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智：想起陈梦家与赵萝蕤
                        2010-06-28    张建智    文汇读书周报    点击: 330 
记得王世襄在世时，我听他谈得最多的是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陈梦家。他老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如梦家还在的话，那明代家俱研究的著作，就肯定轮不到我写了！”
    ……陈梦家在逝世十二年后终于平反。可正如赵萝蕤所说:“深可惋惜的是，他死得太早……他还可写出许多著作，为他所热爱的祖国现代化增加一些砖瓦，但是他没有能这样作。”
    近读赵萝蕤的《读书生活散记》(凤凰读书文丛)，书中所收之文，大都是未曾刊出的珍藏手稿，得之于湖州师院两赵纪念馆(赵紫辰、赵萝蕤父女)的收藏；其中作者生前自存剪辑稿二十七篇，余稿十二篇，其它十七篇，计五十六篇。读后得了许多人生与读书的教益。这些妙文，从未闻世，尤觉珍贵。从赵散记所涉的历史与往事，很自然的就会想起陈梦家与赵萝蕤伉俪来了。
    陈梦家(1911——1966)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诗人、古文学家和考古学家，浙江上虞人。赵萝蕤(1912——1998)，我国著名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学者。两位都是中国学术界的大家。对于这样的一对夫妇学者，同时也是乡前辈，余生也晚，惜缘悭一面。但是，作为诗人的陈梦家，却神交已久最早，应该缘于读他的许多新诗(我喜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诗集)，迄今藏有他的1931年1月版的第一部诗集《梦家诗集》，每有空暇，我常翻读。记得大约有十多年时间，常不时拿来吟诵；尤于“文革”中，无书可读，惟这部诗集，与我相伴，给了我几多无法替代的精神慰藉。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每当翻读梦家的诗，眼前即会浮现出一个俊美才子兼学者的形象，几十年过去了，至今还留存我美好的记忆之中。
    陈梦家，出身于一个上层知识分子的小康之家，诚如赵萝蕤在《忆梦家》中所述:“他的父亲陈金镛老先生曾任上海广学会编辑，是一位非常忠厚纯朴的长者。”梦家自小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时受教会学校欧美思想的教育，这样的生活环境，无疑日后造就了他充满矛盾的思想、气质与个性。“梦家在中央大学学的是法律，最后得到了一张律师执照。但是他没有当过一天律师而是从十六岁便开始写诗，1931年便出版了他的第一册诗，并立即出了名，那时他还不到二十岁。”(《读书生活散记》216页)当然，他的一举成名，离不开两位老师兼诗人的器重与教导，一是闻一多，一是徐志摩。
    1927年秋，因闻一多到中央大学任外文系主任，教授英美文学，陈梦家常去听课受益匪浅。1928年秋，闻一多离开中央大学，次年，徐志摩应中央大学校长张君谋之聘，任外文系教授，讲授欧美诗歌，陈梦家的才华，又得到了徐志摩的赏识，更有长进。比如，梦家的诗《那一晚》，当年就是由徐志摩推荐，以“陈漫哉”的笔名揭载于《新月》月刊二卷八号上，这一首次公开发表的作品，遂引得读者的欢喜。
    受闻一多、徐志摩诗歌理论的影响，1930年1月，年仅十九岁的陈梦家，在《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一卷七期上，发表诗论《诗的装饰和灵魂》，这是陈梦家诗歌创作的艺术主张。1931年1月20日，由徐志摩主编，陈梦家实际编辑的《诗刊》季刊，终于在上海出版。撰稿人除闻一多、徐志摩、饶孟侃等前期新月诗人和南京诗人群成员外，还有林徽音、卞之琳、孙毓棠、曹葆华等新加入的北京青年诗人，这标志着“后期新月诗派”的形成。而在这一过程中，陈梦家已成为新月诗派的一员主将。就我多年读陈梦家的诗，觉得于中国新月派诗人群体中，他的诗艺、独具的形象与灵魂，比闻一多、王统照的诗，似略胜一筹。这也使我迄今还能背诵他的一些诗:
    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他看见青天，看不见自己的渺小/听惯风的温柔，听惯风的怒号/就连他自己的梦也容易忘掉。　(《一朵野花》)我悄悄的走了，沿着湖边的路，留下一个心愿；再来，白马湖
    (《白马湖》)今夜风静不掀起微波/小星点亮我的桅杆/我要撑进银流的天河/新月张开一片风帆……
    (《摇船夜歌》)读这样的诗，清新，朴实，又具象征，令人不忘，让我仰慕。然而，陈梦家也有新写实主义的诗，那是他亲临战场写出的诗。如《在蕰藻浜的战场上》:
    在蕰藻浜的战场上，血花一行行/间着新鬼的坟墓开，开在雪泥上；/那儿歇着我们的英雄——静悄悄/伸展着参差的队伍——纸幡儿飘，/苍鹰，红点的翅尾，在半天上吊丧。/现在躺下了，他们曾经挺起胸膛/向前冲锋，他们喊，他们中伤；/杀了人给人杀了，现在都睡倒/在蕰藻浜的战场上。…
    这是1932年，“一·二八”战争爆发，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日寇，那隆隆炮声，震醒了深埋诗人心底的爱国激情。那时刻，陈梦家与同学亲临火线，抢救伤员；他看到的是，勇敢的中国士兵，在弹雨中无畏地冲杀，而挂彩的伤员，染成了血人；有战士牺牲时，还保持着举枪瞄准的姿势；田野茫茫，到处垒着抗日志士的新坟。陈梦家在战士墓前，为我们写下了这样动人肺腑的诗篇。
    当然，诚如他的夫人赵萝蕤所说:“作为诗人，梦家的创作生涯前后只七八年。”“1934——1936年，他在燕京大学攻读古文字学。从此以后他几乎把他的全部精力都倾注于古史与古文字的研究。”所以，作为诗人的陈梦家，又作了转型，尔后，在学术上的成就，应是他主要的贡献。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陈梦家与赵萝蕤夫妇离开北平，辗转到了昆明西南联大。从1938年春到1944年秋，陈梦家除教书外，仍孜孜不倦致力于古史与古文字的研究。陈梦家在西南联大时，已撰有《老子今释》、《西周年代考》等著作。随后夫妇俩就去了美国。陈梦家在美国，除了在芝加哥大学当教授外，游历了英、法、荷兰、瑞典等国，目的是收集青铜器的资料，编写一部流落美国的庞大的青铜器图录。约三年，他终于完成了在美国的研究任务。
    那时，国外学术界对他的研究成果均表示赞赏，就连喜欢收藏的瑞典国王，瑞典最著名的汉学家高本汉(现诺贝尔奖评委马悦然的老师)无不敬佩他。当时，罗氏基金会的负责人希望陈梦家能永久留在美国工作。然而，作为爱国诗人、爱国学者的他，顾不上在美国过现代化生活，享有有尊严的学术地位，仍回到了清华，只冀于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贡献给祖国。诚如赵萝蕤后来回忆说:“解放前夕，他曾经劝告许多欲去台湾的专家学者，他怀着十分欣喜的心情，迎接清华、燕京的解放。
    当然，令他想不到的是，1951年开始了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运动”，知识分子必须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并清算“美帝文化的侵略”。教授们必须在群众大会上逐个进行“自我检讨”，还须“揭发批判”别人，以彻底清洗自己的灵魂。被认为态度恶劣的人，被隔离反省。之后，就开始了院系调整，大学重组(如从教育事业发展看，其实是一次折腾)。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都停办了。清华大学的文科也取消。陈梦家在清华大学受到批判后，离开学校，被分配到中国考古研究所。但1952年，陈梦家随大学院系调整后，还继续他的甲骨学与西周青铜器研究。约三十年的工作中，他为我们留下了《中国文字学》、《殷虚卜辞综述》、《尚书通论》、《西周铜器断代》等大量著述，留下了约近千万字的学术与文学作品；逝世后，尚有二百多万字未及整理。当然，我对陈梦家的真正识见，一得益于撰写《王世襄传》，一得益于能读到湖州师院两赵纪念馆所保存的资料。我多次听王世老谈起陈梦家。记得王世襄在世时，我听他谈得最多的是两个人，一是陈梦家，一是张葱玉。他对亦师亦友的两位，无限怀念。他老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如梦家还在的话，那明代家俱研究的著作，就肯定轮不到我写了！”如今，我们读王世襄留下的《怀念梦家》一文，当年，两位学者因共同爱好，之间产生的情感弥久深长，历历在新。王世老说:“我们既已相识多年，现在又有了同好，故无拘无束，不讲形式，有时开玩笑，有时发生争论，争到面红耳赤。梦家此时已有鸿篇巨著问世，稿酬收入比我多，可以买我买不起的家俱。例如那对明紫檀直棂架格，在橹班馆南口路东的家俱店里摆了一两年，我去看过多次，力不能致，终为梦家所得。”那时的陈梦家，比王大三岁，均是燕京大学读书，只不过王入燕大时，梦家已是攻读古文字学的研究生了。所以，在明代家俱收藏上，陈比王更俱学识，物质上更有条件。但是，王也有其优势，那就是他靠一辆破车，不惜费工夫费大劲，逛鬼市走地摊，偌大的北京城里城外，他到处能跑，故能收到梦家坐在书房里所不得的家俱。他们俩有时为了一件家俱，可争得面红而赤；甚或相互比试，互相逗玩，煞有介事地各自表现一番。当然他们是朋友，更是明式家俱收藏上的铮友，故谁也不想夺人所好。陈梦家与王世襄这段难忘的友谊，维系了有十多年之久，直到“文革”各自遭难，但于收藏古家俱上，还是难兄难弟。一如王世襄所说:“就是1957年两人都被错划成右派了，也没有中断过来往。”可以说，陈梦家与王世襄的友情，平易率真，性情互见，从未有任何芥蒂。王老还说:“我对梦家的认识则是:一位早已成名的新诗人，一头又扎进了甲骨堆，从最现代的语言转到最古老的文字，真是够绝的。”这，就是王世襄对陈梦家敬羡不已的评说。
    1957年，陈梦家被划为右派，是史学界著名五大右派——有黄现璠、向达、雷海宗、王重民，但陈梦家当时年龄最小。梦家被划为右派后，他的夫人赵萝蕤，因受到过度刺激，导致精神分裂。
    陈梦家划成右派后，对他惩罚是:降级使用。当然，比起那些被送到北大荒的人们来说，他受到的处罚不算最重。他仍然在考古研究所作研究，曾经一度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作踩水车等等。但紧接着的是那更使人难熬的“文革”。1966年8月，陈梦家在考古所被“批判”被“斗争”。他们的家被抄，他们夫妇的住房也被别人占用
    1966年8月24日，那晚，陈梦家在被斗后，离开考古所，来到住在附近的一位朋友家中。他告诉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这时，考古所的一些人跟踪过来，在他的朋友家中，强按他跪在地上，大声叱骂他。然后，这些人把他从朋友家又押回考古研究所。当天晚上，不准陈梦家回家。那样的日子里，红卫兵满城到处抄家打人，烧毁文物，没收财产。当时的考古研究所位于北京市中心，离王府井大街很近，穿过马路就是中国美术馆。那天夜里，陈梦家被关在考古所里，他被剥夺了一切，已远不止是做人的体面和尊严。于是，陈梦家在8月24日夜，写下遗书自杀，但未遂。十天以后，陈梦家又一次自杀，最后自缢，于1966年9月3日死于非命，仅五十五岁。也许，作为陈梦家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人民将永远不会忘怀这位赤诚的诗人与学者。只是，鲁迅曾说:“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如今，离陈梦家去世，已半个世纪了，遥想当时，究是自己同一营垒中人，还是化了装的人所为，至今似难分辨。但终究是应验了陈梦家曾说过的一句话:“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陈梦家虽歌唱过“小星点亮我的桅杆……新月张开一片风帆”，可那时，没有他理想中的新月，更没了小星去点亮人生的桅杆。他也吟出过，“榨出自己的血甘心酿别人的酒”(《自己的歌》)，而1966年的那天，正是大地上月黑风高的晚上，一个诗人与学者的血，是被榨出来了，但酿出了醇香的酒吗？啊，往事如烟，终无法究其所想所为了。可令人扼腕的是，这么一位大家，正是学术上最有成就之际，却过早地凋谢了。虽然，陈梦家在逝世十二年后终于平反。可正如赵萝蕤所说:“深可惋惜的是，他死得太早……他还可写出许多著作，为他所热爱的祖国现代化增加一些砖瓦，但是他没有能这样作。”
    真的，他死得太早！这正是人间莫大的损失与悲哀。如今，半个世纪已悄然逝去，写此，笔者只能引一首诗，作为对陈梦家的哀悼。诗曰:“他们的心是不会理解诗人的，他们的心不能夠爱他的心灵。不能夠了解他的悲哀，不能夠共享一切的欢欣。”是的，那个时代的人是互相隔膜的，不能理解世界的一切以及一切的人。唯一能崇拜的是“翻天复地，唯铁与血”，更不知人的自由与和谐在哪里？那样的时代，岂能容得一个真正的诗人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