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志》、《隋志》到《四库总目》的集部发展流变浅析
                    2010级博          邓婷
    从《汉志》、《隋志》到《四库总目》，如果说其中的子部反映的是一种学术史的演变，那么关于集部的变化更迭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文学体裁的变迁，以及不同时期人们关于一些作家、文体的思想观念。
首先，从《汉志》、《隋志》到《四库总目》看集部的形成和发展。班固采用刘向、刘歆父子所开创的“七略六部”分类方法，把诗赋类作品直接归入《汉书?艺文志》的诗赋略。包括赋二十家(屈原以下赋) 、赋二十一(孙卿以下赋) 、赋二十五家(陆贾以下赋) 、杂赋十二家、歌诗二十八家。“诗赋略”条目下“凡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入杨雄八篇。” ①以上诗赋相当于后来集部的一部分。据《隋书?经籍志序》：南朝宋王俭别撰《七志》改《诗赋略》为“文翰志”，纪诗赋；梁时阮孝绪著《七录》，改诗赋略为文集录，纪诗赋。到了《隋书?经籍志》则依据三国时魏秘书郎郑默、西晋秘书监荀勖、东晋大著作郎李充逐步构建和完善的经、史、子、集四部分法把诗赋作品（含部分文论、诏令）单独列为一个大类：集，“凡集五百五十四部，六千六百二十二卷”。②《隋志》改名为“集”，分为楚辞、别集、总集三类。然而像《文心雕龙》、《诗品》等诗文评在《隋书?经籍志》里却归于集部的总集类，并没有独立另立小类。之后的《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继承了《隋书?经籍志》的图书分类法，仍分为经、史、子、集，其中集部仍是楚辞、别集、总集。但《宋史?艺文志》集部的分类在继承《隋书?经籍志》和新、旧唐书的集部基础上，增加了文史类，包含诗文评、史评，这时的“诗文评”也没有彻底独立一类。直至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也是最为庞大的一部官修目录——《四库全书总目》的集部才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才把诗文评独立为一类。
而这其中也大致的反映了文学观念在典籍著录中的一些变化情况：辞和赋都从诗经而来，而诗赋却不附于《六艺略》的诗类里。这大概与历史书籍当时没有独立的地位，在《七略》中附于《六艺略》春秋类一样,由于文学在汉代也没有明确的自成体系，《七略》中的《诗赋略》实际上是附于六艺中的诗类，由于数量太多，所以另立《诗赋略》。所以《汉书?艺文志》的“诗赋略”继承了这种做法，它也只是作为集部的一部分，而且著录的只是诗赋,如屈原、孙卿、陆贾等人的赋、杂赋和歌诗。而当时的散文则依附于经、史，又散见于子部的诸子类之中。
随着文学的发展，文体的增加，作家作品的大量出现，原先的分类难以容纳了，所以新的分类就应时(文学发展)产生，出现了《隋书?经籍志》集部里分为楚辞、别集、总集的情况。而在此值得说明的是，随着魏晋时期文人自我意识与自我关注的形成，出现了文学的自觉现象，因之出现了如晋代虞挚的《文章流别论》、以及后来《文心雕龙》这样的文学评论著作，但可能由于数量上尚未形成规模，故《隋志》中仅将其归入总集类。到《新唐书?艺文志》设立了“文史类”将此类书籍收入，虽然体现了对文艺理论与史学理论的重视，但尚未独立分科。直至宋代，私人藏书、修书兴盛，《郡斋读书志》设立了“文说类”才将此类书籍别于文史类，体现了此时文学评论书籍的繁盛与时人对文艺理论书籍由注意向重视转移，使文学评论自成一体，而这种做法也直接影响到后来《总目》在史部分出“史评”一类，在集部设立“诗文评”的做法。是为《四库总目》的分类奠基。而四库的这种分类方法也反映了由宋至清文学评论的兴盛，以及文学批评著作的增多，文学批评的体系日趋明晰。如：《四库全书总目》的集部的诗文评类包含《文心雕龙》、《文心雕龙辑注》、《诗品》(钟嵘) 、《诗品》(司空图) 、《本事诗》、《六一诗话》、《中山诗话》、《后山诗话》、《紫微诗话》、《文章缘起》、《续诗话》、《临汉隐居诗话》、《优古堂诗话》、《诗话总龟前集》、《彦周诗话》、《四六话》、《石林诗话》、《藏海诗话》、《风月堂诗话》、《岁寒堂诗话》、《庚溪诗话》、《韵语阳秋》、《唐诗纪事》、《观林诗话》、《环溪诗话》、《竹坡诗话》、《苕溪渔隐丛话》、《文则》、《二老堂诗话》、《诚斋诗话》、《沧浪诗话》、《诗人玉屑》、《娱书堂诗话》、《后村诗话前集》、《荆溪林下偶谈》、《草堂诗话》、《文章精义》、《竹庄诗话》、《浩然斋雅谈》、《对床夜话》、《诗林广记前集》、《文说》、《金石例》、《作义要诀》、《墓铭举例》、《怀麓堂诗话》、《卧山诗话》、《诗话补遗》、《艺圃撷余》、《唐音癸签》、《金石要例》、《历代诗话》、《渔洋诗话》、《师友诗传录》、《声调谱》、《谈龙录》、《宋诗纪事》、《全闽诗话》、《五代诗话》等等，诗文评类共64部731卷，存目85部524卷内1部无卷数。
再以词曲为例。虽然词在中晚唐时即已兴起，但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异军突起，蒸蒸日上则是在宋代。《遂初堂书目》卷末设有乐曲类，收词14种，有词总集如《唐花间集》、《曲选》；词别集如《黄鲁直词》、《秦淮海词》；还有词曲理论著作《本事曲》。接着《直斋》也在集部设立了歌词类，收唐五代词集四种与宋词集115种。这表明词成了五代与宋代标志性诗体，深受欢迎，而且文人成了词最主要的创作队伍，并且编辑出版了大量词集，还为广大藏书家接受收藏。因为私家藏书室根据自自己的实际藏书编撰，著录时详见于现存书，既然有如此众多的词集，所以要在目录的分类体系中给其适当位置。而《宋史?艺文志》未收词曲，表明官修目录要相对保守。另外，《直斋》设置歌词类不仅收书115种，并下分“乐府”、“词”、“曲”三个小类，这表明作者对宋词的思考已相当细致。但是在正统的古籍著录中，词曲没有一席之位。在封建正统的观念里，诗文是正宗，词曲(以及白话小说、戏曲)一直受到轻视，原因在于词曲(包括白话小说、戏曲)来源于民间，是不能登上文学宝座，属于俗文学。这种观念在《四库全书总目》也存在着。
《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序》云:“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然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渊源，实亦乐府之余音，风人之末派，其于文苑，同属附庸，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今酌取往例，附之篇终。”③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词曲是受到封建正统观念轻视，被认为是卑下的，因而被附于篇终。四库馆臣认为词曲类不过是“倚声末技”、“不足重轻”、“姑附存以备一格”。而“词卑体轻”的观念也是根深蒂固的。《啸余谱十卷提要》追溯了词之源流:“考古诗皆可以入乐，唐代教坊伶人所歌，即当时文士之词。五代以后，诗流为词，金元以后，词又流为曲。故曲者，词之变；词者，诗之余。源流虽远，本末相生。”如此之见，词是以“改装”诗歌、利用燕乐并命歌伶配以乐曲综合而成。在正统文人心目中，词的内容形式依附于诗，曲调吟唱依附于外乐，制作者是低贱的主要妓院教坊的伶人，毫无疑问是一种“血缘”芜杂，毫无社会地位的“末技”。尽管当时词曲之作流行于大街小巷，为大众所喜爱，文人墨客也常有精妙之作传世。但是，词不登大雅却是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自宋以后，歌词之法的失传，词乐已彻底分离，作为一种文学载体，词越来越成为文人案头娱情之作，又加之长久以来文人墨客、达官贵人的认可和恪守，词曲被认为是“倚声末技”、“不足重轻”、“姑附存以备一格”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其次，从诗赋作品编订体例的变化看诗文“集”的形成和意义。这里包括两部分内容：
（一）、诗文“集”的形成。《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两部目录学经典著作中诗赋类作品在编撰体例上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即出现“某某集”的形式。作为书目的数量单位，《汉志》各部分均有“篇” “卷”之称，“诗赋略”编目则通称“篇”：如“屈原赋二十五篇”、“扬雄赋十二篇”等。这里称“篇”源头来自竹简，但如《辞源》所说“后因称首尾完整的文字为篇……一篇犹一首”，所以篇就有了称呼独立文章的单位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篇”与“卷”、“册”是不相同的。而在《隋志》中这个单位变成了“卷”，如“楚辞十二卷”。和“篇”相比较，“卷”显得比较含糊，在《汉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屈原的赋有二十五篇，而对于《隋志》“楚辞十二卷”我们却不知谁的哪一篇作品在几卷，里面收了几篇作品等信息，而且在卷前加入了一个中间概念“集”，这些作品已经由“篇”演化为一个“集”，如：
《汉志》：刘向赋三十三篇。
《隋志》：汉谏议大夫刘向集六卷。
在《隋志》中体现出的有多少篇已经不重要，这些书籍不再以单篇的形式存在和传播。我们看到的是以某个作家或者某个地域、团体或者有某种倾向的一批作家的总的作品作为集成而出现。
《隋志》把诗赋类作品分为三个种类：楚辞、别集、总集。
楚辞在此包含了地域概念、风格、体裁概念，形成一个独立的文体类别，也相当于没有冠“集”名的总集，是经过后人之手编撰的集子。
别集先于总集出现，清人赵翼的《陔馀丛考》卷二十三有关于别集产生历程的说明：“诗文以集名，《汉志》有辑略。师古曰：辑与集同。然当是时，犹未有以集名书者，故志所载诗赋等皆不曰集。晋荀勖分书为四部，其四曰丁。宋王俭撰《七志》，其三曰文翰，亦尚未有集之名。梁阮孝绪为《七录》，始有文集录。故《隋志》以荀况、宋玉等所著书及诗赋等皆谓之集。然《隋志序》云：别集之名，汉东京之所创也。灵均以降，属文之士多矣，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则集之名又似起于东汉。然据此则古所谓集，乃后人聚前人所作而名之，非作者之自称为集也。”④
别集是以作者本人的名字命名的，以著录某位作者的文章为原则，是个人作品集。《隋志》在书名前加注了作者的朝代、国别和官位，书后注明了卷数，近年作品的存佚状况等。
对于总集的产生，《隋志》说：“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删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⑤这里体现出三方面的信息：①建安之后，诗赋类创作繁盛，有归类的必要；②晋代的挚虞开始摘编精华，开始冠《流别》名，如“《文章别流志?论》二卷”；③之后众人效仿，有以钞命名的，如“《集林钞》十一卷”，以略命名的，如“《集略》二十卷”，也有其他近“集”含义的其他称呼如“选”、“海”、“林”等命名或直接以文章体裁“赋”、“诏”、“表”、“文”、“歌辞”命名的，都属于总集。
通过《隋志》列目，我们可以找到总集主要的收编原则：有的是一个时间阶段内所有作品的集合，如《文选》、《文苑》；有的是根据作者的类别特征来收录，如《妇人集钞》、《吴朝士文集》；有的以地域为收录依据，如《晋歌章》、《吴声歌辞曲》；更多的是根据作品的体式和功能类别来收的，如《碑集》、《杂论》、《画赞》、《乐府》；此外还有不少以朝代和著者为据收入的诏书、表、策等等。
（二）、诗文“集”形成的意义
别集和总集的编撰体制形成的意义：
1、体现在目录学和文献学方面：明确收录原则，便于收录、整理、保存；成体系的文献，特别是总集偏重于覆盖某方面的特征，更加方便于查找、阅读、传播。
2、体现在文学方面：以作家名命名的别集的编撰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作家的地位。先秦至两汉，诗赋类作品既不像“六艺略”那样一直被主流文化奉为经典，也不像诸子百家那样多提出治国方略体现政治理想或反映人生态度，它并不注重实用性，是一种娱情之作，由于这个原因，它不受重视。而别集的编撰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作家的地位，作家地位的提高必将促进创作，这与后来文学创作的全盛局面是有因果关系的。而总集著录原则如对有明显地域特征、风格倾向的一类作品单独编撰，这无疑也极大地促进了文学风格多样性的发展。
3、体现在文体学、文艺学方面：别集和总集分别收录了大量诗赋作品以及诏书、表、策等，而最终形成了一个大类——经史子集之“集”。这两个“集”是有联系的，有了小集，才最终形成了大集，大类的独立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另外总集的文体分类编撰促成了一些文章体裁甚至文学样式的出现、定型和独立发展，例如“策论”、“文学评论”、“女性文学”、“碑刻”、“乐府”等文体类型或文学范畴的出现。
第三，从《总目》对骈文的观念看“四六文”发展演变。
（一）、形成概说。骈文自形成以来，其名称一直没有固定，六朝时人们以“ 今体”或“ 今文”称，但这并不是一种文体的称谓，后来唐代李商隐作《樊南四六》以“ 四六”来界定自己的文集，并由此开创了以“ 四六”为骈文名称的历史，一直沿用到宋元明清时代。虽然这个名称体现了骈文文体句式基本以四字句和六字句来构成文章的一个特点，但对于那些不是四六句式的骈文文章来说，这个名称又不是很准确，《总目》在骈文的称谓上除“ 四六” 外，还有如“ 骈体” 、“ 俪语” 、“ 骈偶之文” 、“ 比偶之文”等，从使用频率上看，用得最多的是“ 骈体”，其次是“ 俪语”和“ 骈偶”，用“ 骈”字来称谓骈文, 这在文学史上应该是一个开创。其后，骈文成为文体的专门名称。
而关于难以定论的骈文文体的产生和形成的历史渊源，《总目》作了描述，认为“ 秦、汉以来，自李斯《谏逐客书》始点缀华词，自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始叠陈故事，是骈体之渐萌也”，又说“ 符命之作则《封禅书》、《典引》，问对之文，则《答宾戏》、《客难》， 骚骚乎，偶句渐多。沿及晋、宋，格律遂成，流迫齐、梁，体裁大判，由质实而趋丽藻，莫知其然而然。然实皆源出古文，承流递变”。 从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纪昀认为骈文和古文实出一体，而且就骈文文体流变的状况说：“ 岂非作四六者，不知与古体同源、愈趋愈下，有以启议者之口乎”把文体产生的时间推断为同一时代。
（二）、对骈文文体演变状况的描述
骈文文体演变状况的具体描述：《总目》卷一百八十九之集部四十二《四六法海》提要中描述：“秦、汉以来，自李斯《谏逐客书》始点缓华词, 自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始登陈故事，是骈体之渐萌也。符命之作则《封禅书》、《典引》，问对之文，则《答宾戏》、《客难》，骚骚乎，偶句渐多。沿及晋、宋，格律遂成，流追齐、梁，体裁大判，由质实而趋丽藻，莫知其然而然。然实皆源出古文，承流递变。犹四言之诗至汉而为五言，至六朝而有对句，至唐而遂为近体。面目各别，神理不殊，其原本风雅则一也，厥后辗转相沿，逐其末而忘其本。故周武帝病其浮靡，隋李谬论其桃巧，唐韩愈亦断断有古文、时文之辨。降而愈坏，一滥龄宋人之启札，再滥朴明人之表判，荆袭皮毛，转相贩窝或涂饰而掩情，或堆砌而伤气或雕楼纤巧而伤雅。四六遂为作者所垢厉。”
总目认为骈文文体发展的大致情况正式形成于魏晋，兴盛变异于齐梁，而衰落于唐宋元明。这里将李斯《谏逐客疏》看作是最早的骈文作，将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视为“ 骈体之渐萌”，而骈文的形成，“沿及晋宋”，但其后骈文就走上了一条比较偏颇的道路，是“ 逐其末而忘其本” ，所以唐宋以至元明，骈文几无可观。
在对骈文文体的演进作全面把握的同时，《总目》还就不同阶段骈文的文体特征作了说明。
对梁代的骈文创作，《总目》的评价是“ 浮华”，并将之与帝王的关系紧密结合，《总目》并不欣赏梁代的这种文风，但也谈到“ 寸有所长”、“ 梁代诸家”，“ 未可屏斥”。
对初唐的骈文创作，《总目》的评价是“浮艳”。《总目》对“ 初唐四杰”的评价中体现了其观点，即“ 勃文为四杰之冠， 儒者颇病其浮艳”。对于中唐著名的骈文作家陆蛰，评者重在内容而并非形式：“其文虽多出于一时匡救规切之语, 而于古今来政治得失之故，无不深切著明，有足为万世龟鉴者”。
从骈文的发展演变看，宋四六的兴起是骈文的演进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变化，这个时期的骈文几乎完全被应用到应用文中，成为应用文体，对于宋代骈文，《总目》作了相应的描述：“宋承五代之后，文体纤俪，禹傅始为古雅简淡之作。《小畜集》提要北宋四六，大都以典重渊雅为宗。南渡末流，渐流纤弱。《橘山四六》提要至宋而岁时通候、仕宦迁除、吉凶庆吊，无一李不用启，无一人不用启。其启必以四六。遂龄四六之内别有专门。南渡之始, 古法犹存。孙魏、汪藻诸人，名篇不乏。《四六标准》提要宋末启札之文，多喜配合经史成语，凑泊生硬，又喜参文句，往往冗长萎弱，唐以前旧格荡然。（《勿斋集》提要）”在宋代骈文的演变中，《总目》将南渡作为文风变化的一个转折期，以为此前的骈文“典重渊雅”，而其后的骈文则陷人“纤弱”的境地。
清代是骈文的中兴时期，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作家，《四库全书》收录了其中一些作家的作品，《总目》也对这一文学现象作了叙述：
国初以四六名者，推绮及宜兴陈维裕二人，均原出徐、皮。维裕泛滥于初唐四杰，以雄博见长绮则出入于《樊南》诸集，以秀逸擅胜。（《林葱堂集》提要）
国朝以四六名者, 初有维裕及吴绮，次则章藻功《思绮堂集》亦颇见称于世。然绮才地稍弱朴维裕, 藻功欲以新巧胜二家，又遁为别调。譬诸明代之诗，维裕导源于皮信，气脉雄厚如李梦阳之学杜。绮追步于李商隐，风格雅秀，如何景明之近中唐。藻功刻意雌镌，纯为宋格，则三袁、钟、谭之流亚。平心而论，要当以维裕为冠，徒以传诵者太广，攀拟者太众，论者遂以肤廓为疑，如明代之垢北地，实则才力富健，风骨浑成，在诸家之中，独不失六朝、四杰之旧格。要不能以将褚玉溪, 归答于三十六体也。（《陈检讨四六》提要）
《总目》认为三位文学大家中陈维裕较之吴绮与章藻功成就更大一些，同时也指出三人的骈文也存在一定的弊端：
为四六之文者，陈维裕一派，以博丽为宗，其弊也肤廓吴绮一派，以秀润为宗，其弊也甜熟章藻功一派，以工切细巧为宗，其弊也刻镂纤小。（《玉芝堂集》提要）
《总目》还对一些作家的风格作了探索，从较早的庚信到后来的四杰、张说，乃至宋四六的一些作者以及陈维裕、吴绮等，都有所涉及，从作家的角度对骈文的演变作了印证。
（三）、对骈文文体特征的认识
《总目》较早地全面总结了骈文文体特征作。骈文的文体特征：对仗、隶事、声韵、辞藻实际上在清代乾嘉时期就已经基本形成。《总目》给予了较全面的描述，探讨了其源流，如《四六法海》提要中所提到的，“李斯《谏逐客书》始点缀华词”，认为辞藻方面的要求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如此。“自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始叠陈故事”，则认为骈文的用典兴起于汉代，“ 符命之作则《封禅书》、《典引》，问对之文，则《答宾戏》、《客难》，骚骚乎，偶句渐多”，汉代时期对句也不断地在文章中得以增加，“沿及晋、宋，格律遂成”，则是声律的发展伴随着诗歌格律的形成而形成。《总目》关于辞藻、典故、偶句以及声律的渊源，都作了比较深刻的探究，而且《总目》把骈文文体特征形成的历史追溯得十分久远，也显示了骈文文体源远流长，非一二日之功。
在评价历代骈文作家的文章时，《总目》也是以四大修辞形态作为评判标准的。如评价徐陵“陵文章绮丽”，评王硅“文章则博赌瑰丽”，评王安中“尤为雅丽”，评茶崇礼“据今所得睹者, 已足见词藻之精丽”，评王子俊“ 典雅流丽，亦复斐然可观”，评杨冠卿“ 流丽浑雅”，评周南“俊逸流丽”，评李刘“隶事亲切，措词明畅” 。在这些评论中，“雅” 、“丽” 多次出现，“雅” 主要是指骈文用典方面的特征，用典在形式上能够形成一种典雅高贵的风范，“丽” 则主要指骈文用词方面的特征，骈文辞藻一般比较华丽，富于色彩美， 富于变化，这也是骈文招致后人垢病的主要原因之一—过分追求辞藻的华丽很容易造成以表面形式的丰富来掩盖文章思想方面的不足。表明《总目》认为骈文在发展中用典和讲究辞藻是其文体上的特征。骈文文体特征确实给人一种浮艳华丽的印象。另一方面，作家在创作时显然也受这个传统的影响，以为作骈文当以此为标准。也只能说是骈文之所以吸引人，其价值也在于此。
另外，一个特别的现象是，在《隋志》别集的收录中，多以官阶品级加在别集作者前面录之，如《楚大夫宋玉集》、《晋太傅谢安集》等。而在《隋志》以后，《新唐志》、《旧唐志》以及后来的目录书则多不见这种情况，而是直接以名人字号或通常之称对别集作品命名收录，如《宋玉集》、《谢安集》、《柳河东集》等。这应是对魏晋以后、唐以前社会门阀制度下，人们对文人出身的重视。而科举制度推行后，这种现象才逐渐消亡。
由于时间仓促，学力有限，本文仅从以上几个方面对集部的形成以及形成过程中暗含的学术思想进行分析探讨，其中难免疏漏不当之处，希望老师和同学批评指正。

注释：
1、（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点校本二十四史．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755页
2、（唐）魏征等．点校本二十四史．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1090页
3、《四库全书总目》下册，1965年版，第1807页
4、（清）赵翼，栾保群，吕宗力校点．陔馀丛考[Ｍ]．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347页
5、（唐）魏征等．点校本二十四史．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10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