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朴学
    研究任何学问，都必须下一番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夫。朴学这个词是在汉代出现的。见于《汉书》八八卷《欧阳生传》。“上（武帝）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朴学如果从字面来解释，就是上古质朴之学，汉朝人以这一名称指称经学，清代学者的朴学继承汉儒学风，致力于经史子学的考据，与宋明理学区别开来。
    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 继宋明以后的清代近三百年学术究竟如何定位，歧义甚多。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认为清代学术为宋、明的直接承继，其《清儒学案序》中说“有清三百年学术大流，论其精神，仍自沿续宋明理学一派，不当与汉唐经学等量比拟，则昭昭无可疑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则认为清代学术思潮“以复古为解放”，是“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 所以纵观学术思潮，秦以后“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清学被视为独立的学问，即以考证为主的朴学。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把中国哲学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清代学术思想置于经学时代之下，对于清代学术思想的讨论主要围绕道学（宋学和广义的理学）展开。而徐复观的《清代汉学衡论》从时间上和精神上对于清代汉学进行界定并显而易见的持否定态度。胡适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认为中国旧有学问，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那么究竟该如何评价朴学哪？
“朴学”盛行于乾嘉时期，所以后世就把专称清代“乾嘉学派”的学问称之为“朴学”。这里有几个相似的概念需要理清。对于乾嘉时代的学术主流，研究者们依据其治学特色，或称之为“汉学”，或称之为“朴学”，或称之为“考据学”，名称虽然不一致，但指向却差别不是很大。即使是乾嘉时代的学者，对于用什么名称来概括自己所从事的学术颇有歧义：戴震段玉裁等人称之为“考核学”，《四库全书总目》称“考证学”，孙星衍江藩等人称“考据学”，而出现在学人文集之中，又有“朴学”“实学”“制数学”等称谓。这样的种种称呼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并不矛盾。“考据学”“考核学”“考证学”是指其纠谬考辨，注重于它的治学特征，称之为“朴学”，是指其崇尚质朴求实不谈玄虚的学术品格。称“汉学”，则是因为崇尚汉代儒者重小学训诂与名物考辨的学术意识与方法，这种称呼凸显了惠栋治学方法的影响。
    辨析了这些概念，下文为了统一起见，均采用“朴学”的称谓。
    乾嘉朴学以“考据”为方法，以儒家经书(兼及史书和诸子) 为研究对象，考证字音、字义、名物、制度、版本等等，由此发展出“小学”、金石、辑佚、校勘等辅助学科。朴学全盛时期，考据的对象已从儒家经书扩大到历史、地理、天文历法、算法、音律、典章制度等方面，但从研究方法上看，仍是以考订、校勘、汇集、整理古籍为主，未脱朴学本色。
（一） 治学理念
    朴学依循从复古尊汉到以小学为基、以典章为辅、治诸艺而会于经的通经路线以及学术方法， 而它一个很突出的治学理念就是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借助考据以去伪存真。考查一字之义，必本六书，贯群经以为定诂”的求是精神，成了乾嘉学风的显若特点之一。
清考据学者认为，“性理之学，纯是蹈空，无从捉摸”。只有通过对文献材料进行分析、归纳所得出的结论，才是客观可靠的。所以他们每提出一种观点和看法，无不以大量的文献材料作依据。顾炎武曾说:“史书之文有误字，要当旁证以求其是，不必曲为立说。”所谓“旁证以求其是”就是多方寻求证据，以证成其说，既不妄改，亦不歪曲附会。对于文字之误是如此，对于其他学术问题亦无不如此，他的《日知录》处处体现了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清考据学者不仅注重论据的全面性，更看重论据的可信性。并非所有的文献材料都可以用来作论据。孙星衍在研究(尚书》时，就立下这样的原则：“《家语》、(孔丛》、《小尔雅》、《神异经》、《搜神记》等，或系伪书，或同小说，不敢取以说经，疑误后学。”
总体上评价朴学的治学理念，最大的亮点出于效行实事求是原则。梁启超曾归纳出朴学十个特色，其中大部分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诸如“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 “孤证不为定论。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以为不德” “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 “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 “ 所见不合，则相辩洁，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不已为件”等等，强调的都是做客观学问的规范。
朴学由清初发韧到乾嘉兴盛而形成家法的过程来看，是离不开实事求是这一原则。清初顾炎武开风气之先，主张经学朴学取代理学，首先改变了治学的前提与归宿， 即从客观的要求出发， 通过考证， 回归元典，实事求是贯穿其中。从这个原则出发，考经证史，应据事直书，尽量做到客观公正，不加主观臆测。为此，顾炎武奉“信古而阐疑”为座右铭。所谓“信古”，即尊重先圣、尊重历史所谓“ 阐疑”，即据实刨根，敢于质问学阀之说论。继而，阎若豫、胡谓等汉学先驱又在“ 信古”“阐疑”的基础上, 修剪了学问的枝干, 将通经与致用分开，使通经变成了纯粹的学术研究， 开始了为求学问而做学问的尝试。中经惠栋的加固与完善，逐步打造出规格严整的学术范型与汉学家法， 再附以求真为价值核。用钱穆的话来表意，即“清初诸老, 尚途辙各殊，不数十年，至苏州惠氏出，而怀疑精神为笃信，辨伪工夫转向求真”。这里的“笃信”，即“无征不信”的别说。“求真”，即“求是”的同义。戴震对惠学的改造，首先从治学原则上把“唯求其古”变为“唯求其是”，在科学性的方面深化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戴震以降，其弟子后人效行师训，一丝不苟，所谓“ 国朝经学最盛，诸儒论之最详，是又在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之士，由注疏而推求寻觅也”。阮元自称其学“推明古训，实事求是”。洪亮吉以为邵晋涵治学“ 推求本原，实事求是”。而焦循、汪中、凌廷堪皆以凿空株守为贼， 倡行实事求是， 以致成风，蔚为大观。
    清儒效行实事求是， 本意在昌明朴学， 客观上却点燃了近代科学精神之薪。科学精神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认识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 集中表现在尊重事实、主张真知源于实践, 承认实践是认识正确与否的检验标准及其发展动力，重视方法的科学性，敢于对一切不符合客观事实的理论、天条, 大胆怀疑、批判，乃至否定，坚持真理的纯洁性。朴学“由博古的考证引起自然科学的考证”， 亦“可为科学发达之先驱”。从这个意义上讲，确也点燃了近代科学精神之薪，为后世炳烛。

（二） 学派分野
    清代的乾嘉学派，自顾炎武黄宗羲为之奠基，胡渭、阎若球、姚际恒等作为先驱，发展到乾隆时期的惠栋公开打出汉学旗帜，遂成为与宋学相对垒的独立的学派，再到戴震已达到乾嘉学派的高峰，在学术界已居于支配地位。乾嘉时期是朴学发展的全盛的时期。近人研究乾嘉朴学时，在肯定该学派共同特征的基础上，又根据其内部不同代表人物的不同特点，对之进行分派。但是对于如何分分成几派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的看法。
章太炎有吴派和皖派之分他认为清儒“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江永、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以异也。”章氏在文中还列举了江声、余肖客、王鸣盛、钱大听、汪中、刘台拱、李停、贾田祖、江藩等皆为吴派学者，并指出他们“皆陈义尔雅，渊乎古训是则者也。”同时，他又列举了金榜、程瑶田、凌廷堪、胡匡衷、胡承琪、胡培晕、任大椿、卢文翎、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俞榔、孙治让……等，皆为皖派学者，并指出，他们“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介密严碟，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梁启超有“惠戴两家，中分乾嘉学派”之说，但又有四派之分。除了昊派和皖派之外，又指出了扬州学派和浙东学派。自章、梁之说出至今，凡治清代学术思想史者，在论及乾嘉朴学的派别划分时，大都沿用此说，间或稍有发挥和补充。但也有对于对吴、皖分派说提出质疑的。如陈祖武的《乾嘉学术与乾嘉学派》、暴鸿昌的《乾嘉考据学流派辨析—吴派、皖派说质疑》，中山大学的鲍国顺先生的《吴、皖分派说商兑》，基本上反映了对吴、皖分派说持不同意见者的观点。
本文中采用《清代思想史论》《朴学与长江文化》的观点，将乾嘉朴学分为四个流派：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以阮元焦循汪中为代表的扬州学派，以全祖望和章学诚为代表的浙东学派。
  下面的内容是主要介绍了四派的特点。最后须指出的是，在乾嘉学派中分出派别，既不是说它们有根本对立，也不是否定它们具有根本相同的一面，而是肯定它们都是乾嘉学派，都推崇和宗奉汉学，都是从文字、音韵、训话入手治经，有着基本的共同点，且相互影响，互为师友。正是在这一前提下，他们在学术发展过程中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流派。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今天我们根据史实，研究分析各派的异同，总结各自的特点、成熟与不足、经验和教训，这才是研究学术思想史的重点所在，而并不是强分派别，分派只是为了研究具有系统性，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三） 影响评价
    清代学者辈出，著作如林。据《清代朴学大师传》统计，仅著名史学家就有八十八人。清儒在经学、小学、校勘学、金石学、方志学以及工具书的编纂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许多著作到现在还是我们研究古代文化必须阅读的参考书。清代学术取得如此辉煌的成果，和乾藉学派的兴起是分不开的。所以梁启超说:“夫无考据之学则是无清学也，故言清学必以此时期为中坚。”
    乾嘉朴学是继宋明理学之后, 中国封建社会中有影响的学术思想主流。乾嘉学派对两千多年流传下来的封建文化典籍, 通过训诂、校勘、注释、辑佚和辨伪等总结性的整理, 涌现了众多的学者和著述, 在经学、小学、史地、金石、考古等方面以及工具书、丛书、类书等的研究和编纂方面, 都给后人留下可资借鉴的宝贵遗产，在整理、保存文化典籍方面, 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乾嘉时期涌现出的众多学者，他们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 研究问题强调“无一事不列出处, 无一事无来历”的治学方法, 他们对研究问题所得出的结论等, 都在学术上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乾嘉学者运用科学方法对古代文献的整理, 实质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初步总结, 他们整理文献的成就及其科学的治学方法, 对中国近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整理文献的成就对我们研究古代文化和古代社会具有很重要的价值。学者们长期锻炼形成的一整套的古籍整理的本领、经验和方法, 如校勘、训诂、辑佚、辨伪等, 即使在今天古籍整理工作中,也值得汲取和借鉴。

参考文献
《清代学术思想史论》 汪学群武才娃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年2月第1版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朴学与长江文化》汤一介许苏明主编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年8月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著 中国人名大学出版社  2004年9月
《清儒得失论》 刘师培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
《乾嘉学术十论》刘墨著 三联书店  2006年11月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李泽厚 三联书店 2009年9月
《清儒学记》 张舜徽  齐鲁书社 1998年
《潜研堂集》 钱大昕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
《国朝汉学师承记》江藩 三联书店  1998年
《清代乾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论》罗炳良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4年
《中国哲学史》清代部分 冯友兰 中华书局

哈哈，我的忙了一天终于快好了。你写的挺全面的，我就改写小问题了，跟你写的肯定不重。不过我写的简直没法看！时间紧，任务重！

字太小了 看着好费劲~~~~

呵呵，发言很精彩奥，小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