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社会思想


理学对文学的影响可以分为两层：一层是理学家的文学观念对文学的影响，比如“作文害道”、“作诗妨事”等等。重道轻文的观念影响了文学作品的质量，贵理学而贱诗，诗歌成了刘克庄批评的“语录讲义之押韵者”，乏味枯燥。对这一层消极的影响，以往已经有了很多论述。另一层是理学思想对文学思想的渗透，尤其是理学精神向诗学的渗透。这是理学思想更深层次的影响，更加值得关注和研究。理学精神向文学的渗透，从宋代就已经开始了。宋诗平淡的风格追求，注重理趣的文学思想，都和理学的中和静穆有着密切的关系。但理学全面深刻地影响文学则是在元代。元代诗歌，由于“反宋归唐”的追求，前人多注意它对宋诗的反拨，看到元人对宋人重才学重议论的反对（如戴良说：“宋诗主议论，则去风雅远矣”。）。既然宋诗尚理是受了理学的影响，那么反对宋诗的元诗似乎应该是摒除理学影响的了。然而事实却不是这么简单。理学对元诗的影响，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 时代背景：理学的“流而为文”
理学在元代被定为官学，程、朱著作被定为科举程式，相应地也就强调经术为先，词章次之。但并不能简单地据此推断独尊理学对文学的影响是消极的，因为元代的一个特点是理学家的文人化，亦即理学的文学化。清人黄百家评价金华之学说：“金华之学，自白云（即许谦）一辈而下，多流而为文人。”金华一脉被认为是朱学正宗，然而其后学如宋濂、戴良，都“流而为文”，以文学而显于世。元代的其他学派如：许衡之学，弟子姚燧以古文知名；静修之学，刘因自己就是大诗人；草庐之学，吴澄的弟子虞集为有元一代文宗。可见元代理学的文学化并不仅限于一家一派，而是整个社会思想的发展趋势。与之相应的，不同于宋代文道分离的观点，元人更强调文道合一，也就是理学与文章合一。元初刘将孙说：“以欧、苏之发越，造伊、洛之精微”。元末戴良也说：“摛辞则拟诸汉唐，说理则本诸宋代”。《元史》不列文苑传，不分经艺文章，也是元人强调文道合一的反映。文道合一的观念影响了文学创作，主要体现在散文，当也包括诗歌。只不过对诗歌的影响并不向宋诗那样，体现在具体词句的议论和说理，而更体现在诗歌风格追求上。

二 理学思想与诗歌风格
理学家的理想人格是所谓“圣贤气象”，一种雍容平和的气质。比如《论语•述而》中形容孔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黄庭坚形容周敦颐“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程颢的弟子赞美他给人“如坐春风”的感觉。这样的描述本身就充满了审美情趣，描述的对象由人格迁移向诗歌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元代诗歌平易正大的风格，与理学思想的雍容平和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应该注意到，理学的“圣贤气象”并不是一味和缓，而是和颜悦色中自有威严在，这种气质使人由亲近而尊敬，而绝非由亲狎至亵玩，既不是甜滑俗熟，也不是徒有其表。宋代理学家的诗论可以侧面见得这一点，如朱熹之论李白：“李太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缓！”又论陶潜：“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朱熹对这样的风格是推崇的。这样的理学思想也影响了元代文学。实际上元诗追求的，并不仅仅是平易的风格，而是平中见奇的意蕴。如元代理学家黄溍所说的：“精切整暇，如清江漫流，一碧千里，而鱼龙光怪，隐而不常，莫可得测也。”元中期诗人（如元诗四大家）那种雍容堂皇的作品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境界，虽然不免有眼高手低的毛病，他们的创作没能完美体现出这种追求。

三 理学命题向诗学命题的转化
理学命题向诗学命题的转化，既有同一词语的借用，也有理学思想在诗论中的应用。就这两方面各举一例来说明。
1 鸢飞鱼跃。《诗经•大雅•旱麓》：“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礼记•中庸》引用了这两句，说：“言其上下察也”。于是“鸢飞鱼跃”成为了理学家常谈的话题，也向诗学领域延伸。在理学家看来，“鸢飞鱼跃”是“活泼泼底”，诗歌应该使人感受到一种天然自在的生意盎然，并使人由此领悟到某种更玄妙的道理。元初刘壎《隐居通议》评价陆九渊的文章：“但他人当此境界，惟供风云月露之姿；先生则内外齐观，即鸢飞鱼跃之妙矣。”诗文能否具有鸢飞鱼跃之妙，关键在于能否“内外齐观”，亦即不能徒有风云月露般的形式，还要使读者通过对自然的淡雅描绘有所感悟，诗歌应该在不失去词章之美的同时蕴含更深的哲理。

2理一分殊。“理一分殊”的概念是程颐解释张载《西铭》时总结的。针对《西铭》的“民胞物与”精神是不是会流于墨氏兼爱的问题，程颐答曰“《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叶采解《近思录》：“《西铭》以天地为父母，万物为同体，是理一也。然而贵贱、亲疏、上下，各有品节之宜，是分殊也。” “理一分殊”的意思是，宇宙间有一最高的“理”，而万物各自的“理”都是这个最高的“理”的体现。在元代理学家的文论中我们看到这一思想的影响。如黄溍的《唐子华诗集序》说：“若夫天机之精，而造乎自得之妙者，其应也无方，其用也不穷，如泉之有源，不择地而皆可出，岂一艺所得而名欤？”唐子华即唐棣，元代画家。黄溍为其诗集作序，“恐时人有爱子华之画而未知爱其诗者”，故论及诗画关系及艺术精神。在黄溍看来，诗画都是具体的“艺”，各种艺总汇而成的精神则是“天机之精”，是形而上的“道”，也就是“理一分殊”的理。把握了这个“一”，就掌握了各种具体的“艺”之精髓。黄溍认为不论画家或诗人，都应该也能够以他所掌握的艺术表达出那“天机之精”的理，甚至评价说“易其事而为之，则老聃、列御寇之徒矣”。直将艺术家视为哲学家。这样的论述跳出了传统诗画关系中“形”、“声”的框子，从哲学高度讨论艺术，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徐珊的发言总是紧贴元代！以后遇到元代的问题就找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