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关清代朴学的三个问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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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人：sunxiaoqing 回复数：2 浏览数：4499 最后更新：2010/6/3 17:21:01 by jiangyux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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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xiaoqing 发表于 2010/6/1 22:3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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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清代朴学的三个问题 有关清代朴学的三个问题 孙晓青研一
一、学术与思想 中国儒家思想的发展一直有“内圣”与“外王”两条线索。更为强调“内圣”的孟子被程朱奉为“亚圣”。程朱即是“内圣”一路，主张先修身，后致用，“知之为先，行之为后”； 发展至明代，入为空谈一流。清初士人对此深恶痛绝，走向荀子的“外王”一路，主张“通经致用”，杜绝空疏之学；发展至乾嘉，又专讲“通经”，丢了“致用”，只剩“考据”之名。 李泽厚的一些话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正是在理学开始流行时，出现了反理学讲求功利的思潮。这就是著名的永康（陈亮）永嘉（叶适）学派。”“‘内圣’和‘外王’在理学与陈、叶 这里已确然成为学派的二分，而有对峙之势了。前者有高深的哲理，却无补于世事，它所起的是某种准宗教性的个体修养的功用；最多只能‘安身立命’，很少能‘兼济’天下。后者以‘兼济’为怀，却未能从哲理上做进一步的展开发挥。” 李泽厚所说的是理学与反理学在源头上即已表现出来的特征，将之用于二者发展的后期也是适用的。 《明史•儒林传》说：“有明诸儒，衍伊、洛之绪言，探性名之奥旨，锱铢或爽，遂启岐趋，袭谬承讹，指归弥远。至专门经训授受源流，则二百七十余年间，未闻以此名家者。”《清史稿•儒林传》也说：“终明之世，学案百出，而经训家法，寂然无闻。”这两种史书编纂年代不同，所说却一致，即理学发展到明代只有思想，而无学术了。清代理学则是明代的余绪，无需赘言。清初朴学的开山大师顾炎武、黄宗羲都没有形成自己的哲学体系，王夫之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最后的集大成者。其后的乾嘉学者更是只注重于经义训诂，丢了思想。 《清史稿•儒林传》对这两种学问的得失作出了总结：“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岐，安能升堂入室？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如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是故但立宗旨，即居大名，此一蔽也；经义确然，虽不逾闲，德便出入，此又一蔽也。”这段话将朴学的文字训诂比作治学门径，而将理学的修身求道比作堂奥，二者不可偏废。朴学和理学的失误就在于二者一重学术，一种思想，失之偏颇。支伟成在《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叙及王夫之时说：“先生论学，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这也就是王夫之能集学问之大成的原因了。 二、反明与反宋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说：“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这段话很有名，但是把清初的学问笼统地归为汉学，并认为其是与宋学相对立的，恐怕不符合实际。 又，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这几乎已成定论。但是这句话表述并不确切，宋理学与明理学并不一致，反程朱与反陆王也有很大差别。 《明史•儒林传》说：“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这可以看做是明代理学的内部斗争，尤其是明末陆王末流与程朱末流的斗争，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所说：“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在反复的较量中，学问日益流为空疏。因此，蒋维乔的《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说：“清初宋明理学，既已衰颓，王学末流，犹为学者所弃。顾炎武以笃实之程朱学，矫正王学；黄宗羲则提倡真正之王学，排斥末流之狂禅。然顾黄二人，虽与理学有渊源，实不以理学名，而为清代朴学开宗之巨儒。” 汪中《国朝六儒颂》认为：“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而顾炎武反对的只是明末的空疏之学，并不是朱熹的学问。这在张舜徽的《清儒学记》之《顾炎武学记》中有更为详尽的表述： “《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中指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这里必须指出：他所提的‘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只是说明古人所谓理学，是从经学里面提炼出来的。非长期钻研经学，自然够不上谈理学。而绝不是直截用经学代替理学，语意十分明显。后来全祖望所撰《亭林先生神道表》，称引其语，直作‘经学即理学’，和顾氏原意大有距离。这是由于误解了顾氏的话，好像顾氏平日只强调讲经学而不必讲理学似的。此后乾嘉学者们便有所借口，更不得不标举汉学旗帜，来敌视理学。风气所趋，大有‘使有宋不得为代，朱子不得为人’的模样。他们虽众口同声，奉顾氏为开山祖师，但和顾氏论学宗旨，远不相合。因为顾氏平生所反对的理学，仅限于掺杂了禅学成分的理学，从来没有反对过从五经、四书中提炼出来的理学，也没有反对过其他理学家。所以他一生对宋代程颐、朱熹是十分推重的；对其他理学家的言论是普遍引用的。这和后来乾嘉学者们所采取的态度迥然不同。” 黄宗羲反对的也只是明末的空疏之学。支伟成的《清代朴学大师列传》说：“先生少受学于刘宗周，纯然明学也；中年以后方向一变，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更滋流弊，故学者必先穷经。’” 除顾黄二人外，被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一书列为清代朴学先导大师的还有：王夫之、颜元、阎若壉、刘献廷、黄生、陈启源、臧琳。 王夫之“论学，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其又曾云：“夫子博文约体之教，千古合符，精者以尽天德之深微，而浅者亦不亟叛于圣道。圣人复起，不易朱子之言矣。” 由此可见，王夫之并不反对程朱为代表的理学。 颜元可以说是清代学者中的一个异数，提倡“习行经济”，是实用主义者。他是激烈反对程朱理学的，曾说：“去一分程朱，方见一分孔孟。不然，则终此乾坤，圣道不明，苍生无命矣。程朱之道不熄，周孔之道不著。圣人复起，不易吾言。” 又说：“静间而久爱空谈之学，必至厌事；厌事必至废事，遇事即茫然。故误人才败天下者，宋学也。” 但是“清初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大兴文字狱以后，禁网甚严。读书稽古的士大夫们，大部分逃到故纸堆中去了，一时蔚为风气，而乾嘉朴学兴起。间有讲求义理的人，也遵奉朝廷旨令，奉程朱为宗，不敢旁设异说。这种治学气氛，一直延续了百数十年，颜李之学，便无人问津了。到了清代后期，‘每举颜李姓氏，则人无知者’。” 刘献廷也是反对理学的，曾说：“圣人六经之教，原本人情，而后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势而利导之，百计禁止遏抑，务以成周之刍狗茅塞人心，是何异壅川使之不流，无怪其决裂溃败也。” 阎若壉、陈启源与臧琳对待先儒的态度则更公允，更接近科学。阎若壉认为：“近代儒者有言：‘虽使游、夏复生，不能尽《学》、《庸》、《语》、《孟》之蕴奥。’谅哉斯言，况他人哉！虽然，犹幸有朱子《注》在焉。愚童而习之，长而遵之，莫敢异说。但中不无未逮，不无错误处。朱子尚存，安知不更补焉、正焉，以告无憾于圣贤。……或谓愚轻议先儒。愚曰：轻议先儒，其罪小，曲循先儒，而使圣贤之旨不明于天下后世，其罪大。愚固居罪之小者而已。” 这些话很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味道。钱大昕在论及臧琳时也说：“予校定先生之书，实事求是，别白精审，而未尝驰骋其辞，轻抵先哲。斯真儒者之学,务实而不矜名者。予是以重其书，而亦重其人也。” 阎若壉与臧琳对宋代先儒已经不再迷信，但仍保留着相当的尊重，这也是为其后的乾嘉学者推重的。而陈启源也说：“今日论《诗》，不必师心以逞，惟当择善而从，故斯编只参酌旧话，不创立新解。……其宋元诸家之说，则《集传》所未取，《大全》所编辑也，故辩证亦及之。” “择善而从”已近于科学的态度。这时的士人已不再固守师说家法，而是谨慎求学。《清史稿》便评价说：“且诸儒好古敏求，各造其域，不立门户，不相党伐，束身践行，瘖然自修。” 清初的学者已逐渐从明末对先贤的狂热中解脱出来，越来越理智的看待学问，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进步。其后越来越多的学者继承了这种态度，尽管在清朝的高压之下，他们已经忘记了这样做的初衷。 三、官学与私学 可以说终有清一代，程朱理学一直是官方学问，为朝廷支持。康熙二十六年刘楷曾上《请除淫书以崇正学疏》，中道：“即儒门著作，嗣后惟宗仰我皇上圣学、实能阐发孔孟程朱之正理者方许刊刻；不许私立名目，各逞己说，贻误后人。” 这道奏章有些绝对，但是的确代表了当时朝廷对理学的绝对支持态度。印鸾章《清鉴》：“壬辰五十一年（即康熙五十一年）春二月，以宋儒朱熹配享孔庙。”这就更加坚定了理学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科举考试的指定书目也是程朱理学之书。《清史稿•选举》：“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之制义。……顺治二年，首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传》，《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胡安国《传》，《礼记》主陈澔《集说》。” 整个官场甚至童蒙教学、科举考试都在理学的统治之下，清朝学术界又是怎么突破此藩篱而把朴学推向高峰的呢？如果仅凭个人兴趣，又怎能令天下读书人趋之若鹜呢？况且，在乾嘉学者中熟读四子书，考取进士的有：庄存与、卢文弨、王鸣盛、钱大昕、纪昀、朱筠、王昶、毕沅、赵翼、邵晋涵、孔广森、王念孙、章学诚、钱塘、武亿、庄述祖、顾九苞、孙星衍、阮元、洪亮吉、凌廷堪、张惠言、王引之、郝懿行、马瑞辰、刘逢禄等等。这些人几乎是乾嘉汉学阵营中全部的精锐。这些人通过科举之后，反而丢掉理学，专研汉学，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其实只要查看几份当年的乡试与会试题，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清朝的科举制度是这样的：“三年大比，试诸生于省直，曰乡试，中式者为举人；次年试举人于京师，曰会试，中式者为贡生；天子亲策于廷，曰殿试，名第分一二三甲。”“首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二场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乡会试同。” 或者是鉴于来自朝廷的压力，一般的科举考试在第一场和第二场都会采取基本不变的形式，无论什么样的试题都与承认宋学的正统地位有关。可是第三场经、史、时务策的试题却时常流露出考据学的倾向。 比如乾隆十九年的会试策论题中，第一道题是要求考生对程朱理学做正统的叙述，第二道考题是关于四书五经流传的文本问题，尤其是关于《大学》的重定章节问题。钱大昕正是在这一年考取的进士，他的答卷当时被当做范文，他回答这个问题时并没有直接指斥宋学正统，而是含蓄的表明在宋以前并无《四书》之名，而且强调《四书》实际上间接地源于《五经》。乾隆二十四年的陕西乡试，策论的第一题强调了唐以前的经学传统，考生须概括包括《尚书》在内的经典的流传史。乾隆六十年以及嘉庆五年策论的第一题中，经学问题集中在以郑玄为代表的汉学方面。以上这些内容，无疑正是学术界所热衷讨论的学术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乾隆五十一年的江南乡试以《乡党篇》命题，士子中采用江永《乡党图考》一书说法的皆得中式，这使得江永的学说更为人们所重视。 乾隆五十七年，纪昀为《春秋》诸《传》事上奏，请求将胡安国的《春秋传》从科举考试科目中删去，因为他距《春秋》的编纂年代已经有1500年之久。纪昀的上奏得到批准，自此以后只有汉代的三《传》才是最重要的，胡安国的《传》从此无人问津。这象征着汉学在朝堂上也获得了胜利。 因此，乾嘉而后的读书人不仅要熟读朱子书，而且对于朴学的相关知识也必须了解。这也就是为什么书院之中的山长多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也只有他们能够牢牢地占有这些位置。正是这些读书人的朴学基础以及朝廷的高压政策一起将清代朴学推向了高峰。 清初朴学的兴起本是因为顾黄等人痛惜山河易主，想要“通经致用”，徐图灭虏大计。后世的学者早已习惯了满人的统治，代代流传下来的就只有顾黄等人治学的态度了，至于为何如此早已不再有人探究。“学术”传了下来，“思想”却丢了。清代朴学在极盛时期其实已开始显露出衰落的趋势，繁琐的考据已成为学术的负担。《明史》大部分成书于康熙五十年以前，万斯同是主要编纂人，他在《儒林传》中痛惜明朝学术的衰败，说道：“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殆其然乎？”不幸成为了清代学术的预言。 参考文献： 1. 《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 2. 《明史》中华书局，1975年 3. 《清史稿》中华书局，1975年 4. 《清代学术概论》，选自《饮冰室合集》，梁启超，中华书局 5. 《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蒋维乔，台湾中华书局，1980年 6. 《清鉴》印鸾章，北京市中国书店据世界书局1936年版影印，1985年 7.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李泽厚，人民出版社，1986年 8. 《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支伟成，岳麓书社，1986年 9. 《潜研堂集》钱大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0. 《中国历代奏议大典》主编丁守和等，哈尔滨出版社，1994年 11. 《清儒学记》张舜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12. 《乾嘉学术十论》刘墨，三联书店，2006年 13. 《清儒学案》徐世昌等编纂，中华书局，200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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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he2120091199 发表于 2010/6/1 23: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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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你们的我都不好意思往上面发了，好像比我的都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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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yuxue 发表于 2010/6/3 17: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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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小青一向很学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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