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思想都是它所在时代的反映，王阳明心学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明中叶，

特别是正德一朝之后，社会处于沉疴积痿，几代皇帝不理朝政，宦官专权，农民起义蜂起，

战火遍及大半个中国。自武宗一朝之后，明朝的统治开始步步滑坡，成为晚明社会矛盾日趋

激化的起点。同时，从明朝中叶开始，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弘治、正德年间，商品经济的到发

展，具有近代特征的城镇逐步形成，市民阶层日益扩大。这种新的社会因素以“恶”的形式

瓦解着封建社会母体和宗法伦理秩序，市民阶层争取人格独立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起来。明代

的社会历史条件已经不同于宋元，朱子之学的绝对伦理主义已经收不住中晚明市民意识的骚

动，朱子之学的僵化、封闭、保守和虚伪，与实际脱节，正统的理学成为“口耳之学”。 同

时，程朱理学的“内圣外王”“得君行道”的一套原则可以说在明代已经失去了存在和实现

的可能性。相反，固守程朱的士，要么在现实的政治中缺乏应有的适应能力，要么流于固执

与偏激，士对程朱的固守造成其思想空间过于狭窄，形成封闭内向与紧张自责的心态。如何

回应士大夫对主体自由精神的追求，如何化解晚期封建社会潜滋暗长的社会矛盾，挽救明王

朝世运迁移的命运政治危机成为明朝中叶社会现实向当时的哲学提出的要求。于是王阳明的

心学应运而生。
  王阳明，也就是王守仁，字仁安，号阳明。自小接受儒家教育，与当时的儒家学子一样，

笃信朱熹的“格物”说，据说他曾格竹七天，无所得，开始怀疑朱子之学。作为封建社会的

士，王阳明还是本着内圣外王的信念，积极用仕，直到抗疏救援戴铣，触怒宦官刘瑾，手廷

杖，贬为龙场驿丞。“悟格物致知，自当求诸心，不当求驻事物。”后人称之为“龙场悟道

。”王阳明的心学可以概括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圣凡平等”等，

以昂扬的人的主体意识为旗帜，宣扬“吾性自足”，不论贫富贵贱贤愚不肖只要致良知，均

可以为圣人。这种思想主张大大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推动了人们对人道的追求。
  王学之要义，对人的主观精神的关注，引导引文学从复古主义思潮束缚中摆脱出来走向人

的性灵，相应的作为文学的通俗小说则是从说故事提升到表现人的性格和精神的艺术层面。

可以说是王学的“亲民性”说填平了士人与通俗小说之间的鸿沟，并且推动了士人参与通俗

小说的创作和批评。通俗小说本来是“愚夫愚妇”消遣的玩意儿，士大夫即使有读它、甚或

欣赏它的，读完后也要骂它一声“鄙俗”！明代嘉靖以前，我们在文人的集子中和野史笔记

中很少见到议论通俗小说的文字，通俗小说并非不存在，文人不屑一顾耳。偶尔有所议论，

则一定是贬斥。生于永乐十八年(1420)、卒于成化十年(1474)的叶盛谈到通俗小说时说:“今

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嘈(琶)、杨六使(文广)，

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骏女妇，尤所酷好，

好事者因目为《女通鉴》，有以也。”叶盛把通俗小说的作者称为“射利之徒”，旨在赚钱

，与“义”毫不相干；而读者则是“农工商贩”，决不是喻于义的君子，女性读者也许有士

夫内眷，但那也是“痴骏女妇”，沉溺此中而不知醒悟。总之，通俗小说是以谋利为目的，

被农工商贩愚夫愚妇所欣赏的鄙俗读物。士君子不能不与它划清界限。这就是嘉靖以前的士

大夫对通俗小说的典型的看法和态度。王阳明说，“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

这句话对于通俗小说而言无异于点石成金，通俗小说既然为愚夫愚妇喜闻乐见，它岂不是向

大众宣教的有效工具?王阳明虽未直接论及小说，但他谈到戏曲，他说:“今要民俗反朴还淳

，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

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王阳明深受佛学影响，大有可能从佛教俗讲方式得到启发，

佛教可以利用“宝卷”这种讲唱故事的形式传道，儒教何以不能拾起小说戏曲?张尚德于嘉靖

三十一年也就是1552年所作《三国志通俗演义•引》，有云：客问于余曰：“刘先主、曹操、

孙权据汉地为三国，史已志其颠末，传世久矣。复有所谓《三国志通俗演义》者，不几近于

赘乎?”余曰：“否，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学，展卷间，鲜不便思

困睡。故好事者以俗近语，隐括成编，欲天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

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诀债必当去，是是

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广且大焉;何病其赘耶?”张尚德认为要让儒家大义入天

下人之耳，通俗小说因它语俗易晓乃是有效的宣教方式。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序》亦

谓：“《武穆王精忠录》，原有小说，未及于全文。今得浙之刊本，著述王之事实，甚得其

悉，然而意寓文墨，纲由大纪，士大夫以下，逮尔未明乎理者，或有之矣。近因眷连杨子素

号涌泉者，挟是书渴于愚日:“敢劳代吾演出辞话，庶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之一二。”这种

观点被后来的通俗小说家和理论家不断地重复发挥。它一方面为通俗小说登上大雅之堂提供

了进门券，另一方面也为士人参与通俗小说创作和评论提供了堂堂正正的理由。士人与通俗

小说之间的鸿沟就这样历史性地给填平了。此后不论是身居庙堂的高官，还是处于江湖的名

士山人，通俗小说不仅不是禁忌的话题，反而是高谈阔论的时尚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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