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是学术讨论会，我想也不必那么严谨，我们可以把一些自己想到的，尚不是很成熟的看法拿出来与大家共同研讨。所以，我的发言应该说是很不成熟的，只是一些粗糙的想法，欢迎大家批评。
    我想讲三点想法。第一点是我对社会科学方法的一些理解。我觉得，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跟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应该有所不同。我们不能够再延续原来的思路，按照自然科学那种方法来搞社会科学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不一样。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物质现象，大家面对共同的世界，共同的外延，那是确定的，容易形成共识。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精神现象，用黑格尔的话说，叫做精神现象学。社会科学既然研究精神现象，当然就没有严格的确定性可言。至少是确定性不明显，不像自然科学的确定性那么明显。由此我想到，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有独到之处，不能套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社会科学中的“社会”一词来自日文。按照严复的说法，“社会”用一个字表达就可以了，那就是“群”。迄今为止，人类现在还没有成为一个统一的社会。人们常常把现存的社会区分为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区分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所以，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民族性或区域性。人类还没有达到大同世界，没有形成共同的群体，所以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应当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不是一般意义的方法，更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人的方法。刚才有好多同志都讲到学科的中国化的问题，我想大概说的就是社会科学方法的民族性。西方人有西方人的方法，中国人也有中国人的方法。
    关于如何看待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我想借用一下郑板桥关于如何画竹子的一个说法。郑板桥说，画竹子既有法又无法。“有法”，意思是说确实有画竹子的方法；“无法”，意思是说没有可以套用的现成的画法，只要“胸有成竹”，就能把它画好。这就是说，方法有共性，可以互相借鉴，可以互相启发；但没有成法。这个“成”就是现成的方法，或者叫做模式。把现成的模式套用过来的想法是不明智的，谁这样做，我觉得谁是傻瓜。把别人成功的方法生搬硬套过来，你得到的将是失败。
    我觉得关于社会科学方法的研究，应该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社会科学的方法学，是在纯粹理论层面上讲的。比如，休谟提出的问题，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关系问题；再如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是不是科学的问题。我想这些问题不一定是我们与会者所关心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让专家们讨论，让搞科学史、学说史的人去研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社会科学方法是操作层面的问题。大家更看重的恐怕是操作层面的“方法术”，而不一定是理论层面的“方法学”。从操作层面上看，研究方法不能够抽象地谈。每个学科有每个学科的方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法，甚至你写每篇文章都有每个文章的方法。这个方法是具体的，是跟内容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不能够离开你的研究内容另外去寻找研究方法。一般地、抽象地谈方法，我觉得意义不能说没有，但帮助不大。怎么样把这篇文章写好？写得有水平、有价值、有意义？这大概就是“绣出鸳鸯与君看，不把金针渡于人。”这个“金针”就是方法，但这个方法是跟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胡适在讲科学方法时，他从来不单讲方法，总是把方法和问题合一块儿讲，他叫做“问题丹”和“方法散”。我们现在研究科学方法问题，不能绕过胡适。虽然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受过很多人的批评，但毕竟他是现代中国第一个谈社会科学方法的人。
    我们探索研究方法，应当结合我们研究的对象，应当从中国实际出发。我们要结合我们学术传统去讲，讲中国人，讲中国社会发展遇到的实际问题，而不是把一个西方人的话题拿过来回味。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应当跟我们身家性命有关的问题。例如，我们的精神世界如何建造？我们的经济问题如何解决？我们的生活世界如何安顿？前沿性的问题来自于我们的社会现实，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多讲了。
    第二个想法，就是要正视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功利化写作倾向。现在发表的文章非常多，但存在着大量重复劳动的现象。有的人写了一首《虞美人》，讽刺这种现象：“空话废话何时了，泡沫知多少！小楼昨夜又评审，论文不堪回首别较真。论点论据应犹在，只是姓名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瓶冰啤肚里流。”现在有些人写文章，并不是为了求真，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评职称，为了拿奖，为了保住本单位的重点学科。这个问题不必多说了，大家都心知肚明。
    第二个问题就是依附性的话语。有些人搞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好像永远把自己摆在一个学生的位置。听“洋大人”怎么说，我们就跟着人家说，他出来一个什么名词我们诠释一下，结果越诠释越糊涂。
    第三个问题是创新性不够。有些人似乎患上了失语症，只会说别人说过的话，没有自己的话。学术生命力就在于创新，就在于提出自己的创见。没有创见还算搞学术研究吗？西方有两句谚语，一句是“学术如狐狸”，狐狸是充满活力的，自由地发挥，没有任何限制；另一句是“思想如刺猬”，意思是思想要尖刻、尖锐，要别出心裁，有独到之处。只是把学术资料介绍过来，那不能叫做学术。搞学术应该有自己的看法。杜甫说，做诗讲究“诗不惊人誓不休”，写学术论文应当是“理不说透誓不休”。
    最后一个想法，就是简单说一下学术期刊的责任。我们书报中心出版的《复印报刊资料》，可以说是学术期刊界的“另类”。《复印报刊资料》是文选性的学术期刊，其责任是什么呢？说句玩笑话，就是要在一大堆“鸭子”当中把“鸳鸯”找出来，推荐给读者。对于“金针”，对于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我们的兴趣不大，或者说无法参与互动。原发期刊可以参与改稿过程；我们的责任则是把“鸭子”排除掉，把“鸳鸯”找出来。我们办刊宗旨有两条：一个为学科建设服务，第二是为读者服务。我们做的事儿，无非是替读者读书，替读者节省时间。我们绝对不把我们放在一个评价者的位置上面。我在不同场合上说过，《复印报刊资料》也是“运动员”，并不是“裁判员”。它有一定评价功能，但是只是一家之言而已。《复印报刊资料》也不以选优为唯一尺度，必须考虑到学科建设的需要和读者的需要。由于类似主题刚刚转载过，即使遇到写得再好的文章也不能用了。
    《复印报刊资料》追求的编辑风格是“精、深、新、美、活”。所谓“精”是指选用的文章应该是学术精品。我们一般不再增加刊期和页码，主要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所谓“深”是指选用的文章有理论深度，见解独到，说理透彻，发人深思。所谓“新”是指选用的文章有新观点、新思想、新材料、新方法，使人读了耳目一新。所谓“美”是指版式美，方便读者阅读。近年来《复印报刊资料》做了两次大改版。2000年第一次改版改变了实行多年的“大白皮”封面，增加了栏目设置；2006年第二次改版改变复印制版的旧工艺，大部分期刊都重新录入，重新排版。所谓“活”是指积极参与相关的学术活动，改闭门编刊为开门办刊。“精、深、新、美、活”目前还是我们的想法，尚没有完全落到实处。要把美好的想法变为实际的做法，我们特别需要得到广大的作者、编者、读者的帮助、支持和指导。《复印报刊资料》作为二次出版的学术文献资料，不可能像原发刊那样有同作者直接沟通、交流的机会。但我们同原发刊一样，也希望为打造更多的学术精品尽一份力。我们欢迎广大的作者、编者、读者对《复印报刊资料》的编辑出版工作批评指正，帮助我们提高刊物质量，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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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明，1947年生，吉林省吉林市人，哲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学术专长为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主要著作有《现代新儒家研究》、《现代中国哲学思潮》、《熊十力评传》、《冯友兰学术思想评传》、《贺麟新儒学思想研究》、《20世纪中国实证哲学研究》、《中华儒学源流》、《陈献章》等。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哲学与传统文化、中国近现代哲学、传统哲学与现代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