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传统文化数字化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八届中国古代小说戏曲文献暨数字化国际研讨会”，2009年8月17 日在北京紫玉饭店举行。来自中、日、韩三国的古代小说研究专家50余人出席了本届研讨会。其中，中国大陆学者有刘世德、沈 伯俊、陈翔华、陈熙中、张俊、刘勇强、郭英德、欧阳健、王汝梅、赵伯陶、张燕瑾、段启明、侯会、周文业、尹小林、傅承洲 、涂秀虹、曹立波等；台湾学者有嘉义大学教授徐志平；日本学者有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金文京、大东文化大学文学部 教授中川渝、九州大学浯文化研究院准教授中里见敬等；韩国学者有鲜文大学中韩翻译文献研究所教授朴在渊等。

　　自2001年以来，已经成功举行了七届中国古代小说文献与数字化研讨会，其中一、二、四、六届在北京举行，第三届(2004) 在韩国首尔举行，第五届(2006)在日本东京举行，第七届(2008)在澳门举行。这些研讨会，保持了高层次、高质量，极大地推动 了古代小说的数字化和相关研究，推动了中、日、韩三国学者的交流与合作。本届研讨会，不仅保持了三国学者交流合作的格局 ，而且把研究范围扩大到戏曲领域，正体现了这一学术工程的提升与扩展。

　　研讨会由沈伯俊教授主持，主要讨沦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古代小说数字化的新进展。研讨会首先安排了两个主题报告：第一个是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传统文化数字化研究中心常务 副主任周文业的《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版本数字化的最新进展》。在以往几次专题报告和吸收有关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对古 代小说的数字化工作加以系统化，并开始进行古代戏曲的数字化，主要介绍了以下内容：(1)古代小说版本数字化的现状和应用 。目前已经完成《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五大名著主要版本的数字化，正在进行《聊斋志异》 、《儒林外史》、“三言二拍”等作品和“全清古体小说”的数字化。(2)《三国演义》版本研究和数字化丛书。包括：《三国 演义》版本研究和数字化论文集，《三国演义》版本研究和数字化专著，《三国演义》版本比对本，《三国演义》文史对照本。 (3)《三国演义》版本研究。包括对书名、分卷、则目字数、关索(花关索)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4)文本统计分析。(5)《西厢 记》版本数字化。在现在的五十余种明代刊本中，首先将收入《古本戏曲丛刊》的3种加以数字化，即弘治本、张深之本和刘龙 田本。

　　第二个主题报告是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所长尹小林的《＜国学宝典＞之＜古代小说典＞介绍》。《古代小说典》数 据库自2006年开始设计开发，一期工程已于2008年完成，收入作品1000余部，重要作品大多已经收入，字数将近2亿，超过现存 全部古代小说总字数的60％。在编排上，《古代小说典》分为《文言小说》《白话小说》两大部分。同时收入以下附录：《敦煌 变文集》《清稗类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国小说史略》以及几种有影响的小说书目。这些文献都已经过数字化，具有这 样一些主要功能：(1)阅读；(2)查询；(3)排序和分类；(4)人名辞典(已有3万多人)；(5)书目辞典。此外，还配备了具有发音功 能的联机字典。这些文献和相关功能，将大大方便古代小说的研究与教学工作者以及广大的爱好者。

　　(二)古代小说文献的新发现与新见解。在本届研讨会上，几位学者分别作了专题报告和论文发表。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世德的《三国志演义朝鲜翻刻本试论——周曰校刊本研究之二》，对其《＜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四 种试论》(载《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一文提出的两点结论[周曰校刊本有四种，周曰校刊本甲本大约刊行于万历十年至十三年 (1582—1585)之间]予以修正，认为：《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又增加了新的第五种版本(朝鲜翻刻本)；周曰校刊本甲本的刊 行年代远在万历之前，周曰校刊本甲本在中国本土的刊行年代应在嘉靖时期的最后几年，其时或在嘉靖四十一年至四十二年 (1562—1563)，或在嘉靖四十三年至四十四年(1564—1565)左右。无论如何，其时必在嘉靖年间。对刘先生的发言，金文京认为 很有启示意义。但也提出不同意见：(1)“出来未久”之“出来”，刘先生认为是刻成，也可能是成书不久；(2)“丁卯”可能是 隆庆元年，也可能是天启七年。欧阳健也认为，对“丁卯”的分析，还须再斟酌。

　　国家图书馆研究员陈翔华的《＜三国志演义＞古板汇集序》指出：(1)《三国志演义》首刻年代应在修髯子撰《三国志通俗 演义引》之时，即嘉靖元年壬午(1522)。(2)《三国志演义》某些明刻本的注释，提出了当时已经存在的“旧本”(见嘉靖元年序 刊本、夏振宇刊本、周曰校刊本)、“古本”(见周曰校刊本)、“新旧本”(见夏振宇刊本、周曰校刊本)问题。(3)经过多年努力 ，他主编了《＜三国志演义＞古板汇集》。为避免混淆而易于辨识，对收入《汇集》的版本重新进行统一的命名，新题名通常包 括三个部分：收藏地，刊行者、书名(如首卷题名有残缺脱漏则酌参他处)。例如题《西班牙藏叶逢春刊本三国志史传》《北京藏 汤宾尹校本三国志传》等。在讨论中，欧阳健指出：研究版本，一定要注意“旧本”、“古本”问题。不能仅凭今存版本来判断 整个情况。陈翔华又补充道：明代很多刻本标示“古本”。过去一概认为是宣传，现在应该仔细辨析，哪些是宣传，哪些确系古 本。

　　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中川渝的《费守斋刊＜三国志传＞的性质》一文，对原藏东京神保町的山本书店，后归东北大学东北 亚洲研究中心的费守斋刊《三国志传》作了细致的研究。通过与其他版本的比对，指出：(1)费守斋本属于二十卷简本系统的“ 志传小系统”。(2)费守斋本的文字，与同属二十卷简本系统“志传小系统”的天理图书馆藏本大致相近，但又存在一些差异。 这说明二者关系密切，属于同一系统的并列版本。(3)费守斋本是德聚章和文枢堂共同协力出版的。德聚堂是万历到崇祯年间在 福建建阳活动的一个书肆，文枢堂是万历年间在金陵(南京)活动的一个书肆，尽管费守斋本出版很晚，但对于研究明末清初时期 的出版情况、出版文化，却是很重要的资料。在讨论中，金文京表示：“费守斋本，我曾经想买而未成，被矶部彰先生买走了。 现在他把此书印出来，是一件很好的事。”刘世德指出：(1)费守斋本封面上的“古吴”，我认为是指苏州，不是南京。(2)中川 谕先生提出建阳和南京书肆有合作倾向，很值得重视。

　　韩国鲜文大学中韩翻译文献研究所所长朴在渊教授的《近世中国古典小说在朝鲜的出版》一文，全面评介了中国古典小说在 朝鲜的出版情况，尤其是比较细致地研究了朝鲱翻刻本《新刊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传通俗演义》，认为：《三国志传通俗演义》 是周曰校刊本甲本的覆刻本。“嘉靖壬子”(1552)很可能是周曰校刊本甲本的刊行年度。朴先生的某些观点与刘世德、陈翔华有 所不同，其结语则很值得重视。

　　台湾嘉义大学教授徐志平的《近十年来(1999—)台湾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概况》一文，以明晰的统计数字为基础，按期刊论文 及学位论文分类，集中介绍了台湾近十年来古代小说研究的概况：以明代四大奇书、清代三大小说名著为主，加上作者比较熟悉 的话本小说为范围。文章指出：总体而言，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在台湾仍受到相当程度欢迎。然而，台湾既欠缺诸如古典小说研究 学会之类的组织，相关的学术研讨会亦不多见(目前专以古代小说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仅嘉义大学中文系每两年主办一次之“ 中国古典小说与戏曲国际学术研讨会”；此外，台湾师范大学有意发起成立“台湾古典小说研究学会”，预计年底完成初步规划 )，有待努力之处尚多。对徐先生的介绍，与会学者普遍表示欢迎。沈伯俊建议：文章中提到的论文，最好都注明作者及其所在 学校，以便查阅。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涂秀虹的《宋元明三代建阳刊小说概况》一文，按时代顺序概述了建阳刊刻小说的情况。她认为：有一定 社会地位的文人的倡导，对于普通民众很有示范作用，这应该也是建阳刻书以小说为重的原因之一。在厘清概况的基础上，文章 概括了建阳刊小说的地域特征：首先是语体的倾向；其次是题材的选择。决定建阳刊本小说类型特征的因素很多，但最重要的与 建阳地区的教育普及和理学影响有关。在讨论中，陈翔华指出，建阳与南京的关系值得注意，集中体现在“京本”的名目上。欧 阳健提出，建阳小说的销售渠道值得研究。刘世德建议了解一下建阳刻工的情况，看是否其流失影响了刻书业；并提出，万历末 年建阳书坊有与南京合流的趋势，值得注意，金文京指出，建阳书坊的没落与江西很有关系。朱萍(传媒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提出 ，技术落后可能也是建阳书坊衰落的一个原因。这些意见，都很有启示意义。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曹立波的《古籍数字化在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中的应用》一文，介绍了她在明清小说的教学中，借助小说数 字化软件对各种版本的检索、比对等功能，更有效地实施了教学计划，并在课堂教学和论文指导等方面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曹 立波的实践，为大学教师如何利用古代小说数字化研究成果提供了生动而有说服力的例证，对高校教师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而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郑永晓建议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待数字化，则从更高的层次展望了古代小说乃至古代文学数字化的广阔 前景。

　　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曹炳建的《＜西游记＞佚本探踪》一文提出：汇集各种典籍和学者们对《西游记》版本的研究可知， 《西游记》的佚本主要有以下二十种：1、大典本；2、谚解本；3、销释本；4、礼节传簿本；5、宝卷本；6、孙绪所见本；7、 耿定向所闻本；8、鲁府本；9、登州府本；10、盛于斯所读本；11、周邸九十九回抄本；12、周邸百回刊本；13、熊云滨刊本； 14、大略堂古本；15、蔡金注本；16、前世本；17、词话本；18、道教本；19、鲁府本的删节本；20、荆王府抄本等；这些版本 ，有些确实曾在历史的某一阶段流传过，有些可能根本就不是描写唐僧取经的小说《西游记》，有些则出自当今学者的推测。因 此，对这些所谓的佚本，需要进行一番甄别和研究。曹炳建的探讨是艰辛而有价值的；不过，学者们在讨论中也指出了一些值得 注意之处。朴在渊认为，“谚解本”的提法不恰当。陈翔华提出，应区分西游故事和小说。欧阳健提出，应区分本事考和版本考 。

　　天津大陆制氧设备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邓宏顺的《＜三国演义＞文史对照本整理说明》，介绍了正在整理的两种文史对照本 ：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文史对照本和毛宗岗评改本《三国演义》文史对照本。主要就两个问题作了说明：第一，史书 的范围和对照的方式；第二，史书文字的选择和编排方式。在讨论中，欧阳健认为，邓先生的发言很有新意，由小说的版本考发 展到本事考，对方法考虑得很周到；同时建议，史书文字的编排顺序，还是按史书的成书顺序排。刘世德提出两点值得注意之处 ：(1)有的用词应注意，应尊重小说家处理史料的权利。如“颠倒史实”一词，不当。(2)史书用语简约，要正确理解。

　　(三)古代戏曲研究及数字化。在古代小说版本数字化取得重大进展之后，古代戏曲的版本数字化工作也已提上了工作日程。 在本届研讨会上，这一问题的初步进展，以及对古代戏曲作品和文献资料的研究也成为讨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首先，首都师范大学的几位学者介绍了《西厢记》版本研究和数字化的基本情况。张燕瑾教授指出，首都师大中国戏曲研究 中心将与国家图书馆合作，把国家图书馆所藏三十多种明刊本《西厢记》加以影印，并出版“三汇本”(汇校、汇评、汇注)。汪 龙麟教授简要介绍了《＜西厢记＞版本研究和数字化实施计划》。周文业先生介绍了《西厢记》版本数字化的主要功能，并提出 了戏曲版本比对中需要考虑的两个特殊问题：(1)统一分“折(出)”问题；(2)区分“唱词”和“道白”问题。

　　然后，中外三位学者就古代戏曲作品和文献资料分别作了专题报告。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金文京的《弘治本＜西厢记＞探原》一文，认为今知《西厢记》最早刊本——弘治十一年 (1498)金台(北京)岳家所刊《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订奇妙注释西厢记》，“有些地方的保持《两厢记》古老的内容或体制。”并 就有关弘治本的两个问题予以探讨：(1)弘治本所用底本为内府经厂本，(2)弘治本中莺莺之父为崔府君崔珏。弘治本所见有关崔 珏的情节，其来源应可追溯到元代，有可能是王实甫所加，却不太可能到了明代旋加旋删，这是窥见《西厢记》原来面貌的宝贵 资料。对金先生的考辨，发言者均表赞同。

　　江西井冈山大学讲师陈旭耀的《继志斋刊＜重校北西厢记＞考述》指出，继志斋叫《重校北西厢记》(现藏日本内阁文库)是 《西厢记》明刊本中的重要善本之一，是《西厢记》刊刻史上另一重要明刊本——龙洞山农刻本的覆刻本，今已失传的龙洞山农 刻本可藉之予以了解。继志斋刊本的更早源头可以上溯到今存最早的完整刊本——弘治岳刻本，但又与弘治岳刻本存有较大差别，以它为代表的“重校北两厢记”一系刊本，已经构成了明刊《两厢记》中的一大系统。并且它对后来的刊本如凌濛初校刻本、闵遇五校刻“会真六幻”本等均有着重大影响。

　　日本九州大学准教授中里见敬的《九州大学滨一卫文库所藏戏剧资料简介》，介绍了长期研究中国戏剧史的日本学者滨一卫(1909—1984)的简历、著作概况，并着重介绍了滨一卫文库们概况。本文库收藏1930年代滨一卫在中国亲自搜集的中国戏剧的原始资料。对此，陈翔华提出：资料很好，建议影印出来。

　　沈伯俊在研讨会总结中，充分肯定了会议一如既往的严谨求实、勇于探索的良好会风。中外学者坦诚相见，既有观点的碰撞，也有彼此的提示和补充，使整个研讨会进行得热烈、紧凑而和谐，取得了圆满成功。


（转自《明清小说研究》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