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的发展及其流变(研一 蒋玉雪)
发起人:jiangyuxue  回复数:8  浏览数:10793  最后更新:2010/6/7 14:50:33 by zhangyan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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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5/26 15:35:30
jiangyu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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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的发展及其流变(研一 蒋玉雪)
                                            宋明理学的发展及其流变
一、道学与理学
    首先想大致梳理一下道学与理学的关系。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一章中说:“可以把宋元明三朝总括为一个单位——公历1000到1600——那个时代有一种新学术系统出现,名曰“道学”。那六百年间便是“道学”自发生成长以至衰落的全时期。”但是,在近几十年的哲学研究中,有人认为“道学”这个名词是不科学的,他们认为这个词是元朝人妄自制造的,不足为信。实际上,道学这个名称,是宋朝本来就有的,举几条例证说吧:
一、程颐说:“先兄明道之葬,颐状其行,以求志铭,且备异日史氏采录。继而门人朋友为文,以叙其事迹、述其道学者甚众。”(《明道先生门朋友叙述序》)
二、程颐说:“不幸七八年之间,同志共学之人相继而逝。今君复往,使余踽踽于世,忧道学之寡助。则予之哭君,岂特交朋之情而已!”(《祭朱公掞文》)
三、朱熹说:“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学与孔孟既没千载不传之后,可谓盛矣。”(《程氏遗书》)
四、陈亮说:“亮虽不肖,然口说得,手去得,本非闭眉合眼、蒙瞳精神以自附于道学者也。”(《甲辰秋与朱元晦秘书》)
五、《庆元党禁》说:“庆元四年戊午(1198年)夏四月,右谏议大夫姚愈上言:“近世行险侥幸之徒,倡为道学之名,权臣力主其说,结为死党。愿下明诏,布告天下。”(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
    第一、二条可以证明,程氏兄弟已经自称他们的学问为道学。第三条进一步证明,朱熹也称这派学问为道学。第四条证明,当时反对这派学问的人也将其称为道学。第五条出于《庆元党禁》,这是一本于南宋淳佑五年(1245)年写成的书,可以证明,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在政界,都使用道学这个词。
    而且,从哲学史的发展来看,道学这个名称,有着较深的历史渊源。韩愈作《原道》,提出了一个儒家的道统,照他的说法,儒家的道发源于尧舜,经过孔子传于孟子,孟子死后,这个道就失传了。韩愈很客气,没有说他自己就是这个道统的继承人,二程则毫不客气地说,他们就是这个道统的继承人。程颐说:“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先生生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明道先生墓表》)。这就是继承韩愈的说法,而自封为孟轲的继承人,道学这个“道”就是韩愈《原道》的那个“道”。
    而理学这个名称,则出现的较晚,大概出现在南宋,最初是与心学相对应的,同为“道学”的组成部分。但是自清朝以来,“道学”和“理学”这两个名称,就互相通用了,而且有用“理学”代替“道学”的趋势。
二、宋明新儒学产生的背景
    (一)社会政治条件
    隋唐以后,经宋元明清,历代都实行科举制度,而且每一代都加以完善。从实行科举制度之后,门阀氏族就逐渐消失了。郑樵在《通志-氏族略序》中说:“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前者是军阀统治阶级打击门阀的一种策略,后者是这种策略的胜利。无论如何,从宋以后,在中国社会中就没有门阀氏族,而只有士了。门阀士族是玄学的阶级根源,士是道学的阶级根源。两者比较起来,玄学有一种华贵清高、风流自赏的意味,道学则有一种比较平易近人的意味。
    另外,宋朝的专制主义也需要建立一种与之对应的理论体系。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推翻后周,建立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长期战乱的局面。五代时期短短的五十三年间,王朝频繁更替,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共有五姓、十三位君主登台,其中有八位君主被臣下刺杀身亡,君不君、臣不臣的混乱局面持续出现。除了五代的连续更替外,在周围还存在着吴、南唐、吴越、北汉等十国各自割据独霸一方。天下四分五裂,礼崩乐坏的局势再度上演。赵匡胤以政变的手法篡夺政权之后,急需找到一种理论说明自己的皇帝之位是天经地义的,以此来维持统治。他选中了儒学,因为儒学讲究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看重的是名分等级,而这些恰恰有利于在位之君用以维持封建等级制度。因此,赵匡胤刚登上帝位,就下令“增修国子监学舍,修饰先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东西廊之板壁”。他还亲自为孔子、颜渊写了赞词,给予孔子以及他所创立的儒学最高的荣宠。经过新王朝的这些种种措施的鼓励与培植,宋明理学就逐渐地发展起来了。
    (二)社会经济条件
    北宋建立之后,在发展农业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措施,以促进农业的发展。而且,这一时期手工业也有很多大的发展,如宋窑烧制的精美瓷器,不但行销国内,而且大量出口。造船业也很发达,海船已经开始使用指南针测定航向。北宋商业兴盛,城市经济空前繁荣,海外贸易也相当的繁荣。公元十一世纪前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项: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都产生在这期间。作为学术体系的理学,也只能是一定时期社会经济的产物。经济的繁荣、社会财富的增加,标志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深化,在这种充分条件下,理学家的思维方式,才会日渐精密化和理性化,进而更富于思辨性。
    (三)社会文化背景
    其一,理学的产生是对前代社会思潮的一种回落或是扬弃。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的:“因为在前一个时代,便是六朝隋唐,物质上文化发达得很灿烂,建筑、文学、美术、音乐等等都呈现历史以来最活泼的状态。后来,这种文明烂熟的结果,养成种种惰气。自唐天宝间两京陷落,过去的物质文明已交末运,跟着晚唐藩镇和五代一百多年的纷乱,人心愈发厌倦,所以入到宋朝,便喜欢回到内生活的追求,向严肃朴素一路走去。”
    其二,宋明新儒学的发展,也是魏晋以来儒释道三家互相渗透的结果。上溯到韩愈的时代,当时的儒学在《五经正义》经学框架的束缚下,步履维艰,“止限于记诵章句,绝无意义之发明”(陈寅恪《论韩愈》)。自武则天、玄宗之后,佛教势力日益蔓延,国家政治结构和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韩愈站在传统儒学的立场上,视佛道之教为“异端”,对佛老二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是他对于佛教道教的根本原则,尤其是佛教的精深理论缺乏系统研究,所以,也就无法站在哲学的高度来客观评价。当然,除了韩愈的以儒辟佛之外,还有梁肃、李翱等人援佛入儒。而柳宗元则公开表示不赞成韩愈攘斥佛教的态度,认为韩愈的做法“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他主张统合儒释,也就是以儒学思想为主体,有选择地吸纳佛教理论,借助佛学理论来“推离还原,丰佐吾道”。这种以儒统佛,借佛兴儒的思想,对后世儒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宋朝著名的理学家,几乎无人不是“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反求诸六经而后得之”。(程颐《明道先生行状》)
三、宋明新儒学的发展及其分化
    在思想史上,一个大师的门下,往往是“学焉各得其性之近,源远而末益分”,于是内部形成许多个小派别,而向各个方面分途发展,孔子门下如此,程子门下亦如此。而且,从二程开始,就已经暗含了道学的两派:理学和心学。比如对“形而上”和“形而下”之关系的理解,就已经显示出了他们的不同。程颢在《遗书》中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人与义。”又说:“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著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系今与后,己与人。”“须著如此说”,意思是只可如此说,实在是“器亦道,道亦器”也,后来心学一派即不为形上形下之分,与理学一派大异。而程颐则对形上形下之分极为重视,他说:“一阴一阳之道,道非阴阳也。所以一阴一阳者道也。”在《遗书》卷三中又说:“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则是密也”。不过,二程在表面上并没有直接形成两派,而是在道学以后的发展中,程颢的思想就逐渐成为心学的开端,程颐的思想就逐渐成为理学的发端。与此同时,比他们年长十二三岁的又同他们有表叔侄关系的张载,主张以气为体,可以将其学说称之为“气学”。笼统地说,前两者是道学中的唯心主义,后者是道学中的唯物主义。
    (一)气学及其主要代表人物
    张载
    张载根据道教“有生于无”及佛教“唯心所现”的一些基本教义,以《周易》为根据,提出了自己的宇宙观。他认为宇宙中各种对立面的“相感”“相荡”“胜负”“屈伸”就是宇宙这个无始无终过程的全部内容。但这个过程并不是一种想象的东西,而是一种客观存在,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就是“气”。《正蒙》下篇说“气坱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易》所谓“絪缊”,庄生所谓“生物以息相吹”“野马”者欤!”在《太和篇》中说:“气聚则离明得施而有形,气不聚则离明不得施而无形。”意思是,气聚成特殊的事物,人的肉眼能看到,这就是有形、有象;气散,人的肉眼就不能看到,这就是无形、无象,是“清通而不可见”,这就是一种“神”,它只是气之散而不可见者。
    王廷相
    气学自张载之后,没有比较大的发展,到了明朝中叶以后,才有人提倡,其代表人物之一是王廷相。他将“太极”“元气”“阴阳”这些名词,归之于一物——道。这是对张载气学的继承和发展,发挥了中国哲学史中的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传统。
    罗钦顺
    罗钦顺在一定程度上算是一个批判性或是总结性的人物。他对心学持批判的态度,对理学的态度则是扬弃。他在《困知记》中写道:“理须就气上认取,然认气为理便不是,此处间不容发,最为难言,要在人善观而默识之。只就气认理,与认气为理,两言明有分别,若于此看不透,多说亦无用也。”“认气为理”是认为理和气没有分别,罗钦顺认为这是错误的;“就气认理”是说理与气虽有不同,但是理不能没有气而单独存在,须于气中认识理。
    (二)理学及其主要代表人物
    程颐
    程颐是道学中理学一派的开创者。他继承了韩愈的“辟佛”思想,对佛学作了较为全面的批评,指出“学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而且进一步批评佛理说:“佛者平居高谈,自谓见性得进,至其应物处事,则有惘然不知者。”他还承认万物生成于气,并进一步追究气之所以然,探讨理与物的关系。他说,离了阴阳便是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下是末,是“然”;形而上是本,是“所以然”。而天下任何事物都有其“理”,天下万物皆要按“理”照办。
    朱熹
    朱熹的理学,以理气并称,他可以说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
    对于“理”,他这样解释:“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其性其形,虽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间分际甚明,不可乱也。”(《答黄道夫》)也就是说,任何具体的东西,都有形和性这两个方面,即“其性其形,虽不外乎一身”。
    对于气的理解,二程和张载所说的“气”,都是自然的产物,因为他们所着重解释的事物都是自然界的事物,如草、木、鸟、兽之类。而朱熹所要解释的事物,不仅是自然界的事物,还包括人造的东西,比如台阶、椅子之类。《朱子语类》中说:“疑此气是依傍这理行。及此气之聚,则理亦在焉。盖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只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又说:“理搭在阴阳上,如人跨马相似。”“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朱熹的这些话,说明了其合理的关系是密切的,但彼此间所起的作用却不同。气和理的关系是“依傍”,有依照的意思;理和气的关系是“”骑乘“挂搭”,也就是理需附着在一定的材料上,才能成为有“理’的具体实物。但他仍然认为虽然理气是互相依存的,但是照理论上说,应该还是理先气后,理是比较根本的。
    王夫之
    严格的说,王夫之的理学应该是对从孔子去世以后到明清之际儒学发展历史全面而系统的批判。他生活在大动荡的时代,目睹了明王朝的灭亡,痛感空疏无用的理学是是祸国殃民的重要原因之一,于是竭尽全力从理论上对宋明理学展开了系统的批判,在哲学上构筑了新的理论形态。比如他严厉的批判了传统儒学中的哲学唯心主义,在理气、道器、动静等关系方面,比较具体详尽地清算了程朱、陆、王的错误,提出了许多超越前人的见解。
    (三)心学及其主要代表人物
    程颢
    心学之始,肇于程颢。关于理的问题,他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程颢所讲的“天理”,是一种自然而不可更易的趋势,这种趋势又叫“易”,“易”就是生生不息的意思。“生生谓之易,是天下所以为道也”。“天理”是形而上的“道”,形而下的“器”,不能成为“道”。因此程颢反对张载以“清虚一大之气”为“道”,认为气是具体的物质,存在于具体的处所空间,不能无所不在。对于个人体悟的强调,实开后期我心即宇宙的先河。
    陆九渊
    在举世都认为只有一个程门的时候,陆九渊早年就看出了程颢和程颐的哲学思想的不同,并且特别指出对程颐的不满,认为他的哲学思想与孔子、孟子不类。他主张“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与朱熹的两次大论辩(集中于对“无极而太极”的批判),是他一生中很重要的两次学术活动,充分展现了他的许多学术主张。
    杨简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评论王守仁的弟子王畿的时候说:“象山(陆九渊)之后不能无慈湖(杨简)……慈湖决象山之澜。”黄宗羲的这个论断,是对心学的发展有所认识的。
    杨简的主张主要体现在《己易》一文中,说:“天地,我之天地;变化,我之变化,非他物也。”就是说,宇宙一切事物及其原则,都是自己的一个心的表现,都包括在自己的心中。
    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子。他一生的活动主要是两个方面,即“破山中贼”和“破心中贼”。前者主要是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后者则是建立心学体系,用来“辅君”“淑民”,挽救封建统治危机。他的学说可以用四句教来表述: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王学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大致分化为三派:
    1、左派王学
    以王龙溪以及后来的泰州学派的王艮、罗汝芳等为代表。他们依旧热心讲学,讲经事,讲修学,提倡以身作则;但强调以身为本,而家国天下为末,国家天下是跟着身走,——是一种大我主义,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而他们与右派王学的典型不同,则正如罗汝芳所说的:“宇宙间只此一片生机洋溢,禽鸟飞鸣,新苗萌茁,皆天机鼓动,而不能自已。”他们讲究直下承当,一出手就是热哄哄地向万物一体,尽量发挥。
    2、右派王学
    以聂双江、罗念庵、王塘南为代表。强调学需从静处入手,强调立静坐法,强调“致”字,收摄凝聚。他们认为这些才是致良知的实功,必须从静中培养多少年,到枯槁寂寞,一切放下之后,然后良知的真面目才炯然呈露。因此,右派人自双江、念庵以至塘南,都是从槁槁寂寞中打熬出来的。
    3、狂禅派
    万历以后,有一种似儒非儒、似禅非禅的狅禅运动风靡一时。这个运动以李卓吾为中心,上溯至泰州派下的颜何一系,而其流波于明末的一般文人。他们的特色是“狂”,旁人骂他们“狂”,而他们也以“狂”自居,本来当年阳明就自命为“狂者”。除李卓吾外,代表人物还有颜山农、何心隐、邓豁渠、管东溟等。对于道的解释,以颜山农为例,他认为:“人心妙万物而不测者,性如明珠,原无尘埃。有何睹?着何戒慎?平时只是率性,所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及时有放逸,然后戒慎恐惧以修之。凡儒先见之闻,道理格式,皆足以降道。”反对各种清规教律,反对教条主义,强调纯然“本心”、“真心真意”,是他们的共同追求。
参考文献: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
李泽厚:《新编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科院出版社,2008年。
尚斌等:《中国儒学发展史》,兰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
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东方出版社,1996年。
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
黄宗羲(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

2010/5/26 17:30:07
cyvf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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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络很清晰,赞一个。

2010/5/26 19:55:12
yilvguyan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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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5/26 21:52:52
liu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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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明晰,项

2010/5/27 22:41:01
guoqiuju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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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雪的内容很全面,呵呵,支持。

2010/5/29 0:54:15
xiaohe212009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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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时间:2010/5/29
一个小毛病:应为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附简介:嵇文甫(1895~1963),原名嵇明,1895年12月17日出生于河南省汲县(今卫辉市)城关一个手工业者家庭。当代著名的教育家、史学家、哲学家。郑州大学首任校长,历史学系的创始人。解放后他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及全国人大代表,历任河南省副省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河南大学及郑州大学校长等职,并兼任《历史教学》、《历史研究》和《哲学研究》编委,还领导创办了《新史学通讯》(即《史学月刊》),为开拓中国哲学史及古代思想史学术领域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教育战线精心育人,桃李满天下;著述宏富,学风传四海;称学界巨子、教师楷模。嵇文甫一生著述甚富,主要代表作有《船山哲学》(1936年)、《晚明思想史论》(1944年)、《王船山史论选评》(1962年)、《王船山学术论丛》(1962年)、《关于历史评价及其他》(1957年)、《嵇文甫文集》。


2010/5/29 22:29:05
wang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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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是和西林吗?知识好渊博啊,支持小雪妹妹,也佩服和西林

2010/6/3 17:17:28
jiangyu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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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是的,我查了一下,是打错了,不好意思了,呵呵,多谢!

2010/6/7 14:50:40
zhangyan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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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文甫可是他们河大老校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