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名姬春风吊柳七”
——凭吊柳永故事之传播流变分析
姓名：孙振涛，专业：中国古代文学，学号：1120090359
 
柳永是北宋杰出的词作家。他对词的发展贡献颇多，使词的创作由描写士大夫文人“知足饱和”的闲雅情趣，走向了描写市井繁、叙写一己之悲欢的创作道路。早年的柳永，纵情游荡于京都汴梁，与歌儿舞女们结下了不解之缘，柳词中描写歌伎生活及与歌伎交往的作品很多。尽管柳永混迹瓦舍、追欢买笑的放荡生涯为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们所不耻，词人这类昨梦前尘般的红粉恋歌，却成为了当时和后世的笔记小说、戏曲杂剧中脍炙人口的话柄和谈资。在关于柳永的众多故事中，众名姬“春风吊柳七”的风流韵事最为当时和后世的好事者所津津乐道。笔者在本文中，就该故事在当时和后世社会中的流变情况做一简单的梳理和分析，以期读者对民间故事中的柳永形象与历史现实中的柳永形象有所区别对待。

“春风吊柳七”的故事资料梳理

    柳永死后“上风流冢”、“吊柳七”的凭吊活动,在宋人的笔记、小说、杂录、词话、戏剧中广有记载。如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四云“（柳永）风流俊迈，闻于一时。既死，葬枣阳县花山。远近之人,每遇清明，多载酒肴饮于耆卿墓侧，谓之‘吊柳会’。”[1]祝穆《方舆胜览》卷十载；“（柳永）遂流落不偶，卒于襄阳。死之日家无余财，群妓合金葬之于南门外。每春月上冢，谓之吊柳七。”[2]杨湜《古今词话》记柳永被仁宗皇帝罢黜之后，“由是沦落贫窘，终老无子，掩骸僧舍。京西妓者鸠钱葬于枣阳县花山。既出郊原，有浪子数人戏曰：‘这大伯做鬼也爱打哄’其后遇清明日，游人多狎饮坟墓之侧，谓之吊柳七”[3]在南戏系统中有《花花柳柳清明祭柳七记》之剧目。清人张彝宜《寒山堂曲谱》征引宋元无名氏作品，有《花花柳柳清明祭柳七记》一剧，并注云：“未见全本”[4]
    明代人记载歌姬凭吊柳七的作品，最重要最出名的莫过于冯梦龙《喻世明言》中的“众名姬春风吊柳七”。该拟话本小说云：“如此数年，一日在赵香香家。偶然昼寝，梦见一黄衣吏从天而下,道说：“奉玉帝敕旨，《霓裳羽衣曲》己旧，欲易新声，特借重仙笔,即刻便往。”柳七官人醒来,便讨香汤林浴。对赵香香道：“适蒙上帝见召，我将去矣。各家妹妹可寄一信，不能候之相见也。”言毕，瞑目而坐。香香视之，己死矣。……今日送终时节，谢玉英便是他亲妻一般；这几个行首，便是他亲人一般。当时陈师师为首，敛取众妓家财帛，制买衣衾棺椁，就在赵家殡殓。谢玉英衰绖做个主丧，其他一个的行首，都聚在一处，带孝守幕。一面在乐游原上，买一块隙地起坟，择曰安葬。坟上竖个小碑，照依他手板上写的，增添两字，刻云：“奉圣旨填词柳三变之墓。”出殡之日，官僚中也有相识的，前来送葬。只见一片缟素,满城妓家，无一人不到,哀声震地。那送葬的官僚，自觉惭愧，掩面而返。……自葬后,每年清明左右，春风骀荡,诸名姬不约而同，各备祭礼，往柳七官人坟上，挂纸钱拜扫,唤做“吊柳七”,又唤做“上风流家”。未曾“吊柳七”、“上风流家”者，不敢到乐游原上踏青。后来成了个风俗，直到高宗南渡之后，此风方止。后人有诗题柳墓云：‘乐游原上妓如云，尽上风流柳七坟。可笑纷纷缙绅辈，怜才不及众红裙。’”[5]
    清代人对于柳永亡故之后歌姬们埋葬凭吊的故事，依然抱有着浓厚的兴趣。据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二十一载“仪真县西地名仙人掌，有柳耆卿墓。”文后并附自己的《真州》诗云：“残月晓风仙掌路，何人为吊柳屯田。”[6]清人赵翼，据《独醒杂志》认为柳墓不在仪征，而在枣阳。并附诗云：“一丘两地各争高，只为填词绝世豪。汉上有坟人吊柳，漳南多冢客疑曹。金荃名竟移沙渚，铁板声休唱浪淘。我趁晓风残月到，纵无魂在亦萧骚。”[7]清代著名戏曲家李渔，在其《多丽•春风吊柳七》一曲词中云：“到春来，歌从字里生哀。是何人，暗中作祟，故令舌本慵抬。因自何、神前默祷，才知是、作者生灾。柳七词多，堪称曲祖，精魄不肯葬篙莱。思报本、人人动念，餯分典金钗。才一霎、风流冢上，踏满弓鞋。  问郎君，才何恁巧，能令拙口生乖。不同时，恼翻后学难偕老、怨杀吾侪。口袅香魂，舌翻情浪，何殊夜夜伴多才。只此尽堪自慰，何必怅幽怀。做成例、年年此日，一奠荒台。”[8]

“春风吊柳七”的故事流变分析

    随着时间的演进，众名姬凭吊柳永的故事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或多或少的变异。比如，故事中的人物地点、情节发生了某些变化，这些变化是由多种原因促成，并且进一步折射出了饱满丰厚的时代文化的内蕴所在。
    首先，从故事中的人物及情节布置方面来看。宋人在其笔记、杂录、词话中，只是泛泛提到柳永晚年窘迫潦倒、死后无以入土，于是歌姬们聚钱埋葬的简单情节。至于哪些歌姬参与了此事、歌姬的姓氏名字如何，具体送葬的情节及凭吊的场景，在宋代文人的笔下则不了了之。到了明人冯梦龙的拟话本的那里，不仅指实了参与“上风流冢”的歌姬姓名比如谢玉英、赵香香、徐冬冬、陈师师等人历历在目，而且进一步渲染出了柳永出殡之日，满城歌妓皆至，一片缟素，哀声震地。“众名歌春风吊柳七”的故事，到了清代文人那里譬如王士祯、赵翼又重归于泛泛而谈。由此可见，上层文人笔下的“吊柳七”故事与下层民众眼中的“吊柳七”故事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及故事情节的布置方面，是存在很大的差异的。文人笔记中的“吊柳七”，着眼于该故事的丛谈、记事性质，意在为文人雅士的博闻强识增添一本案头都物。下层民众话本中“吊柳七”，则着眼于该故事本身的生动形象性，以达到适合场地演出、娱乐观众的视听目地。
  其次，从“众名姬春风吊柳七”故事的发生地点来看。该故事的发生地点，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异，出现了湖北“襄阳说”、湖北“枣阳说”、江苏“镇江说”、江苏“仪征说”以及长安“乐游原说”。由宋代经明朝至清代，历代文人的笔记、杂谈、词话以及市民话本、戏剧，对该故事的发生地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比如宋人杨湜和曾敏行，主张众名姬将柳永埋葬于枣阳县的花山”（参阅上文所引《古今词话》和《独醒杂志》），宋人祝穆在《方舆胜览》中，认为柳永流落不偶卒于襄阳，群妓合金将其葬于南门外。明人冯梦龙的《喻世明言》中，认为众歌姬集资将柳永安葬在了乐游原。清人王士祯认为，“仪征县西，地名仙人掌，有柳耆卿墓。”（参上文所引《池北偶谈》）“吊柳七”故事的发生地点之所以如此众多，原因在于：一方面，柳永的生平事迹于史无考，只是零星散落于历代的笔记、小说，词话、戏曲、丛录、杂谈中，资料来源上的这种不确定性为“吊柳七”故事的发生地点平添许多想象的空间。另一方面，“吊柳七”故事发生地点的多元化，也是后世好事者竞相穿凿攀附的结果，正如上文所引赵翼《瓯北集》中的诗歌中所云：“一丘两地各争高，只为填词绝世豪。汉上有坟人吊柳，漳南多冢客疑曹。……”读罢该诗，可以体会得出：诗句中点明了“汉上有坟人吊柳，漳南多冢客疑曹”之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一丘两地各争高，只为填词绝世豪”。即因为词人柳永的才华盛、名气大，且与歌儿舞女们的交往对当时和后世的词人才子们影响至深，故而后世许多的好事者喜欢将“吊柳七”的故事地点肆以穿凿、妄加比附。

“历史现实中的柳永事迹”

    众名姬“上风流冢”、“春风吊柳七”，只是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传说与历史现实中有关柳永的丧亡、埋葬、凭吊的事实记载不相符合。据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柳）永终屯田员外郎，死旅，殡润州僧寺。王和甫为守时，求其后不得，乃为出钱葬之”。[9]引文是说，柳永晚年病死于当时的江苏润州，而且死后长期寄存于僧寺之中，放置了二十多年没有安葬直到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任润州知州时才将其改葬。叶梦得是南宋文学家、精于掌故，且距柳永营葬的时间最近，故叶氏之说较为可信。又，据明万历《镇江府志》（三十六卷）记载当时（北宋）水军统制羊滋命军士凿土，凿得到了柳永墓志铭，墓志铭为柳永的侄子柳淇所作，铭文云“叔父之卒，殆二十余年云。”
  可见，历史现实中的柳永之死是颇为冷寂凄凉的，并不像当时和后世的笔记、杂谈、戏文中所描写的那么热闹和风光。词人柳永晚年步入仕途、摒弃了先前的放荡生涯，那些相恋情好过的歌儿舞女们也早已是时过境迁、烟消云散。词人柳永亡故之时所谓的“众名姬春风吊柳七”，只不过是当时和历代诸多好事者的想象附会之词。故事虽然美丽，但毕竟只是一个传说于史无征，不必信以为真。
综上，“众名姬春风吊柳七”作为众多“柳永故事”中的一种，颇为引人注目。该故事对当时和后世的笔记、小说、戏曲、杂录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了诸多好事者所津津乐道话柄和谈资。笔者在本文中，就该故事在当时和后世社会中的流变情况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和分析，希望读者对故事传说中的柳永事迹与历史现实中的柳永形象有所区别的对待

注  释：
1、[宋]曾敏行（著）、朱杰人（校标），《独醒杂志》卷4、第3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宋]祝穆（撰）、祝洙（增订），《方舆胜览》卷11、第19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
3、唐珪璋（编），《词话丛编》第1册、第2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4、庄一拂（著），《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上册）第4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明]冯梦龙（编）、陈曦钟（校注），《喻世明言》卷12、第19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
6、[清]王士祯（撰）、勒斯仁（校）《池北偶谈》卷21、第49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7、朵生春（著），《文人末路：柳永纪事》第437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
8、孙克强（著），《唐宋人词话》第128页，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
9、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26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参考文献：
1、叶一青、王光炤.柳永全传[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0.
2、唐圭璋.柳永事迹新证[J]，文学研究.1957（03）.
3、董上德.古代戏曲小说叙事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