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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苏鲁·曹州牡丹园博览牡丹万象

发布时间：2021/9/10 阅读次数：695 字体大小: 【小】【中】【大】

菏泽百花园以精品小巧见长，而曹州牡丹园则气魄宏大，面面俱到，不但汇聚众多牡丹优秀品种，而且还有全国唯一的牡丹博物馆和香禅寺。是中国牡丹历史发展的重要见证。

牡丹是中国的特产花卉和药用植物，原系野生，分布在中国西北高原的陕甘宁盆地，巴郡山谷，秦岭一带，散生于海拔1500米左右的山坡和林缘，迄今已有1900多年的栽培历史。汉代作为药用植物曾记载于《神农本草经》；隋代黄河流域各省已有种植；唐代盛植于长安；北宋，洛阳牡丹为天下冠；南宋，牡丹种植中心开始南移，四川的天彭牡丹继起，有“小洛阳”之称。明代亳州牡丹也曾经盛极一时。再后来“亳州寂寥，而盛事悉归曹州”（《曹县志》）“至明，曹州牡丹甲于海内”（清朝苏毓眉的《曹南牡丹谱》）。“曹南”即指今菏泽一带至于曹州牡丹起源于何时，明代以前无确凿文字记载。据传隋代曹州就出现了着名花师齐鲁恒，明代已有“曹州牡丹甲于海内”之说。
菏泽古为曹州治所，故菏泽牡丹又称曹州牡丹。曹州牡丹的栽培见于文字记载者，始于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5年)，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安徽亳州人薛凤翔在《亳州牡丹史》中记载：“状元红，成树，宜阳。……弘治间得之曹县，又名曹县状元红。”此书明确指出有八个品种来自曹州或曹县。它们是：状元红、金玉交辉、平实红、梅州红、花红平头、绮新妆、乔家西瓜瓤、太真晚妆。明人谢肇在《五杂俎》中写道：“余过濮州曹南一路，百里之中，香气迎鼻，盖家家圃畦中俱植之，若蔬菜然。……在曹南一诸生家观牡丹，园可五十余亩，花遍其中，亭榭之外，几无尺寸隙地，一望云锦，五色夺目。”明代于慎行编修的《兖州府志·风土志》(1596年刻印)记载：“古济阴(曹州)之地，……物产无异他邑，惟士人好种花树、牡丹、红药之属，以数十百种。”这一时期，曹州牡丹集中在城东、城北一带，连阡接陌，万紫千红，花园鳞次栉比。较着名者有何园、张花园、巢云园、万花村、郝花园、毛花园、赵花园、桑篱园、铁藜寨花园等。当时的县志记载：“每至仲春花发，出城迤东，连阡接陌，艳若蒸霞”。
清代，曹州牡丹更盛。成书于1668年(清康熙七年)的《曹南牡丹谱》，记述了当时牡丹的盛况：“虽屡遭兵，花木凋残，不及往时之繁，然而新花异种，竞秀争芳，不止于姚黄、魏紫而已也。多至一、二千株，少至数百株，即古之长安、洛阳恐未过也，……。”谱中还列出曹州牡丹77种。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曾赞美“曹州牡丹甲齐鲁”，并为曹州牡丹中的两种绝品--葛巾紫和玉版白写了一则爱情神话故事《葛巾》，遂使曹州牡丹声誉远扬。乾隆一朝，是曹州牡丹栽培史上的重要时期，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品种急遽增加。清乾隆二十一年本《曹州府志·食货志》载：“牡丹、芍药之属数十百种，士族资以游赏，贫人赖以养殖。”1792年(清乾隆五十七年)怀宁余鹏年继苏毓眉之后又撰《曹州牡丹谱》，将曹州牡丹分为黄、青、红、白、黑、粉、紫、绿八色，并对56个品种作了简要描述。牡丹谱载：“至明曹南牡丹甲于海内其附记写道：“曹州园户种花，如种黍粟，动以顷计。东部二十里，盖连畦接畛也。看花之局，在三月杪，车马歌声相属。”安套文为该书作序道：“曹州牡丹之盛，着于谈资久矣，而着述未专书，怀宁余伯扶孝廉，博学工诗，主讲席于此。”可见，当时一些文人墨客已开始对曹州牡丹进行研究着述。
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赵楼村赵玉田继承祖业，在村北建花园，专养牡丹、芍药，集本村之精品。园之周围树桑为篱，名曰“桑篱园”。《桑篱园牡丹谱》记其中151种，并称“山左十郡二州，语牡丹则曹州独也；曹州十邑一州，语牡丹则菏泽独也”。其后，有《绮园牡丹谱》，核其名贵花者140多种。书中又载：“谷雨后往观，见姹紫嫣红，含蕊皆放，交错如锦，夺目如霞，灼灼似群玉之竞集，煌煌若五色之相宣。”清朝后期，曹州牡丹的栽培面积已达500多亩，牡丹园10多处，年输出10余万株。有“菏泽牡丹甲天下”之说。
清末民初，曹州牡丹盛极一时，以赵楼为中心，东西20里均有栽培，品种也由乾隆末年的56种增加到204种(1911年赵世学撰《新增牡丹谱》)。然而，随着当时政府的日趋腐败和民族灾难的加深，曹州牡丹的栽培和发展受到重大影响。赵楼村南有一株树龄200多年的红牡丹--脂红，株高丈二，阔丈八余，主干有碗口般粗，人称“牡丹王”。盛开时，红光耀眼，异香凌人，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来观赏。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称帝，曹州镇守使陆建章强行“买”下“牡丹王”，亲自送到京城，献与袁世凯，以讨袁的欢心。随后，“牡丹王”被运至彰德府(今河南安阳)，栽在袁世凯的公馆里。陆建章因此官升三级，而赵楼几代花农辛勤培育了200多年的“牡丹王”不久便枯死了。有人写诗一首感叹道：“窃国大盗用小人，国遭大难花不存。花农心血二百载，毁于一旦痛煞人。”30-40年代，由于黄河决口，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横征暴敛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践踏，花无销路，花农大都迫于生计，忍痛将牡丹改种五谷，残存牡丹不过几十亩。后虽有恢复，但由于天灾人祸，到1948年菏泽解放前夕，牡丹栽培面积也不过百亩，花色品种也只剩下120多个。
建国后，曹州牡丹得到重视。50年代初，政府将分散在各户的牡丹作价给集体，实行统一规划，集中种植。主要产区分布在赵楼、何楼、王梨庄、毛胡同、李集、洪庙等村庄。各村都成立了牡丹特产队，配备了专职技术人员，一面收集老品种扩大种植，一面选育新品种。在销售上，药材公司对丹皮、白芍实行包购统销，解除了花农销售的后顾之忧，使牡丹很快发展起来。1956年，牡丹栽培面积增加到300余亩，品种达267个。1966年达556亩，品种292个。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牡丹被视为“资产阶级的香花毒草”受到批判，种植缺少统一规划，使牡丹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菏泽地委、行署和菏泽市委、市政府抓住改革开放的工作重点，以牡丹作为宣传菏泽增加菏泽知名度的突破口，加大了对牡丹的生产投资，扩大了栽培面积，增加了花色品种，促进了销售，使菏泽牡丹“甲天下”的美誉进一步得到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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