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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庞朴先生

发布时间：2015/1/10 阅读次数：4310 字体大小: 【小】【中】【大】

今天傍晚听到庞朴先生逝世的消息，心里受到强烈震撼和打击。和庞先生交往的一幕幕场景如潮水般涌入心田，不吐不快。

最早知道庞朴先生大名，是在上大学本科时候。他是我们文革后考上大学的学子们崇仰的诸多名家之一。但当时怎么也没想到我日后的人生和学术道路能得到先生的恩泽浸润。

一段奇妙的缘分

1982年我大学本科毕业，从辽宁师范大学考入南开大学，在刘叶秋和宁宗一先生门下攻读硕士学位。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这场考试竟然能和庞朴先生产生瓜葛。

来到南开后两位业师特别跟我提起，其实考试前，业师刘叶秋先生已经有了一位中意的考生。她就是庞朴先生的女公子庞煌君。也就是说，我和庞煌君是同门考试的竞争对手。当时硕士考试考五门课：除了政治外语外，有三门专业课：文艺理论、文学史和专业课（笔记小说）。在五门考试中，刘叶秋先生主考的“笔记小说”一门考试得分最高的是庞煌。但因为文艺理论一门考试主考的是南开的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他以正统的马恩文艺思想为考试标准。而当时正是西方思想开始涌入大陆，南开学子们的兴趣被这些新思潮吸引，相比之下，马恩的文艺思想已经不大受到青睐。因此导致庞煌君在该门考试上的失利。而我则因为在辽宁师大听过另外一位马恩文艺思想研究专家的课，对此道略知一二，于是竟然歪打正着地侥幸通过。

尽管我和庞煌君没有成为同窗，但由此知道了庞朴先生与南开的关系。在心理上感觉和庞先生走近了不少。

一部书稿的恩惠

与庞先生建立直接的学术联系是1985年我硕士毕业在南开留校工作之后。

1989年，我在南开中文系开设了《世说新语与中古文化》的选修课，我把该讲义整理成书稿，投给了人民出版社。当时人民出版社没有马上通过选题，而是先由方明先生推荐给了江西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的一套由季羡林和庞朴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丛书中。过了不久，当时还在北大的钱文忠兄亲赴南开找我，带给我庞朴先生看过这部书稿后给我写的修改意见信。这使我大为震惊和激动。没想到庞朴先生如此提携后学，平易近人。于是披星戴月，青灯奋笔，按照庞先生的意见修改了该书。

也是因为该书的缘故，1990年我应邀赴北京大学，出席季羡林先生八十大寿暨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我去皂君庙庞先生宅邸，第一次拜访了庞朴先生。

那是一个酷暑的夜晚，庞先生在灯光下显得矍铄和睿智。他侃侃而谈，饶有兴致地和我详细交流了我书稿的相关问题，然后又天南海北地说了很多，大到国家大事，小到我当面向他老人家介绍我和庞煌的考试缘分等等，他不时发出洪亮的笑声，并向我介绍庞煌后来的去向等等。

尽管由于江西人民出版社由于人事变动的原因，最终没有能把那套丛书顺利出齐。但因为这个过程中得到庞朴先生的亲自指教，使得这部书的学术质量大大提高。后来该书的基本内容曾几次改动出版过：

1.《魏晋风度——中古文人生活行为的文化意蕴》，1992年，人民出版社；

2.《世说新语与中古文化》，1994年，河北教育出版社；

3.《魏晋士人人格精神——世说新语中的士人精神史研究》，2003年，南开大学出版社；

4.《魏晋名士风流》，2007年，中华书局。

看到这些，想起庞朴先生为此付出的心血，怎能不感恩戴德，长歌当哭？

再次登门求教求助

1991年，我在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学术专著《中国志人小说史》，并与责任编辑常晶女士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我们共同策划了一部系统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学术性兼普及性的著作。其基本思路是用中国古代著名的三十本书为代表，系统勾勒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类型和脉络。虽然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选题，但要想把这部书做好，只靠我们的实力和见识是完全不够的。我们一致认为需要请大家名家来把关定向，提升该书的学术品位与权威性。常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我先找到我最尊敬的学者之一，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刘泽华教授，请他指点迷津并出任该书主编。因为我和刘先生算是忘年交，我既是他的私淑弟子，也是文物收藏的同好，更兼有80年代末那场运动中有过同呼吸共命运的交情。所以刘先生不仅爽快答应，而且提出了更好的操作方案。一是由他出面，请庞朴先生与他两人共同荣膺该书主编，二是请刘先生的弟子，我的好友葛荃兄与我同任副主编。主编主要负责该书的大方向把握，副主编则负责具体的约稿审稿和各种联系事务。

这个方案立刻把该书的运作推向了更为高端和更为切实可行的阶段。为此，我层几次专程赴京庞先生宅邸，请示这三十部书的书目遴选和邀请庞先生亲自撰写该书总序。由于有了之前的交往，庞先生爽快答应，很快对我们提出的三十部古书选目进行了高屋建瓴的把握。并亲自撰写了该书前言。

正是由于庞朴、刘泽华先生的领衔，葛荃兄的加入，使得该书进展顺利，于90年代中期顺利出版。没有想到的是进入21世纪后，这部书仍然还受到社会的关注和青睐。期间有两家出版社在错开版权期限的前提下分别再版了该书。这个时候，庞先生已经受聘为山东大学终身教授，我没有机会去济南拜谒他。当我在电话中向庞朴先生报告这些该书再版好消息的时候，他也十分开心，说我们为中国文化的延续和建设做了有益的工作。同时，庞朴先生还几次谦虚地表示，这部书的主要操作和组织是我做的，让我再版时去掉他的名字。在我再三挽留之下，他才勉强同意“连任”。

这些共同的工作和事业，更让我睹物思人，悲不自胜。

难忘的恩泽友情

二十多年的交往，庞朴先生可以说是我做人的楷模，做学问的榜样。我难以忘怀的是，像他那样具有划时代地位的大家，能跟我一个后生小子公事。这种深厚情谊的感怀的确是难以用语言表述的。不仅如此，庞先生还在人格方面给予我很多点拨和启迪。当我们谈起从古到今的文人命运时，他总是能达观地超脱淡定。90年代中期我向先生求字时，他欣然给我写下了“超以象外，得其寰中”的条幅。若干年来，无论是顺境逆境，尤其是每当我遇到坎坷挫折，都是庞先生的字和人在激励和提醒我如何以博大的胸怀面对现实，又超然物外。而如今，这位人生的导师竟然永远离去了，怎能不呜呼哀哉，怒天无情？！

庞朴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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