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5.xls




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作业四：《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集部目录浅析
中国古代文学    2010博                董定一                    1120100412

集部作为文献的固定分类虽迟至南北朝时期阮孝绪编订《七录》才正式出现，然其所收录的文献其源头却是由来已久。春秋战国之时屈骚即已作为一种新的文体而出现，它既是辞赋创作之典范，亦可谓集类文献之滥觞。正如刘勰于《文心雕龙辨骚》中所言，楚骚虽有“昆仑悬圃，非经义所载”之病，“然其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它的出现带动了歌游辞赋之作于汉代的盛行：自《汉书艺文志》本着“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这一教化之目的而单设诗赋略这一分类后，集类这一类别实已粗略成型。汉末以来文人之作其内容愈加丰富，文体愈加庞杂，《隋志》设置集类以收纳其作亦可谓应时之需，这一分类也被后代目录编订者所采纳并延续至清。比较这三部著作集部所收录之书目，有助于我们从学术史方面以纵向视角来考察其中的不同之处并有所得。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大致列下表来概览这三部著作之中集部所录文献之分类情况：
（表格见附件）
由上表，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前代目录编纂者对集类各家的代表性作品的分类不乏相近共通之处；可以说，集部文献在历代史志目录中的变异情况是四部中最为简单的。然而，由于集部大多属文学作品，本身其书即具有内容的多义性以及文体的不确定性，加之史志编纂者思想认识及所在朝代的学术背景等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差异，这使得集部之分类又难免前后迥异、不尽相同。有鉴于此，有必要对这三部目录书集部条目流变与继承之中所出现的种种情况加以粗浅的论述。
首先，由于《隋志》与《提要》之间的集类著作之分类差异较《汉志》与《隋志》为少，因此，我们先以《汉志诗赋略》所载作品为重点考察对象，在此基础上对其他二书兼而论之，进而完整连贯的分析探究集部文献的变化过程。
【一】首先我们来看收入《楚辞》之中的屈原之作品所属类别的变化。《汉志诗赋略》于“赋二十家”中收有“屈原赋二十五篇”。将屈作作为赋类收录在案，汉志之作法不免有些令人猜度不透。查《汉志诗赋略》之结语，其文首即引《毛诗》传之文言：“不歌而诵谓之赋”，同时，《诗赋略》在其下设的二级分类中，又将可歌咏演唱的“歌诗”单列一类与赋相区别，可见在《汉志》编撰者心目中，赋应当是一种不需合乐而歌的文体。然而，屈原的《离骚》、《九歌》等作品则与音乐关系紧密。《离骚》保存着音乐的曲式因素，本身即是长篇乐歌；《九歌》本身原来即是传说中的一种远古歌曲的名称，屈原笔下的《九歌》可谓是被其加工修改过的楚地民间祭神乐歌。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曾言：“巫之事神，必用歌舞”，认为屈原《九歌》亦是歌舞；闻一多更是写了《<九歌>古歌舞剧悬解》对此命题曲为之说。由此我们不难判断，屈原作品与音乐关系密切。那么，它们为何会被作为赋的一类而存于《汉志》之中呢？
笔者认为可以从文本内外两个角度同时出发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
【1】我们先来检索存于《汉志》之外的证据。据现有文献，“楚辞”这一称谓作为描摹一种独具特色的文体的专有名词首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张汤传》：“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可知在汉武时期楚辞已然开始结集流行。然而，此之“楚辞”与现在我们所言之“楚辞”不尽相同。查《汉书地理志》，其中有言：“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西汉时人将枚乘等时人之赋作与屈宋等人之作并称为楚辞；《汉志》记载“枚乘赋九篇”，今仅有《七发》等三篇存世。考《七发》其赋，虽其行文颇有楚骚之风，然其虚拟人物设为问答，铺陈华丽，纵横捭阖，多借奉劝而行歌颂之事，又开后世汉大赋之先河。正如刘勰于《文心雕龙》中所言：“及枚乘摘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显然，汉代前期的这一类作品虽然保留着《楚辞》的形式和文体，实则已非真正意义上的骚体文，它们的表现手法及表现形式已然开始向赋体方向转变，可谓是楚辞至赋的嬗变过程中的一种过渡。这一过渡要到西汉末年立足于铺张扬厉之华美的客观铺叙的汉赋逐渐定型并蔚为大国始告一段落。由此可见，在《汉志》编纂的时代，“楚辞”与“赋”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和清晰的界限。这与当时社会背景的发展以及学术思想的导向是分不开的。首先，汉武帝本身喜好文学，这使得其身边聚集了诸多如司马相如、枚皋等一批才华横溢的文士；然他同时又好大喜功，大修宫室、四处游猎，这又是帝王所惯有之弊病。而当时的诸多文学侍从多继承“楚辞体”之文风，故而他们本着楚辞讽谏之旨义，方要以《大人赋》之类的作品加以规劝。然而汉武帝文治武功一时无两，开创了汉朝之盛世，经济繁荣、社会稳定，这又是文人竞加歌颂的绝好题材，使文人不得不赞之；加之汉武帝本身为人刻薄峻厉，往往对文人之中逆己意者予以严惩，又使文人不得不畏之。因此，文人的诸多楚辞体作品大多不再专事楚辞之传统而多以华丽的铺陈敷衍成文，失去了楚辞之本意而趋近于纯粹意义上的汉代大赋，即使是以自抒愁怀的悲惋之词这种接近楚辞的主题为主要内容的作品也不例外。如《长门赋》中对宫室“正殿块以造天兮，郁并起而穹崇。闲徙倚于东厢兮，观夫靡靡而无穷”的奢靡描写，其文虽有楚辞之名，实与汉大赋已然几乎无二。其次，汉初提倡黄老之学，采取道家“无为而治”的方式治理国家；而至汉武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以儒家为尊，道家和儒家皆在汉代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这也给了两种思想共通互融的机会。这一点在楚辞入汉后的文体变化上表现的极其明显：富有道家风韵的楚辞援道入儒，借助赋体这一形式来表现儒家文人的人格追求。在屈原所作之楚辞中广泛存在并应用的香草美人之象征手法，风情万种之楚地神韵以及神奇瑰丽之神话因子均在汉代楚辞体文章中被逐渐筛漏并消解，与此同时，楚辞中原有的合乎儒教逻辑的忠君宗圣的思想以及远游求索的精神等元素则被其所逐渐吸纳接受，与两汉之交的赋体文实已相去不远，难以分辨了。这使得汉时“楚辞”这一指称其涵盖范围更加混乱复杂：“辞”与“赋”观念的模糊必然会影响到史册目录中的著作分类，从而形成《汉志》中辞赋合为一类的局面。
【2】如上文所言，屈宋所代表的楚辞这一概念在所处时代已然发生了内容上的变异而为赋所包容；然其辞作从内容到形式皆是高标远举独树一帜，因此，它们仍有在目录中被单列为一类的可能性。然如果我们细观《汉志诗赋略》的结语，就可知其作入赋类是有内因可据的。结语始终以诗解辞，认为屈宋之赋“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可知《汉志》亦据儒家诗教之则将屈宋辞体的讽谏作用与诗赋类似的作用相等同。这亦是楚辞入赋类的一个缘由。
随着学术的不断发展进步，“楚辞”作为一种文体其含义亦开始明晰。在《隋志集类》中，楚辞类单做一家列于所在门类之首。编撰者于结语中肯定并强调了屈原之作“气质高丽，雅致清远”的文体风格以及“申抒其心，因以讽谏”的文体作用，同时也体现了屈骚超迈群伦的正统性。这一评价标准的变革与唐代的社会环境及学术氛围休戚相关。
【1】首先，唐代提倡修史以备为鉴，当权者重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开设史馆撰修了大量史书。唐史学家在编纂史书之时历览古今家国成败兴亡，不能不引发他们对历史事件的深切思考并激发其借古明今的社会责任感。因此，唐史家多重视那些有讽谏怨刺之意可参教化的具有一定政治色彩的文章。《隋志集类》结语中这样评价典籍：“古者陈诗观风，斯亦所以关乎兴衰也。”强调文学“关乎兴衰”的政治功用；《晋书文苑传》中亦有“移风俗于王化，从孝敬于人伦，经纬乾坤，弥纶中外，故知文之时义大哉远矣”之语，更为直截了当的点出了文之“致用”的功能。而楚辞本身即是发愤抒情之作，其文借悼惜国事以抒怨愤，秉忠进谏以陈理想，用意上恰与唐人暗暗相合，加之其时代悠久足可与诗经并称，故其方可作为唐人表达历史经验和学术看法的最好见证而被单独归做一类。
【2】其次，李唐统治者以老子后代自居，大力推行道教，唐代可谓是中国道教全面发展的一个时期，其思想于潜移默化间不断影响着文化走向，成为了中国学术思想领域的重要力量。道教之理想是彰显神仙之力以得永生之乐，为了编织其所向往的神仙世界，道教徒们将诸多文学著作收罗至自己门下而构造起一个完整的神仙谱系，其中亦包括《楚辞》。楚辞中那些凄迷动人的仙境传说以及诡谲狰狞的山林鬼魅，都给道教提供了无尽的创作灵感及生动的文字材料。因此，笔者认为唐人对道教的尊崇必然会牵涉到《楚辞》。道教思想的盛行由统治者所发端，作为史官的《隋志》编撰者自然而然难以摆脱其思想的影响并对相关书籍加以青眼。
【3】最后依然是楚辞的文体问题。事实上，由于汉代“楚辞”这一文体其所包含的创作内容及创作形式的改变，屈宋于战国之时所作的骚体文楚辞实已并无可承脁其衣钵的后来者，这一文体如何归类同样是令唐人难以处理的问题。有唐一代楚辞研究前不及两汉后不及宋明，可谓是夹于二者之间的低谷，故而很多学者认为“楚辞”文体所涉范围的问题并未于此时期得到重视，唐人心目中的“楚辞”是一种较为浮泛含混的文体指称。然查《隋志》所载：“《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嘉其文彩，拟之而作。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唐学者只认为屈原之作为楚辞而其他之作皆为仿作，可见唐人亦是对楚辞的文体指称有所研究的，他们已经认识到了屈宋楚辞与后人楚辞体之仿作的差异，而《隋志》中屈宋楚辞被其单列一类应当就是唐人在研究楚辞文体范围后所得出的结论。
最后，有清一代，楚辞所指代对象虽众说纷纭，然究其根源皆以屈宋先秦之楚辞为本，并未超过《隋志》所设范围，故本文对《提要》楚辞类之详情不再赘述。
【二】《汉志》至《隋志》集类作品的又一分类变化是司马相如赋、贾谊赋等被汉志收入楚辞类的诸多作品在《隋志》中被剥离开来，与其它赋类作品被一起置入别集类（如《司马相如集》、《贾谊集》）或总集类（如《文选》）。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依然多与学术氛围关联紧密。如上所述，汉代社会生活丰富、学术思想活跃，司马相如、贾谊等所作之赋实已偏离楚辞要旨，不再是屈宋同调，它们在内容上摒弃了专事抒情的楚辞传统而铺陈神奇之事讴歌帝王，华美空洞；在形式上亦不再托喻蕴藉，而是多了散文化的侈丽张扬的描述，这实际上已属汉赋路数而难称之以“楚辞”。而唐初学术理论恰恰是以儒家诗教为中心，强调诗歌创作的伦理教化作用，对这种“辞实从欲，乱于大道”的文章并不刻意提倡。《贞观政要》中曾载唐太宗向当时正在从事史书编纂工作的房玄龄的训教：“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强调了诗赋的社会功用，认为“亡国之音”并不足以重视。正因如此，主张以风雅正现实的唐史家往往会在编纂史志分类时注意甄别林林总总的典籍，移在其心目中认为其重要性不足以单列一类的作品入集中。当然，诸多汉代赋作被归入别集或总集之中还与当时这两个图书分类的类别已然发展成熟，修撰文集之风盛行有着莫大关系，这里留待后文详述；此外，《隋志》这种归赋作于别集或总集类的做法在之后的朝代因儒教长期的统治地位及集部分类形式的日趋稳定而得到延续，因此《提要》中基本沿袭了《隋志》这一分类方式，这里亦不再赘述。
【三】另一个出现于《汉志诗赋略》之中的令人困惑的问题是其书对所收的前三种赋的分类。《汉志》对这三个分类没有像其他分类一样在后加以小结介绍分类之由，仅仅以“赋二十家”、“赋二十一家”、“赋二十五家”这样的名称予以简单区分，着实令人费解。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曾说：“诗赋前三种分家，不可考矣。”学术界对此一直是众说纷纭，姚振宗在《汉书艺文志条理》提出“刘氏编诗赋之例盖以体分”，以“楚骚体”“不尽为楚骚体”“纤小”作为划分标准；章太炎在《国故论衡辨诗》里提出:“屈原言情，孙卿效物，陆贾赋不可见，其属有朱建、严助、朱买臣诸家，盖纵横之变也。”以其赋之风格作为划分标准等。今人熊良智先生提出《诗赋略》之分类义例与《诗经》诗学思想相通，前三种赋可视为风体、雅体、颂体之赋，其证据较为充分，有一定的合理之处，然其亦有其自身的不足。下面，笔者便采用此种说法并结合自己的认识来分析这三个分类的形成及流变情况。
笔者认为，《汉志》其分法应当与《诗》之风雅颂分类不无关系。《汉志诗赋略》其结语论述必以《诗》相比照，认为赋为“古诗之流”，加之观现存屈原、扬雄、荀卿之赋确实其主旨分别与风雅颂三个类别之诗风有接近之处，编撰者本着“稽之上古则如彼”的态度对之进行分类令之“各有体制，自成流别”，其方法应当是较为严谨的。但是《汉志》将赋单独列出并加以分类的方法并未在后世得到延续：在《隋志》中，存于当世的赋作大都被作为个人作品的组成部分而被归入了别集或总集类。究其根源，原因应当与汉代的学术发展不无关系。《汉志诗赋略》其对赋的分类虽有借鉴《诗经》的成分，然其界定标准是模糊的，如被收于“风类”之赋中的屈原《九歌》之中多言祭祀招魂之事，而这一类内容多为《诗经》中雅诗所有；同样被收于“风类”之赋中的司马相如赋，其华丽繁缛的场景描摹亦与风诗相去甚远；在“颂类”之赋中则有“秦时杂赋”这一似当入杂赋类的文章；在“雅类”之赋中司马迁之《悲士不遇赋》其悲愤激荡的文风亦更贴近于风诗等。因此，我们不妨这样说：《汉志诗赋略》对诗赋的界定划分标准较为宽泛。
这一宽泛含糊的分类方式的出现是由有汉一朝的学术发展变化所决定的。汉初立国之时提倡清静无为的黄老道家之说，至汉武帝之时又改为独尊儒术，以儒家之说为尊，这一学术主导思想的变化亦涉及到文学创作风格的变化。诚如上文所言，楚辞其文与道家思想关联密切，而汉初这种提倡道家学说的思想氛围也推动了楚辞的风行，进而影响了方兴未艾的赋体创作。据《汉书》，汉武帝本人即颇爱《楚辞》，并仿照其写作赋作（即《汉志》中“上自选赋”）；而儒家思想盛行之后，先秦汉初的儒家著作得到广泛流传，其中先秦散文于立意、语言等方面同样深刻的影响了赋体的流变，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之中的主客问答之形式其源头即来自于先秦散文中的游说之词。此外，汉代经学盛行，五经得尊，《诗经》成为正言明义之经典。在其垂范作用之下，汉赋中也出现了四言联章形式的诗体赋。学术思想的纷繁芜杂使得赋体异常庞杂，而汉代图书分类观念并不完善，故而编选者只能借助《诗经》理论予以粗浅的划分；这恐怕也是其未能在每一类赋后对其分类标准予以仔细说明的原因（熊文认为此说明之语失载，恐非）。汉志对赋体的模糊分类使得唐代未有具体的赋作创作标准可循，故而其虽赋体形式多样，种类繁多却不像楚辞一样能够具有固定的所属分类而被单独收录。由于此时别集总集编纂之风兴盛，赋体文大多作为作者作品的一部分而被收入其文集之中，故而唐史官没有再对赋类进行分门别类的系统考察并给予明确界定，而是维持了图书类别的这一发展现状。清人虽长于知古考证，然唐后别集类与总集类已常驻史志，不容轻变，故《提要》依然依例收之，同时对其内容上的繁复混乱做了如下解释：“四部之书，别集最杂，兹其故欤！然典册高文，清词丽句，亦未尝不高标独秀，挺出邓林。此在翦刈卮言，别裁伪体，不必以猥滥病也。”显然，这一解释有调和之论的嫌疑。
【四】此外，《汉志》中所收之杂赋类、歌诗类其类别虽在后世不见，然其大多在总集类中得以存身（如《隋志集类总集类》中即收录多种《乐府歌诗》及《围棋赋》、《杂赋》等）。由于其多为叨陪末座的附录性质之作，此处不再详介。
其次，我们再以《隋志集类》为立足点来介绍专属其类的新变。《隋志集类》的最大特点无疑是承《七录》之余绪第一次于正统史志之中明确的设立了别集类与总集类两大类别。这两个类别保存了绝大多数的文集作品，其于学术史上的价值固然毋庸讳言；然究其发端，实亦与学术思想的发展相互关联。这里笔者只以别集类这一类别为例综括其于三部目录学著作之中的发展衍演。至于总集类之相关备细则由于行文仓促，只得付之阙如。
别集是文学作品结集的最重要亦是最基础的形式，它是按照一定的体例将同一作者的文学作品编辑总结而成的书籍。《汉志》之中是否已存在“别集”这一文学样式历来方家对此意见不一各执一词。如钱穆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中认为“中国之集部,本源先秦之子部”，认为别集诞生于先秦；章学诚于《文史通义》中指出“自挚虞创为《文章流别》,学者便之,于是别聚古人之作,标为别集,则文集之名,实仿于晋代”，认为别集起源于晋，云云。纵观诸家学说，这其中姚振宗等人认为汉志“《诗赋略》五篇，皆诸家赋集、诗歌集，固别集之权舆。”举其书中《屈原赋二十五篇》、《陆贾赋三篇》等汇而成编的赋集为证，认为此即别集；考别集之定义，姚说有其合理之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汉志》中是存在以别集形式而结撰的作品的。
别集虽起于西汉，然《汉志诗赋略》并无别集类，堪称别集的诸多作品被分别置于未有详尽分类标准可参的几个分类中，其类别界定较为模糊。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有其原因的。首先，正如上文所言，汉时图书分类系统并未完善，典籍之中所体现的学术思想参差不齐，故而其并未能够对已有文集之实的别集单独设类；其次，与网罗天下集采众长的总集类不同，别集其发展受学术思想的影响似更为显著。汉代之时已有诸多繁博之作可作文集总钞之用：包括《诗经》、诸子学说在内的文献典籍，皆可在“约其文辞，去其烦重”作为总集之材。只是由于汉代以经学为尊，又以诸子各家为“《六经》之支与流裔”，故而其未被编为总集而是被分入了经部或子部；然观其书的编纂体例和编纂过程，可知总集在当时已经成熟。反观别集，其所录文献要求个人作品既要有出众的文采又要有可观的数量，而在当时经学统治甚盛，文学尚未自觉，个人文学创作数量相对较少；同时，人们亦对以诗赋为代表的文学作品没有较为明晰的认识。《汉志诗赋略》认为：“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将赋作与五经之中的《诗》相并称；这虽是体现出时人对赋地位的看重，然编撰者强调赋之“恻隐古诗”的诗教之义而将其陶冶性情的文学之义所扬弃，显然，于汉代文学只能作为经学的附庸。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作为文学作品的别集独列一类显然是不可能的。
这种情况在后世随着学术环境及社会条件的不断发展逐渐发生了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逐渐走向自觉，所谓“立名不如立言”，文人开始注重著书传世；在创作过程中，为了方便保存或整理等故，时人自然开始将自己的著作按照一定形式编撰成册，别集也就迎来了自己的发展期。查正史之中的《晋书》，其中《文苑传》标目文人即有三分之一有别集存世，南北朝时期则斯风更盛，绝大多数的文人皆有自己的别集。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别集的兴盛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一定关系。魏晋南北朝可谓中国历史上的乱世，这一时期疫病横行、兵连祸结，人多短命，生在这一社会下的文人多有一种朝不保夕、惴惴不安的情绪。面对这样的情境，一部分人以及时行乐为目标而放纵自己，迷失沦落；然其锐意奋发者却认为“文章乃经国之大事，不朽之功业”，将著书以垂后世作为自身立名建业的一部分。正如曹丕在其《与王朗书》中所言：“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齐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同时，两晋南北朝之际门阀士族专政盛行一时，他们或为宣德扬名或出于自身爱好而极力招募文人，形成了以东晋谢氏、南朝萧氏为代表的诸多家族文学团体，编纂别集自然更为方便。及至《隋志》编撰之时，别集已然作为图书的一个重要类别而出现，其设立别集这一二级分类以容当时之文集，亦只是水到渠成之事。
最后我们来看《提要》中的别集类。清代可谓古代别集编纂的顶峰时期，《提要》诞生的18世纪又是清代学术集大成而发展的时代，其间学者多提倡汉学以反对空疏的宋学，对传统学术加以研究总结，其涉猎之广泛，考辨之深入都是前代所未见的。这种以文献学为基础的研究风气必然影响到清代文人的文集著录。这一时期清人创作十分活跃，反映在别集的编纂上即是图书数量大增。据《清人别集总目》，清人著有别集者达两万余家，四万余种，可谓浩如烟海，诸如文字学、训诂学、历史学、校勘学、金石学等学术作品在被录于经史子相关门类的同时亦出现在这里。因此，清代别集可谓是种类繁多，事体庞杂。基于这一原因，《提要》本着“去取之间，尤不可不慎”的原则，在其选录别集之时多加删汰，去粗取精，其书虽在别集类别设置上一同往前，然观其收录书目，则与《汉志》《隋志》等又有博精之别。
最后，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提要》集部与《汉志》、《隋志》相应部类相比所新增之类别与学术发展的关系。《提要》集部共设五个二级分类，其中诗文评类与词曲类皆为前者集类文献所无分类。首先是诗文评类。这一类别并非首创于《提要》，早在宋代修史之时，《新唐书艺文志》即以‘文史类’为名设立此门，借以讨论瑕瑜。由此可见，虽《隋志》修订之时《文心雕龙》、《诗品》等作品因其无所统归而入总集类，然唐后宋人开始重视对文学性的追求，更加注重对作品文学性的理论探索；清代对文学作品的评点则更为兴盛，金圣叹等人之文评可谓前无古人。彼虽为对小说戏曲之等而下的文体的研究，然这种借他人酒杯而浇自身块垒的做法实是当时风潮。同时，清代汉学讲究稽古考辨，这也促成了身在其朝的学者在深解文章之时“别裁真伪”而发评论的举措。其次是词曲类；词曲虽在《提要》编者眼中为“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的不入流的文体类型，然其到底仍属“乐府之馀音、风人之末派”，似乎亦有其可取之处，故其入集部据殿军之位无可厚非。由于受文学自身发展的时间因素这一客观条件的制约，唐初时并无严格意义上的词曲出现，故其不设此类亦无甚可辨。
以上即是笔者对《汉志》、《隋志》及《提要》集类文献的相关异同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所进行的一些考辨，其间自多有迂诞依托之处，还望老师及诸位学友指正。
参考文献：
[1]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前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0。
[2] （唐）魏征撰.《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3]  （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4]  郭建勋：略论“楚辞体”作品在汉代的流变[J].中国韵文学刊，1990年第1期。
[5]  张克礼：别集叙论[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6]  熊良智：《汉志诗赋略》分类义例新论[J].中州学刊，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