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蛇记》故事文本流变与文化分析

汪泽[* 作者简介：汪泽（1988-），女，汉族，籍贯天津，南开大学文学博士，中国叙事文学与文化方向。

（通讯地址：天津市静海县东方红路东方海景4-1-702；邮编：301600；联系电话：15522695830）]*

（南开大学文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文章采用叙事文化学方法，梳理由唐至清《朱蛇记》的文本形态，分析故事情节、主题在流传演变过程中所融涉的文化意蕴，包括科举仕宦与文人命运、性别观念和女性处境、故事素材的时代文化功能。文学文体因素亦影响到故事流变，人物消长、情节增删等明显演变多由通俗文本实现；史子文献对于朱蛇故事粗陈概梗，起到稳定保存基本形态的作用。

关键词：《朱蛇记》；故事流变；文化；文体

中图分类号：I206


《朱蛇记》文本流变历经唐宋元明清五代，不同程度地涉及救蛇放生、朱蛇变幻、龙王拜谢、龙女报恩等内容。在数次转载改编过程中，该故事跨越了传奇文、话本、志怪小说、类书、杂剧、地志等多种文体。文章选用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梳理《朱蛇记》历代文本流变形态，在此基础上归纳、分析故事流传过程中所涉文化意蕴。

一、文本流变

朱蛇故事的蛛丝马迹可上溯至唐代。宋人叶庭珪所撰中型类书《海录碎事》卷二十二下“杂虫门”收“朱浚元”条，云“有人得朱虵放之后来致谢称进士朱浚元”[1]（P993），“虵”为“蛇”之异体。后标出处“幽怪录”实为唐代牛僧孺传奇集《玄怪录》，因避宋太祖字讳（玄朗）改名。该集至宋已残佚，后人辑本不见有此事相关记录。

北宋刘斧辑《青琐高议》后集卷九《朱蛇记》以话本体传奇[注释：

陈文新先生认为宋代传奇小说有与“说话”俗文学合流的倾向，称其为“话本体传奇”；《青琐高议》是话本体传奇走向兴盛的体现。参见《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407~436页。]的形式完整叙述了朱蛇故事[ 李剑国先生谓刘斧自撰《朱蛇记》，因其结尾称“元之事近而详，因笔为传”（《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185页）；陈文新先生则将其视为无名氏之作（《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437页）。参照《海录碎事》，笔者认为朱蛇故事或在唐代已有雏形，流传至北宋，被刘斧作近事写定。]。其中救蛇者命名为“李元”，字“百善”，朱蛇所化进士则改为“朱浚”，似由《玄怪录》中“朱浚元”拆分而成；称李元为郑州管城人，故事发生于吴江，时间是北宋庆历年。又叙朱浚之父安流王延请李元入殿，赠以白金及女奴云姐；云姐三窃试题，使李元顺利登第并授“润州丹徒簿”[2]（P190），待六年期满，作诗辞之归去。

文言小说集《绀珠集》成书早于《海录碎事》[《绀珠集》序文写于宋绍兴七年；根据《四库提要》，《海录碎事》为叶庭珪出任泉州时所作，序文落款时间为绍兴十九年。]，卷十一亦有“朱浚元”词条，文字介绍与《海录》同；其下又加“云姬”条，谓“朱浚元所遗之姬于试闱探得试题遂及第”[3]。不仅人物命名异于《青琐》，且称云姬由朱蛇所化进士所赠，其父安流王的角色隐匿不见。然二条出处作“青琐高议”，不知何因。南宋曾慥《类说》卷四十六、范成大《吴郡志》卷四十六录此故事，文字不同，但皆可见由《青琐》压缩而来的痕迹。前者粗陈大意，结尾保留云姐辞诗；后者内容较详，诗被删去。

    元代佚名志怪小说集《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卷二“报应门”之“恩报”亦记此事，文字略同于《类说·朱蛇记》，但题曰“放龙获报”，首次明确点出朱浚的龙子身份。《新编录鬼簿》卷下收《祈甘雨货郎朱蛇记》杂剧，作者沈和，约与钟嗣成同时。该剧写李元救蛇得配龙女事，早佚，然从题中“货郎”来看，主人公身份或有变化，且以不见于前代文本的祈雨情节为重心，窃题登第一事似已退居次要地位，未知存否。该剧亦著录于明代程明善《啸余谱》卷十三及清代梁廷柟《曲话》卷一。

明代王鏊《（正德）姑苏志》卷五十九有《朱蛇记》，与范成大《吴郡志》所记内容近似，文字略简。嘉靖年间洪楩编《六十家小说》之《欹枕》下集《李元吴江救朱蛇》为该故事现存的最早白话形态，为晁瑮《晁氏宝文堂书目》著录。其文本残缺，完整形式存于冯梦龙《古今小说》（后刊为《喻世明言》）卷三十四，更名《李公子救蛇获称心》。行至此时，朱蛇故事与《青琐高议》中的叙写已有多处不同。首先，以孙叔敖见两头蛇杀而埋之的故事作为入话；加入游三高祠情节，李元题诗斥范蠡为吴地仇敌，与元末学者谢应芳所作《论吴人不当祀范蠡书》同出一辙。其次，交代李元父母仆从之名；将故事时间改为南宋熙宁，遵照元明用语习惯，以“汴梁”称“开封”。再次，“朱浚”改“朱伟”，为龙王长男、“朱蛇”（小郎君）之兄；“云姐”改“称心”，为龙王之女，后成李元之妻，临别赠诗异于云姐所作。另外，李元有科场落第的遭际及渴望及第的心理；登第后所授官职与宋传奇不同，且“累官至吏部尚书”[4]（P506）。《警世通言》卷二十《计押番金鳗产祸》末尾诗云：“李救朱蛇得美姝，孙医龙子获奇书。劝君莫害非常物，祸福冥中报不虚。”[5]（P286）

    清代康熙年间陈梦雷纂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之《明伦汇编·闺媛典·闺奇部》外编录朱蛇故事，由范成大《吴郡志》缩略而成，唯“朱浚”作“朱俊”，云姐的王女身份与明代小说一致[6]（P50961）。晚清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卷一百四十五《朱蛇记》照录范氏《郡志》。

    总体而言，与《朱蛇记》有关的现存文献皆为零星或短篇记载，涉及类书两部，地理志三篇，文言小说四篇，白话小说两篇；亡佚文献有杂剧一部，见录于三部曲论著作。该故事成形以来，其传播主要借助两种文本系统。其一为通俗文学系统，包括话本体传奇、杂剧、话本及拟话本小说；其二为史子文献系统，含地志、子部小说、类书等。通俗文学作者、编者更倾向于积极改造、重塑故事形态，人物消长、情节增删等明显演变多由通俗文本实现；史子文献中的朱蛇故事长期以来变动较小，在文本流传过程中以被动接受为主，起到稳定保存基本形态的作用。

二、文化内涵

（一）救蛇登第：

救蛇登第是朱蛇故事的重要内容，我们需将应举、窃题、入仕等情节显隐消长的线索置于科举制度兴衰、士人命运变化的宏观文化背景中加以考量。

赵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唐五代以来的武将当权局面，历代君王秉承着太祖“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训，营造出清平和晏的海内环境。宋人不再感叹“宁为百夫长，不作一书生”，“当为万户侯，勿守一经帙”；相反，劝学诗大量涌现，“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文官政治使文人树立起以举业问政治国的信念，“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之贵贱反差也在世俗眼中强化了应试的意义。科举入仕寄托了兼济天下的理想，也饱含着发迹变泰的渴望，成为雅俗士庶共同关注的话题。在尊儒隆文的同时，举国上下分权制衡的统治策略需要组建庞大的官僚机构；宋代科举录取人数之多是空前绝后的，也由此造成了官员冗杂、品级细琐等问题。《青琐高议·朱蛇记》作为话本体传奇，以“李百善救蛇登第”七子标目，紧扣士人、市民的双重接受心理。“登第”作为发迹的内容之一，是财富（白金）、美色（云姐）之余的意外收获，将故事带入高潮。然而，三次应试“高捷”，所授官位仅为九品地方主簿，印证了冗官繁多的历史事实；窃题一事本不容于理法，然“元多对所亲言之”[2]（P190），与文化环境的宽松不无关系。

元代统治者将民众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官员主要从前二者中选拔。在全国统一后的七十余年间，科举取士处于休止状态；延祐二年重新开科，亦小有停废，终其一代仅取士一千余人[ 参见张希清：《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107页。“明代年平均取士人数仅为宋代四分之一”结论亦取自此文。]。断送了读书仕进的机会，汉族文人社会地位急转直下，谢枋得等南宋遗民的文集中甚至出现了“八倡九儒十丐”的说法。儒生混迹于倡优乞儿之间，宋时“士大夫”的优越感一去不返。元杂剧形态的朱蛇故事具体关目不详，但从题名来看，“祈甘雨”、“货郎”皆与士人应举无关，登第情节显然已非要点所在，甚至有被删削的可能。

明朝继承宋制，科举于国家政治及文人生命中承担起更为重要的作用。英宗以降，“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7]（P1702）；即便世宦豪门，子孙不中科第，亦难久居富贵。前人统计，明代年平均取士人数仅为宋代四分之一，然统治者为控制人才、巩固政权，大力推广学校教育，致使智识阶层数量膨胀，应举人数逐年增多而录取比例随之减小，皓首穷经、至死无名者不胜枚举[ 参见郭培贵：《论明代科举制的发展及其消极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3年24卷第5期，3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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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宋]吴自牧．梦粱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196．









The Text Evolution and Cultural Analysis of Red Snake's Story

WangZe

( School of Literature in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The article chose Cultural Narrative method to review text patterns from Tang to Qing Dynasty of Red Snake's Story and analyse the culture connotation in evolution of plots or themes, such as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official career, gender conception and female position, story's culture function in each era. Literary elements and stylistic features also acted on spreading and evolution of the story. Additions or deletions of characters and plots were mostly happened in light literature text. Historical and scholastic documents showed main points but reserved its base form steadily.

Key Words: Red Snake's Story; spreading and evolution of the story; culture; stylistic]。下第士子多非卑劣之人，但退无营业、进无阶梯，“平日口里咬破顽石，一到功名场中，便打折骨头”[8]（P21）。或有人以高人逸士自居，看似潇洒，内心深处却满怀着举业艰难又不忍自短其气的辛酸无奈。而有幸入仕者亦非高枕无忧，专制集权、酷密文网令其动辄得咎，重则似高启、解缙、方孝儒一般遭抄杀灭族，轻则似茹太素、王阳明、杨慎一般受杖责笞辱。朝堂内外，文人在丧失生命保障与言论自由的同时，也被剥夺了人格尊严。

明话本为李元增加了科场败北的经历，也有意无意地通过与父对答、游览题作等情节将其塑造为斯文有识之士，拉近了主人公与现实社会失意文人的心理距离。李元“琴书意懒”，“止游山玩水，以自娱乐”[4]（P499），并于观临三高士祠时对激流勇退之张翰、守拙隐居之陆龟蒙表现出高度赞赏，并非真正厌弃功名，面对龙王满足愿望的应允，方才道出“一举登科，以称此心”[4]（P505）的强烈企盼。联系明代宦途艰险、文人横遭虐杀的惨烈事实，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龙女称心临去之时，不忘警示李元“官至尚书，可宜退步”[4]（P506）。

“救蛇”与“登第”逻辑联系的构建，与儒家崇德思想、佛道善报信仰悉有关涉。唐代初兴的科举题材小说即流露出积德成事的观念，如《唐摭言》中的裴度还带故事。在科举制度发展至顶峰的明清时期，则出现了《科场异闻录》《科名显报》等一系列宣教笔记。文学作品中，以另类方式赢得科名的正面形象也并非李元一人。《聊斋志异·褚生》写富家子弟陈生对同窗褚生慷慨资助，三场应试均得褚生鬼魂附身代为捉刀，虽废学日久亦得通过；《萤窗异草·秋露纤云》中郁琥端正能文却三踬棘闱，书仙侍儿纤云将题纸伪作桂圆令其携带入试，玉成功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故事的创作者、选编者（如冯梦龙、蒲松龄、尹庆兰等）多有科场蹭蹬的经历，设置此类情节，在幻想层面为自己一浇块垒的同时，也对弊端百出的考试择仕制度本身进行了揭露与调侃。但舞弊行为毕竟有违考场公平与诚信原则，或许这也是朱蛇故事流传数代却不能蔚为大观的重要原因。

（二）龙女姻缘：

    除龙族身份逐步确立以外，云姐/称心在文本流传过程中亦经历了由龙宫女奴到公主，由李元侍妾到正妻的地位升迁，其对待李元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期满缘散之际，明话本的称心已不见了宋传奇中云姐“泣下”、“再拜离席”[2]（P190）的卑柔婉顺，而是从容洒脱地乘风而去，并以一种类于先知的身份在空中居高临下地告诫李元别寻佳偶、及早退步。这种情形或可由明代中期以来性别观念的转变解释一二。

西晋傅玄《豫章行》诗云“苦相身为女，卑陋难再陈；男儿当门户，堕地自生神”。男尊女卑观念影响中国社会数千年，而于封建末世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动摇。除阳明心学对传统理学教条形成冲击以外，女性观的转变与其实的经济、政治状况密不可分。明代中叶起，商品经济走向繁荣，城市生活更加丰富，女贾、女医的数量较前代皆有增长，为更多女性实现经济独立提供了可能；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江南地方志中出现了妇女以纺织赢利、承担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的记载。从政治方面来说，明季的高压集权，清廷的异族压迫，以及鼎革之际的进退失据，无不使男性产生挫败感，消刚强之气、长卑懦之风。此时的他们更容易叹服于女子的能力才干。家庭内外，女性地位皆有提升，越来越多的明清文人致力于发现、宣扬女性价值，在小说戏曲的人物塑造上，则流露出女强男弱、女尊男卑的倾向。

    尽管形象发生了微妙变化，龙女指婚李元的整体情节却有着超强的稳定性，流传于历代故事文本中。这种情节设置亦有其文化传统与现实动因。

    李元与龙女的婚姻故事从属于人神恋母题，由“天仙济弱”和“龙女报恩”两种故事类型嫁接而成。“天仙济弱”类故事以《搜神记》之《汉董永》与《后记》之《白水素女》最为典型。主人公董永、谢端皆处于孤贫逆境，然为人贤孝恭谨，遂感动天帝，令天之织女、白水素女下凡襄助。织女为妻十日即升天而去，然所余百匹织缣，足以令董永摆脱奴职、重获自由；螺女被窥形见而不宜复留，但将常贮米谷的神奇螺壳遗赠谢端，保其衣食无忧，又娶邻女为妇，仕至令长。此类故事的的诞生、流行与当权者推崇孝道德行，教导民众安贫守分的治国政策有关，但主人公因善德见嘉于神灵，又有仙女奉命婚配的情节要素极类于北宋以降的李元故事。

龙作为灵异生物在中国历史悠久，而人格化的龙神却是由域外文化土壤中移植而来。龙女故事多见于佛教经传。东晋义熙十四年，印度僧人佛陀跋陀罗与中原法显共译的《摩诃僧祗律》中，载有落难龙女被驱牛商人赎救后报其以更生饼金之事，堪称龙女报恩故事的原始形态。《法华经》《经律异相》《大唐西域记》等，又保留了有关龙女修佛、与人婚恋的传说。而龙女故事在中土传播的过程中，报恩主题表现出更大的概括性与普适性，“婚恋”、“修佛”等往往成为“报恩”的具体内容。唐传奇《柳毅传》中洞庭龙女为报柳毅传书之恩，化身卢氏女嫁其为妇，成为本土化人龙婚恋故事的范本。明代章回小说《南海观音全传》则写龙太子为观音所救，其女自愿往献明珠并为观音胁侍，龙女替其男性亲属报恩的情节与朱蛇故事的同代文本体现出一致性。

“天仙济弱”与“龙女报恩”两类故事分别诞生自儒家和佛教文化传统，本身出于政治统治或宗教宣传的需要，但在流传、融合过程中，却能够迎合普通士人及市民阶层的现实需求与期待视野。于“士不遇”的普遍背景下，男性文人幻想以美善才德得到女性知己的垂青与追慕，仙姝龙女比闺阁佳丽更为超尘脱俗，并能以异技奇术助其达成真实生活中种种失落的理想，包括收获人间的美色；即便被迫分离亦无需男性一方背负伦理责任。结识异类的刺激离奇、龙宫珍宝的华美绚烂、龙女灵姻的神异香艳也触动了市民阶层于平凡生活中艳羡财色享乐之福、渴望好运意外降临的世俗心理。如弗洛伊德所说，“藉着幻想来满足自己的希望、祈求，艺术即是一种典型的代表。”[9]（P10）李元婚配龙女的情节自产生以后历代延续，原因正在于此。

也应看到，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卑顺、强势皆源于现实世界男性的主观期待，恒定不变的婚配情节本身更是一种男性欲望叙事，龙女的主体意愿是被长久忽视的。无论身为奴婢抑或公主，云姐、称心都只能充当君父报恩的工具，毫无异议地在规定期限内与素昧平生的凡间男子结下尘缘，并于缘尽之际助其事业有成、重得佳偶。《朱蛇记》文本流变中的龙女姻缘从一个微观角度，折射出男权意识形态下女性被书写的处境。

（三）主题变更：

    仅就现存形态而言，《朱蛇记》的主干情节并未发生突破性变异；自《青琐高议》故事完整呈现以来，其流传的稳定性更为明显。然而，通过归类命名、点评议论，可以表现出文本对同一故事素材的不同处理。我们不难发觉，历代朱蛇故事存在主题变更。

根据《海录碎事》中的词条内容，朱蛇所化之人的身份、姓名、行为记录详赡，救蛇者却为无名氏。如果叶庭珪笔下无误，很可能《玄怪录》中对此事的书写重点在于朱蛇的灵异变幻，而并非某人的施救行为，更无心对此行为进行是非判断。这是大胆推测，但也并非无根之谈。唐传奇是唐人浪漫精神的集中体现，牛僧孺作小说更倾向于想落天外，以虚构设幻为趣，极少道德评价。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称“唐人乃作意好奇……皆但可付之一笑，其文气亦卑下亡足论”[10]（P486），即以《玄怪录·元无有》为据。

《青琐高议·朱蛇记》以救蛇人李元行为贯穿全文，又有副标题“李百善救蛇登第”，主题有所转移。然宋人好说理，继承前代玄怪题材组织小说的同时，亦不忘缀入议论、自以为高。“鱼蛇，灵物也，见不可杀，况救之乎？宜其报人也。古之龟蛇报义之说，彰彰甚明，此不复道。未若元之事，近而详，因笔为传。”[2]（P190）似仍从朱蛇神异的角度出发，但多了对读者的教诲——因其灵明知义，故需保护而不可侵犯。明代《警世通言》所收《计押番金鳗产祸》据胡士莹先生考证，即为《宝文堂书目》中的宋元话本《金鳗记》[11]（P271）。其诗引用李元救蛇故事，将朱蛇作为“非常物”而劝人勿害之，可见延续了《青琐高议》的思路。

元明两代，通俗文学进一步发展繁荣，其宣化导俗的功能也愈加突显，元人《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强调报应但相对淡化了“灵物”、“非常”的观念。至明代中后期，心学末流导致人欲纵横、道德沦丧，小说更被当作疗救社会的药方，“喻世”、“醒世”、“警世”、“型世”一类的命名方式即是集中体现。铺叙朱蛇故事的《喻世明言·李公子救蛇获称心》提到“报应本无私”，却是从“积善逢善”[4]（P498）的角度立论。结尾有诗云：“昔时柳毅传书信，今日李元逢称心。恻隐仁慈行善事，自然天降福星临。”[4]（P506）将对鱼蛇灵异的敬畏推衍为普泛化的仁心。入话中以孙叔敖见两头蛇杀而埋之、后为楚相的故事作为类比，也证实此意——杀蛇、救蛇两种行为看似相反，但同出于仁爱之心，皆可积阴德以获善报。

    明末以来，随着传统性别观念的松动，社会上泛起关注女性的思潮。尽管女子被决定、被书写的处境并未改变，但这种关注超越了此前正史传记对于妇女贞孝节烈的表彰，以及文学作品对于个别心仪佳人的描绘，反映出对更大范围内女性群体湮没无闻的遗憾与焦虑心理。明末学者李贽把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移于妇人品评，叶绍袁则将德、才、色作为女子“昭昭乎鼎千古”的“三不朽”[12]（P1）。经历王朝更替，这股思潮没有因理学复位而减退。清初《林兰香》悲叹闺人不留姓字于人间，稍后的《红楼梦》《镜花缘》等更将昭传闺阁、传其芳烈的心态传达得淋漓尽致。作为皇家类书的《古今图书集成》处此时代氛围中，亦不免受到影响。“闺媛典”隶属于《明伦汇编》，包含了闺节、闺烈、闺孝、闺义、闺巧、闺藻、闺悟、闺慧、闺恨、闺福、闺饰、闺奇等多个子类，可见在彰明传统伦理道德的同时，也流露出对女性其他才能情貌的肯定。朱蛇故事入闺奇类，文字大体承袭《吴郡志》，然云姐首次有了故事主角的意义。此种归类命名体现出编者视点的变化，也无疑引导着读者的理解倾向，假如没有前期阅读经验，极易将故事提纲归纳为云姐奇术窃题、助夫登第、神秘消失。同列闺奇部的有贤后钟离春、贞女黄善聪、痴情女祝英台、女状元黄崇嘏、女英雄梁红玉、女侠红线等，情形不一而足，以其事迹的传奇性为据。值得注意的是，与云姐窃题极为相近的红线盗印故事于宋代被《醉翁谈录》置于妖术类，《绀珠集》《类说》等皆以妓称之。两下对比，可见清人更倾向于“显扬女子，颂其异能”[13]（P199）；大而言之，亦可归结为女性观念的进步。

从虚构玄怪到敬畏灵异，从劝善宣仁到昭传闺阁，《朱蛇记》主题的变更，使我们透视到同一故事素材文化功能的时代变迁。

    文学因素从属于文化范畴之内，故事成形与流变亦需考虑到各类文体的自身状况。宋代话本体传奇多由小说家“博览该通”[14]（P3）、“捏合”[15]（P196）而成，《李百善救蛇登第》对于朱蛇故事的敷演参照了《太平广记》中诸多唐传奇名篇——云姐夜窃试题极易使人联想到红线飞盗金盒的情节，“都将旧爱与新人”的临别题赠由《会真记》崔莺莺诀别诗“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点化而来，从李元数载复归水国的经历又类于《湘中怨解》中的“蛟宫之娣”汜人。元杂剧的创作需凑足四折一楔的篇幅，“祈雨”等新内容的构想有其必要性。伴随着通俗小说家族叙事的兴起，明代话本、拟话本详细交代李元的家庭背景，并以无关要旨的亲情伦理点缀其中。历代方志、志怪小说中的朱蛇故事粗陈概梗、几无新变，皆因史、子书籍需遵守录实、说理的传统规范，对于其中怪诞故事的叙写往往被视为末技而无人关注。


综上，笔者梳理了朱蛇故事的历代文本形态，对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主题——科举仕宦与文人命运、性别观念与女性处境、故事素材与时代功能加以归纳阐述，并辅以相关文体要素的解说。可见，《朱蛇记》的流传演变，是时代文化与文学发展共同决定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