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运汉”故事的嬗变及其文化意蕴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叙事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梳理“转运汉”故事从唐代到清代的嬗变轨迹，探索其中体现出来的商业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风貌及其成因。
关键字：转运汉、胡商、商业文化

一、引言
叙事文化学是近年来古代小说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并在短短十几年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和不俗的成绩。叙事文化学研究也叫主题学研究，关注一个故事类型从最初形态到最终形态的嬗变轨迹，关注故事类型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语言结构等方面的变化，主要研究对象是古代的小说与戏曲，兼顾诗词、散文等文体，。但对现象的考察并不是叙事文化学最终的落脚点，对叙事的考察正是为了发掘文本嬗变后的文化现象。叙事文化学的基础是广泛而详实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将中国古代有关该故事的所有材料竭泽而渔，并考证每一个材料的真实性是做好这项工作的第一步。当一切客观材料都摆在眼前时，能展现出一个故事在历史长河中发生的显著或不显著的变化，通过这些变化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每个时代的特点，看到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进而真正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全面全新的认识。
“转运汉”故事所能反映出的文化现象不止商业文化一种，前人在共时方面对“转运汉”故事有过一些解读和论证，但在历时的层面上仅有简单的考辩，本文尝试用叙事文化学的方法开辟一条新的道路，指出另一条可行之路。
二、“转运汉”故事文献综述
“转运汉”故事的最初文本来自唐人皇甫氏所作的传奇集《原化记》中《魏生》一篇。《原化记》是唐代志怪小说传奇集，作者皇甫氏，其人事迹不详，文中《华亭堰典》（《太平广记》卷三百九十三）篇首称“洞庭子曰”，疑号为“洞庭子”，其书已佚，《太平广记》收录六十八条，其中或作《原仙记》、《化源记》，《类说》删节九条，但有一条为《广记》中没有，其余如《绀珠集》、《新编分门古今类事》收录皆不超《广记》范围，总计现存六十九条。《魏生》见于《太平广记》卷四百0三。
故事讲述唐朝安史之乱以后，有一个王族亲戚魏生本来有万贯家财，但因结交了损友钱财散尽，被当地士族排斥不得不带妻子远走他乡。几年后事情平息他又返回家乡，在乘船归途中，一次大雨停后他离船上岸，突然见到河岸沙滩上有个地方热气蒸腾，高达数丈，他“从而寻之，石间见石片如手掌大，状如瓮片，又类如石，半青半赤，甚辨焉”。回到家乡，他过得很穷困，一次“宝会”改变了他的命运。当地市场有许多胡商，他们每年举办一次“宝会”，按宝物多寡排座次，魏生也带着捡到的石片去参加“宝会”，起初他坐在末席，待前面的人都展示完宝物，他也拿出石片，众人见此宝物皆惊叹，让他坐于首座，并请他随意开价卖这块石片。魏生开价百万两，众胡人怒斥其贬低了宝物的价值，最终以千万两成交。后来他偷偷问胡人这宝物是什么，胡人告诉他这是他们国家的宝贝，因战乱丢失，每到月望之时，将它置于祭坛可将其他宝贝都聚集过来，所以称为“宝母”。魏生这一次得钱是没落之前的数倍。
《泾林续记》为明代周玄暐续其祖周复俊《泾林杂记》、《泾林类记》而作的志人小说集,多记明代朝野逸闻轶事。其中《苏和经商》故事讲述福建广东第一带的奸商习惯和胡商做生意。用船载物去交易，往返一趟往往能牟利百余倍。但是只有豪富者才能在船上载重物去卖，有一个叫苏和的人，家里穷困，见福橘每一百个能卖五分钱，于是就运了很多去，到了交易的地方，他用几十个碟子装橘子，每只碟子里装四个。夷人上船都争相买来吃，每只碟子给一文钱，苏和嫌少，又增加一文钱。到最后他赚了千金。船在归途中遇风，停泊在山岛下，苏和和众人上岸，在一山坳初见草丛中有一个龟壳像小船一样，长一丈多，他不顾众人嘲笑捡回去。回去以后，主任置酒款待，苏和位居末席。第二天，主人令众人盘点自己的货物，珍奇异宝无数，苏和羞愧不敢录于单上。主人感到奇怪，明明有胡人称船上奇光烛天，必有宝物，可是一直未见。于是主任和胡人上船依次检阅，看到苏和捡来的龟壳才知这就是宝物，苏和开价一万，主人助他以五万成交，胡商得龟壳十分兴奋，众人不解，胡人解释，这是鼍龙蜕下的壳，背上有九个节，每一节下有一颗明珠，大小不一，光彩可鉴，五万的价钱连一颗价值的一半都不到。剖开首节，果然如胡商所言。苏和因而富比陶朱，不再航海。
而“转运汉”故事最著名的文本，来自明代小说家凌濛初的《拍案惊奇》中的《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一篇。讲述成化年间苏州人文若虚早年家道殷实，自身聪慧多能，但自恃才能不勤于营生，最终坐吃山空。后来随人到北京做扇子生意，以失败告终，又与一群走海贩货的商人到海外见识，本来花一两银子买的洞庭红橘，却在吉零国卖出千两银子之多。归途中遇到大风，流落到一个孤岛之上，捡了一个大龟壳。回到福建以后，波斯商人玛宝设宴款待归人，以货物多寡排座次，文若虚位居末次。第二天玛宝见到他带来的龟壳，就调整了座次，请他坐上席，并出价五万两银子买这个龟壳。而后，波斯商人道出缘故，原来这个龟壳是鼍龙天然蜕下的，24肋下都有一颗夜明珠，这夜明珠一颗就值五万两银子了。而后剖开来看，果然如波斯商人所说。文若虚也由此转运，成为福建的富商，娶妻生子，家道殷实。
《拍案惊奇》又称《初刻拍案惊奇》，明代短篇白话小说集，凌濛初（1580--1644）著，共四十卷，凡四十篇，有明崇祯元年戊辰（1628）金间尚友堂原刊本，题《即空观评阅出像小说拍案惊奇》，尚有复尚友堂刊本、万友楼刊本、同人堂刊本、清消闲居刊本，一九二八年上海古籍有校注本，一九八五年上海古籍又影印出版尚友堂刊本。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本事据多位专家考证，来源于明代周玄暐所作《泾林续记》中的《苏和经商》故事，这已成学术定谳。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等都持此种观点。程国赋《唐代小说嬗变研究》将其归入唐代小说《原化记﹒魏生》的嬗变作品，据张进德在《明清小说研究》2010年第一期《<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本事补正》一文中论证，《原化记﹒魏生》和《泾林续记﹒苏和经商》均为《转》的本事，《转》在二文的基础上写就，因此嬗变的源流便可追索至唐传奇《魏生》。而“转运汉”故事在凌濛初之后，清代有传奇《快活三》穿插了此情节，也可看做该故事的嬗变作品之一。
《快活三》，清代传奇，作者佚名，收录于《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曲录》、《今乐考证》、《新传奇品》、《曲考》、《曲海目》等均有著录，共二十九出。故事讲述明代成化年间余杭人蒋珍与两位朋友意欲往诸暨讨账，途中下雨，三人在一大户人家屋檐下避雨。蒋珍戏语这是其丈人家，大宅主人闻之而出，请二位客人进屋避雨，独留蒋珍在外。半夜雨停，大宅内有人投物而出，命其先行，俄而有两位女子出门逐之。蒋珍问之，方知是陶靖之女莺儿逃婚。蒋珍和莺儿成婚，寓居宁波典当度日。后海寇作乱，莺儿只身逃命，蒋珍失妻，偶然拾得一桶橄榄，随朋友出海贩卖，船泊邱慈国，国人争相抢购橄榄，蒋珍骤然富裕。国王携蒋珍回国朝贡，钦赐蒋珍进士出身，授扬州刺史。后蒋珍与妻子及丈人合家团聚。《快活三》故事主体来自祝允明《九朝野记》，也见于《纪录汇编》。《拍案惊奇》中“陶家翁大雨留宾，蒋震卿片言得妇”即取此题材，而传奇剧中前半部写蒋霆得妇，后半部与“转运汉”故事结合。蒋珍无意得妇，既富且贵，故名《快活三》。现存《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吴梅旧藏、今归北京图书馆所藏的精抄本影印，与《曲海总目提要》记载之事、之名有较大出入，今以《古本》本为底本。
此外，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十四章《明代拟话本故事的来源和影响》第二节《〈二拍〉故事的来源和影响》说:“正文叙苏州人文若虚于荒岛得龟壳致富事。见《泾林续记》。按《酉阳杂俎续集》卷五《塔寺记》载李某请僧就宅设斋毕,出一物,如朽钉,长数寸。僧携示商胡,商胡惊曰:‘上人安得此物? 必货此,不违价。’僧试求百千,胡人大笑曰:‘未也。’更极意言之,加至五百千。胡人曰:‘此值一千万。’遂与之。僧访其名,曰:‘此宝骨也。’本篇波斯胡事似脱胎于此。戏曲有《快活三》,亦穿插其事。”中提及，“转运汉”故事的渊源中可能还有《塔寺记》，但就情节看，《塔寺记》没有了主人公先前落魄、拾宝转运这一“转运汉”故事的故事情节，因此不列入考察范围。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下有《洞庭红》传奇一篇，说：“《曲录》著录，据《南词定律》著。《拍案惊奇》中《转运汉遇巧洞庭红》，题材同。本事出明周玄暐《泾林续记》。”《南词定律》是康熙末年的我国第一步昆曲声腔格律谱，部大内容杂，无从考证《洞庭红》具体情节，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附录“现存明清传奇剧目索引”中无《洞庭红》一剧，可能已散佚，或存于其他名称，在这里也不做为研究文本。
据此，“转运汉”故事的嬗变源流应如下：
唐传奇《原化记﹒魏生》→明话本《泾林续记﹒苏和经商》→明话本《拍案惊奇﹒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清传奇《快活三》
接下来，我们便从文本演变及其文化意蕴两大块内容来分析“转运汉”故事的嬗变。
三、“转运汉”故事的文本流变
从唐传奇到清代戏曲，“转运汉”故事情节发生了较大转变。
首先，人物的出身背景发生嬗变，魏生“少以勋戚，历任王友，家财累万”，因“其交结不轨之徒，由是穷匮，为士旅所摈。”，表明魏生出身显贵，因结交了不轨之徒导致家财散尽、乡人排斥，他避乱岭南，归途中捡到了让他转运的石片。苏和的出身背景只有两个字——“本微”，《转》中的文若虚“生来心思慧巧，做着便能，学着便会。琴棋书画，吹弹歌舞，件件粗通。幼年间，曾有人相他有巨万之富；他亦自恃才能，不十分去营求生产。坐吃山空，将祖上遗下千金家事，看看消下来。”文若虚自恃才能不去营生，纵有有千金家事也被败光。《快活三》里的蒋珍“家计年来干净”，是个姻缘、功名皆无缘的穷蛋。
其次，人物出海遇宝的动机不一。魏生是“因避乱，将妻入岭南。数年，方宁后归。”为了避乱远走岭南，在回乡途中偶遇奇石。苏和出海是因见“闽广奸商惯习通番……余各以己资市物,往牟利恒百余倍”，又见福橘便宜，于是打起倒买倒卖的主意。文若虚家业衰败之后，“看见别人经商图利的，时常获利几倍，便也思量做些生意，却又百做百不着。”受到周遭环境的影响，也想做生意赚钱，可惜屡试屡败。蒋珍因海寇作乱，妻离子散，和朋友出海营生，偶然拾到的一桶橄榄给他带来了万千财富，他没有遇上宝贝，却遇到了伯乐——邱慈国国王，国王带他返回中国进贡，他因此获得扬州刺史之职位。
第三，故事的主线变异。唐传奇中情节较为单一，只讲述魏生捡到奇石，参加宝会位居末席，胡商识宝以价求之，魏生开价过低，胡商还给加价，最终各得所愿，魏生因此富裕。《苏和经商》中，增加了苏和出海贩橘的情节作为铺垫，宝物也由奇石变为龟壳。但二位主人公起初不知是宝开价过低的情节基本一致。《转运汉》故事与苏和故事一脉相承，既增加了文若虚贩卖福橘一事，又继承了宝物变为龟壳这一情节变异。《快活三》福橘变成了一桶橄榄，蒋珍在回家的路上捡到一桶橄榄，随好友出海营生，船泊邱慈国，国人争相抢购橄榄，蒋珍瞬间暴富。
第四，故事结局嬗变。魏生、苏和和文若虚均以得富贵为最终结局。《快活三》却叙邱慈国国王带着蒋珍回中国进贡，皇帝钦赐蒋珍进士出身、扬州刺史。在这里，捡到龟壳被胡商慧眼识珠的情节被省略了，反而加入了蒋珍名利双收的情节。
四、“转运汉”故事与商业文化
商业最早以商品交换的形式进行，早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有了剩余产品，于是人们开始尝试用自己生产的产品去换取自己没有的产品，这就是早期的商业模式。到父系氏族公社时期，手工业和农业逐渐分离，社会分工更加明确，人类社会开始出现了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史记﹒货殖列传》所说：“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到我国的商朝时期，出现了商人阶层。随着商人阶层的出现，社会上也就相应产生了一种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经济事业——商业。
从商代到唐代的漫长千年里，商业的发展有过一次高峰，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社会上涌现了一批自由大商人，如秦国的吕不韦，越国的计然、陶朱等，自由大商人的而出现标志着商人地位的提高，但随着政权更迭，每个朝代对待商业的态度反反复复，汉代重农抑商政策的制度化，使得商业的发展收到了很大的限制。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也有石崇之流富可敌国的商人， 但总体来说由于北方战乱频仍，经济破坏，相对而言南朝的商业稍为繁荣一些。
唐宋时期的商业，是我国古代商业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唐代文言小说同样也是我国古代小说史上的一座高峰，与前代小说相比，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虽然源自志怪，但整体风貌已从记叙鬼怪之奇事过渡到描写人世间的奇人奇事，更为直接、广泛地面对现实人生。因此，蓬勃发展的商业经济与小说的交汇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形成了小说中独特商业文化内涵，出现了专门描写商业文化的小说的萌芽。
《原化记﹒魏生》就是这种社会背景下的文学产物。作品中魏生捡到奇石，被善于识宝的胡商发现并买下， 魏生由此大富。按照严格意义上来说，魏生并不是商人，从他的动机来说也没有经商的想法，捡到宝贝获取钱财都是误打误撞时来运转的事情，可见唐代人的观念中对于经商并没有太多的概念，这个时代的商业虽然较过去有了很大发展，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的地位还是比较低，尚处于从属的地位。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分散的小农经济对市场依赖性较小，即使到了商业空前繁荣的唐代，统治者对于重农抑商的态度依然如故，社会上轻视商人的观念并未有多大改变。但是作品中的另一位主角胡商却是彻头彻尾的商人，在他的身上比较好体现了唐代的商业文化风貌。
唐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可以说长安就是当时全球最大的国际性都市，国外商人在华经商不仅仅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也是构成唐代商业文化风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小说中的胡商形象以及胡汉关系，有助于现代人了解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原化记﹒魏生》里的胡商从事珠宝生意，而且具有一双识宝、识货的“火眼金睛”，其貌不扬的一块石头也能分辨出就是举世无双的“宝母”。从事珠宝买卖的胡商，是唐代商贾小说中的一大特色，在现存的唐代小说中，大多数胡商在中国都从事珠宝买卖的生意，他们一方面贩卖由本国带来的奇珍异宝，另一方面也在中国遍寻珍宝，他们往往具有超强的识宝能力，如发现宝物，通常千方百计买下来运回本国，从而得到更加优厚的利润，如《魏生》里的胡商买下了“宝母”，不但能获得无数宝贝，而且进贡回国还能官至国相。这类型的故事在戴孚的《广异记》和张读的《宣室志》中十分常见。
唐人对胡商的态度较为开明，既羡慕他们的万金财富，但也不贬低他们的道德品性，这可能与当时思想较开化、眼界较宽阔有关。在《魏生》中的胡人不但不遭人讨厌，反而给人感觉很可爱，魏生不知宝物价值，随意开价，胡商不但不占这个便宜，还斥责魏生“何故辱吾此宝？”，最终“加至千万乃已”。此外，诸胡人见此宝贝，竟“三十余胡皆起，扶生于座首，礼拜各足……其老胡见此石，亦有泣者”，短短两句描绘出胡人的爱国之情。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唐代商业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至宋元，商业继续发展，行会制、专卖制、商税制等一系列经济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宋代商品经济上承盛唐的繁荣景象，著名画作《清明上河图》就对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进行了细致的描画。元代的商品经济发展不均衡，元代统治者对生产与流通进行了控制和垄断，上层统治者为了追求奢侈无度的享受和生活，从国外进口大量奢侈品和消费品，因此海运发达，福建泉州成为元代时的世界贸易中心。但相对应的是，宋元两代的小说发展却是异常地低落，以商业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寥寥，从整体上来说，宋元文言商贾小说的数量急剧减少，质量也大幅下降，大部分作品是对唐传奇的节录，不但道德色彩日益浓重，成就也远不如唐代小说。因此，“转运汉”故事在这两个时代出现了断层，没有出现新的嬗变作品。但宋元话本小说开启了我国古代小说的另一潮流——白话通俗小说。话本诞生于市井，是说话人的底本，作者多为市井百姓和下层文人，听众也多是平民，因此具有通俗易懂、细节丰富等诸多特点。
“转运汉”故事在明代的嬗变作品有两部，《苏和经商》属于文言小说，篇幅较短，文言写成，《转运汉遇巧洞庭红》属于白话小说，二者都成书于明代晚期，因此二者在商业文化上的表现基本一致，情节内容也较为一致，所差异者，在于前者是文言写成，后者则为白话作品，表达方式和篇幅上有所不同。因此，对这两部作品中的商业文化进行考察时，应看做一个共同的现象。一方面维护封建制度的道德伦理和宗法观念逐渐解体，另一方面城市经济继续发展繁荣，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东南沿海的纺织工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明代初期，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不但打通了中国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和阿拉伯海的通道，也使得更多的外国商品和外资有了进入国内的渠道，海上贸易再度兴盛起来。明代中叶以后，尤其是晚明，整个社会的商业气氛愈加浓厚，商业文化高度发达，李贽提出了鲜明的重商观点：“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官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黄宗羲也提出了“工商皆本”的理论。明代思想家对商业认识的不断深化，无疑是当时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反映，也反映了明人商业意识的提高。
《苏和经商》中提到“闽广奸商惯习通番”，“奸商”说明即使到明代后期这样商业、外贸异常发达的时期，商人的地位仍然较为低下，而当时的商业贸易中心也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而转移到了闽广地区，与国外通商、赚取其中差价成为当时当地的一大贸易特色。而此时的人们虽然仍然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商人这一职业，但已经认识到经商致富的道理和可行性。像苏和和文若虚这样迫于生计的“倒运汉”，在金钱利益的驱使下和社会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大浪潮下，顺理成章就走上了与番外通商的道路。与唐传奇里魏生单纯靠运气获得宝贝和财富的过程不同，苏和和文若虚两人都真正地做成过买卖，所不同的是文若虚较苏和更波折一些。苏和贩卖福橘一次就成，文若虚还经过了若干次失败才成功。从这两部作品可以看出，在明代商人追求利益的需求和行为被看做合情合理的谋生手段，人们对经商致富的态度由轻视逐渐转变为钦羡，对海上贸易、海外冒险充满期待，这成为当时商业文化的一大风尚。
在这两部小说中，商人形象大多是正面的，胡商的形象延续了唐传奇中的义利皆重的特征，但有带有明代的时代特征。苏和和文若虚不知鼍龙壳的价值，开价过低，胡商皆坚持询问他们本人的意见，一再鼓励他们加价，直到收到肯定的答复，方才喜出望外付钱收宝，交易的过程中买卖双方都是以诚相待，各得所需，这是胡商重义的一面。另一方面，胡商在于苏和、文若虚交易之时，都隐瞒了鼍龙壳的真实身价，当听到苏和说“五万足矣”时，胡商“得定价,喜甚,约次日交银……凌晨,已具银置堂中,如数交足,抬龟壳去,鼓舞不胜”这里除了得宝心切之外，还有胡商害怕苏和反悔加价的心理存在，鼍龙壳内九颗明珠的价值是他付给苏和的数十倍之多。文若虚的故事同样有此情节，这也反映出了胡商重利的一面。明代小说中的细节描写已经能够很好地刻画一个矛盾复杂的人物形象。
根据宝物多寡定座次从唐传奇中就有描述，到了《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故事这里道出了原由“元来波斯胡以利为重，只看货单上有奇珍异宝值上万者，就送在先席。余者看货轻重，挨次坐去，不论年纪，不论尊卑，一向做下的规矩。”这种“规矩”是新的，以前只看宝物多寡，现在看宝物价值，年纪尊卑等传统道德伦理下的“规矩”到了这里都不适用了。折射出明代晚期重利的社会心态，也显示出金钱力量对传统道德尊卑等级观念的冲击。
清代甲午战争闭关锁国之前，对经济一直采取鼓励发展的态度。清代初期统治者关注商业经济，采取“恤商”、“扶商”的政策，城市手工业和商业又开始趋向繁荣。对外贸易方面，清朝初年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直到康熙二十三年，政府才下令实行“开海贸易”，对外贸易又活跃起来。
作为“转运汉”故事在清代的嬗变作品，《快活三》并不着意表现商业文化，，它的主题在于突出主人公蒋珍行大运，从落魄小子得娇妻，再赚金钱最后做大官的这三件快活之事，表现出浓厚的宿命论色彩，只在宣扬宿命天定，以及刻画一个享尽人间快活之事的神奇转运故事。蒋珍是名副其实的“转运汉”，但他转运的方式与前几个作品不同，体现出的商业文化较为淡薄。虽然也想着经商致富，但他实际没有太大作为，连使他赚的盆满钵金的橄榄也是无意在路上捡到的，可以说在他的故事里经商的主动性和意识较低。值得注意的倒是邱慈国国王带他回国进贡一事，这里体现了清代的社会心态，那就是作为天朝上国的骄傲和野心，尽管此时已经受到来自外来列强的威胁，但在人们的意识中，仍然保留着以自己为中心，接受进贡的心态。
五、结语
通过对“转运汉”故事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好的的故事具有历时和共时多重的涵义。从共时的横向角度而言，对故事的梳理能够管窥一个时代的文化文学风貌，而从历时的纵向角度而言，对故事的梳理能够反映出这种文化文学风貌在历史长河中的嬗变轨迹。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方法正是从这两个角度来解析文学史上著名的故事文本，观照故事嬗变的成因及其体现出的文化意蕴，这在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化的研究上具有深刻而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宁稼雨. 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 济南：齐鲁书社1996.12
2、 朱一玄等. 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2
3、 程国赋. 唐代小说嬗变研究.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7
4、 谭正璧. 三言两拍资料.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0
5、 郭英德. 明清传奇综录.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7
6、 庄一拂. 古典戏曲存汇考.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2
7、 曲海总目提要. 天津：天津古籍书店影印1992.6
8、 胡士莹. 话本小说概论. 北京：中华书局1980.5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