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霞 李传军

　2009年岁末，河南安阳西高穴大墓的考古发现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围绕其是否为曹操高陵及相关问题，学术界展开了热烈讨论。本文旨在以历史民俗学的眼光和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梳理一下蕴含于曹操“七十二疑冢”传说背后的深层历史因素，探讨一下中国古人对曹操历史形象的认识和接受历程，及在这一过程中体现的中国古代政治伦理和情感心理的微妙演变过程。 


　　曹操“七十二疑冢说”的来源和演变

　　由于曹操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曹操逝后的数百年间，历代诗人对曹操陵墓多有吟咏，如刘宋谢眺诗：“繐帷飘井干，樽酒若平生，欝欝西陵树，讵闻歌吹声。”唐刘方平诗：“金鳯邻铜雀，漳河望邺城。君王无处所，台榭若平生。”唐代王无竟诗：“北登铜雀上，西望青松郭。繐帐空苍苍，陵田纷漠漠。”这些诗歌，虽然都写到曹操归葬于西陵，却没有任何疑冢之说的痕迹，更遑论“七十二疑冢”这样确定的数目了。可以说，唐以前并无曹操“七十二疑冢说”，有之，自宋代起。

　　《明一统志》卷28《彰德府志》记载：“曹操疑冢在讲武城外，凡七十二处。森然弥望，高者如小山，布列直至磁州而止。宋王安石诗：‘青山如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邱。蝼蚁往还空陇亩，骐驎埋没几春秋。”按王安石此诗以“铜雀台”、“八九邱”和“埋没”、“骐驎”等词语暗喻曹操的七十二疑冢，虽然不知何据，但它却是中国古籍中最早关于曹操七十二疑冢的记载。其后，南宋诗人范成大在《揽辔录》里又记载说：“过漳河，入曹操讲武城，周遭十数里。城外有操疑冢七十二，散在数里间。传云操冢正在古寺中。”罗大经《鹤林玉露》里还记载过范成大讽咏曹操疑冢的诗作：“一棺何用冢如林，谁复如公负此心。岁岁蕃酋为封土，世间随事有知音。”

　　经两宋诗人的反复记载和歌咏，曹操“七十二疑冢说”在元、明、清三朝广为人知，有些学者还以实地的考察见闻，来证明曹操“七十二疑冢说”并非虚传。如元代学者纳新《河朔访古记》卷中《魏郡部》里就记载说：“魏武高平陵在邺镇西南三十里，周围二百七十歩，高一丈六尺。十二月予登铜爵台，西望荒邱烟树，永宁寺僧指示余曰：‘此曹公之西陵也。’曹操疑冢在滏阳县南二十里，曰讲武城。壁垒犹在，又有高台一所，曰将台。城外高邱七十二所，参错布置，岿然相望，世云曹操疑冢。……冢间有曹公庙，殿屋甚华丽。”清代学者傅洪泽在《行水金鉴》卷163《两河总说》里也记载说：“西望群山，东望林木，有曹操疑冢、铜雀台。此水往东更宽，水发汪洋，地湿难行。”这类出于史志笔乘的记载，无疑会对曹操“七十二疑冢说”的可信性起到强化作用。

　　曹操“七十二疑冢说”流传到清代，又有了三种新的说法：一种是曹操疑冢被发掘说，见于王士禛《居易录》卷29的记载：“曹县王中丞叔武(崇文)《杂说》云：正德十一年，河北旱，饥民发曹操疑冢，凡十三处。皆有尸及银花、烛台之属。内一冢磨甓为室，尸卧土床，无棺椁。青巾，黄衣，黄须，黑发，宛如生者。盖用水银以殓，故不腐也。然其为操疑冢与否，亦不可考。”第二种是曹操墓在漳河水下说，见于康熙时人褚人获的《坚瓠续集》卷2《漳河·曹操墓》：“国朝鼎革时，漳河水涸。有捕鱼者见河中有大石板，旁有一隙，窥之黟然。疑其中多鱼聚，乃由隙入。有石床，床上卧一人，冠服俨如王者。中立一碑，渔人中有识字者，就之，则曹操也。”第三种则是曹操冢在许城河下说，见于蒲松龄《聊斋志异》卷10《曹操冢》：“许城外有河水汹涌，近崖深黯。盛夏时，有人入浴，忽然若被刀斧，尸断浮出，后一人亦如之。转相惊怪。邑宰闻之，遣多人闸断上流，竭其水。见崖下有深洞，中置转轮，轮上排利刃如霜。去轮攻入，有小碑，字皆汉篆。细视之，则曹孟德墓也。破棺散骨，所殉金宝尽取之。”这些说法，是对曹操疑冢传说的新演绎，反映了曹操“七十二疑冢说”由精英士大夫的记载向民间故事的转向。

　　曹操“七十二疑冢说”的历史真相

　　曹操疑冢之说虽然历来众说纷纭，但是如果查考史籍，则会发现疑冢说只是后人的附会，没有任何史实根据。相反，曹操墓的位置，不仅无任何疑点可言，反而是可以考察和测定的。

　　其一，曹操本人生前曾经对自己陵墓的位置和丧葬规格有所安排，这些信息都是公开、透明的。《三国志》建安二十三年六月所载之曹操遗令说：“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树不封……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据此，曹操墓实际上就在曹魏邺城西门豹祠之西的地势较高和开阔的平原上。《晋书·礼志》的记载也证明，魏文帝曹丕也完全遵照其父遗愿安葬了曹操，以从“先帝俭德之志”。曹操下令薄葬，并且主动公布了陵墓的地点，说明他并不担心墓葬被盗，也没有设置疑冢的主观动机。

　　其二，后世史籍中也有记载曹操墓大致方位的，如梁任昉《述异记》载：“邺中铜駞乡魏武帝陵下，铜駞、石犬各二。”任昉是南朝萧梁时人，去曹魏不远，其言宜可信。又北齐阙名《宋买等造天宫石像碑》载：“其天宫也，左临渌水……旧都……瞩风岭，据有曹操之故塸；从背望山，伊洛之南地。”也说明曹操墓在邺城附近。再如前引《河朔访古记》也记载说：“魏武高平陵在邺镇西南三十里，周围二百七十歩，高一丈六尺。”清乾隆《彰德府志)中，临漳县图上标有“魏武帝陵”，与“甄后陵”、“灵芝旧县”邻近。所以，如果能够确定曹魏邺城的方位，加上地名沿革的历史调查，则曹操墓的具体方位并不难寻。

　　其三，我国学者张之、乔文泉和刘心长等经长期研究曾分别指出今河南安阳灵芝村、习文村一带与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西北一带，基本就是曹操西陵墓葬的位置。此前盗墓贼们的精确定位和今天的考古发掘，均已基本证实了学者们研究的主要结论。所以，所谓曹操七十二疑冢之说，并非史实，确属传说。

“七十二疑冢说”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

　　当然，曹操“七十二疑冢说”的出现和流传，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在中国古人中，曹操堪称是争议最多的历史人物。从“济世之才”、“治世之能臣”、到“乱世之奸雄”，再到戏曲舞台上的白脸奸贼，曹操奸臣的形象逐步被定格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历经多少沧桑，曹操是中国古代杰出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的面目直到现代才得以恢复。

　　仔细考察历史就会发现，唐朝以前，人们对曹操的历史评价并不低。名士许劭虽目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但奸雄与奸贼毕竟存在很大不同。可以这么说，曹操的“治世之能臣”的一面，是中国古代士人治国平天下的传统追求，而“乱世之奸雄”则是曹操一生守正出奇、诡谲刚毅的政治和军事智慧的体现。因此，曹操听到许劭对自己“奸雄”的评价后，不仅不以为忤，反而“大笑”而去。《魏书》卷47《卢渊传》还载有北魏孝文帝对曹操德、义兼具的赞美，《全唐文》卷724《对茂才异等策》也记载过唐宪宗对曹操“乘汉俗”、“有至政”的肯定。

　　从宋朝开始，人们对曹操的评价渐趋负面。如宋代学者叶适在其《习学记言》卷27《魏志》里指曹操为“奸贼不仁”，宋代学者洪迈在其《容斋随笔》卷12《曹操用人》里说曹操“为汉鬼蜮，君子所不道”，元陶宗仪《辍耕录》引宋人俞应符题曹操疑冢诗曰：“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余机到丘垄。”认为七十二疑冢之设置，正是曹操奸诈欺人之举。在宋元士大夫们的鼓吹之下，曹操奸雄的形象不仅最终定型，而且越来越深入民间，成为普通大众对曹操的刻板印象。

　　隋唐以前曹操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虽已很难查考，但似乎并不差。隋代有一出名为“曹瞒浴谯水击水蛟”的傀儡戏，据《太平御览》卷436引《刘昭·幼童传》的记载，其大体内容是曹操“幼而智勇。年十岁，常浴于谯水，有蛟逼之，自水奋击，蛟乃潜退。于是毕浴而还，弗之言也。后有人见大蛇，奔逐。太祖笑之曰：‘吾为蛟所击而未惧，斯畏蛇而恐耶？’众问乃知，咸惊异焉。”在这出戏里，曹操不仅毫无奸诈可言，反而颇具英勇少年的风采和美德。

　　两宋时期，民众生活内容丰富，勾栏瓦肆中的说书讲史是宋人的日常娱乐形式之一。宋代的书场中，“说三分”很流行，宋人影戏表演三国故事的也很多。但在宋人的三分书、三国戏里，曹操的形象已经很差。苏轼《东坡志林》卷1《涂巷小儿听说三国语》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即反映出民众这种拥刘反曹的朴素感情。

　　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的《古今谭概》卷16载有一则《一瓜杀三妾》的故事，内容是：“曹操宴诸官于水阁。时盛夏，酒半酣，唤侍妾用玉盘进瓜。妾捧盘低头以进，操问：‘瓜熟否?’对曰：‘极熟。’操怒，斩之，坐客莫敢问故。操更呼别妾进瓜……复斩之。再呼进瓜，无敢前者。一妾名兰香，操所深昵，众妾皆逊之。香乃擎盘齐眉而进。操问曰：‘瓜味如何?’曰：‘甚甜。’操大呼：‘速斩之！’坐客皆拜伏请罪。操曰：‘公安坐，听诉其罪。前二妾吾斩之者，久在承应，岂不知进瓜必须齐眉而捧盘耶?及答吾问，皆开口宇，斩其愚也。兰香来未久，极聪慧，高捧其盘，是矣；复对以合口字，是知吾心。吾用兵之人，斩之以绝其患。’”这个故事里，曹操的奸诈和残忍，跃然纸上，令人发指。明代还有一出戏，叫做《狂鼓吏渔阳三弄》，是明代文人徐渭的作品。此剧演祢衡裸体击鼓骂曹操，本事出范晔《后汉书·文苑传》。今天京剧里的《祢衡骂曹》大概也源出于此。

　　古代戏曲是民族的史诗，民间故事则是一种隐含着民众历史记忆的文化载体，只有与其流传的背景结合起来，才能深入了解其内在的含义。曹操“七十二疑冢说”和宋代诗文、元明戏曲小说里对曹操奸臣形象的塑造，正是特定历史背景下人们政治伦理和道德情感的体现。

　　首先，曹操在宋元士人精英和普通民众中奸贼形象的确立，是中国儒家政治伦理道德趋向的产物。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统政治伦理，以神化皇帝权力、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地位，排斥强臣擅权为重要特征。而且，中国儒家的政治伦理，具有家国同构的鲜明特色，它把君权与父权密切相联，把不忠与不孝的罪名自然地并列在一起，这种观念，不仅上层士大夫奉若神明，就是普通百姓也乐于接受。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干犯了中国古代儒家政治伦理的大忌。所以，曹操篡位的奸雄形象，既受到官僚士大夫的斥责与辱骂，也难为普通百姓接受和认可。

　　其次，就历史背景来看，曹操被塑造成奸臣形象与宋元以降的国势盛衰的时代特征密切相关。两宋直至明清，大臣篡位之事虽未出现，但柄权弄奸，媚事敌国的权臣却并不鲜见，在民族战争频发，民族矛盾越来越突出、尖锐的背景下，夷夏之辨的观念空前强化。曹操在这一时期被冠以奸臣的帽子，遭到世人唾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再次，曹操七十二疑冢说的产生，也与曹操在历史上公然盗坟掘墓的劣迹有直接联系。《三国志·袁绍传》记载，曹操曾经盗掘过西汉梁孝王陵：“操率将校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又署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堕突，无骸不露。”曹操既然是历史上最大的盗墓者，人们自然有理由相信他要千方百计地掩盖自己坟墓的准确位置，七十二疑冢之说实由是起。

　　总之，曹操“七十二疑冢”的传说无论是否符合史实，它都有存在的客观历史依据。历史上，曹操“七十二疑冢说”是与曹操奸雄形象的历史塑造相伴而生的，与两宋以后国势盛衰和儒家政治伦理的道德趋向相关，是宋元以后精英士人与普通民众在思想文化、心理情感上通过诗文、戏曲和民间传说沟通融合、相互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