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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作业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子部目录浅析
中国古代文学    2010博                董定一                    1120100412

我们通过对古代目录文献中所载的典籍的分类情况及存佚情况的比较分析，能够理清它们所在朝代的学术发展态势，进而统观大局，对整个古代学术发展的脉络有初步的认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无疑是这类文献中极重要的几种。通过它们，我们不但可以考见古代书目的流变情况，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借助这些资料的著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其著述类型的变化所反映出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变革以及身在其中的文人著书传世时所存的学术观点有较为直观的认识，进而勾勒出一幅学术发展变化的图示。下面，笔者即以其中的子部著作为例对其在发展和演变过程中所呈现的一些特点加以分析。
不同于类别变化不大的经部以及分类情况较为复杂的史部，在《汉志》等三种书籍中收入子部类别的典籍大体而言呈现整体稳定、部分偏移的特点。我们不能说其书中子部目录下每一个二级分类所包括的书目都有变动，但说其中属于一些类别的一部分典籍与后世的其他类别有着密切的关系，当非妄言。为此，我们需要将这三部书中归属子部的类别列出来，将其相同相类的条目考察一番，以便于从中了解不同朝代下学术思想所发生的分流、汇合等变化情况。我们以下表来列举三种著作中的子部典籍的分类情况。
表1 《汉志》、《隋志》及《提要》子部目录类别对照(见附件sheet1）
（处在同一行的类别所收典籍内容相近或相类，未经特别指出，《隋志》及《提要》下所列类别均属子部）

从上表可知，见于《汉志》及《隋志》的诸家著述，有相当大一部分在后世被收入了其他类别，如果我们以《汉志》作为标准来衡估这一变化趋势的话，这些类别中以最能反映学术思想走向的诸子百家的作品在后世的变化为最多。由于成文仓促，难以逐一详尽的对每一个收入子部的二级分类都进行详尽的讨论，我们仅以小说类文献为例粗作分析，望求指正。
为讨论之便，我们将三种著作中牵涉到小说内容的具体书目单列一表于下：
表2 《汉志》、《隋志》及《提要》小说类具体书目分类对照（表格见附件sheet2）

由上表可知，《汉志》诸子略中所著录的小说家之书目，在后来的《隋志》及《提要》中几乎难觅踪影，显已失传。虽其书亡佚，然仍多有迹可考。根据其所在类别的类前小引及书籍名称，再佐以相近时代其他典籍中所保留的断简片文，应该说仍可以对其著作内容及学术思想有所了解和认识。《汉志》小说家所著录的小说凡十五家，一千三百八十篇。根据其反映的思想上的不同，这些著作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或将历史人物或现实事件通过迂诞虚构的方式而生发立说，如《天乙》、《封禅方说》等；或以远古或本朝之人为名著书立说，如《虞初周说》、《宋子》等。这两种创作方式虽有形式上的不同，然究其本源，它们皆是假借一人一事进而阐述方家之道抑或黄老之理的依托之作。我们就分别以《封禅方说》及《宋子》为例加以考辨，进而了解汉志小说家所收作品的思想内涵以及《汉书》编纂时代学界对小说家的社会评价及文化定位。
首先我们来看《封禅方说》。方说所指为方士之说。方士常在帝王之近，掌握有特殊的知识其思想较为复杂，大体上属于儒家，然又具有浓烈的阴阳家色彩，这在其作品中多有体现。《汉志》于小说家中著录有《封禅方说》十八篇，同时注明：“武帝时。”可知此书为汉代方士所撰。封禅是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大典，所谓“功成封禅，以告太平”，帝王未有值得称颂的文治武功，是没有资格进行封禅的。时至汉代时，行过此礼的亦不过寥寥数人，其中即包括汉武帝。《汉志》里《封禅方说》中所叙述的“封禅”，毫无疑问应当是指的是汉武帝的封禅之礼；其书虽早佚、然据学者考证，现存《史记•封禅书》与《封禅方说》关联密切，《封禅书》中的不少片段很多即来自《封禅方说》，大致包括对封禅的故事、传说、仪礼等内容的介绍。由于此书来自于善谈神仙方术熟知传说故事的方士，因此在叙述以上内容之时难免会有怪诞虚幻的因素掺杂入内：如《史记•封禅书》收录了一段武帝在选择封禅时间时与方士公孙卿的对话，后者即通过叙述一段黄帝及申公的传说，凭借劝诱的方式令武帝确定了封禅时间。由此我们不难推断，《封禅方说》一书虽所叙为正统之事，然其保留了较多的偏离主流的怪异之谈，这些文字“不在大道”，具有一定的故事性。这也是《封禅方说》入小说家的原因。
接下来我们来看《宋子》。据《孟子•告子》及《庄子•天下》等，宋子为战国时期宋人、学说自成一家。《汉志》小说家共收录《宋子》十八篇，根据《汉志》班固自注：“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可知《宋子》当是一部思想近于黄老道家的作品，然其却并不入道家，显然其书必然多采稗官之说，有很多“街谈巷语、道听涂说”的内容。据前人考证，《吕氏春秋•去尤》及《吕氏春秋•去宥》两篇文字实为《宋子》佚文转化而来。这两篇文字以夺金者自称在夺人“殊不见人，徒见金耳”等例子来说明欲望影响人的判断，说明了多欲的不智之处，正合黄老“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之旨。然其以日常生活的故事来说明问题，其言多巷间野语，故而入小说家。
总体而言，这两类著述出现于《汉志》的小说家之内，既体现了当时的学术倾向，又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汉志小说的发展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秦亡之后汉代统治者吸取其教训，以“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作为统治学说，使道家思想暂居上风；至汉武帝时，又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学为尊。这一学术发展的变化也在《汉志》小说家的著述中有所体现。汉时夹杂有“天人感应”及“灾异”等阴阳家理论的被神学化了的儒家思想体系随着学术建构的完善以及经学思想的盛行，其统治地位愈加稳固，汉帝亦大多极力提倡此类学说，笃信神仙之术，使得具有较高知识水准的方士渐渐以文成名。他们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而著书立说，宣扬奇绝幻绝之事，成就小说家言。此外，文化自身的延续拓展同样影响到小说家之著述。战国之时的诸子时代名家辈出，可谓群星璀璨、百家争鸣。在这一时期出现的诸家可谓各显其能，千差万别，对后世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其学说之中即有诸多采自街谈巷议富有传说性质的内容，后人再增以想象、汇而成编，也就成为了汉志诸家小说的又一个源头。《汉志》编撰者对小说家的评价并不高，认为这些作品“君子弗为”，然其又言“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也没有一味排斥。由此可见，汉人心目中的“小说”是与具有经典地位的五经等“大说”相对应的一类适于巷陌街尾所言所观的层次较低的一类文字，其内容多是不涉家国之事及五经大义的浅薄依托的杂家村语，它们作为一个不甚受人重视的整体而存在并发展。
我们接下来来看《隋志》。《隋志》之中子类•小说家类共收录小说凡二十五部、一百五十五卷。从其所收录篇目卷数看，似乎要比《汉志》小说家在篇幅及内容上有所增多和拓展。然究其根本，《隋志•小说家》所反映出的唐初学者的小说观念与《汉志》相比较，虽有进步然变化似乎并不甚大。
唐史学大家刘知几于《史通•杂述》中将正史外的史类著作尽以“偏记小说”相称，并将其分为偏记、别传、逸事、琐言等十类。《隋志》小说家中的诸多著作按此类别加以划分的话，则其大多属于琐言类（《语林》、《杂语》、《世说新语》、《笑林》等）及逸事类（《宋玉子》、《青史子》等），此外，尚有可归入别传类的《燕丹子》以及不当属于史类著作的《古今艺术》、《器准图》等。这些书有些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可称之为小说，但亦有一些书似乎与小说这一概念无甚关联。然《隋志》中所言之“小说”，所指者乃是在当时学界被学者所认可的“小说”。我们对这一概念所包括的范围加以研究，大致就可以了解隋唐之时学术思想发展的趋势以及这一趋势对小说的影响。这其中《宋玉子》等逸事类作品体现了赋作为一类文体由诵读向叙事体发展的过程，而《燕丹子》其内容处于历史记事与传说故事之间，较为全面的展现了小说发展的具体过程，皆为重要作品；然究根寻源的话，我们认为还是琐言类作品最能够体现这一时期的学术风潮并作为其间小说家作品的代表，因此我们重点对此类作品加以分析。
比较引人注意的是，在这一分类下出现了许多带有嬉笑嘲谑性质的作品，如《笑林》、《解颐》等。其中《解颐》虽佚，然其原文多保留在《谈薮》一书中，观其内容，多是风雅名士的睿智才辩，诙谐幽默，已有笑话性质；而流传至今的《笑林》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笑话专集。笑话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并被收入小说类，这是文学的观赏娱乐价值得到体现并被认同的重要标志。在先秦两汉之时，文学多与学术相联系，成为经学的附属品；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经学衰退，整个社会的学术氛围愈加会通自由，文人的个体价值日渐独立，文学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被边缘化了的虽“无益时用”却可供“赏心悦目”之用的笑话琐言类作品开始大量涌现，它们不及经义大道、无碍家国天下，与五经正史相去甚远，然又因其本身所具的悦心赏性之用又得青眼，这与孔子“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的论断恰恰相符。同时，这一类作品的出现又为后来的六朝小说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世说》及《语林》等书在写作手法、内容架构乃至材料选取等方面多参照《笑林》等书，其作虽仅涉琐屑轶闻，并无经国教化之用，然其或彰显才情，刻画名士；或记事明理、横议是非，作家作为一个主体依然担起了知人论世以正社会的责任。《隋志》认为小说虽为“街谈巷语之说”，然观其可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这应当就是这一类著述入选小说家的原因。
我们再对《提要》小说家所收作品进行分析。正如上表所列，如果我们以这些作品作为查找对象至《隋志》之中查找与之对应的相应著作的话，就会发觉它们大多不在小说家而是分布于史类的诸多部类之中，如《穆天子传》收于史类•起居注类，《西京杂记》收于史类•旧事类，《冤魂志》、《搜神记》等收于史类•杂传类等。这种收录情况的出现大致有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这种分类方式与唐代的史学发展的大方向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隋唐之时历史编纂学较为发达，统治者建立官修史馆，组织大量人力物力编修前代史书，二十四史的八部正史是在这一时期编纂而成的。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从经学中分离出来，不断总结和创新，取得了不菲的成就。然而这种积极修史的学术风气不免影响到目录修订者的心态，使其在编纂目录之时珠玉不辨，一而概之的收集材料并编入史类典籍之中。
其次，唐代以三教并举作为自己的基本国策，儒释道思想混杂发展，这也使得即使著作本身具有浓烈的佛道玄幻思想，在牵涉到入类问题的时候依然容易为学术主流所误认。
再次，再加之唐初小说观依然沿袭了以往较为正统的看法，将小说纳入史学观照之下。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的那样：“（隋志•小说家类）其所著录，《燕丹子》而外无晋以前书，别益以记谈笑应对，叙艺术器物游乐者，而所论列则仍袭《汉志》。” 《隋志》认为小说应当具备“劝善惩恶”之功效及实录之性质，这种观点自然也影响了以我们的眼光来看更具小说意味的诸多作品的归类。
我们就以《搜神记》为例对此予以探究。首先，《搜神记》作为具有小说意味的作品，本身就牵涉到诸多史实与往代之事，甚至直接引用正史（如贾谊作《鵩鸟赋》一则即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而来）并注以年号朝代，令人感觉十分可信。作者干宝本人曾任史官，他更是以史学而非文学出名的。干宝兼通经学、史学、文学，但最为显著的是他在史学而并非文学方面的建树和贡献。正因如此，唐人修撰的《晋书》将他与著名史学家陈寿等人列在同传。因此，在世人眼中，这样的一部小说类著作与史学著作并没有明确的界限，《搜神记》为后世《宋书》《三国志注》等诸多史书作为信史而引用就是明确的例子。其次，唐代学术发展的最大特点就是佛道二教逐渐与传统文化相融合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佛道教徒各自编纂经典教义，与其相关的著作亦是五花八门无所不有，这其中也包括了《神仙传》、《洞仙传》之类的叙述教中神仙并按照史记列传的体例将其一一落实的作品，可谓传记文学的又一支，而《搜神记》与这一类以宣教为主的文字相似之处颇多，同样表露了宗教思想、牵涉神仙且皆为短小笔记，虽其叙述重点不同，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明确的将二者划分开来。再次，以《搜神记》为代表的魏晋六朝志怪小说张皇鬼神、侈谈灵异无外乎是因为当时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文人们希望借此表露自己的出世思想以有所寄托，多谈幽明神怪之事，因此其作为实录文献的功用便大打折扣了。此外，当时政治黑暗，法令严峻，随意谈论局势点评社会难免遭到查禁。志人类小说中多有此例，行文间多臧否人物鞭辟社会的《裴启语林》即因其满纸锋芒而招致权相谢安不满，故而不传。然而，谈神论鬼的志怪类小说因其不关系时事社会，反而没有什么妨碍，故《搜神记》之类书籍大行其道。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缘由，它不再符合《隋志》小说家当有“传道”之社会功用的定义了。综合以上诸条因由，《搜神记》以及以它为代表的诸类书籍不入《隋志》甚至以后的《旧唐书•经籍志》小说家而被列入史类也就不足为奇了。
随着时代的变迁，小说逐渐作为一种文体独立出来，《搜神记》、《博物志》等一批具有小说意味的作品逐渐从史类转入子部小说类中。这一趋势在《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等书中已有先兆，而到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编订之时，《隋志》之中的小说失类这一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提要》在小说家类•杂事类中指出：“纪录杂事之书，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诸家著录，亦往往牵混。”同时，它也提出了自己分辨两类文献的标准：“今以述朝政军国者入杂史，其参以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则均隶此门。”提要认为，应当强调这类作品作为小说而不是作为史著的叙事范畴。《提要》将《隋志》入史类的小说文献尽数转入小说家类；无疑，清人对史著与小说类著作之间的区别认识的更为全面和透彻。这种务实求真、认真辨正的认知态度与清代学界的治学取向是分不开的。清代是汉学占据上风的时代，汉学在各个领域都多有渗透，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史学界。在史著编排及目录拟定上，史学家多将治经的研究方法用于治史，将研究重点放在对史著的类别、源流以及史实的评较上，以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来考订辩证古史，这也促进了目录学的发展。这一点在小说家的著录方面的表现是《提要》编者以经学崇尚考据注重规范的观点来规范小说，强调小说的“补史”功能及考证作用。（如对世说新语的评价：“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惟赖是注以传，故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同为考证家所引据焉。”）
与前代目录相比，《提要》对小说家所收著作的调整体现了清代重考据的学术规范，使得小说与史著有了较为明确的界限，各自独立开来。通过对小说和史部杂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的清理，小说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提要》的这一举措是清代学术思想的一种积极反映。
当然，《提要》不收录白话小说入书依然是小说家不被重视的重要表现；同时，《提要》将收于前代典籍小说家之中的一些议论性较强的著作移出所在类别，似亦有可商榷之处。由于时间所限，只得存而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