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思想史作业 2120091204王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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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思想史作业 2120091204王海燕

“内圣”——宋代分立的文、道在元得以融合的“伏笔”
内容提要：唐宋之变后，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哲学和文学当然不能例外。哲学上，宋代最突出的变化无疑是新儒学的变化；而在文学上，则是重理特质的突出和对充实内心精神世界的追求。二者之间似在所谓的“文道关系”之争中显得泾渭分明，但这对立的双方竟在入元后完美的相融，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二者之间是否本来就存在着融合的契机。本文就是从宋人对“内圣”之路的发扬为切点，说明了二者共同的心理基础和联接点。

关键词：理学内圣宋代文学

如果要为宋代文学和宋代理学之间的联系设一个关键词，那这个词无疑将是“文道之争”。虽然关于理学家和文学家的对于文道关系的争论，前贤已给出了定论，如郭绍虞先生就将双方的观点各述为“文以载道”和“文以贯道”。本文无意对双方的观点进行细致的区分，而着眼与双方的“同”。无论二者的观点究竟是什么，双方的看法是对立的，但是这对立的双方却在元代转为融合。这种融合当然有元代特殊的社会环境为契机，但是却必然已在宋代就已下好日后融合的伏笔。最基础的，就是宋人心态的转变及追求外在世界的功业可能性的急剧减小，进而发现了“内圣”之路；其次，则是分别代表了“立德”和“立言”的理学家和文学家殊途同归的将目光转向了精神世界，尽管有程度轻重之别。

一、 “内圣”之路在宋代的被“发现”

《宋史•文苑传》开篇就说：“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橅，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
宋人总结了唐代灭亡的教训：大臣武将专权而导致的藩镇割据和农民起义。前鉴不远，再加上宋太祖本人就是通过兵变获得了政权，故而重文轻武的制度终宋一朝都得到了彻底而坚决的贯彻。但是，这样做虽然杜绝了由内而亡的隐患，却使得宋代冗兵而兵弱，不足以抵御外族入侵，更不用说完成统一了。
宋初结束了五代十国之乱，但对于北方门户的燕云十六州却一直没有能够收复。宋太宗的两次征辽北伐都以失败告终，使广袤的中原大地直接暴露在北方契丹族的铁骑之下。这使得在开国之初宋就染上了一层颓弱的气息，而长期实施的文官制度更无形中对武官形成压制局面，使得像岳飞、宗泽、辛弃疾这样有才能的将领始终不得志，对于一个强敌环饲之下且尚未实现统一的国家来说，重文轻武无疑是下下策。若无强大武力为后盾，国力再强也只能称为“色厉内荏”，而随着屡战屡败消耗的国力和每年需要对外支付的岁贡越来越多，宋就到了甚至连“色厉”都不能而渐渐到了对北方强悍的少数民族俯首称臣的地步。所以，整个两宋期间，宋一直保持着与其他少数民族并立的局面，没有实现汉唐那样的大统一。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占据了中原却自始至终都处在被视为蛮夷的少数民族的打压之下不得翻身的朝代，它给宋人带来的不仅仅是“恐敌”的阴影，更使得宋人的整体心态由唐人的外向转为了内敛。
而在内政上，在城市、商业、自然科学以及某些制度文明的层面上，宋代甚至超过盛唐，无愧于某些学者给予的“中国封建社会顶峰”的评价。在《宋明理学片论》中，李泽厚说：“在北宋，中国科技正达到它空前的发展水平，对事物的认识一般都进入对规律的寻求阶段。宋人重理，几乎是一个特色，无论对哲学、政治、诗歌、艺术以及自然事物都是如此。”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城市经济开始繁荣、自然科学技术得到很大发展的朝代，宋代竟然没有如同西方近代那样开始步入近代社会，也没有产生西方那样的实证科学，而是创造了向内的性理哲学。出现这种发展轨迹的原因，李泽厚给出的解释是：“与北宋中期以来相当紧张的内忧外患和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社会课题和民生凋敝在当时思想家头脑中占据了压倒一切的首要位置。” 但是实际上恐怕不会这么简单。
除了与上述的宋人心态变化密切相关外，我国自古至宋的重农抑商政策也是重要原因。因商业始终被放在“末业”的位置，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因没有强大的现实利益驱动而仅停留在技术的层面上，很少向科学方面深入。况且，社会课题和民生凋敝在当时思想家头脑中确实占据无与伦比的重要位置。但是，也正因为社会课题和民生凋敝的问题在现实中解决不了，才不得不自欺欺人的选择了先修己后治人之路。实际上，到了北宋中期，内忧和外患的问题已经纠缠在一起，无论从哪一方入手想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都是很困难那的。从宋建立之始的军事一再失利说明从外部解除外患不可能，北宋两次变法失败说明从内部消除内忧也同样不可能。
在宋代，得益于新的科举制度，大量文人能够通过科举走入政治中心。但是，尽管大多数文人总是有着“兼济天下”的理想，能够进入官场却并不代表他们有了“兼济天下”的权利。因为这些权利新贵与以最高统治者皇帝为代表的既得利益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北宋实行的针对冗官冗兵以及开始显现出来的积贫积弱的社会政治状况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两次变法的主要支持者和支持者——范仲淹、富弼、王安石，吕惠卿等人都是以科举入仕，有些入仕前还十分贫苦——可以说，这些人代表了在宋代普通文人进入政坛能达到的最大成就，但是两次变法却都以失败告终。这说明在北宋的政治环境下，文人通过政治改革获取利益，或者说实现自己愿望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与此同时，由于在军事上的继续受挫，到了南宋，统治阶级内部主和派的声音更远远高过主战派，文人想通过政治途径实现理想更加不可能。这样一来，不仅武人无出头之日，真正怀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进入官场的文人也同样不得志。于是，自古流传的留名史册之方——“立功、立德、立言”三者中的首位——“立功”，也就没有了实现的现实可能性。也就是李泽厚在《中国思想史论》中说的古人两条成圣的道路，外王之路在宋代行不通而只能走内圣一路的意思。
其实，所谓的“内圣外王”之别，虽然最早出于道家的《庄子•天下》，但只是在宋代新儒学即理学兴起后才成为鲜明对立的概念，并确立了内圣而外王的先后顺序，使得在宋人心理向内收缩和不能“立功”的现实基础上，将建立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焦点放在了位置在先、更为重要的“内圣”上，某种意义上等同于“立德、立言”但带有宗教性。然而，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宋人并非是因外王之路行不通而“改道”内圣，就好像本来就有两条路摆在他们眼前一条不行就换一条一样。尽管“内圣外王”之说自古就有，但是宋代理学并不是简单的“改道”，而是在宋儒的疑经精神和重建社会伦理体系的推动下，迫不得已看到了原本不明显，甚至是被人忽视的“内圣”之路。在《宋史•道学传》中，叙及道统的文字是这样的：“……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因此，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宋人借儒学之名，而自创了一种“内圣”的道路，因为这条路虽不是由宋人发明，却是由宋人发现和发扬的。
二、 “内圣”之于宋代文学家和理学家

如今说起“内圣”，仿佛只与理学家有关，如同各自代表“文”和“道”一样，是与代表“文”的文学家不相关的。但是，如果不局限于理学，将目光扩展到整个宋代社会，就会发现，在宋代泾渭分明的文学家和理学家在“内圣”这一点上还是有相互联系之处的。
首先，前面说过，宋人重理。这是整个时代的特点，它在这个时代的所有人身上都留下了烙印，无论是什么身份。事实上，这正是理学得以在宋代出现的社会思想基础。“内圣之路”被理学家所发现并发扬，在他们那里的“内圣”，即是修身成圣之路。为了这个目标，理学家经过了宋初三先生、周敦颐、二程，张载，到朱熹，几代的传承和完善，建立起了完整的理学系统。尽管在宋代，理学基本上被排除在官学之外，甚至曾在南宋时一度被禁。但是通过宋代官学之外的书院的兴起，通过不断的师徒传承，理学在内部学统确立的同时，也保证了学术的纯粹性，并使理学家渐渐意识到他们作为一个团体的存在。实际上，理学家推崇的只是在儒家范围内做了全新解释的最为纯粹也最为狭窄的“内圣”，这并不意味除了理学家，其他人还是在坚持“外王”之路。实际上，由于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重建社会伦理体系的需要，性命伦理并不只是理学家的专属课题，在宋代，这几乎是一种社会性的课题。不仅仅是理学家在发表他们的意见，文学家也有自己的意见。例如，对于现代更多时候定性为文学家的“苏轼”，其一生得意之作不在诗词散文，而是《尚书解》、《论语注》、《毗陵易传》等专讲性命义理的文章。相应的，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明确表明了对对方以文章称苏氏的不满：“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阁下论苏氏而其说止于文章、意欲尊苏氏，适卑之耳。”这说明，即使是当时即以文学名世的宋人，如果可以选择，恐怕也更希望被冠以“道学”而非“文学”之名。基于此，可知无论是如今被视为文学家还是理学家的宋人，都是与“理”、与“道”，与“性命”密切相关的。
在以上的前提下，再来看争论已久的文道关系问题。宋人是普遍同意“文以明道”之说的，这实际上更加符合原始儒学的“文质彬彬”之说。但是这有一个背景，就是词的出现。词作为诗余，产生在唐代，一开始就是抒情的，而且，抒的是艳情。不过到了北宋人的手中，到了苏轼手中一变而为士大夫之词，使词的功能被大大扩大化了，词能囊括的内容变多了。但是与正统地位的诗文相比，“诗庄词媚”的特点还是比较明晰的。就是说在宋人那里，似乎严肃庄重的主题用诗文来表达，抒怀写情的用词来表达成了一种默认的规则，尤其在初期词还没有取得比较高的地位的时候更加明显。既然诗文与词在功能上有了大致的分工，那么在宋代重理的背景下说文以明道，就不是那么难以理解的事情了，毕竟在当时的文学评论中，并没有要求词也要“明道”。况且，既然诗人在诗文中喜发议论，讲究理趣，那么有“文以明道”这样的观念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在真正的大家那里，比如欧阳修、王安石，就算是在诗文中发表议论，抒发哲理，也并不妨碍文的成就。
但是，到了理学家以“道学”为本位的时候，文与道的关系由“分立”变为“分离”。从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开始，就开始宣扬“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周敦颐明确提出“文以载道”，程颐更是认为“作文害道”，从重道轻文而极端化为要消灭文。即使有的理学家并不极言要废文，也是从道的立场出发来限制文。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识的十分清楚，他们先是理学家，然后其中有天资的人才兼做一下文人。这些有些文采的理学家对待文倒不像其他的理学家那样偏激，例如朱熹，故而朱熹对文道关系的看法并没有像其他理学家那样只执一端，而是做了折中的处理。同时，理学家强调的“存天理，灭人欲”，直接反对各种激烈的“不合理”的感情和行为。且不说这种带宗教性的体悟能否达到以及如何达到，这个目标若人人都能实现，那么出现的结果就是——人人都是理的化身，没有区别——而文学最大的特色就是感情，就是个性，就是区别，理学的宗旨与文学的性格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也无怪乎理学家要将文与道分离开了。但是，在中国古代，无论是艺术、学术、思想还是文学，都是在共同的心理基础和思维方式下产生的，其中必然有可以共通之处。所以，即使是宋代文学与道学界限分明，到了元代，二者竟然能够相互融合，并形成了有元一代理学和文学相互融合、文人身兼文学家和理学家双重身份的现象，其契机就在宋人共通的内倾的心态以及重理的特质。
理学家在对内的追求上表现为修身成圣的目标。文学家却表现为在文学中追求个体精神世界的充实和满足，例如宋人普遍的喜欢“平淡”、“古雅”的审美倾向，所以才会有好议论、好谈理的时代文学风格。这样看来，不妨将“内圣”视为“立德”和“立言”两派：宋代理学家是专修德，而成道学；文学家的人格修养必然受了理学的影响，但以“言”立世留史，只是在“言”中主要体现的是文学家的精神世界。正因二者都是在整体对内的心态下产生和发展，故而留下了日后能够融合的契机，并在文化和社会政治环境都极为特殊的元代得到实现。

参考文献：
《中国思想史论》李泽厚
《理学纲要》吕思勉
《理学•玄学•佛学》汤用彤
《中国哲学史》任继愈
《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南开本
《宋明理学与文学》马积高
《近思录》
《论唐宋时期的文道关系说》
《从明道到载道——论唐宋文道关系理论的变迁》
《淮海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