗社之变，则好研究古今史迹成败，地理山川厄塞，以为匡复之图。因读古书欲求真解，则好研究训诂名物典章制度诸学，而从事考证。凡斯诸端，实开清代朴学之风。”（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二）东汉以来训诂考据学的积累为朴学后起奠定了基础。举凡历代训诂家们所用过的各种类型的训诂体式，几乎都被清代朴学家们挖掘出来重新使用，成为朴学赖以厚大的前提。（三）清代前中期高压与怀柔并行的文化政策胁迫学问转向考据之实、走入故纸丛碎，在客观上推助了朴学的昂然奋进。朝廷之刀锯鼎镬、富贵利达，直接改变了众多汉族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与学术志向，明季遗儒为政治而做学问，当朝文士为逃避政治而作学问。自康熙十年后的大半个世纪，文坛上真正出现了朴学取代理学的大反转。（四）康乾盛世为朴学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和物质条件。政治稳固、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以及文化投入的加大与知识分子生存状况的改善推动了学术发展。

清代朴学之风，自顾炎武启之。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云，“清初学者虽不若乾嘉诸师之家法完密，然而筚路蓝缕，开三百年来治学涂术，厥功伟矣。亭林在诸先生中尤称贯通博瞻，纵未专一经，实集众之大成”。顾炎武博学于文，治学“贵创”、“博证”、“致用”，“他做学问的种类，替后人开出路来”，“他做学问的方法，给后人许多模范”，以此奠定了清代朴学的学问基础。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顾亭林，若论著述“专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后人。若论方面之多，气象规模之大，则乾嘉诸老，恐无人能出其右。要而论之，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绪”。顾炎武一生所著甚丰，学问汇百家于一身，《日知录》、《音学五书》、《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明季实录》、《金石文字记》，经义、史学、音韵、地理、金石……梁启超所列举的13个清代朴学的学术门类中，除了极个别的门类，顾炎武均有涉及，在清初学坛，无人能及。此外，顾氏做学问的方法也为后人垂范。比如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就差不多是《日知录》体例的翻版，其《廿二史考异》也运用了顾炎武的考据方法。此外，与顾炎武并称“清初三大儒”的黄宗羲、王夫之也在早期的朴学思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兹不赘述。


康熙二十一年顾炎武病故后，以其为代表的通经致用精神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遇到了挑战。以阎若璩、胡渭等为代表的“汉学”派先驱为通经而通经的主张凸现出来，对朴学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他们开启的《书》《易》辨伪学，成为汉学倾向得以形成的重要实践活动。“汉学”派学者认为，顾炎武、黄宗羲等先导大师以宋学为根底、不脱经世致用之道，开创的清代学术失之纯粹，残留了宋儒的面目。因此提出了离开宋学、向汉学靠拢的主张，即“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以完全客观的学问去替代主观的学问。如果说顾炎武等先导大师完成了由理学向朴学的学术转变，那么，“汉学”先驱者们则实现了由“汉宋兼采之学”向“汉学”的过渡。至此，发端于清初的朴学思潮经百余年酝酿，到乾嘉年间达至鼎盛，史称“乾嘉中兴”，其中兴的重要标志便是汉学阵营的凸现与乾嘉学派的形成。

乾嘉年间，朴学进入了“汉学”时代，以压倒性的优势独步学坛，学界“家谈许郑，人说贾马”，其中对朴学主流地位确立贡献最大的当属“乾嘉三大儒”，即惠栋、戴震、钱大昕。经他们创立的学术与学派，非但占领了当时的学坛高地，而且还成为朴学思潮的引领。


一、惠栋：引领朴学进入汉学时代的发轫者

吴派学术自惠栋而立，故亦称惠学。惠学结珠于江南吴地，多海内才俊之士，且大多对宋学持批判态度，治经崇汉之风甚浓，这是惠学得以形成的一个来历。惠学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家传。惠学的发端者惠周惕是惠栋的祖父，中继者惠士奇乃惠栋之父，惠栋“自幼笃志向学，家有藏书，日夜诵读，自经史诸子百家杂说及释道二藏，靡不穿穴”，打下了扎实的学问基础，使惠学大放异彩。

惠栋治学，梁启超以八字蔽之，曰“凡古必真，凡汉皆好”。通过峻立汉学家法，以“明源流、从古字、审古音、谨遵古训、鲜下己见”为经学研究的要旨，既反对主观阐发对学问的干预，也反对学问对社会政治的干预，将阎若璩、胡渭等人的学问模式规格成为明晰的汉学范型，走上了一条以回归元典为鹄的纯学术道路。纯汉学的出现，一方面延续和深化了朴学先导大师以及汉学先驱们的反宋学传统，同时又纠正了启蒙期朴学粗引端绪、研究之漏略者不一而足的缺陷，改变了汉宋芜杂、规法不严的混沌状况，为朴学自主成军、继而占领全学界奠定了基础。

惠栋对朴学的“汉学化”改造，接过了阎若璩、胡渭等人《书》《易》辨伪运动的旗帜，并把它延伸为回归元典的重心，完成了由辨伪到求真的改变。惠栋承袭了汉学先驱的辨伪传统，写作《古文尚书考》，进一步证明了东晋时梅赜所献《古文尚书》的虚伪不实，又撰《尚书古义》，作了大量的甄别，侧重点由辨伪转向考真，以求把真《书》与伪《书》区别清楚。同时，惠栋作《易汉学》追考源流、恢复本相，作《周易述》笃求其是、考论本经。此外，他考释毛《诗》郑笺，恢复古经面目；考训“三礼”，申说汉儒经解；从经入手，考释《春秋》。以此对汉经进行了全面的整理与恢复。


惠学对乾嘉学术的影响与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开启汉学时代。清初顾炎武的“黜明存宋”以及黄宗羲的“修正路线”，使得朴学没有完全摆脱理学的纠缠，是为“汉宋兼采之学”，至惠栋峻立汉学家法，使清代经学彻底走出宋明窠臼。（二）经学研究从革命性的辨伪转向建设性的求真。钱穆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云：“清初诸老，尚途辙各殊，不数十年，至苏州惠氏出，而怀疑之精神变为笃信，辨伪工夫转向求真。”辨伪乃求真之前言，求真乃辨伪之深入，惠栋通过求真经的实践深化了汉学先驱的辨伪运动。（三）掀起了全面考经的新高潮。惠栋的《周易述》与《易汉学》，率先用汉儒的经解求索真谛，有开先河之功。随后张惠言作《周易虞氏义》、《荀氏九家义》，焦循作《易章句》等，把考证《易》经本义的研究推到了一个高峰，进而一步步掀起了全面考经的热潮。（四）开创吴学派，扬励纯汉学。汉学之发轫时，惠栋兴，组成了学宗汉儒的“吴学派”，对朴学思潮的发展以及朴学学者的努力方向产生了积极的规范引导作用。


二、戴震：朴学思潮的光大者

惠栋完成了对朴学的“汉学”化改造，一方面把清代经学的宋儒面目洗刷干净，营造出汉学昌明的势头；另一方面受羁于惟汉是尊、胶固盲从的偏执，让朴学思潮的发展面临局部。戴震直击惠学之弊，矫其过正之失，同时创新学术原则，成为朴学思潮成熟时期的登顶人物。

惠栋治经“凡古必真，凡汉皆好”，其尊汉信古，本意于求真，但汉代与古经形成的年代仍相隔久远，问“真”而求“汉”，于实行中难免会出现绝对化、教条化的倾向。戴震矫惠学之偏，从惟求其古到惟求其是，对于汉儒经解不轻信，必求原文之正确，比惠学持论更公正、影响更深远。戴震治经，曲证旁通，以小学为基，走的是音训字、字释词，词通经的路线，实事求是，以求其源，“今人读书，尚未识字，辄目故训之学不足为。其究也，文字之鲜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通，妄谓通其心志”；以典章制度为辅，将明晓典制之学作为以小学通经的补充手段，如考释宫室之制的有《明堂考》、《三门三朝考》，考释衣服之制的有《记冕服》、《记朝服》等等；戴震治经，以为有两种境界，“十分之见”可通经，“未至十分之见”若想达成十分之见，除了知古音、识字义、谙典制外，天文历算、與地音律等不能无一不精，即“治诸艺而会于经”。

戴震对朴学的贡献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一）用科学方法，立朴学正统。“凡欲一种学术之发达，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朴学自启蒙，实事求是、无证不信便被奉为治学原则，惠栋率先把经学研究从革命性的辨伪引向建设性的求真，以“纯汉学”过滤主观阐发对学问的干预以及学问对社会政治的干预，打造出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的纯客观学问。惠栋以信古求真，戴震则以求是求真，他信古而不泥古，惟求其是，主张学问要经得起验证，“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以达“十分之见”。这一科学方法，贯之以“以小学为基、以典章为辅、治诸艺而会于经”的通经路线，补惠学之缺，创戴学之新，最终建立了朴学正统。（二）树立朴学权威，占领学界高地。朴学经戴震之手，具备了完善的学术形态与风格，树立并奠定了至高无上的权威。“惠派存学，戴学求通”，惠栋恢复汉经奠定了朴学兴盛的根基，戴震则以贯通实现了朴学的兴盛。惠栋去世后，群儒“皆拥树戴氏为大师”，甚至出现了除经儒外“天下视文士渐轻”的现象。（三）开创皖派，将朴学进一步发扬光大。戴震之学启于江永而发展壮大，皖南学派浩然成军。《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纳入皖派经学大师的足有73人，人数众多，英才辈出。从发扬光大朴学到守护朴学余脉，皖派人氏前仆后继，坚守阵地近二百年，将朴学行到了尽头。


三、钱大昕：朴学思潮的拓展者

惠求其古，戴求其是。钱大昕治经亦宗汉儒，“以其去圣人未远”，但他对惠氏偏信株守汉儒经说的拘泥态度并不赞成，认为倘若“后儒之说胜于古，从其胜者，不必强从古可也”，这种崇古而不泥古，以是为准的精神，与戴震的主张又十分相近。由此可见，钱大昕深受惠、戴二人影响，“于惠、戴之学，左右采获，不名一师”，择善而从是他的基本态度。直面惠、戴照顾周全、制法严整的考经格局，钱大昕已寻不出大的改造空间，惟于欠到之处，做些拾遗补漏之工，借博学之力，错综贯串，“皆说经家所未尝发者”，便成了钱大昕的治经路数。钱氏考经略嫌琐细，议人所疑，解人所惑，辨人所误，发人所未发，戴氏所长，惠氏所缺，钱大昕兼而有之。

钱大昕成就最高的不是经学，而是史学，又以历史考证学为最。历史考证学，即用考据的方法来研究历史，重在澄清史籍误刊，极力考订，必求真相。钱大昕考证史学的作业，除了散见于《十驾斋养新录》和《潜揅堂文集》这两部综合性学术著作中外，主要的标志是《廿二史考异》。《廿二史考异》与“二十四史”的规模相比，缺少了《旧五代史》和《明史》。在重点讨论官制、舆地、氏族的同时。还对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和重要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考订、梳理与辨正，大到国家政治制度的实行状况，小到对一些历史事件的澄清。成为清代历史考证学的开山之作与典范之作。此外，钱大昕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花了将近30年的时间修改元史，缀成《元史稿》100卷，对后人重修《元史》提供了巨大帮助，可惜大多散佚。

钱大昕对乾嘉学术的影响与贡献是多方面的，就朴学思潮的发展而言，他是一个积极有为的拓展者。（一）尊史为经，将朴学碑石立于史学领地。钱大昕习于史事，尊史为经，提出了“经与史岂有二学”的著名论断，驳斥了“经精史粗”、“经正史杂”的传统观念，并将考经的原则和方法运用到考史上，使史学与经学比肩，成为乾嘉学术的主流。（二）考史与考经并立，拓展了朴学的主流学术。从清初到乾嘉的大部分时间里，学术建设的能量主要集中于经学领域，经学一直是朴学思潮的主脉。钱大昕为史学重新定位的同时，把史学的旗帜插到了朴学的主阵地上，使治史重心由作史转向考史，考证史学依附于经学，得以成为朴学思潮的一个主流学术。这种转变，既是对传统史学的拓展，更是对朴学思潮主流学术的拓展。（三）考史提携诸艺百学，促进清代学术全面发展。钱大昕将“考史为要”作纲，诸艺百学为目，举纲张目，使舆地学、方志学、谱牒学、金石学、避讳学、目录学等，都成为考史之利器，客观上提高了诸艺的学术档次，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士人留意经学外的学术。朴学思潮覆盖并占领全学界由趋势演化成不争的事实。


若论清代朴学之学术精神，复古与创新为其一。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清代朴学“一言以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具体而言“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若论创新精神，自启蒙时代大学者即有。顾炎武著书“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批评“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盗窃而已”；戴震认为“盖学问之难也粗涉其涂，未有不为人蔽者；及其稍深入力求自脱于人蔽，而己旋自蔽矣”，并提出了破“人蔽”与“己蔽”的具体方法，可见其思想解放之精神与创新之意识。钱大昕别开史学面目，将考证学方法论移植到考证史学上，创立光大了考证史学，形成了史学研究的新局面。

其二如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所言，在于“科学的精神”与“分业的组织”。所谓“科学的精神”，含义有四：（一）善怀疑，不肯妄徇古人之成说与一己之见，力求其是；（二）既治一科，则原始要终，尽其条理，而备其佐证、无证不信；（三）前人之发明者，启其端绪，虽或有未尽，能使后人因其所启者而竟其业；（四）善用比较法，胪举多数之异说，下正确之折衷。所谓“分业的组织”，梁启超也有所解释。“社会愈进于文明，则分业愈趋于细密……晚近实学益昌，而学者亦益以专门为贵，分科之中，又分科焉”，“硕儒大师，往往终身专执一科以名其家。盖昔之学者，其所研究博而浅；今之学者，其所研究狭而深”，“乾嘉以后学者，皆各专一书以终身，如段氏之《说文》，陈氏之《毛诗》……乃至或专事校勘，或专明金石，或专释地理，或专研声律。其分业愈精，其发明愈深。”


朴学思潮推动了清代学术的大面积发展。梁启超曾言，“本朝学派，以经学考据为中坚，以为欲求经义，必当假途于文字也，于是训诂一派出。以文字与语言相联属也，于是音韵一派出。又以今所传本之文字，或未可信据也，于是校勘一派出。以古经与地理多有关系也，于是地理一派出。以古经与天算多有关系也，于是天算一派出。以古代之名物制度与今殊异也，于是名物制度一派出……”总而言之，朴学思潮与清代小学、音韵学、金石学的发展，与清代的考证史学与方志学的兴盛与发展，与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的形成与发展，与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及其他自然科学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清代朴学对文学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在朴学萌发期通经汲古的学术导向的引导下，钱谦益率先提出了诗文创作与经术经世相结合，主张诗歌创作要从六经学起，“穷经学古”；顾炎武也从经世致用、以学为文的观点出发，提出“文须有益于天下”的主张，将文章的写作视为一种救世的手段，这些都离不开清初证经考史学风的影响。以实证相尚、博学于文的学风，意味着用典为学、以铺张描述显示其才，这为乾嘉时期骈文的中兴提供了可能。朴学家们作骈文时，往往直陈其事，点滴不漏。张之洞《书目答问》所列“体格高而优”的清代骈文二十家中，乾嘉朴学家几乎占了一半。（二）戏剧创作方面颇重考核时事与史实，如清初著名剧作家李玉的《清忠谱》，叙述周顺昌与魏党斗争的故事；孔尚任《桃花扇》，写南明弘光政权的兴亡历史；《鸣凤记》与《飞丸记》也都是以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剧本。（三）汉学成为一种风气，也影响了小说。一是历史小说重在叙述历史事件，如《东周列国志》，作者自谓是“有一件说一件”，“哪里有功夫去添造”，不仅可作“正史”看，而且可学到稽古、用兵之类的学问。一是“以小说为庋学问文章之具”，作品虽有人物、情节，也有思想内蕴，但以逞才学为能事，添入许多学问、技艺。如《野叟曝言》中有许多关于医学和历算的描写，《镜花缘》中也有不少考据和论学内容。此外，词学领域与文学批评方面也或多或少受到了朴学风气的影响。


参考文献

李海生：《中国学术思潮史卷七·朴学思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