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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作业二：《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史部目录浅析
中国古代文学    2010博                董定一                    1120100412
作为记载文献典籍之名次的著作，目录类书籍在中国古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毋庸讳言。如姚名达所言，图书之目录“为学者所研究且成为一切学术之纲领”。通过对古代留存的诸多史志别录的研究，我们就可以大体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情况以及古代学术思想所产生的时代背景有所了解。在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上，分别成书于汉代、唐代、清代的《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下文分别简称为《汉志》、《隋志》及《提要》）三部著作其学术价值更胜。三部著作在罗列书目的同时加以总序及小序，对收录分类的学术源流做了简要精到的介绍，似更具研究意义。笔者拟以这三册典籍中所开列的史部文献目录为切入点，不惮浅陋，对其中作品在传承发展中的变化情况进行简明扼要的分析探讨。
由于时间所限成文仓促，笔者只对这三部著作中所设史部类别的异同做一考察，管中窥豹，从这一角度入手对历代史部文献中所存在的各类情况加以阐述说明。笔者意在通过对这些典籍类别在传承流变中所出现的诸多现象的研究，抓住其中所反映出的学术思想发展的规律、理清文献研究的重点所在，从而有所思并有所得。
如果说《汉志》《隋志》《提要》三书中所载的经部文献其分类变化情况尚属一目了然、简洁明晰的话，那么紧随其后的史部文献其分类情况则是种类繁多复杂繁冗，令人观之目眩。这其中史部文献与经部文献所不同的最大特点是后者在不同时代的类书中所占比例大致相近，发展平稳；而前者则表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汉志》中此类著作寥寥无几，甚至并未单独列为一类；而在《隋志》及《提要》中，情况则是恰恰相反，史部著作蔚为大观，其分类多达十余种，个别大类下又开设了诸多小分类，可谓卷帙浩繁。这一现象颇为耐人寻味。
笔者以为汉时史类著作未成大观的原因无外乎以下几点：
首先，物质方面的原因。汉时编书为简，笨重且难以保存，也不便书写，这无形之中就制约了史学著作的产生和发展。当然，这并非主要原因。
其次，社会方面的原因。汉前先有春秋战国之时，割据政权连年征战；又有秦朝借法家思想严苛治国，实行文化专制，流传到汉朝的历史文献大大减少。汉朝本身也是多有对异族的征讨战争以及对内部的平叛之役，社会条件的不稳定也不便于文人士子安心习学，这也是对史学创作的极大阻碍。
再次，学术原因；这是影响史学著作发展的主要原因。原因大致有两方面。首先，汉时学术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没有完善的图书分类思想。笔者在上一篇作业中已经叙述，不再重提。另一个原因则与经学研究有关。在两汉时期，史学无异于经学的附庸。我们从《春秋》的流变过程中，大致可以对这类情况有所认识。《春秋》本是最早的史书的统称，然而列国春秋却只有经孔子之手所编订的鲁《春秋》流传至汉代。由于孔子曾删定《春秋》并以此为己施教之据，故而在汉代儒学逐渐成为显学之后，汉代《春秋》学大盛，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皆以阐述春秋之义作为宣扬自己学术观点的重要手段，《春秋》也在汉时绵延不止的经学之争之中逐渐和《书》、《礼》等六艺一起逐渐神圣化。由于《春秋》多述史实实为史书，故而史学著作也自然而然的多随其一并被收入经类。在汉人眼中，“史”这一概念更多的具备与经书相类的文书应用性质而非史料所应备的历史性质。，所谓“六经皆史”，史即六经，这无疑严重的影响了史学著作的独立成类和发展。同时，汉代前期帝王为利用儒家学说而提倡读经入仕，经学逐渐政治化，学者多师法先人，只继承而不发展，守在经学圈子之中裹足不前。这也推迟了史类著作作为一个单独门类而被认同的时间。在《汉志》中，《太史公》《战国策》等历史典籍几乎全都附《春秋》之骥尾，被列于专属经部的《六艺略》中，这就是一个明证。
而到了隋唐之时，情况则有完全不同了。虽然隋唐立国之前亦有三国六朝诸代数百年的战乱，然随着汉末儒家经学的地位的逐渐丧失，史学逐渐与经学分道扬镳，经史在荀勖《新簿》及阮孝绪《七录》之中开始并称，史学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魏晋南北朝之时人的个体自我意识觉醒，史学家开始走出困局，不断尝试新的史学著作的创作；自魏晋至隋，士族一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社会力量。士族门阀提倡私人之学，这其中不少门阀以史学为治学之主流，这也进一步推动了史学的发展。同时，汉之后由于政治原因，学术人才逐渐向下层迁徙，出现了继春秋之后的又一次文化下移，这也有利于史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而得到推广。因此，隋唐之前史学得到了第一次长足的发展，其著作亦是汗牛充栋，其编纂者承阮孝绪的分类形式将史类著作单列一部，并按其内容与意旨分为正史类、古史类、杂史类、霸史类、起居注类、旧事类、职官类、仪注类、刑法类、杂传类、地理类、谱系类、簿录类共十三类，这是我国目录学发展的进步，也是学术思想的进步。
清代是我国史学发展的最高峰时期，明清之交黄宗羲、万斯同等一批当世大家认为明代崇尚阳明之学的治学风气过于空疏，多有引人不学之弊，故而立足史学，力图将学风由空返实；同时，正所谓以史为鉴，宗社之变“国破家亡双泪暗”的惨痛使得不少学者转而研究诸朝遗史，并从中吸取教训，寻找匡复之法。这都使得清初史学甚为兴盛。而到了乾嘉时期，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实行文化高压政策，故而朴学盛行，学者多将研究重点转到考据学，以钱大昕、王鸣盛为首的吴派对历朝文献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整理工作，这其中也多有对古史方面的研究，史学更是长盛不衰。可以说，清人对史学的研究几是搜罗无遗，无所不至。在这种情况下，《提要》的史部可谓洋洋大观。在史部的卷首引言所列分类中，收录于此的著作被划分为十五类：正史类、编年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及史评类，又在个别大类下开设了小的分类（如传记类又分为名人、圣贤、总录、杂录、别录五类），并在其中若干类别之下注明了分类似乎欠妥的作品入类之由，条理清楚。
如上文所言，三部典籍之中的史部著作其分类情况之复杂纷繁是经部分类中所不曾出现的，若以文字详介，难免夹缠不清扰人耳目。为省此弊，笔者援经部之例，将其史部分类列为表格以供对照，当然，其中多有粗疏舛漏之处，期盼补充与指正。
表1  《汉志》、《隋志》、《提要》三书史部分类对比（相同行代表同类作品在三部著作中所归入的分类，括号中内容代表该类别中与其他书中相应类别所对应的部分，《隋志》及《提要》中所列类别未经特别指出均属史类,表格见附件中sheet2）

根据上表，我们大致可以掌握三部文献中古代典籍的分类情况，进而结合这些情况探寻引发它们的内在原因。由于汉志几无史著，故而我们将《隋志》及《提要》作为研究对象。细加考辨的话，大体其从前者至后者的分类变化呈现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除极个别作品外，著作内容及类型名称均未有变化的图书种类。属于这种情况的类别大体包括《隋志》及《提要》中的正史类、地理类及职官类。然我们结合历代以来的学术发展及时代背景加以分析的话，这些类别在不断变化的史部目录中呈现依然故我之态其实并不奇怪。
首先我们来看正史类。如前所述，早在商周之时当时的统治者即令史官修史，而春秋战国之时各家皆以春秋为名编修史书。只是由于秦火战乱之故，这些国史大多佚失了，然在汉时，司马迁出于研究历史，探讨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等原因撰书表明自对历史观点和对人生的看法，开正史之先河；统治者为了规范臣民的思想意识并宣扬自己的君主意志，也需要修史，又有了班固的《汉书》。自此之后，古代立国的帝王诸侯必有记录其言行事务之国史。至汉后，更是形成了新朝修前朝之史的传统，绵延不绝师法相传。正史作为官修钦裁的史书，位高而体尊，所载内容具有不可增删的权威性，是参证一朝兴衰的重要文献，其经典地位不容置疑，自然不会轻易变化。
其次，地理类。古代地理学诞生极早，虽为史学之附庸，然其虽受此身份之碍，然仍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汉书》中即设《地理志》“更制九州，列五服”，对汉前地理沿革及汉风俗进行了系统归纳和整理。由此可见，汉时的地理学研究已初具规模。历史的时、空是一个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整体，述及地理必涉及历史，因此，在《汉志》通观隋志史部的诸类小引，其间它对地理类典籍所作的归纳总结可以说是最详细的。汉时学术发展尚处在起步阶段，图书目录分类并未完善，同时当时地理学著作出现较少，地理学典籍或附于其他类书籍之中，分属类例；或虽属独立性篇章，然汉代学术分类并不严密，加之当时阴阳术数之学大行其道，时人多将狭义地理学与堪舆风水之学混为一谈，种种原因使得地理学的学术含义难以明确。汉志分类重于辨义，故而其中《地典》、《堪舆金匮》等地理类著作多被归入术数略之中。
而到了隋志编纂之时情况又有所不同。魏晋南北朝之时，随着汉的覆亡，正统学术的统治力大大下降，统治者对学术发展的控制也逐步放松，这给本属“异说”的地理学以发展的空间：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动荡加之征战频仍，人才大多从学术中心向外分流，四处散逸，学术逐渐平民化自由化，不少学者士子将关注点由经典的庙堂之学下移到更广泛的自然空间里，把研究点转向人文与自然，产生了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等一系列地理类著作的巨制鸿篇。此外，统治者也开始重视地理类典籍，并将其看做自己齐政修教的重要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说，掌控土地、教化百姓是辅佐邦国的必要手段。只有了解了地域之内的山川粪土、民物风俗，才能达知天下。这也推动了地理学的发展。学术和时代的变迁自然而然的在目录学中得到体现，南齐陆澄编纂《地理书》，可谓中国第一部地理学目录；梁代任昉亦有《地记》问世，阮孝绪更是通观二书，将其单列一类收录至《七录》之中。至较《汉志》而言更看重学科分类的《隋志》于史类中设立地理类后，可以说中国文献学的地理之学就基本成型并固定了。地理类著作在《隋志》中得到了足够的重视。通观《隋志》史部的诸类小引，其间地理类典籍的归纳总结当是最详细的。它自远古禹起，系统完备的顺次编排了隋前历朝历代的地理著作，其详尽程度在其他分类之中是少见的。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疆理天下，物其土宜”的思想在此时已经深入人心了。
清代地理学的发展与隋唐相比可谓同中有异。地理学在隋代成型之后，基于上文所述的诸多原因，它逐渐走向学术的中央范畴，其地位一直十分稳固。宋《新唐书•艺文志》、元《宋史•艺文志》、明《文渊阁书目》及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均单设地理类，且收录著作繁多，这也影响了《提要》对地理类著作的态度。当然，清代地理学兴盛除了受到学术传统的影响这一原因之外，也和有清一代的学术背景密不可分。如梁启超所言，“清儒之地理学，严格的论之，可称为‘历史的地理学’。”清人泥古成癖，继承了《汉志》之精神，虽地理学已然单列一类，然其仍被清人看作是史学的附庸。然而这种看法反而促进了地理学的发展。乾嘉学派崇尚考据，专研汉人学说修订创作，其中史学为其研究重点，这也间接推进了地理学的发展。因此，对比《隋志》与《提要》的地理类，除《山海经》这部发轫于远古的著作因其浓重的神话色彩而被后者转入小说家类外，其收录典籍的类别变化并不大。
再次，职官类。如《提要》所言，职官类这一分类多“撮举大凡，足备参考”，因此其书卷帙浩繁，很少得人问津，加之其所载多为依照旧典而行的议政述职之事，无实质性改变，故而“习者少”，传之入世的文献也大多亡佚，所属类别的冷僻性、所辖内容的琐碎性，再加之传统的议政之习的影响使得职官这一史部分类始终得以固定并作为单一完整的类别形式而未得改变。
第二，从《隋志》到《提要》中，前者有一些典籍类别改变了名称，作为单一完整的类别被后者的其他相近类别所整体收录。在史类中这样类型的典籍包括以下几种：古史类、霸史类、旧事类、仪注类及簿录类。接下来笔者就以古史类及簿录类为例，从学术角度对之做一说明。
首先，古史类。事实上，《隋志》中设立这一类别，究其源流仍在《春秋》。《隋志》虽将纪传类史著列为正史，然《隋志》编写以经为旨，采取编年体的《春秋》作为经部“六艺”之一，被奉为属词比义、记言录行的经典，其地位无可厚非，故而《隋志》同样对编年体也予以重视；同时，出于古代学者认为《春秋》为古史记之正法之因（来源甚古的汲冢之书所载魏国史记著书之法与春秋相仿），故而编年类史书得“古史”之名。然隋之后编年体虽时有复兴，然终是日渐衰微，《唐志》即将其名复归为“编年”。到了清时，编年与纪传二体几经变革，刘知几《史通》盖棺论定，认为二者地位并立，编年体独得尊崇的“古史”之位亦不复存在至《提要》中，编撰者仍采唐志之例，以编年类为名将之制而成编。
其次，簿录类。从某种意义上说，《隋志》中开列的簿录类与《提要》中列出的目录类大致相同，然后者相应而言却设置更为完备，探寻出了“目录”这一名称的源头（郑玄《三礼目录》），同时又分析了目录的发展脉络，比较全面。这不是没有原因的。《隋志》之后，古代目录大多水平不逮从前，或水平低劣或大多散佚，直至宋时，随着《崇文总目》、《遂初堂书目》等一批目录学巨制的出现，目录学才复为兴盛，目录类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故而《提要》中的目录类相对以往，较为完备。
第三，出现在《隋志》中的一些典籍类别在《提要》里消失，其收录的各类典籍被后者重新分类并作为与前者不尽相同的种类而分别出现，这也是典籍传承流变过程中最为复杂却亦最为常见的变化，史类中杂史类、刑法类、杂传类、谱系类皆属于此情况。我们只以其中杂史类为例对其分类情况加以分析，进而透视推动分类变化的学术变迁与时代变革因素。
根据类后结语，我们就可以大致了解隋志编撰者在对杂史划定范围时所采取的宽泛态度。隋志对各种“率尔而作”并非属于正统史策的典籍的出现过程及出现原因进行了简明的叙述，认为这些典籍虽或创史籍之新例、“体制不经”，或行传说之笔法，“迂怪妄诞”，但皆属博采广览之作，有能够为君子所称道的主题及可取之处，故而将之尽数吸纳进杂史一编。这种兼收并蓄的现象的出现是有其时代背景及学术渊源的。首先，唐代学术发展一个明显的特点莫过于南北学风合流，呈现一种共通互补的发展趋势，不同的学术思想在宽松的文化氛围之下不断撞击融合，最终达到殊途同归。这一发展趋势不能不影响史学文献的划分与归类。在这种互通互溶的发展过程中，史学家锐意求变，发展创新，认为史著本为综合诸家，理当广收形态不一的新生种类的史著。这也使得唐学界对杂史类的界定相对而言宽泛了。其次，唐代学风的标志即是儒释道三教合一，三者互通有无、并行不悖。这也使得佛道之中诸多杂糅了很多荒诞神怪的传说的有历史意味的作品进入史部，得到了与正统史著相近的认同。
当然，《隋志》杂史类对不同种类的史著的兼收并蓄必然容易导致其尾大不掉，汲冢书这样的实录类文献与《吴越春秋》这类带有传奇色彩的作品共存，《汉书钞》这类对史料作摘编工作的著作和《汉末英雄记》这类离史较远的典籍同处，未免过于庞杂混乱，其分类终是有诸多不妥之处。《提要》注意到了《隋志》这种“兼包众体、宏括殊名”的分类之法对学术发展和著作创作的诸多不利影响，在其《杂史类》引言中指出：“既系史名，事殊小说。著书有体，焉可无分。”《提要》将《杂史类》文献内容限定在“足以存掌故、资考证”这一点上，凸显了“杂史”的一个“史”字，也有利于著作本身的史料价值得到体现；同时《提要》认为杂史类要“事系庙堂、语观军国”，又强调了现实政治对史学内容的干预。对于《隋志》在杂史类中所收录的与此标准相违的他类文献，《提要》则依其实际功用归于相应种类。清乾嘉时期之名家多推崇乾嘉朴学风尚，力矫清初文献工作的不良之处，将工作重点放在了整齐事实订正错误，有条理的归纳前代史著上，这也直接促进了《提要》对史类的分类的规范化和系统化。
此外，从《隋志》到《提要》，其间的分类变化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如大分类改变（《国语》从经类转入史类，《山海经》、《搜神记》等从史类转入子类，史类•谱系类少量著作转入子部•谱录类）等，究其根源，大多是因原分类不尽成熟，著作无法对号入座而不得不作出的转移。成文仓促，对此暂时就不再解释。
以上大体就是我在阅读《汉志》、《隋志》及《提要》史部著录时，结合学术发展及时代背景的大体情况进行思考后的一些所得。其中自多有不足之处，希望老师学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