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理学”，我们想到的可能是程颢那句千载之下仍能激起民愤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可能是那一座座被血泪洗刷得斑驳而又凄凉的贞节牌坊；也可能是鲁迅先生翻开历史书页看到的满眼“吃人”二字。的确，以程朱为中心的宋明理学留给后世的印象就如同洪水猛兽、魑魅魍魉，因其数百年统治期间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祸害而使我们只记住了它对人性荼毒的一面，而完全忽视了它在其它方面的影响或者特点。
　　事实上，由程颐开创到朱熹完成的“理学”这一哲学体系和由程颢萌芽到王阳明终结的“心学”这一哲学派别，在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同属于宋明理学的范畴——更新的儒学，而他们对中国文学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后者，殊为典型。因为，先秦儒家未能独尊，汉代文学尚乏自觉；魏晋至隋唐，玄学佛学与儒学争盛，各家对文学的影响错综复杂。儒学发展至宋明理学，系统更周密，从身外宇宙到个人身心，从终极真理到日常言行，均纳入解释和修治范围，对文学也积极干预引导（如文道观），影响远超过其他各家。在明代，理学中程朱陆王两派分别称盛百余年。《四库总目提要•朱子圣学考略》曾作概括：“朱陆二派，在宋已分，泊乎明代，弘治以前，则朱胜陆。久而患朱学之拘，正德以后，则朱陆争诟。隆庆以后，则陆竟胜朱。”两派的斗争及转化，直接影响文学思想，使明代文学思想，在整个中国文学思想史上，最具流派斗争史特点，他们之间的相互批评也加速了各种观点融汇转化，推进了文学发展。
　　程朱和陆王，一尊“理”一主“心”，相互之间不断的攻讦和争论，看起来是水火不容格格不入。然而，吕思勉先生在《理学纲要》中指出，“宋学之中，朱陆不同。有明之学，阳明、甘泉诸家，亦复互异。然此仅其修为之法，小有乖违；以言乎其宇宙观、人生观，则固大致相同也。”在本质上，无论是程朱的“宇宙之间，一理而已”的“理学”还是陆王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心学”，它们的实质都是以儒家的纲常伦理来约束社会，维护专制统治，遏制人的自然欲求。
　　下面，本文就从程朱、陆王的发展脉络说起，探讨其对于文学的影响。首先，了解一下宋明理学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发展。
　　宋太祖赵匡胤“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转眼间成了大宋的皇帝，结束了唐末五代的长期分裂和混乱。然而，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和道教迅猛发展，尤其是佛教，它以严密的思辨体系和理论性适应了中国国情，迎合了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民众的幸福需求，从者甚众。到唐武则天时期，佛教达到极盛，僧尼越来越多，各地纷纷兴建寺院，宰相狄仁杰曾作《谏造大像疏》即可见一斑。至宋初，传统的儒学更是丧失了过去在孟子、荀子、董仲舒时代所拥有的活力，既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也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传统伦理道德规范遭到极大破坏，纲常松弛、道德式微，显然不利于新王朝政治的稳定和巩固。因此，宋代统治者一开始就倡导尊儒读经，对文人士大夫格外优待，甚至在宗庙前立下“不杀士大夫”的誓言；而士大夫们也倍受鼓舞，热情地投入到新王朝道德重建的巨大工程之中。
　　北宋学术思想一开始便呈现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气象。从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开始，上承唐代韩愈的道学传统，以复古为革新；下启朱熹称之为“开创有宋一代学术思想的五人”——周敦颐、邵雍、张载和二程，他们以宇宙本体论开始，从认识论的角度入手，以道德论为中心，将人性上升到宇宙的高度，成为最高的行为准则。他们认为“天理”是万物的本原， “万物皆有理”，“天下只有一个理”，“性即理”，“人伦者，天理也”。把儒家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用“天人一理”的形式表达了出来。自此，中国上古哲学中“天”所具有的本体地位，现在开始用“理”来代替了，这是北宋理学家对中国哲学的一大贡献。
　　到南宋时期，朱熹继承并发扬了北宋理学家的学说，成为集大成者。钱穆先生曾说，“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孔子集前古学术思想之大成，开创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主要骨干。北宋理学之兴，乃儒学之重光。朱子崛起南宋，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并亦可谓其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朱夫子提出了一个人性修养的终极目标——“存天理，灭人欲”，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强调人们应克制自己的私欲，顺乎天理，完全迎合了统治阶层的需求。“理学”发展到此，终于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完整体系。
　　其实，“理学”在整个宋代并不是如想象中那样处于独尊之地位，在南北宋激烈的党争中，程朱都是曾被打击被排挤的，甚至他们的著作也曾被当作“妖言”，因惑众而被焚毁。“眼珠子，鼻孔子，朱子高于孔子；眉先生，胡后生，后生长于先生。”这样高调称颂朱熹的对子也只能是一种无法享受的“身后名”了。程朱理学直到朱熹去世之后才宣布开禁，到元代才将程朱的经传、集注列为试子程式，成为官学。至于程朱理学处于独尊地位，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更是在明朝建立之后的事了。
　　明成祖时期，三大全（《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的纂修、颁行，标志着朱学统治的确立。从此，朱学的理学思想被奉为“一道德而同风俗”的理论指导，八股取士，代圣人立言，必须以《大全》为依据。读书人的头脑被禁锢，在朱学以外要有所探讨、涉猎，就被斥为“杂览”而非“正学”。到明代中期，“理学”因独尊而渐渐失去了原有的活力，虽然也还是官方哲学，但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一步步走向式微。此时王守仁的“心学”的崛起并得到传播广泛。
　　“天下无突然而生之事物，新者之兴，必有资于旧。”王阳明的“心学”就是在继承前人基础上的发展创造。和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象山先生），提出“心即理”的命题，主张心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强调“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认为穷理不必向外探求，只需“发明本心”即可。明初，心学已在和会朱陆的形式下流布，如大潮中的潜流，缓缓地涌动着、抗争着。从宋濂的和会朱陆到吴与弼的兼采朱陆，影响渐次增加。到了吴与弼的弟子陈献章，心学便脱胎而出，以独立的面貌出现在学术思想界。到明中叶，封建统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王阳明为“破心中贼”，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理论命题，以心灵为万物的本原和主宰，强调道德的自觉和主率性，形成了与程朱相抗衡的“陆王心学”一派。从嘉靖后期至万历中期，近五十年间是王学大盛，风靡天下。其中，王学左派之泰州学派，更是以其激进的大胆言论冲击着晚明的思想体系，然而也流弊最甚。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以百姓为本，力图填平圣、愚之间的鸿沟，包含了人们最起码的物质生活要求，具有进步意义，促进了思想的解放。之后的李贽，更是以“异端”的思想引领时代的潮流，“童心说”大行其道，成为晚明激进思想中的闪光点。
　　王阳明的“心学”与其看做与程朱并峙的理学内部纷争或派别，不如就整个宋明理学的历史全程来考察和确定其地位。李泽厚说，这个地位就是“理学”走向末梢的逻辑终结。尽管王阳明个人主观上是为“破心中贼”以巩固传统秩序，但客观事实上，王学在历史上却成了通向思想解放的进步道路，它成为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的巨大人文思潮的哲学基础。
　　宋代理学与文学的关系
　　尽管程朱在有宋一代并没有像之后的明朝那样处于独尊，但是，宋儒“究天人之际”的执着追求却使宋代的文学有着不同于以往的新特质。宋文学是宋代文化的产物，其发展受宋代社会政治和学术思想的影响极大。宋代的文人普遍都喜欢言宇宙、天理、文道，在整合传统思想的过程中，他们的思辨性越来越强烈。所以，宋人主理。
　　这从宋诗中即可见出。宋代多理趣诗，理学家向来轻文而重道，为摆脱“文以载道”的嫌疑，大都喜欢以理入诗，在诗歌中阐明心性、天道以及事理。理学家向往的是“内圣”与“外王”的和谐统一，“内圣”境界又是敬畏与洒落的统一，而理学诗歌是内圣境界的诗意体验。如朱熹的《春日》、《观书有感》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理学诗。另外，虽然苏轼不是理学家，但他的很多诗歌也透着理性的特征，如《题西林壁》、《琴诗》等等。
　　理学与词。南北宋是词这一文体纵横文坛的时代。理学对词的创作影响不小，以理入词，拓展了词的表现内容，丰富了词的思想内涵，强化了词的哲理色彩。宋词中有一些具有哲理意味的词篇，其创作主体既有理学家，也有文士词客，不同的是，理学家词人主要表现理学义理，枯燥乏味，完全是理学的词学版；文士词客则表达包括佛禅理道、客观规律及人生法则在内的宽泛的哲理，往往能把哲理意味同景物描绘、感情抒写有机地结合起来，创作出情、景、理交融的优秀哲理词。如苏轼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形象鲜明，理趣深蕴。
此外，理学思潮浸润到词人的词学观念中，进而对其词创作产生间接影响，姜夔、吴文英复雅词派的出现，恐与理学有一定关系。
明代心学与文学
    明中叶以后兴起的王学对晚明知识分子心态学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王学的精神境界比较宋代和明初的理学要自由，学术史上称当时的学风是“束书不读，空谈心性”。这当然不是说受王学影响的人都不读书、不务实，王守仁自己就是学而致用的。但风从者多不能融会贯通，终成疏狂放诞的风气。王阳明打破程朱派以天理为万物本源的观点，提出“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的观点，唤醒了人们的自我觉醒意识和主观能动意识。而自己的灵明成为主宰之后，外在的权威要受怀疑和检验，这就导致怀疑态度检验精神甚至批判精神。另外“知行合一学说”乃是是知了就要行，“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这就极大的促进了晚明知识分子的实践态度和创新精神。
　　这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心灵成了文学源泉和批评标准。这当然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明中叶之后的勇敢者据以蔑弃规范，推到权威，自定标准，我行我素，勇猛无畏，又似乎理由充足。所以，文人们作诗为文，其作品自然要表现他们的“心性”，其诗尚闲适，其文尚小品，尤其是晚明小品文的意境，不在传统的“文以载道”，而在于“直抒性灵”，消闲适性，从以往对庙堂的关切转移到了对个人内心世界的表达。袁氏兄弟以李贽的《童心说》为哲学基础，标举“性灵说”的大旗，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创作，在晚明的文学思潮中影响颇大。
　　其次，在以王学为背景的文学主张中，除“性灵说”之外，还有徐渭“宜真宜俗”的本色论，汤显祖的真情说等等。另外，此一时期的话本小说如《三言》、《二拍》，世情小说《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等等，都和心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参考文献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侯外庐主编《宋明理学史》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
张君励《新儒家思想史》
吕思勉《理学纲要》
任继愈《中国哲学史》
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
赵轶峰《明代的变迁》
查洪德校勘《近思录》